我問，王健教授能為我們的雜誌題寫些什麼嗎？王健想了想，欣然提筆寫下“王健”兩個剛勁有力的漢字。

後來我又說，今天的採訪如果換成電話採訪的形式，我就無法相信我所採訪的對象，是一個母語為英文百分百的西人。王健聽我這麼說哈哈大笑，他有些得意地戲稱自己是“一個大鼻子人講一口漢語”。

王健的英文名字叫Dr. Jan Walls，他目前是西門菲沙大學（Simon Fraser University）林思齊國際交流中心(David Lam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的主任，同時兼任香港浸會大學，加拿大亞洲藝術協會，以及慈濟教育基金會董事等職。在他長長的履歷當中，所有的歷程都與中國或者亞洲有着密切的聯繫。從學士到博士期間主修中國語言、文學及民俗，副修日本語言及文學；1981年到1983年間，他曾出任加拿大駐中國使館文化及科學事務一秘；1985年到1987年擔任加拿大亞太基金會副主席，為加中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包括實施輸送西方著名記者深入中國內地了解中國普通人生存狀況在內的各項文化交流計劃。

決定採訪王健，緣於一段北方味十足中國快板書，朋友說，寫寫他吧，你和他會有很多共同的話題的。然後我就開始收集有關他的資料，採訪前我以為我對他的了解已經足夠，但當我端坐在他面前時，依然深深為他的中文能力和對東方特別是中國文化的了解度所震撼。

在一個多小時的訪問中，我一直被這位文化的、開明的、幽默、活力和博識的智者吸引着，他主導着整個採訪，我們從Steinbeck，王安石，柳宗元開始聊起，因為王健教授曾經分別把他們的作品翻譯成中文和英文，在

這三位作者身上，不難看出他們共同的地方就是關心民生，以文明道，這也許就是王健教授一生致力於了解文化，了解人的事業的原動力吧。

當年為什麼會選擇學中文？我想這個問題一定有很多人提過。

大學二年級時，有次我的代數考試不及格，這樣就觸及我開始認真思考自己將來的道路。王健教授笑了笑，慢條斯理地向我陳述着。

對於這個來自美國中西部的孩子來說，很小的時候，他就嚮往了解東方文明和中國文化的博大深厚，這種嚮往最終帶他走了這一生的路。這情形讓我想起大陸有段時間中學實行文理分科，我們也是如此決定我們一輩子的路。可見這個世界的年輕人無論居住在東方或者西方，人生的路總是如此。

“‘中國文化’這四個字有很多很多的引號”，王健在回顧過往他所經歷的人生路時這樣說：“它太豐富，太多側面，永遠都學不完。就算活到老，學到老，還有三分是學不到。”搖頭晃腦如老頑童一樣的他，頗有幾分學究味道。

西方人學中國文化容易還是中國人學西方文化容易？

都不容易，關鍵是你有沒有根據你個人的特點選擇好你的人生道路。

我們的話題因此而轉到“加拿大新移民的文化衝突，融合及出路”這個問題上。這是我今天採訪的主題。

籍着王健教授對中西方文化的了解，我非常想聽聽他對新移民問題的看法。 新移民應該清晰自己所選擇的道路是什麼。或者說，要想清楚自己為什麼要移民。一個新的大的環境比你放棄的那個你熟悉的環境更有吸引力，所以你來了，這是移民的理由和原因，沒有什麼可抱怨的，只有想清楚了，你才知道自己要做些什麼，這是尋求未來出路的一個前提。

邁開了移民的路子，那就不能猶豫了，所謂到什麼山上唱什麼歌。新移民基本可以從他們的經濟狀況，教育狀況，專業技能以及另外一個與教育狀況相關聯的語言水平來劃分成幾個不同的群體，每一個群體面對的問題不同，但是最重要的是要面對一個克服衝突，融合當地文化，發揮自己優勢的過程。新移民能儘快地適應好這個過程，就一定能很塊地找到合適自己的位置。

我也認識一些新移民朋友經過很艱苦的階段。比如博士去端盤子。但這不是可怕的事情，中國人不是最擅長騎驢找馬嗎？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關鍵在於心態，只要堅持，一定會有出路，會遇到伯樂。

接受“再教育”這個問題，我有些不同的看法。其實就算你不移民，都仍舊要學習。只是側重點不同。我還是強調活到老學到老。現今知識更新這麼快，不學習不行，這是一個Life Time學習的問題，不僅僅是再教育的問題。

新移民可以在學習的過程中更好地了解這個國家，更好地掌握語言，可以更自由地在生活。實際上很多的問題可能是由於語言和文化的隔閡導致的，這是所有新移民到加拿大後最實際最緊缺需要解決的東西，不僅僅是中國移民。

當然，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有些人上去了，有些人原地踏步，還有些人當逃兵，這是正常的。

談到海歸的問題，我是這樣認為，用一個地球村的概念詮釋這個現象。

地球是一個整體，經濟在哪裡起飛，機會在哪裡，你的特長在哪裡可以得到充分發揮，哪裡就是你要去的下一個地方。

我很理解現在很多人回流的動機，但是關鍵的問題是看準機遇，了解自己想要的生活和對事業的期望，盲目的移民和盲目的回流，都應該注意避免。

如果一個新移民在加拿大遇到一些困惑而選擇回國，心中並沒有明確回去的目的，那麼當時驅使他移民的一些原因又會重新出現在他回去的生活中並因此困繞他。比如，當時他不喜歡那裡的人際關係，文化氛圍，政治或者是經濟體制，他選擇海歸後發現這些東西一樣存在，那他又將怎麼樣去面對？那時人即使回去了，卻一樣要再次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

所以我說最重要的是了解自己，做出合適自己的發展計劃，並且堅持和實施它，需要耐心，勇氣與毅力。”

剛才你提到的reverse cultural conflict 並不是中國海歸特有的現象。 隨着世界文化經濟的交流日益頻繁，人員流動增加，這會是一個非常普遍的東西。 舉個例子，加拿大的教育專家去國外工作回來，也一樣存在一個反文化衝突的問題。 我提一個I C U 現象，所謂I就是 INDUSTRIAL， C是COMMERCIAL，U是URBAN。現代社會的人，特別是下一代，在工業，商業，大城市裡成長的年輕人，不論是哪一個國家，哪一個地區，他們的生活習慣，道德價值觀念，理想都越來越相似。而和地理位置更接近的非工業，非商業，非大城市的同齡人相比，差異反而大。是的，我同意你的意見，互聯網在信息傳播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世界變得越來越近。特別是青年人，他們的思想很容易相互影響。 小留學生問題，中文媒體一直很關注，這個我注意到了。

我不主張家長讓孩子一個人來加拿大讀書。十幾歲的年齡，孩子一定需要有家長陪同。就算迫不得已，最後的權宜之計也應該有HOME STAY。

小孩子在這樣的一個年齡，正是很反叛的年紀，是一個形成價值觀道德觀非常重要的時期。他們模仿能力強，適應能力強，但是辨別能力差。我在這裡看到很小的小孩子已經開始充當爺爺奶奶的翻譯，這是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如果在這個階段，小孩子不能得到長輩適當的指導和關心，很容易迷失方向而對將來一生的發展造成損失，甚至走上吸毒，犯罪的道路，後果不堪設想，得不償失，這也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叛逆期青少年尤其需要關心和指導。”

移民的“第二代”和家長間的文化衝突，這個問題也很有意思。 我小時候常聽大人說的一句話，就是小孩子是聽話的不是說話的。你看，以前北美的家庭教育和中國的傳統是不是也很象？但是這幾十年已經完全改變了，父母等不及孩子成人就想和孩子做朋友，為什麼？因為孩子的成熟期提早了，他們的思考能力提高了，父母只要求孩子“聽話”而忽略孩子“講話”是錯誤的。

和孩子做朋友，這個對中國父母來說也許還比較陌生，需要一段時間來改變。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父母確實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移民孩子的家長特別需要面對現實，學會主動溝通，只有這樣，才能克服或者減緩因文化衝突所加劇的代溝困惑，達到好的教育效果。在整個採訪過程中，我一直留心思考王健教授的每一句話，我想採訪王健教授最大的收穫，是他用他的人生經驗告訴我們：我們也許會在一生中面對許多的問題或者困難，但這是“人生”的，而不僅是“移民”的。對於每一個人來說，如何根據自己個人的特點，設計好自己的人生路，不屈不饒地堅持走下去，這才是最重要的。 和王健教授握別時，我再一次環顧他那間瀰漫着中國文化的辦公室，所有的擺設，比如字畫等都在告訴我他對一個遙遠的國度的理解和關注。 如果不看長相和血緣，我確實無法說清楚，這個出生在美國，移民在加拿大，從事的卻是東方文化研究的學者，究竟應歸類到哪一種文化認同中去。不過這好像並不重要。

和王健教授握別時，我再一次環顧他那間瀰漫着中國文化的辦公室，所有的擺設，比如字畫等都在告訴我他對一個遙遠的國度的理解和關注。如果不看長相和血緣，我確實無法說清楚，這個出生在美國，移民在加拿大，從事的卻是東方文化研究的學者，究竟應歸類到哪一種文化認同中去。不過這好像並不重要。一個活在今天的人，他首先是他自己，然後他應該是屬於世界的，是這個地球村的村民，在高高的ROCKY 山上，一樣有千山鳥飛絕的空靈與美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