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在北京舉行的第四次國際婦女大會將10月15日確立為世界農村婦女節。這說明，那次大會認為有必要以這種方式引起世界各國政府和民間對農村婦女問題的關注，以促使這些問題得到解決。那麼，在這個節日的誕生地中國，農村婦女的狀況是否得到了應有的改善呢？有關資料顯示，目前，中國農村婦女的勞動負擔更重了，社會地位更低了，擺脫苦難的希望更渺茫了。這麼說是不是太駭人聽聞了？我們還是來看一看事實吧。

一． 婦女強撐着多半邊天

這不是一句豪言壯語，而是一個令人擔憂的現象。我希望你在看這句話時，能體會到我寫它時的沉重，因為這實在是她們不該承受的負擔。去年夏天，美國一大報在婦女版的頭版刊登過中國河北易縣的一位農村婦女的照片，這位婦女正在收割她承包了的十幾畝小麥，照片是在她伸伸腰作為休息的時候拍下的，她手持一把鐮刀，孤身一人站在一片望不到邊的麥田裡，用手在擦去臉上的汗水。從照片上看，小麥長的不錯，顯然是個豐收年，可作為這片莊稼的所有者，這位婦女沒有流露出一點兒豐收的喜悅。我也割過麥子，我深知那是多麼的艱難。收割十幾畝的麥田，在美國用不了一個小時，而且連脫粒都包括在內了。但是如果用手來收割，在烈日下，彎着腰，即使一干就是十幾個小時，十幾畝麥地至少也要用近百個小時，還要把割下的上萬斤的麥子連着麥秸一起裝車，拉到場院上，如果沒有手扶拖拉機，就只有靠人拉，還要經過脫粒、揚場，最後才能裝袋。而所有這些都要靠她個人完成。

這位婦女並不是一個特例。請看中國的官方統計數字。新華社報道的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統計資料顯示，1990年以來，在農、林、畜牧、漁業、女性勞動人口皆超過了50%，而且其比例持續升高。1990年婦女占農業勞動人口的52.4%；到了2000年，比例升至61.6%；十年增長了近10%，2003年比例可能會達到三分之二。換句話說，中國人每三天吃的東西里，就有兩天是由婦女勞動得來的。婦女占農業勞動人口比例在工業國家是30%，但中國不僅比例數字是工業國家的兩倍，每一個農村勞動婦女所付出的實際體力勞動的量更遠遠超過工業國家的農業勞動婦女。工業國家的農業勞動力的性別比例取決於是男人開拖拉機還是女人開拖拉機，而我們國家的婦女農業勞動人口比例的增加說明了是有更多的婦女要去用肩去挑、用手去割、用脊背去背。工業國家的那些一頓吃半磅牛排，體重200多磅的男性農民每天從事農業勞動所消耗的體力絕對沒有中國的農村勞動婦女（平均體重只有100多磅）付出的多。

沒有在農村生活過的人很難體會幹農活兒的艱難，讓城裡的年青人去挑只有六、七十斤的一擔水，恐怕他們也勝任不了。干農活要有“童子工”，這話一點兒不誇張，從小學讀到中學再上完高中，如果時不時還幹些農活也還湊合，但要是從未幹過的，就是生在農村的男人也很難承擔。干農活兒還不能有間歇，幾個月不干，在擔起百十斤的莊稼，就顯得力不從心了。我所在的地方農民的語言裡沒有勞動這個詞，他們把自己稱作“受苦人”，他們的勞作就是“受苦”。雖然他們在使用這個詞彙時，並無抱怨之意（對他們來說生活就是這樣），這個詞卻生動地描繪了他們的生活狀況。用當地婦女的話說，女人的苦比男人更重。

七十年代，我在村裡的經歷和見聞可以作證。那時婦女和男人一樣在田裡幹活，從天明到天黑，掄钁頭，挑擔子。休息的時候，男人坐下來抽煙，婦女還要去挖野菜，用來餵豬，收工的時候，跑在最前面的是婦女，趕回家去做飯。至今還清楚地記得一位婦女在牛棚前和我說過的話，她說：“我們這兒的女人活着還不如牛呢”，我問她為什麼這樣想，她說：“牛在地里幹活也累，可它回到家，有人給它餵吃的，夜裡還有人給它添草。我們女人和男人一樣干，白天累得往下死，天完全黑了才能回到家，還要做飯、有時候還沒的可做，沒的可吃，還要餵豬，全收拾完了，還要縫縫補補，睡下了還要伺候男人。”

我上大學時，暑期到泰山旅遊，見到一農村婦女領着她12、3歲的男孩，一人挑一擔沙子，從泰山角下的料場，擔到泰山最高處的玉皇頂，每趟每擔掙2.5元。中國遊客沒人注意到這對母子，但不斷有外國人對着她們照相。一股忍無可忍的羞恥感（想來我也曾是一憤青），再憑着農村煉就的工夫，我接過了孩子的擔子，從泰山以陡峭著名的十八盤上的升仙坊把那擔沙子挑到了玉皇頂。放下擔子的時候，我的兩條腿在打顫，其實那也不過是一里多路的樣子。

我們中國人對婦女超負荷的體力勞動早以習以為常。在“婦女能頂半邊天”口號的鼓惑下，我們多年以前就有過大寨的鐵姑娘隊，全國出現了數不清的鐵姑娘這個隊、鐵姑娘那個組。於是有的婦女去搬石頭、掄大錘了；有的是去當裝卸工了，北京市民吃的糧食直到七十年代還是由婦女一袋袋用肩扛從卡車上運進糧食商店。還有個什麼“三八婦女帶電作業組”，二十二萬伏高壓，幾十米的高空，我們的這些被“解放”了的中國婦女們，“臉不變色，心不跳”，黨指向哪裡，她們就戰鬥到哪裡。而其中苦難最重的還是要數中國的農村婦女。資料表明，在大躍進、人民公社時期許多婦女由於超負荷的體力勞動，導致了許多諸如子宮下垂等疾病。八十年代以前，婦女是在“男人能幹的事，女人也能幹”的宣傳壓力下，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而今天越來越多的農村婦女不得不去干歷來是男人應該干的活兒，是因為男人到城裡謀生掙錢。農產品越來越不值錢。不去城裡打工，家裡買鹽，點燈，買布，孩子上學的錢就沒有了着落。

讓我們為上面提到的那位割麥婦女的收入算一筆帳。如果她承包了十五畝麥田，平均每畝產小麥600斤，每斤0.55元人民幣，毛收入是4950元，減去其中的物質成本2535元（平均每畝169元，（物質費用占畝產值的比例平均是60%，見2000年農業部《我國專用小麥優勢區域發展規劃》），剩下2415元。實際上不能將麥子全部賣掉，還要留下自家一年吃的麥子和種子。若能承包十五畝土地，家庭人口估計不會少於五口人，留下1000斤麥子就要減掉550元。還要交每畝承包款和各種包括人頭負擔在內的苛捐雜稅（湖北監利縣李昌平講，當地的數據是350元/人畝），剩下的也就是幾百元。麥茬地搶種上玉米或薯類，秋收也許還能再掙上幾百塊，這就是這家人一年的收入了。種地的農民有80%虧本，用經濟學上的名詞表示，這些農民已經破產。如果全家人一起在這十幾畝地上耕作，到頭來只能是入不敷出。然而，男人到城裡去打工，農業生產的重擔就會全落在女人身上。

二． 末等公民和“集體墮落行為”

極度的勞累、極端的貧困和尋求改變的無望，使得農民將能離開農村進入城市為唯一擺脫苦難的出路。一個青年是否有出息，無非是看你能不能離開村子，吃上商品糧，而能實現這個願望只有當兵和上大學，至少是中專。讀書的目的不在於學到知識，而在於拿到文憑。文憑對於農村青年倒像是一張出獄證書，是他們走出農村、走出奴役、逃離苦海的通行證。通過讀書而最終離開農村的實在是鳳毛麟角，所以姑娘們理想中的對象自然成了那些當了兵的，沒有哪個朝代的當兵的能像那個年代那樣那麼容易地找媳婦。父母為了能不讓女兒和他們繼續在農村受罪，千方百計為女兒在城裡找婆家。漂亮點兒的找幹部或者工人，城裡的那些不好找媳婦的，到農村反成了搶手貨。還有那些窮的叮噹響的，一狠心把好好的姑娘嫁給了城裡的殘疾人的事也屢見不鮮。今天能嫁給城裡人依然還是許多農村姑娘夢寐以求的願望。

八十年代以來，城市建築業、服務業、製造業等的高速發展增大了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政府開始允許農民工進城打工。農民們把這視為掙脫鎖鏈、擺脫苦難的千載難逢的機會，於是千百萬農民工飢不擇食地接過了城裡人不願干的所有最髒、最累、最危險、掙錢最少、最讓人看不起的活兒。同樣的工作，月薪600元招本地的城裡人，無人問津，但招農民工，只給300元，也有人會排長隊去應招。中國礦井，每天都在吞囁着農民工的生命（2003年1-8月僅煤礦就有4150名礦工遇難，平均每天17人，其中多數是農民工）。明知煤礦是閻王店、鬼門關，農民工為什麼就一定要去闖呢？他們是為了仍在村里煎熬着的妻兒老小少受些苦啊！凡讀過那篇《安全帽上的遺言》而落淚的人，一定還會記得死在井下的農民工聶清文留下的遺言：“骨肉親情難分舍，欠我娘 200元，我欠鄧曙華100元……”還囑咐妻子蓮香帶好他們的孩子，孝敬父母。美國每開採一億噸煤，代價是3條人命；印度是50條，中國是700條！在這700條人命的後面還有幾千名家屬的生活陷入困境。在沒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農村，他們的妻兒老小面對的將是無助的絕望。男人的境況已經是苦不堪言，婦女卻更為悲慘。

廣東東莞鞋廠，5000農村姑娘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每天掙18元，還要扣除福利費，住宿費。這個廠生產世界名牌鞋Reeboks，新款Reeboks在美國可賣到每雙100美元以上，可付給中國工人的工資只有每雙0.7美元。每星期工作6天，每星期在廠的時間是71小時。20平米的宿舍住8個女工，房間裡沒有衛生間。工廠沒有為工人買任何醫療、失業、養老保險。（引自《中國勞工觀察》李強報告）華盛頓郵報刊登過一個中國農村女孩活活累死在工廠的報道，而她只是有相同遭遇的人之一。她們在非人的條件下忍屈含淚，拼命工作，掙一點微薄的工錢。更有一些農村婦女沒有文化，沒有技能，沒有人願買她們能夠提供的勞動力，剩下的就是賣身這條路了。賣淫與嫖娼是商品經濟自由發展的必然。然而象在中國這樣，性產業僅僅經歷了二十幾年，就從“零的突破”，發展到今天的“衝出亞洲，走向世界”，這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史上都不曾有過，中華民族可謂又為人類的發展史填補了一項空白。

有號稱婦女問題專家者，將中國的賣淫與嫖娼現象歸結為“性觀念的改變”、 “傳統和社會主義價值體系崩潰後的價值真空”、或說是“集體的墮落行為”。幸好美國之音對其採訪時間有限，否則，接下來的分析也許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對中國的性產業起到了催生和強化的關鍵作用”了。該專家還說：做娼妓是一件很恥辱的事情。而我認為，更應該強調嫖娼是一種犯罪行為。

中國農村婦女賣淫，與日本流行的中學生賣淫和家庭婦女賣淫有着本質的不同。日本東京市政府在1996年對110個中學所做的調查顯示，4%的高中女生有過賣淫行為1，我國的女學生中也有這類情況。但這不是什麼價值真空，而是實實在在的拜金主義價值觀。這些人賣淫的目的是為了得到或保持高消費的生活方式和享用高檔商品的個人形象。

而中國農村婦女賣淫的原因是由於極端的貧困和擺脫貧困的無望；接近婦女生理極限的勞動強度，日復一日難以忍受的筋骨的勞累及不相匹配的極低的勞動報酬；失業；疾病和家庭債務；婚姻問題；這類賣淫女構成了中國賣淫業的主體。與城市那類受過良好教育的、一點兒也不窮的妓女出於同樣原因而賣淫的只是極少數。

9.16三百日本人在珠海集體嫖娼一案，激怒了網民，驚動了中國政府。日本女外相對此案曾說“撇開法律責任不談，這涉及更根本的問題”。女外相在這裡提到的“更根本的問題”實際上是指日本文化中最深層的、最醜陋的內涵。就此事件，中國人怎麼罵日本人都不過份。但不要罵那些賣身女給你帶來恥辱。這個國家、這個政府和所有中國男人的恥辱是，你們沒能保護好她們，沒能給她們找到體面的工作。作為愛國者，應該使你感到羞恥的事，每時每刻都在你的祖國發生着。北京國慶節當日，幾天沒吃飯的一孕婦在王府井街頭，在眾人圍觀下產下一男孩，作為中國人不感到羞恥嗎？讓一位母親連續賣了十年的血，供三個子女上學，作為中國人，不感到羞恥嗎？ 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國，婦女自殺的人竟占了全世界婦女自殺總數的52%，是其他國家的5倍，作為中國人，難道不感到羞恥嗎？有權有勢的賣官、賣廠、賣地、窮得無路可走的農民賣血、賣身、賣命？有良心的中國人，還有誰會不認為這是民族的恥辱嗎？

據國際人權組織在1998年的一份對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和菲利賓四國的調查報告顯示，在1993-1995年，此地區妓女本身的年收入在220億美元到270億美元之間，占本國GDP的2%到14%。在泰國的20萬到30萬妓女（泰國政府說只有65,000），其中僅來自於泰國農村地區的城市妓女（妓女多數來自農村）每年給自己家鄉的匯款就達3億美元，遠超過政府對這些地區所投入的發展資金。沒有人統計過每年中國的賣淫女往自己的家鄉寄過多少錢，但我想這數額一定不小。

世界衛生組織在一份關於全球性工作者使用安全套情況的報告中指出，中國估計現有600萬名性工作者，這個數字接近香港總人口。這個600萬隻是賣身女本身的數量，而至於與賣淫有關的領域的從業人員的數字按在其他國家的比例估計可能會有1000萬，這些相關領域包括：旅館、餐飲、交通、酒吧、夜總會、旅行社、通訊、醫院、百貨商店等。這個以中國農村姑娘為基本勞力建立起來的產業為中國的GDP貢獻了幾個百分點呢？參照其他國家性產業的統計數字，我們可以粗略地估計出中國相應行業的基本情況。而根據其發展速度來推算，中國的GDP增長指數中毫無疑問有賣身女注入的點數，這是中國政府、中國男人、中華民族應該感受到的又一恥辱。

中國農村婦女有多少苦難，我們城裡人、男人就應該有多少恥辱。可情況恰好相反，農村婦女的苦難越多，那些寡廉鮮恥的男人越多。那些被“偉大母親”玩弄了半個多世紀的早就陽萎了的嫖客們，用他們“賣身”換來的收入，在他們被共產制度徹底閹割之前，居然還要強努着去蹂躪那些賣身女。這些狗男人怎麼沒在“困難時期”給餓死，怎麼沒在“文化革命”中被造反派打死，怎麼沒讓98年大水給淹死？ 9.16日本人在珠海集體嫖娼一案使中國人義憤填膺。讓我們進一步想一想，按600萬賣身女兩天有一次生意，每天就有300萬人在工作，那麼對這300萬嫖客的行為我們就可以處之泰然嗎？他們是些什麼人，他們憑什麼可以在九一八、七月一、十月一或任何紀念日對中國婦女為所欲為？

三．哪裡是黎明的曙光

前面提到的那片豐收麥田裡的婦女照片實際上是附在一篇報道中國農村婦女自殺問題的文章上。這位婦女不堪勞動的重負和家庭糾紛而服毒自殺。經醫院搶救，倖免於死。但是，在那茫茫的田野與天相接的遠方，她是否看到了比過去更多的生的希望呢？

在城裡打工的農村婦女，會由於各種原因失去工作，從而在經濟上陷入困境，有些人回村了，有些人靠舉債度日，還有些人最終沒有抵抗住賣淫—這個高收入行業的誘惑，被迫跳進了火坑，成了賣身女。還有極少數人，或是忍受不了勞累，或是忍受不了人格歧視和污辱，或是忍受不了以身相許的心上人的變心，或是強烈地感受到貧富的差距，又知道自己永遠也不會得到城裡人那樣的生活，於是就含恨了結了自己的一生。

上面提到的廣東東莞鞋廠，由於勞累過度和精神緊張， 1999年7-9月就有四個女工跳樓自殺。（引自《中國勞工觀察》李強報告）占世界總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婦女自殺的人數就占了世界婦女自殺總人數的56% 2，而在中國平均每年25萬自殺的人群中90%是農民；農民的自殺率是每10萬人中27.2人而城裡人的自殺率是每10萬人中有9.4人，農民的自殺率是城裡人的自殺率的3倍3。婦女自殺率大約比男性高25% 4，達到每10萬人中18人，這個比例比其他國家高出5倍2。婦女自殺率高於男人；農村自殺率高於城裡，這恐怕可作為中國特色的又一世界紀錄載入吉尼斯大全了。

中國的許多醫生或學者認為中國人的自殺和西方人自殺的原因一樣，都是“抑鬱症”的病態行為。其原因也不難理解，心理醫生在他們的醫療中心，見到的是心理病人或懷疑自己有心理問題而到診所就疹的人。對這些病人中的自殺數字進行統計、分析，自然會得出“抑鬱症”是中國人的自殺的“主要殺手”的錯誤結論。要知道，每年200萬試圖自殺的人中，多數連一般疾病都不看，哪裡還會上心理診所呢？他們中的許多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還有什麼心理醫生。

與西方婦女自殺原因不同的是，大量的中國農村自殺婦女，在自殺前都曾發生過某些突發事件，諸如夫妻之間、家庭成員之間、鄰里之間激烈的爭吵，許多人是在極度衝動的情緒下選擇了自殺。沒有任何跡象顯示這些自殺婦女是象西方人那樣患有精神病、抑鬱症、飲酒或吸毒。

一些中西方學者想從中國傳統文化上找到中國人自殺的原因，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肯定自殺甚至是鼓勵自殺的。有些人是從中國文化對女人要求的“貞節”的角度來看的。像“烈女傳”中所歌頌的烈女和“餓死事小，失節為大”這類對女人的傳統教育。不過這在中國社會，尤其是在共產主義教育了半個世紀的今天，其影響是微乎其微的。相反，隨遇而安、與世無爭、聽其自然、知足長樂等逆來順受、好死不如賴活着等觀念才是中國傳統文化歷經現代政治運動的篩選所存留下來的精髓，因此也就形成了中國農村婦女的普遍性格。

著名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在他的詩《觀刈麥》裡寫道：“農家少閒月，五月人倍忙；夜來南風起，小麥復壠黃。……婦姑荷簞食，童稚攜壺漿；相隨垧田去，丁壯在南崗。……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擔，歲歲有餘糧……。”（未記清原文）這首詩描述的是一千多年前，一戶農家收麥的情景，丈夫在田裡割麥，婦女和孩子去給丈夫送飯。而在今天，作為主要勞力的男人竟然換成了婦女，這是場翻天覆地的變化。還有另外一個巨大的變化，那就是能看見農民的勞苦而感慨自己無功受祿的像白居易那樣的父母官和文人不多了。如今農婦的疾苦往往是既得不到同情，又看不到改善的希望。

自殺的誘因往往是瞬間的衝動，但不要忽略在衝動背後的歷史的背景。這是一種像彈簧儲能一樣的情緒積累的緩慢過程。農村婦女的貧窮、勞苦、疾病；遭受到的人格侮辱、歧視、委屈、不被理解和原諒，無處傾訴……。這種壓抑、痛苦的情緒每天都在積累着，而所謂突發事件不過是導火索，是使彈簧釋放的扳機，而彈簧能量的突然釋放，就是自殺。

結語以上所談，只是我在世界農村婦女節之前所讀所感的一部分。但是，對我來說，已經十分觸目驚心。我們這一代人印象中對節日的紀念往往是高歌猛進，或至少也是鶯歌燕舞。然而，我以為這些都不是世界婦女大會設立農村婦女節的初衷。它意在使我們警醒，使我們反思，使我們正視農村婦女的困苦和她們面臨的靠她們的力量無法解決的問題。

過去二十多年來，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城市，特別是首都的居民都可以不假思索地歷數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種種改善：高聳的樓群，縱橫交錯的公路，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的住宅區，琳琅滿目、價廉物美的日常生活用品和四季充裕的蔬果供應。申辦奧運成功後，北京的居民更享受到了藍天碧草和高速發展的城市中不可多得的清新空氣。然而，在我們為自己將要獲得的小康日夜奔忙，為已經獲得的小康沾沾自喜之時，不應該忘記億萬農民，特別是農民姐妹正在為我們認為自己應得的報酬付出代價。我們不比她們聰明，也不比她們勤奮，更不比她們高尚，只是因為生在城市，便成為這個世界上發展最快的經濟的獲益人。雖然我們已經生活在信息時代，既所謂“後工業”時代，“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詩句對我們來說仍反映了近在咫尺的事實。謹以此文獻給世界農村婦女節和廣大的中國農村婦女，希望能引起讀者對我國農村婦女問題的重視和思考。如果我們都能關注她們的困難，同情她們的疾苦，為她們做一點什麼，她們的生活就會多一線希望。

註：1. 《Prostitution in Japan: A Young Body Worth a Profit》Nguyet Thu Nguyen著2. 《Female Suicide in China》Elaine Y. Man著3. 《Committed Suicide in the Chinese Rural Areas》 Ji Jianlin著。4. 中新社記者吳慶才，見大洋網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現居美國《觀察》首發， 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