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隨着華爾街電腦、衍生證券化，使大批“物美價廉”的中國留學生，進入了原先由白人獨領風騷的世界——華爾街，從事電腦軟件和衍生證券的模型研發，當年的紐約時報上還曾大幅報道過。漸漸地，擅長電腦、數學的印度人和以俄國人為主的前蘇聯人也隨後跟進。沒幾年，中國、印度和前蘇聯人，在華爾街形成了三大群體，占華爾街總人數的百分之二十五。但有所不同的是，印度人和前蘇聯人擅長團體作戰，而中國人則傾向於單打獨鬥。

　　近兩、三年，華爾街可謂血雨腥風，哀鴻遍野。幾乎每家銀行都成了“總裁”——總在裁員。我直接、間接的朋友中，大約有三十來人丟了工作。這要放在過去，找一份新工作只需兩、三個月，薪水往往還朝上漲。如今裁員滾滾，招人的公司卻寥寥無幾，僧多粥少，找一份華爾街的工作簡直難如登天。迄今為止，那三十來人中，只有七、八位朋友有幸又謀到了新的職位，但薪水大幅縮水;另有五位朋友在其他城市找到了工作，搬離了紐約;還有幾個加拿大籍朋友回到了多倫多，還有幾個海歸中國;幾位年紀大的索性退休，剩下的幾位依然在苦苦地找尋着。

　　前幾天，其中一位朋友給我來電話，談起找工作的近況。他絕望地說，每一次面談第一輪感覺都不錯，但第二輪面談總被刷下來，究其緣由，竟然是因為自己不是印度人，也不是前蘇聯人!

　　他一說我立刻明白。華爾街第一輪面談，通常都是人事部門或未來的頂頭上司先約見，這些行政主管或者項目經理大部分是白人，只看應聘者是否符合要求、是否順眼。而第二輪面談，就輪到技術主管、或者部門的技術骨幹來考問了。中國人去應聘，白人這一關輕輕鬆鬆就過了，但第二輪如果是印度人或者前蘇聯人，他們便會“朝死里整”，屆時向經理說聲這個人不合適，中國人便自然出局。有一個華爾街軟件公司更為離譜，我朋友去第二次面談時，見到一個俄國人、一個烏克蘭人，他們直截了當對他說，你不會俄語吧。我們這兒的軟件是用俄語寫的，你看不懂的。

　　其他朋友也都碰到類似情況。

　　印度人不甘心只做普通技術或業務員工，他們的眼睛還會緊緊地盯住管理階層。在華爾街，一旦一個印度技術業務高手進入一個部門，就再招聘兩、三個助手，也是印度人;新手一兩年後出頭，然後再帶新人。於是，他們就像搭人梯那樣，漸漸地向上升，到後來，最早進去的那位當上部門經理、甚至更高位置，便掌握了整個部門的用人權。再過不了多久，他的下級中印度人越來越多，並逐漸把其他族裔的員工排擠出這個行業。所以我們中國人去找工作去面談時，只要見到印度人心裡就會嘀咕：“肯定沒機會了，印度人不往死里'整'你是絕不會罷手的。”因為，他們一定要留住這個位置來安頓自己的同胞。

　　現在，華爾街的每個房間裡幾乎都看得見印度人，有的公司食堂里居然開始提供印度餐。難怪街上流傳這樣一種說法，上半句是：“一個印度人做了頭兒，第二年他手下全是印度人。”而下半句呢，和我們中國人有關，賣個關子，且聽下回分解。

　　提到華爾街流傳這樣一種說法，其下半句和我們中國人有關：“一個中國人當了頭兒，第二年他周圍就剩他自己了。”這話雖然不動聽，卻一點兒都不誇張，講一個我自己的跳槽找工故事吧。

　　多年前，花旗的投行所羅門美邦(Salomon SmithBarney)招人，那時花旗如日中天，我覺得機會非常不錯，立刻申請，不久就得到了面談的機會。安排我前去面談的獵頭名叫韓伍，電話里我們只簡單的談了幾分鐘。獵頭們一天起碼撥打百八十個電話，又要寫電郵安排雙方見面的時間、地點、人名，忙得恨不得連腳都伸上來幫忙。那晚我已經上床了，韓伍來電話，語氣語調極為親近，他說一看我履歷上的名字便知我是中國人，並告知他是越南人，繪聲繪色地向我詳細介紹道：“我的頭兒一看你的履歷，就覺得你是非常有希望的候選人。你以前的經驗符合他們的標準。而且你要去的那個組，頭兒也是中國人，蘇博士，技術水平相當高，去年升上去的。你們背景相似，都是從中國來的……”

　　那天，我懷着與韓伍相同的願望去了花旗，第一輪面談採用“Panel

　　Interview”的形式，也就是和幾個人同時面談，共三個組員，一個老美，一個印度人，還有一個中國人山姆。由於有一個老美在場，那個印度人比較“客氣”，這一輪談下來雙方感覺都挺好，韓伍興致更高了，立刻又安排了第二次面談，見組長，也就是那位蘇博士。去見蘇博士的前一晚，韓伍又在我臨睡前來電話，我好奇地問他是不是還在公司忙，他回答是，不忙不行啊。我們“同病相憐”互相安慰地聊了半小時，他說：“聽蘇博士講，別的獵頭給他送去一個老美，我們覺得你的希望還是最大，你的實力強過那個老美。”我自己也信心滿滿，花旗那個位置的業務領域是我熟悉的，而使用的技術更是我的強項。

　　第二次去花旗早到十五分鐘，我在會客室坐等得不耐煩，伸出頭去四下張望，見到了前一次那個叫山姆的組員，他正巧來到門口沖咖啡。看到熟悉的面孔又是同根同種，我自然地流露出一副熱乎勁兒，剛跨出一步想同他套近乎.奇怪，沒想到他看到我跟見了鬼似的，立刻慌裡慌張地躲開了，簡直莫名其妙!不過，那位蘇博士組長倒還好，他渾身散發著書生氣，跟我想像的差不多，我們談得不錯。

　　那晚我等着韓伍的電話，我估計他會安排第三次面談，去見花旗的部門經理，可電話沒有如期而至。第二天中午我正吃着午餐，聽到電話鈴聲，我將一口還來不及下咽的飯吐在盤子裡，急忙去接聽，是韓伍!他開口便質問道：“我真搞不懂你們中國人，太奇怪了。明明你最適合那個位置，蘇博士卻說你不合適，我逼問了他半天，他說顧忌到如果手下再聘用一位中國人，有抱團兒的嫌疑。我的頭兒聽了之後氣壞了，這算什麼理由?好端端的一單生意弄丟了。”

　　我很失望，更無力回答他的問題。抱團兒工作是件好事，中國人為什麼要自我心虛?我們中國人如果在外面都不幫自己人，特別在當下艱難時刻不“抱團兒取暖”，那指望誰來幫你呢?

　　這次華爾街的大裁員，更使得中國人大量流失，那電腦軟件系統和衍生證券模型原先的三分天下，不久就將成為印度人和俄國人的地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