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國門十幾年，我無數次地夢到遠走他鄉。夢到的不是歐洲也不是美國，卻是青藏高原。

那藍藍的天空，皚皚的雪山，一望無際的平川，那紅紅的晚霞，渺渺的炊煙，山間傳來的駝鈴聲和悠揚的藏歌，是我永遠的記憶……

我在那塊土地上生活過七年，當過農民，大學畢業後又到自治州醫院當過醫生。七年在人的一生中不算太長，但卻是我自19歲到30歲最寶貴的青春年華。我無數次地回憶，卻始終找不到一個合適的詞來形容我對那段經歷的感受。那是一段艱苦的卻是豐富的人生經歷。

自我流放

1968年，我和我的同伴們義無反顧地離開了如火如荼地打派性仗的學校，奔向大西北。與那個時代無數遵從毛澤東教導的中學紅衛兵一樣，折騰完城市革命又浩浩蕩蕩地進了村。當時，我自以為是站在了一個歷史的高度---為消滅中國的三大差別（城鄉差別；知識分子與工農的差別；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與工農結合。

雖然毛澤東精確地看到中國這個落伍的文明古國的病症：巨大的城鄉差別,但他犯下了決策性的錯誤。不是以現代化建設縮小鄉村，而是在擴大鄉村和鄉村人口。不是支持知識化，而是砍掉知識和知識分子隊伍。他用農村包圍城市的軍事思想推翻了蔣家王朝，但農村包圍城市的建國理念卻讓他成了一個停留在農民意識上的悲哀的失敗主義者。以至於三十多年以後的中國仍然存在着廣闊的貧瘠的農村和巨大的城鄉差別。

然而36年前，我絕沒有這個悟性。我相信“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作所為的”。我滿懷熱情去尋找一個沒有鐵路，想逃也逃不回上海的地方去強制自己接受磨難。於是我們沿着當年文成公主進藏的路線，把自己放逐到了自古以來的流放之地－－青海。中國最大的勞改農場就在那片荒蕪的土地上。

脫胎換骨

我們來到一個海拔三千米的藏漢回土多民族的生產大隊。當地農民不要說上海，連西寧都沒去過。老實說，農村並不缺我們幾個勞動力，反而，由於高原日照的不足那有限的糧產還要多我們幾個分食。但我們確實給農村帶來了一股新鮮的活力。而老鄉的熱情關愛和坦誠厚道的天性不僅當時讓我，一個家庭遭受重創的青年得到溫暖，就是今天我也無法忘懷。

在短短的三年裡，我做過從春耕，秋收，到興修水利，運糧，積肥所有的農活。也當過赤腳醫生，代課小學老師，建過電站，製造過農藥。我騎過馬，放過羊，也趕過毛驢車。這一切都沒讓我退縮過。高原的嚴寒和大風沙也沒讓我膽祛。唯一不能忍受的是衛生條件。我曾被臭蟲,虱子咬得整日整夜無法入睡。半夜爬起來就着煤油燈光，一次就能在炕上，牆上打死三十幾隻臭蟲。和老鄉住在一起時，我們在一家老小眾目睽睽之下，什麼都不能洗就上炕睡覺（當地人一輩子不洗也不難受）。有時小主人在土炕的毛氈上剛屙了一泡屎，隨便掃一下，就把被子鋪上去了。那一夜的夢是沒法香了……

可那時的我整天樂樂呵呵，無憂無慮，連家都很少去想。第一個春節，幾個同學回上海了。我沒錢買車票，留在村裡帶着一幫小青年排練春節匯演的節目。同學回來後給我捎來一包媽媽讓帶的水果糖。我美不滋滋地在田裡分給老鄉吃。一位熟識的老鄉說：“你買糖了？你來這麼久，我見你連一根蔥都沒買過。”我愣了一下，接着兩行熱淚刷地流了下來。他的話觸到我的傷心處。因為父親被關押，工資也凍結，媽媽一個人的工資要管全家幾個孩子。離開上海時，媽媽給了我45元錢。我買了去西寧的火車票，又買了生產工具，便所剩無幾。我已經很久沒吃過可口的東西了。 沒到青海前，我還再三囑咐自己一定不要怕吃羊肉。可實際上我們只是在過年時才分到羊肉，要省着吃才能多吃些日子。我每天不是吃煮土豆就是吃蒸不熟的饃饃（高原氣壓低）。本不會做飯的我，為了生活，到磨房磨麵，軋菜籽油，揀牛糞（當燃料），擠牛奶都得自己做。後來我當了赤腳醫生，晚上下工後給病人打針發藥，往往會被留下吃上一碗熱騰騰的麵條，讓我快樂不已。

有一回我去放羊，正碰上放馬的駐軍，他們請我吃羅卜炒肉片和米飯。我很久沒吃過米飯和菜了，一氣兒不停頓地吃下了一盆飯，足有兩斤。他們全看呆了，而我趴在一塊大石頭上，胃痛得實在動不了了。從那時起我就知道免費的午餐不那麼好吃。

第二年分紅時，除了分到的糧，油，肉，羊毛，我還掙了16塊錢，總算看到了自己的勞動所得，十分得意。於是我背着我的年貨--一張羊皮和一堆羊毛，高高興興回家過年。

我風塵僕僕地從鄉下被老鄉用毛驢車拉到縣城，乘長途汽車翻過日月山到西寧，再擠進超載的火車，四天三夜坐在車廂的地上到了上海。一進家門，保姆嫌我一身的羊臊氣，不僅不准那堆羊毛進屋，我也得扒下里里外外，一拍一身土的衣服，洗了澡才能坐下。媽媽左看右看，“你的臉怎麼象大餅？”原來瘦弱的我腫成了一個發麵餅，額頭一按一個坑。

不僅家裡人說我變了，連我自己都知道我土得掉渣。就像老鄉總喜歡摸我們身上的布衣服，說上海的布真軟真細，不像他們又厚又重的羊皮襖。我一回家也東摸西摸，“喲，這床真軟，比土炕可舒服多了。”“喲，電燈真亮，不像我們的煤油燈。” “喲，抽水馬桶真好，不像我們那兒得蹲豬圈，豬狗圍着轉……”好像我從沒在家裡呆過，活脫一個土疙瘩。當我意識到自己已成了和這座城市格格不入的鄉下人，我想哭---這就是我自己選擇的路，一條脫胎換骨的“光明大道”？

重見光明

我是隊裡建立合作醫療制度的第一個赤腳醫生。在培訓了幾個月以後，我就能給社員打針，開藥，針灸和簡單的急救。我真感到了自己的大有所為。

我還真救了一個小孩兒的命。他的頭撞到脫粒機的馬達上，造成顱骨創傷，急需輸血。我連夜趕到醫院，孩子在手術台上輸進了我的O型血，得救了。而我由於缺乏營養，一直貧血，以後也一直沒能通過捐血的標準。

那年頭報紙上常宣傳“鐵樹開花，啞巴說話，盲人重見光明”，於是我信心滿滿地送了一位雙目失明的藏族老阿奶去省醫院治眼疾。可是奇蹟沒有發生，光明沒有到來。老阿奶當然不會感謝我。省城再好，她也看不到。醫院的飯再好，不如她的糌粑香。床再軟，不如她的熱炕頭。最要命的是她不能在地上大小便，便盆上床又便意全無。我只得扶着她到蹲廁,可忙乎半天眼看瞄準了，還是拉在了外面……我花掉了所有的錢，只得央求醫院為貧苦農民免去了住院費。可我還是沒錢買兩張回程的長途汽車票，就跑到運輸局去找往我們那兒送貨的卡車。憑着我是上海來的知青和幫助盲人重見光明的感人故事，一位準備發車運西瓜的司機欣然接受了我的懇求。

那位藏族阿奶坐在司機旁邊，而我只能在車頂和西瓜擠一塊兒了。司機幫我在高高的西瓜堆里挪出了一個窩兒，我就躺在那個窩兒里。他用一塊大篷布把我和西瓜一塊兒罩住，又用繩子結結實實地捆牢，便上路了。五，六小時的車程，那解放牌在青藏雪山的公路上劇烈地顛簸着。我頭枕着，腳踹着，身體四周撞擊着的都是又冰又硬的西瓜。我一動也不敢動，一伸腿那西瓜能把我埋了，或是把我砸下車去。十一，二月的天，儘管司機停了幾次車，要我下來活動活動，可到了目的地我已被凍得僵硬了，大病一場。好在村里沒有第二個盲人了，否則，也許我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我雖無功而返，可給我們知青帶來了幾個大西瓜。以後，這位山東籍的復員軍人每回運貨都會來看我們，它運什麼水果，我們就能吃到什麼。我們路過西寧時還在他家住過，成了他一家的好朋友。這樣的從祖國四面八方來創業的工人，教師，醫生，復員軍人，幹部，我碰到過很多，他們是最早飛到高原的真正的山鷹，而不是我們這樣的候鳥。

我最終從高原回到了上海，後來又到了歐洲和美國。而他們，我曾立志與之生活一輩子的當地農民，永遠地留在那片土地上，世世代代……當然我相信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他們的下一代去過西寧，北京，上海，甚至也飄洋過海。我相信也只有這樣，城鄉差距才會縮小。

聽到一些短期到北美訪問的國人說：這邊真沒想象的那麼好，高樓大廈還沒北京，上海多。 其實，城市發達不難，哪一天中國的城鄉差別也像美國一樣小，哪一天農民普遍富裕，中國就真的步入新社會了。 雖然我們是那一段錯誤路線的犧牲品，而我從來沒把那段經歷看成是無為的犧牲。 那七年的艱苦經歷讓我一生受益，使我頭腦里多了與生不具有的東西，使我感受到九億農民繁衍生息的真實生活，使我溫飽過後沒有過分的奢望，使自己變得務實和理性。

平平靜靜是一生，磨難曲折也是一生。我不後悔付出的青春，不後悔見證了動盪的中國。沒有那時冰封的冬日，哪有今日中國大地上的春意盎然？如果你忘記了青春留給你的深刻的東西，你就真的浪費了青春。白苦了，白活了！

我們曾經付出的青春應該是我們珍貴的永恆的記憶。

題外話：

在完稿後，看到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談到中國的貧富差別。一位被採訪者對此問題的解釋是：“看看英國，美國，工業革命是很殘酷的。當英國資本家要占地時，羊吃了人。我們要達到全面的市場經濟，就得有人犧牲，就也得經過羊吃人的階段。” 我不禁愕然，大概他和他的親戚不該是被羊吃掉的人，否則，他不會說得那樣輕鬆。 英國人的歷史如果在中國重演，絕對比英國殘酷得多－－中國有九億農民。農民被吃了，誰來餵你？不等這個階段過去，窮人就要造反，農村就要包圍城市了。我們為什麼不能讓富人和窮人都得到益處？過去讓窮人翻身，就得剷除富人。現在有人又想翻個個兒，為積累資本犧牲一批人。我不能想象我們的現代化會把百姓推向深淵。 難道與時俱進就一定要全面否定我們的過去，要用一個時代來推翻另一個時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