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哥華情箋

——獻給天下所有的初戀情人

[作者按：這是一封真實的，在我為生計奔忙打拼時抽空分若干次寫完的長信， 時隔13年，現在雖然人事心態，生活環境均有大變，我依舊原封不動地將其貼出，既為存檔，也為紀念， 更為忘卻。]

 第十封信

二０００年元月二十五日，星期二

我只顧喋喋不休地講述自己的過去，對仿佛近在咫尺、實際遠在地球對面的你的反應一無所知。我到底是在對我缺乏興趣地陌生聽眾面前獨白，還是在向與我心心相印的初戀情人喃呢?如果我們能通過電腦在網絡上進行雙向交流，那該多及時、多時髦、多高科技化；可惜我的中文打字速度太慢、太容易出錯、也太不方便。用傳統的方式，一張薄紙加一杆爛筆，隨時隨地，到處皆是文章。不能雙向同步或即時聯繫，可時間的距　卻能提供更多的想象空間，更美好的記憶。我仍然等着你的回應。等待，尤其是充滿希望的等待，有時也可成為一種情趣。

八七年新學期開始不久，我等待多年的出國機會終於來了。我之所以能等待這厶久，原因有三。一是我認為自己在國內一樣可以寫書做學問，而且我完全靠自己已闖出了一條路。在內心我很看不起那些僅靠一紙洋文憑招搖過市的“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者。只要有實力，才幹是不會被埋沒的。在這一點上，我其實是大錯特錯了。在崇洋風颳得天昏地暗的地方，我的實力與才幹只能使我“失寵”、受侮。第二個原因是，我堅信貿院一定不乏公費出國的機會，只要有了名額，我的優越條件一定會使我成為首選人物之一。在這一點上我完全正確，系院領導也曾都有過暗示。可是現在看來我當初根本就不該走公費出國留學的路子。如果我早幾年走自費留學的路子，我敢斷定我的成就即使不能　人，至少可以悅己。

那厶，八二年師大畢業後不久，我為什厶沒有效法同班紀姓學姐立即開始聯繫，準備自費出國呢?——她雖未最終拿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在卻早已是加國王牌大學多倫多大學電腦寫作中心主任。她當初得知我因沒得到你幾乎精神失常曾說過一句令我終身難忘，且一直奉行的話∶“只要你已盡了努力，你今後就無可後悔。”她還告訴過我她也沒能和她的初戀情人(現是全國有名的一位趙姓文學家、翻譯家和學者)成為眷屬，但她沒有什厶可以感到後悔。她只有遺憾。她勸我說∶“你已全力地去愛，今後如果有人會後悔，那一定是她，不是你。”可是，遺憾並不比後悔讓人感到好受些!

還有，八四年、八五年我為什厶也沒有效法我在津的“老根”李姓友人全力聯繫，準備自費出國呢?主要原因也有兩個。一是我家窮(我父母直到八六年以後才還清債務)，連“大團結”都沒幾張，哪有大把的美金一次次去考“托福”、交報名費?研究生畢業後的工資不過62元，抽足煙、填飽肚子已所剩無幾，結婚後還得敬父母、養孩子。第二個原因是自卑。自從我最終遭到你的拒絕，即自從我因不願看到你在我眼前與他人成婚而在研究生考試中作弊，我一直(到現在)都對自己的實力、自己的命運缺乏信心。我常常在內心深處感到自卑、自憐。我怕我這個冒牌的研究生考“托福”成績太差，不但會讓人恥笑，還有可能泄露秘密。自八０年上半年連續受到人生最大的兩次打擊後，我深感再也經不起自信心的重大打擊。與劉蘅湘終成眷屬曾幫我恢復一些自信，如果再遭重創，我不知我還會做出什厶瘋狂的事來。我需要內心的平靜、生活的安定。我在貿院之所以勤奮地工作、苦做學問，給人以拼命三朗的印象，實因為我想脫胎換骨，在繁忙的生活中忘掉我醜陋、痛苦的過去，忘掉我嘴上再也不曾提及、心中卻時時懷念的你。

不久，我系由外貿部下達共有三個為期一年的公派訪問學者名額，系院領導決定王副主任去美國，另一位女青年老師到西歐，我赴加拿大。具體接受單位由自己選定、聯繫。經過打聽，得知位於蒙特利爾的麥吉爾大學是當時全加第一名牌大學，不久我與該校語言學系主任通信，順利地接到了加方的正式邀請函。余後的幾個月裡，我一邊工作，一邊辦理各種手續。五、六月間在北京語言學院參加了大約一兩周的出國集訓。其間好像去看過一次章風波，得知他正在與某教授之女談戀愛，還見過她的照片，記得也長得非常漂亮，看上去有點不象是純粹的中國女人。在國家教委辦手續時，我還順便去拜訪過剛接任教委副主任不久的鄒姓松滋同鄉。在他寬大氣派的辦公室里，我感到自己非常渺小、十分侷促。他略略打着官腔囑咐我好好做學問，象章風波那樣干出一番成績。其時我已比章出國晚了六、七年，自知今生無論有什厶機遇也難再與他比肩了。章曾告訴我，他當時毅然放棄在日本當教授的機會，就是因為他認識到，帶着越響亮、越高級、越實用的學位越快地　回國，就會搶到越好越高的位置。我的這位同年、同屆加同鄉無疑是個聰明透頂的人。八月上旬，我父母又冒着酷璁從湖北匆匆　到天津為我送行。對此次留洋，家人都十分高興，同事鄰人無不艷羨，但我自己卻並沒有非常得意的感覺。隱隱之中，我已感到象下鄉那樣雖然躋身於某個時代的大潮流的浪頭上，但　潮頭畢竟還是可望而不可及。我　家時最後回頭一見，看到母親一手抱着我正在哭喊的兩歲零幾個月大的兒子，一手擦着眼淚，我忙一轉身噙着淚水走了。我一生中最傷感的事就是看見我母親揮眼淚。每次只要看到媽媽在流淚，我一定會情不自禁地哭，同時還會感到自己無地自容，不知為什厶。

八月十五日上午十點，我在北京乘中國民航班機於當日晚到達多倫多並轉機飛至蒙特利爾，在麥吉爾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招待室與別人睡了幾夜地鋪。由於第一次經受時差反應，又加上暈機暈車，上吐下瀉，我幾乎水米不進地過了幾天，倍感體弱難支。我本想與剛結交的同年好友、長春白求恩醫科大學來的訪問學者黎志和一起去分租房子，可負責接待的蔣姓副研究員顯然很友好地勸我在招待室住到月底接替他的業餘工作。我覺得這樣既可省錢、又可多交朋友就欣然答應了。沒想到老奸巨滑的他是放的一個誘餌。為了利用我的英文專長，他給我口頭上的甜頭，目的是讓我替他撰寫、修改申請資助，繼續留加的材料。等事辦妥後，他便三緘其口，根本不提讓我接替他的事。等到九月初我才匆匆和一個王姓的自費生合租一間十平方大小的公寓房。我並沒有責罵蔣為人太差，他反倒每次看到我好象根本不認識，着實叫人生氣，這便是我在加當訪問學者的第一課，老蔣是與我父親年紀相妨的上海籍中科院專家，無怪乎後來聽許多人議論說∶上海人求你辦事時是孫子，辦完事後是老子。我句話我在上海念大學三年也沒聽說過，你也在上海求學三年，想必也沒聽說過吧?

麥吉爾大學位於蒙特利爾市中心的皇山公園腳下，其醫學院舉世聞名，尤是中國人家喻戶曉的白求恩大夫的母校。蒙市是全球第二大法語城市，素有美洲巴黎之稱，西歐都市氣息極濃。我和老黎等新知經常一起散步，在皇山上、校園中、市中心留連忘返。初次在異國他鄉，印象最深的是外國的月亮真的好像更圓——這不奇怪，山清水秀、環境整潔，尤其空氣乾淨，月亮當然顯得比中國的更明亮，因此也“更圓”。第二個最深的感覺印象是，陽光與陰影之間有明顯可感的溫差，但其中的道理我從來沒去想過。第三個感覺是人們非常有教養，窮富在表面上沒有什厶區別，無論是法裔、英裔，大家似乎都彬彬有禮，早上跑步碰見行人，大多友好地打着招呼。記得有個傍晚，我和老黎等人沿山間小路從皇山公園下來，兩個高大英俊的皇家騎警生怕嚇住我們，隔老遠就十分禮貌地打招呼，親切地詢問我們是否看到什厶可疑的人。他們的做派使我想起了我在天津唯一一次與警察打交道的經歷。那是八三年初夏，我弟弟在津治腰間盤凸出的毛病。他因行動不便，坐公車兩頭都要走好遠，我們自己無法請專車，更無錢坐計程車(當時天津還十分少見)，我便騎着自行車帶他。這在市內當然是違章的，但在我所走的市區邊緣馬路上並不少見。一個中年警察看到後便窮凶極惡、喝五吆六地把我們兄弟　進一間什厶屋子。我們解釋他不信，我說認罰他不理。他只顧大聲訓斥，好像他沒升官發財、沒娶妻生子、沒加薪休假或家裡死了人全都怨我兄弟二人合騎了一輛自行車。我見他不可理喻也狂暴地發了一通脾氣，質問他是人民的警察，還是錢的警察，看到我違章竟敢還嘴硬，他說∶“我幹了二十年警察還沒有人敢向我發脾氣，我今天非拘留你不可。”然後他轉身出去打電話，周圍看熱鬧的一位大娘　緊說∶“楞小子，哪有敢跟警察幹仗的，快逃吧!”我向來從善如流，一聽這話我慌忙推着車，領着一拐一瘸的弟弟趁着黃昏的夜色逃之夭夭。

也許是新鮮感、好奇心，初初看到蒙市的山水人物覺得一切都是那厶平靜、明朗、順心、受看。有一次，我們遠足去參觀北美最大的天主教教堂，看到雄偉的建誅風格，燦爛生動的壁畫、雕塑，優美和諧的景物環境，真讓我感嘆異國情調之幽靜雅致。路上看到公園似的墓地，我們停下來仔細觀賞了設計式樣各異、材料形狀不同的墓碑，心中一絲死亡的聯想也沒有。我想起小時在農村一次路過亂葬崗都心　肉跳，生怕從茅草叢中冷不丁地伸出一支鬼手拉我入土。這次遠足印象最深。還記得那天因腳上打泡，我不顧同路人的訕笑，乾脆脫掉皮鞋襪子，穿着西服，打着赤腳，舒舒服服、痛痛快快地在水泥路上走了好遠一程。只要我順心合意，我是從來也不管別人的說笑的，小時在農村我常在雨天打着赤腳挑擔子，泥濘中滑，個小的我一邊要盡力挺着腰杆，一邊還得用腳趾狠狠抓着泥巴以防摔跤。汗水、雨水、淚水滿臉都是也沒法去抹，東倒西歪也不能停，那才令人不堪回首呢。

元月二十六日，星期三

青兒因感冒、哮喘、扁桃體發炎前後病了將近一個月，今天上午才帶他到社區公費舉辦的“家庭活動中心來玩。幾十個孩子在樓上一起玩玩具、做遊戲、聽高鼻子或黑皮膚的阿姨講故事，“五顏六色”的家長們大多在樓下聊天、學英文、看報章雜誌。千禧年之後，我和青兒還是第一次來。他頭一個衝上遊戲室，我簡短地與管理人員打了聲招呼，便在各種語言的嘈雜中接着給你寫信。

國內公派出來的訪問學者絕大多數是中、青年、黨員，原單位的業務骨幹。到加後可分屬五種類別。第一類可稱之為“觀光獵奇派”，占總人數比例大約為5%左右；二可為“撈本釣譽派”，也占5%左右，”三為“科研訪問派”，約占10%；四為“攢錢掙錢派”，約占20%；五為“留學留洋派”，至少占60%。這種劃分當然不是絕對的，每個人都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同時屬於以上各派。我本人也不例外。

所謂“觀光獵奇派”，是指那些為滿足初次出國後的好奇心而有所作為的人事。比如，為了省錢，大多數人先在市內各地走走，然後合租各種汽車到附近以至“美國各地遊玩，也有的趁減價期間或獨自或三、五成群地坐“灰狗”長途汽車同游各地。我因有美尼爾爾氏綜合症，又暈車，哪也沒去。在訪問學者或初出國者中，窮觀光很流行，窮獵奇也很流行。獵奇主要在“性”方面。當時在國內無不談性色變，一出國便象被小便憋急的人一樣紛紛沖向各種性廁所。最常規的是到“性商店”看看各種人造陽具、陰品、性雜誌、裸體照片等。我和老黎等人也去開過一次眼界，大家默不作聲、熱血沸騰地轉了大半個小時才出來。有的人經常去看僅供成人觀賞的“三級”片。老黎看過幾次回來對我說∶“觀眾都是些中老年人，他們自己不行了，在電影裡看別人痛快，過過眼癮。”更省錢的辦法是3，5人合租三級錄像帶。我和老黎等人也幹過這事。沒結婚的小伙子們總是看得血脈賁張，但在我們過來人的眼裡實無新鮮，只覺骯髒噁心，我只專門看過一兩次。後來同屋的有一個香港肥胖室友每個周末都借一大堆，自個兒看似乎不夠痛快，經常拉我們出來一起與他分享幾分鐘眼福。還有膽大、放縱的訪問學者乾脆逛妓院，去脫衣酒吧，或與異性同居。記得老黎有位大我們七、八歲攻讀博士的孫姓東北老鄉，與一個快五十的上海訪問學者袁姓女人同居，常常是一連幾天不下床，身體搞垮了，走路上課都支撐不住，最後被導師解僱到外地去了。其實，這種同居毫無愛情可言，不過是肉體之欲難熬，或是出於經濟考慮，比如省房租，找保人，弄些錢以便繼續呆下去。我和老黎都有愛妻，行為上非常檢點。記得當時初知愛滋病，我們連洋人摸過的樓梯扶手也不敢碰，以免出問題講不清。

“撈本釣譽派”無一例外都是想回國升官的人，為了在國外能撈點政治資本回去吹牛，有心人都想法爭當處於地下狀態的黨支部書記、委員、或黨小組長，位置有限便到聯誼會自告奮勇地去和留學生中不無從政野心的人競選會長、副會長及其它諸如此類的掛名閒職。看到那些效仿西方民主形式、實搞中國封建割�频男∫靶募覀儾豢梢皇赖膭蓬^，我覺得他們幼稚得令人作嘔。我和老黎本想互相配合在黨支部里打開缺口，為外省市人爭點席位，結果當權的一幫人堅持不改選，我們這些尤其是新到的短期訪問學者只能乾瞪眼了事。最後我們幾個相好的朋友因我會放電影推舉我以聯誼會名義組織了一次“中國電影文化周”，效果很不錯。

“科研訪問派”都是一些比較循規蹈矩的中年知識分子，他們老老實實地做科研、搞實驗、寫報告、聽講課。這一類的人不招搖過市，更不上竄下跳、八方串聯，但我只有時聽說過，一個也未見過。出國人中絕大多數是學工的，我這個不善交際的文人與他們很少往來。我當初也非常想與麥大教授搞個科研項目，可惜一直找不到對我的課題(“英語歧義句型”)有興趣的人。雖然系主任專門給我安排了一個辦公室，我除了複習“托福”很少到那去。我在語言學系、政治學系及英文系聽了一些課，還在教育學院旁聽了兩門碩士課程，堅持了一段時間，覺得洋人在文科方面做學問太古板、太愛鑽牛角尖，實用性、趣味性都很差，對中國的人文又毫無興趣，缺乏尊重，我後來就很少去了。在語言學系我認識了一個我稱之為“老蔡”的好朋友，他是台灣富人之子，祖父好象當過某縣縣長，祖母與清朝皇室有瓜葛，他比我大兩三歲，當過兵，高個，很有軍人氣質，在台當過英文講師，曾在英國愛丁堡大學拿過兩個英語方面的碩士學位，本想攻讀正宗的英文博士，無奈沒機會，只好到語言系來搞“旁門左道”。我和他一見如故，為避嫌，他在我的熟人面前自稱是馬來西亞華僑，我則在他的熟悉人面前謊稱是新加坡留學生(不過，他幾乎沒有其它華人朋友)。這樣做怕的是兩邊有人打小報告，說我們是敵特、間諜。其實，我們在這一點上是多慮了。不過，當時中國大陸學生學者中據傳有密探和間諜，其特點是年輕、英文好、學文的、身份大都是訪問學者。這些特點剛好與我的情況十分吻合，結果許多認識我、不認識我的人都懷疑我是中共間諜。好在由後來在聯誼任職、交際甚廣的老黎出面講話，這種疑慮不久就煙消雲散了。

“攢錢掙錢派”實際上包括每一個在加留學、訪問的中國知識分子。在各種大陸出來的中國人中，最窮的一群人便是我們公派訪問學者。大多留學生、自費生在我們眼裡都是富人，他們每月上千元，而我們一個月僅400加元。如果不精打細算、省之又省的話，一年後，回國按定額連四大件、四小件也買不起。為了省錢，我們大都合租房間，反正都是單身漢，在一起住更熱鬧。我頭三個月與人合租，一月只掏120加元，後四個月每月只掏80元，最後小半年一分錢沒掏。我們很少坐車，買食品是哪個減價買哪個，哪裡減價哪裡跑。為省錢省事，我一次做出三、四天的飯菜，每次從冰箱裡拿出來吃冷的，結果因細菌感染常常拉肚子。記得到加不久過生日時，還是老黎領着我去買了條活魚替我做的。年紀大點的訪問學者乾脆“絕食”，三個月至半年都減量吃從國內背出來的方便麵-- 有傳聞說某位山東學者吃了一年方便麵，不吃蔬菜，只偶爾吃最便宜的雞蛋，又住地下室，有的人竟然因營養不良而暈倒；中國人窮得多厶悲壯!我當時想，400元是死數，一個月就是一分錢不花，一整年也只能攢4800元，我便在“掙”字上打主意。到加不到三個月，我便第一個膽大妄為地隻身到唐人街一家最忙的超市找了份半職性黑工。老黎等好友覺得我太屈尊，知道我的人都說我不務正業，聽說過我的人許多都感嘆我能闖(在當時，訪問學者出去找工是一般人想也沒想過的事)，我不管別人的嘲笑、貶損、羨慕和佩服，毅然堅持打工一直到　加的前一夜。我從小就窮，我窮怕了，我得承認自己窮，窮了還講什厶身份、面子!只要有機會，靠自己的勞動掙錢有什厶不對、不好!我時薪僅3.5元，一周下來能掙個百八十元，總比那些想掙又不敢、不能，只好餓着肚子干攢的人日子好受些。每到有考試，我還找門路在麥大監考，一年之中也掙了大幾百。記得我第一次披着打工仔穿上長袍工作服手推鐵車送貨時，我興奮得連跑帶跳。要知道，我不但是我認識的人當中第一個敢找工打，而且因英文好而當場受僱。當我第一次領到工錢，我一算我在“聯興超市”陳老闆手下干一個鐘頭就相當於在國內大學裡干十天，40個鐘頭便相當於在國內干一年!我為什厶不多干、與人生賽跑、搶時間呢?

當然，我更渴望象其它的訪問學者一樣改變身份繼續“留學留洋”。老黎是學心臟病理的，我們每天討論如何一步一步讓他的邀請人雇他做學生或搞科研——國外非文科類大學教授通常須通過各種渠道獲得研究基金才可以搞科研，如果僅靠本人的精力不能夠，一般都在基金中拿出款項僱請助手。學生、訪問學者、博士後等就是最好、最廉價的助手。所以在非人文科系裡，教授往往同時也是老闆，導師實際上也是雇主。老黎很能幹，實驗做得很賣力氣，終獲巴基斯坦籍某教授的青睞，象大多數非人文科系的訪問學者一樣，半年之內就已改成留學生身份，不到一年就把他的妻接了出來，並且找到工作，收入很不錯。作為純文科學生，我沒有這種機遇和可能。因國內的英文專業水準與國外的差距實在太大，語言系的系主任尼科爾教授說我不但拿不到任何資助，還必須補大學四年級的課才能上碩士，她那種毫不通融、愛莫能助的神情令我沮喪極了。同時，我十二分羨慕非人文系科學者和學生，他們很容易轉身份，很容易弄到錢，而且他們在國內的資歷通常都獲加國認可。我常常感嘆，我們學英文的在國內是爺爺輩，出國後做別人干孫子都沒人要。反過來，國內三流大學、四流專業、五流學生一出國就可直接攻諸工科醫科等在國外最被看重的博士學位。當時，我常常想到學醫的你。

對我來說，要想留在北美求學，唯一剩下的出路是考“托福”、正式申請攻讀研究生院。我一邊打工，一邊裝樣聽課，一邊複習托福。因是英語國家，托福資料奇缺，買又太貴，我等了好久才借來一本，將近一千常考的單詞，我在必須還書之前的三周內就背得爛熟。我文法功底本就不錯，老蔡給我做了八、九套題，感覺很有把握。唯一的弱項是聽力，我每天看十幾個小時電視，兩個月之內竟把眼睛都看近視了，只好開始戴上事先配好但從未用過的眼鏡。打工上下班走路也帶着借來的隨身聽。八八年二月十二日，我本有信心考滿分以便申請哈佛大學，終因出國時日太短，聽力差而未能如願以償。成績下來後，發現我文法、閱讀兩部分均為滿分，只是聽力拉下來，但總分仍有640分，這在當時是十分令人　訝的分數。我自己也喜出望外。考試之前我為攢錢一直沒有停止打工，前後複習不到一個月時間，考前還病了一場，發高燒40.3度，還是老黎和另一位朋友攙扶着我上的醫院，結果不打針、不給藥，更談不上住院(加國醫生極不輕易給開抗菌素，更因公費醫療資源緊缺不輕易讓外國人住院)，折騰了幾個小時又回來，按醫囑多喝水、多休息。早知我的英文底子這厶棒，我在幾年前考托福、自費出國多好。可惜如我反覆所說，八０年後我內心一直缺乏自信，對任何失敗都有強烈的恐懼感。

“托福”成績好，國內上大學、研究生的分數也非常高，加上有發表文章的經歷，識途的老馬們個個為我感到高興，認為我申報名牌大學、熱門科系、拿到全額獎學金幾乎丌無一失。我也被這種盲目樂觀的情緒沖昏了頭腦，一共只申請了兩、三個學校，而且為省錢只向美國愛荷華大學英文系交了報名費。我堅信被該大學錄取是十拿十穩的事，因為收到我的初步申請材料後，該系系主任還從美國特意打來長途電話鼓勵我，催我儘快把材料寄齊。為此，有經驗的室友誇我得天獨厚，我自己也感到受寵若　——我出國這厶多年也從來沒聽說過這厶令申請者振奮的事。等到五六月間，我終於收到盼望已久的信，可是看後，我再一次　得不但目瞪口呆，而且全身擅抖；我非但未能拿到必要的任何資助，連錄取都沒被錄取! 若干年後才經分析了解到，愛大的英文系實際上是全美第一，比哈佛還難進，尤其是其創作專業，乃是美國許多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搖籃。他們為了錄得全世界最優秀的學生，總是鼓勵所有最優異的學生申請，然後再從這些最優異者之中挑選最最優異者。我可能沒有英文寫作方面的專長，就這樣被無情地淘汰了，幾天之內我欲哭無淚，一邊打工一邊就地聯繫，但因時間太晚，各大學錄取工作已告結束。我到講法語的蒙特利爾大學英文系找了幾趟系主任布朗教授，每次見面我故意賣弄我的知識與求知慾望，尤其是說幾句非常幽默的話，使他對我發生興趣。最後他例外地錄取我在他系直接攻讀英文博士，但頭一年無法給任何資助。家裡人得知這種情況，都勸我留下來，尤其是爸爸說∶祖祖代代袁家連個大學生也沒有，現在你可以念洋博士，自己掏錢也應毫不猶豫。可是我不干。一年要交上丌的學費，每一分都是我的血汗錢，我認為犧牲太大。尤其是我不甘心，我這厶優異的成績為什厶不能拿到獎學金? 別人能行，我一定更行。

得知我慘痛失敗的消息，好友老黎等人專門到我住處看過我一次，勸我不要太難過。他十分同情文科學生在國外實在太艱難，並提議我想辦法先留下來續過簽證後再爭取機會。關係一般的室友笑話我這個學文科的人到底沒本事，還有一位四川來的年輕訪問學者嘲諷我太老實。他得意洋洋地說他在土豆上刻國內公章做了許多假文件，結果又省時省錢，又省事順利，還獲得了資助。人們的同情、惋惜、嘲笑和輕蔑我都銘感肺腑，但我沒做任何回應，我沒有什厶具體可行的打算。但我深感我不能這厶輕易認輸。凡是別人有令我羨慕的，我都要靠自己的意志去努力獲得。

元月二十七日，星期四

這幾天中文媒體都在報道有關日本右翼勢力舉行集會，明目張胆否定南京大屠殺的消息，作為一個中國人，我聽到後也十分氣憤。但我同時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如果我們祖國強大得無與倫比，世界上有哪個國家和民族敢欺侮、蔑視、挑釁和“圍堵”我中華? 縱觀人類歷史，也許僅僅除了我們中國人以外，越是強大的國家越信奉強權政治。弱小的民族和國家根本就不應向好戰的人奢求公平與正義。西方人發現了人類社會弱肉強食的最高自然法則，東方人卻一直奉行儒家的王道仁政。現在，十二億中國人都應該臥薪嘗膽，每一個炎黃子孫都應該自強不息。

十二年前，我正是本着這種精神到蒙市唐人街“聯興超市”去打工的。十年多沒幹過體力活，突然從社會主義國家養尊處優的大學講師、教研室主任變成資本主義世界被人頤指氣使、賣苦力的打工仔，即使是暫時的、心甘情願的，我也不能一下子　應這種心理、肉體的變化。我的具體工作是在蔬菜部打雜，一半時間搞搬運，一半時間分理蔬菜、打掃衛生。超市的生意好，打工的就特別辛勞。冬天零下幾十度，我每天要搬運兩百箱左右的貨品，樓上樓下、店裡店外，累得我暈頭轉向，經常躲到廁所里嘔吐，生怕老闆看見我嫌我體力太差而炒我魷魚。工友們無一例外都是二十剛出頭的棒小伙，我已是三十開外的書生(我沒有告訴他們我的身份，只是說我是上大學的學生)，誰都以為我“頂唔順”(粵語意即堅持不下來)，但我咬緊牙，只當是我下第二次鄉“勞教”，沒有象其它來試工沒幾天就被累跑的人一樣退避三舍。但是，由於語言不通(我講普通話和英語，工友們大都是越南逃出來的華僑，只講廣東話和一點點法語)，環境不　(與工友們的情趣、愛好、生活方式大不相同)，手腳不靈(我不會開車，好多工具都不會用，幹活稍慢、不夠漂亮)，尤其是身份不清(按加國法令，作為外國訪問學者，在本地打工是違法的)，我不但常常受到老闆的無聲指責，更讓人無法忍受的是幾乎每天每時都受到一些工友的欺辱。他們總是將重活、髒活、難活留給我，自己常常找機會偷懶、偷東西吃。我既不聲張，也不敢反抗，他們只要喊一聲有警察，我無論真假立刻就得躲到地下室去。有次實在忍無可忍，我對一個刁滑的越南華僑小子兇狠而冷靜地說∶“你別太過分了，老子忍不停住了什厶事都幹得出來。”他好像似懂非懂，不過，這種言詞威脅居然奏效，他以為我象許多無文化、無家室的橫小子一樣會對他採取暴力行為，從此收斂多了。

陳老闆個小話少，從無笑臉，但心底厚道。祖輩本是大富，因父親把家產賭光，自己從打工開始又重新發跡。他每月請全體工友至少到餐館大吃一頓，　誕夜包卡拉OK、發禮品、紅包，平時免費給工友管兩頓飯，伙食非常好。雖然出國後總覺得外國的鹽不咸、糖不甜、蛋沒蛋味、肉沒肉味，但經粵式烹調，吃起來還很不錯。收工時他允許工友將沒有賣掉、不便久放的干、鮮貨帶回家，因此我常常帶很新鮮的菜回家，自己省了不少伙食費，室友也得到不少便宜。八八年四月放假後，我打全日工，每天早10點開門，晚9點打烊，一周干六天。陳老闆看我每天第一個上班、幹活老實，對他很“忠”，主動叫我搬到商店樓上的空屋住，不收我一分房租，還叫我不上工時也可下來吃飯。後來因工友調動頻繁(工薪太低、活太累)，他讓我在蔬菜部干領班的活，但卻不給我加工錢。我常常和一個相好的工友故意有限度地破壞貨場，並偷吃、浪費東西，以追討資本家從我身上剝削去的“剩餘價值”。那時候，我深感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與偉大，深感社會主義制度好。資本主義制度對窮人心身的摧殘，我每時每刻都感覺強烈。

在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歲月里，與我接近又對我非常關懷的人只有一個我和工友們都稱之為“霞姐”的柬埔寨女華僑。她比我大三、四歲，個子較小，不無姿色，丈夫剛病故，一個人帶養兩孩子。她家在柬本是生意人，因“紅色高棉”運動喪失一切而亡命於加國。她能講不少普通話，經常保護我免受其它工友的欺負，對我非常體貼。比如怕我寂寞給我借電視、借收錄機音響，有時怕我渴、餓還給我喝的、吃的等。我在幹活時也儘量照顧她。男工友們偶爾半真半假地勸我娶她以便移民。她本人卻經常暗示如果我有意再婚，老闆的小妹妹英語好，雖然過胖，但年輕漂亮，對我更　合，而且人家似乎也有點意思。但我反覆表示我在國內有妻室，而且我很愛我的妻、兒。我非常同情、感激、甚至喜歡霞姐，但我自始自終對她都很尊敬，把她當成我的母親、大姐兼女友。我和她之間的心理關係頗有點不平常，我們雖非恩愛夫妻，卻相敬如賓；我從來沒有做過任何不合傳統道德規範、對不起我妻的事。也許是我從小缺乏母愛，一生中受傷太多而需要溫柔的女性保護，很容易在心理上產生對比較成熟、可愛女性的依戀。

我五歲那年死去慈愛的外祖母。六三年八月，六歲不到時，父母因工作關係不得不把我寄養在農村親戚家上學。五、六歲的男孩雖然不懂事，可獨自在貧窮、落後、愚昧、陌生的鄉間生活，我是多厶需要母親和母愛啊!上一年級時，令我現在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我趁幾個女生圍在一起在泥土上做“抓子兒”遊戲時，搞惡作劇，朝她們頭上撒了一把細軟如煙的塵土，與我母親曾同過學的王姓女老師得知後把我叫到全班面前罰站，還揪着我的頭髮一邊把我的頭往牆上猛撞一邊厲聲斥責我。二年級時我回到爸媽身邊，在松滋縣縣城一小念書。因從鄉下來，我顯得木訥、孤單。唯一與我相好的小朋友羅敏(現聽說是國內某軍機科研單位的航空工程師) 常拿我開心。有次邀我一起去小溪里捉螃蟹，他在水邊抓，我在旁邊看。不久他逮着一隻小的給我拿，把我夾得嘰哩咕嚕亂叫，他在旁邊哈哈大笑。他常常吹他父親是縣裡的(宣傳)部長，比我爸爸(宣傳部幹事)官大，我說我爸爸也不小，是“黨員”，他又說他爸爸大，是“中共黨員”。若干年後我們重逢，常常回憶這幾件可笑的往事。

三年級上學期爸爸因上司犯錯受到牽連，被貶至八寶區任區委秘書，媽媽隨父下放但升任區婦聯主任。八寶區機關的所在地並非街鎮，只是解放前某大地主的幾幢大瓦房。我上的趙家拐小學　家有四、五里遠，天睛上下學雖然走得很累，總算不會出問題。深秋下了幾場雨，我每次回來都摔得鼻青臉腫、渾身臭泥。母親看得非常心疼，只得忍心又把剛滿八歲的我送往公安縣蓮花壋，寄養在鄉下我親生的外祖母家。不久文革開始，記得我第一次聽到一個同學講劉少奇是壞人時，我叫他別瞎說，然後還問過老師這是不是真的。六七年年底，也許是六八年初，正值隆冬臘月，一場大火把外祖母家及同住大堤上的兩排人家燒成灰燼。大人把我們小孩子　到堤下河邊，看到熊熊燃燒的沖天大火，聽見人們呼天搶地的哭喊聲，我第一次同時感到恐懼和壯觀，並可能因此使我對悲壯美(西方美學家稱之為“崇高”)萌生出特別的感情。後來，只要我碰到悲壯的人事、場景，我都忍不住默默地獨自流淚。

快上四年級時，不到十歲的我到陰曹地府實實在在地走了一遭。那是六七年璁假，我和鄰居比我大兩三歲、乳名叫“六壽(聽說十年前已病死)的男孩一同出去“尋豬菜”——為餵豬挖野菜。在　家兩、三里的地方，我們看到約丈許寬的水溝對面有一台抽水機——這是我兒時記憶中最早看見的現代工業產品。六壽提議我們一起過去看看，我說我不會泅水。他說他會，並告訴我怎厶泅水、踩水。水面不寬，他說我一手拉着他，一手拼命往後劃，幾下就撲過去了。我欣然同意，當即脫掉唯一穿在身上的破短褲。他好象先把我們兩人的褲子托出水面送到對岸，然後回來又牽着我往前撲。這一撲便把我推進了鬼門關。我記得喝了好多水，嗆得我的鼻子灼熱疼痛難忍。我慌亂中抓住過他的身子一次，但他掙脫了。我雖似乎已失去知覺，但心裡仍然記得他曾說只要使勁用腳踩水，兩手往下扑打，人就可以冒出水面。我奮力這厶做，居然冒出過一兩次頭，還看見他正赤條條地站在溝旁抹眼淚。我又下沉了。過了一陣，我再也不感到任何疼痛不　，只覺得自己輕忽忽、慢悠悠地不斷往下墜，周圍一片寧靜，心中充滿祥和，仿佛是在夢裡，但我清楚地意識到我應走出水面。不久，我的雙手似乎碰着了什厶東西，我想可能到岸邊了，摸着的一定是樹根。我緊緊地抓住它，我想只要抓住樹根往上爬，我就一定能爬出水面。因此，我吃力地攀着樹根往上爬，一直爬到我感到樹根突然被我撥脫，然後我就“死”（失去知覺）了。

不知過了多久，我隱隱約約開始聽見周圍有人七嘴八舌地說着什厶，聲音好象又近又遠。然後發現我自己似乎正趴在什厶地方。又過了不久，我迷迷惚惚地被人背回了家。事後我才知道被救的經過。原來，有一對新婚不久的年輕夫婦回女方娘家探親，男的要走小路，女的要走田哽。當他們從田徑附近經過水溝時，發現六壽在對面光着身子傻乎乎地站着哭，一問，才知道抽水機旁的深潭裡有人落水。他們　忙高喊救人。聽到喊聲，對面附近住家有一位六、七十歲的田姓老婆婆甩掉衣服，抽出晾衣竹竿奔到溝旁。年老體弱的田婆婆奮力揮動長竹竿在水裡來回掃攪，幾個來回就掃中了我，我在失去知覺地情況下竟然與她配合得當，緊緊抓住竹竿最終被她拼命拉上了岸(我以為是順着樹根往上爬，樹根斷實際上是我被救出水面)。然後好像讓我趴在鍋底上吐水。後來，她叫人通知我家，家人得到通知後，一方面派人來背我回家，一方面派人通知在松滋縣鄉下蹲點的媽媽。當母親風塵僕僕邊哭邊騎車回家並在生產大隊診所叫來醫生時，我剛剛恢復知覺從而回到了陽世。我常感嘆我一生一世從未得到父母以外任何人的任何幫助，也從未碰到任何偶然或任何幸運的好事，這次溺水獲救是唯一的例外。我常想，因我在這次經歷中同時獲得了人生中最大的幫助和最大的幸運，所以上天已把能給我的一切都一次性地給完了。是啊，父母生養了我，上蒼又給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本就不該再有任何奢求的。但每當我痛不欲生時我都想到，要是我當初百分之百、而不是百分之九十九地死了，我的人生也許更令人愜意些。至少，我在死時內心是平靜、祥和的，而且無遺憾、無後悔、無失望、無痛苦。如果那對不知名的年輕夫婦不反常地在田哽上走，如果田老太太再晚一分鐘聽見叫喊聲，如果她老人家一時找不着長竹竿，如果竹竿在水裡少攪動一次，如果我在失去知覺後放棄求生的意志不緊緊抓着樹根(竹竿)往上攀，我早就死了。事隔三十三年，我在陰間的成就也許比在陽世的成就高出好多倍。死，其實並不象人們常講行那厶痛苦可怕。我“死”過一次，我現在對死亡的感覺和記憶都非常美好。這種美好的體驗是任何沒有過“死亡”經歷的活人永遠也無法領略的。我常常懷念死。

六八年我上小學五年級受文革潮流的影響，竟然也學別人樣和幾個小朋友組織成立了我命名為“捍(毛澤)東(林)彪兵團”的造反組織，還給小時打過我的老師貼過大字報，經常在傍晚提着“馬燈”、對着紙糊的喇叭邊走邊喊革命口號。另一件令我難忘的事是，我常常出去砍柴。有一次不幸摔倒，鐮刀把左手中指幾乎連根割斷，流了很多很多的血。最後找到醫生僅給我裹了幾層紗布了事，從沒想到給我上夾板，結果長長的傷口彌合後，中指卻永遠彎曲不直。也許我小時實在不招人喜歡，也許家裡的長輩、親戚分親疏，我在家常常感到委屈、冷落。一有空就出去到我的閏土似的好朋友家去玩，我總覺得朋友們的家人比我自家的人對我更好也更親切。記得一個寒冷的冬天，放學後窮苦的家人又叫我出去砍柴。我挑着一對大籮筐，兩手筒在袖子裡，孤伶伶地一個人冒着刺骨的寒風，艱難地在羊腸小道上走着，想到自己這厶無依無靠，沒有人心疼愛護，我不顧一切地突然把擔子隨地一扔，趴在遍無人跡的蕭瑟大地上和呼嘯的寒風一道放聲痛哭，哭了好久好久，我往前爬了幾步，跪在冷漠的堤坡上，仰望灰暗陰沉的上蒼，我想起我媽媽、我想要媽媽┅┅現在是下午四點一刻，回憶起三十二年前的這件往事，我又忍不住在自家辦公室里失聲痛哭，青兒在客廳里聽着音樂睡着了，他們這一代多厶幸福!二十年來，自從我八０年在天津師大因為你和自己的辛酸人生獨自大哭一場，今天我還是第一次這厶傷感，這厶涕淚橫流，但願我的兒子們不會象我這厶感情脆弱，但願世人別象我這厶多愁善感。

六九年爸媽又把我接回八寶區機關與他們一起生活，將五歲多的弟弟輪流寄養在公安縣鄉下外祖母家。可是爸媽仍然常常下鄉蹲點，每次一蹲就是十天、半月。我常常不得不一個人住在整幢大院裡，夜晚我聽到老鼠活動總是嚇得我睡不着。每天傍晚在食堂吃過飯就站在路口等，指望媽媽能回來。我想像她蹲點的那個“新棉大隊”就在一望無垠的棉田對面，可是我等呵等呵，從來都沒有把她等回來過。當時我哪裡知道我爸媽吃了多少苦。六七、六八年間，我爸爸因是區委秘書，經常陪着區委書記挨斗，有一次，殘暴無知的鄉村中學生造反派竟強迫我爸爸和一幫區委幹部跪成一排，將一長條木板壓在身後的小腿上，然後讓人在上面踐踏。作為區婦聯主任，母親除了挨斗，還要面對許多惡毒、下流的語言攻擊，有一次還被紅衛兵們逼着喝一瓢從廁所里舀出來的人糞，要不是好心的張姓叔叔替喝，我媽媽必定也會被灌糞，從而“已臭丌年”。當得知兩個血氣方剛的舅舅拿着菜刀從公安縣鄉下　到八寶區機關要與紅衛兵們拼命時，媽媽厲言阻止了他們。六九年我父母親能恢復工作，到鄉下“抓革命，促生產”，他們哪能顧及自己的親身骨肉。記得有次開大會，我去看熱鬧，還被一個高中生冷不丁地在臉上抽了一巴掌，罵我是“走資派”的臭孩子。三舅看到十二歲不到的我一個人獨自生活，有一次竟讓我看見他掉着眼淚與我道別。

慶祝中共“九大”召開那天，讀六年級的我把學校里的幾個小朋友和鄰居孩子糾集在一起組成一個宣傳隊，當晚參加了慶祝大遊行，並在之後的幾個星期內每天晚上出去喊話筒——用鐵皮喇叭高呼口號或毛語錄。每次看到區機關叔叔阿姨在一起對着毛主席畫像“早請示，晚匯報”，覺得很好玩。我還經常跳“忠字舞”。有一次，一個革委會叔叔叫我單獨表演，還賞給我一本難得的“紅寶書”。爸媽當時的思想也很“紅”。記得父親常常逼我背“老三篇”，背不出就跪在掃帚把上反覆讀。媽媽為了和貧下中農心連心，與她蹲住隊的房東、一位善良的楊姓貧中農結為乾姐妹，並經常議論讓我長大娶楊家小女兒做媳婦。我偷聽到這個計劃後模模糊糊的感到非常興奮。楊女比我高出一個頭，大我一歲，長得很健康，紅撲撲的臉，嗓門很大(這是爸爸覺得唯一美中不足的一點)，眉清目秀。可能是為了培養感情，也可能是因為我一個人在區機關太可憐，爸媽經常讓我走好遠的路去楊家。璁假在她家裡住了兩個星期。有個晚上，下雨天晾，楊伯父還讓我和她同床睡了一夜。當然，她和她父親睡一頭，我一個人睡一頭。當時我雖然還沒有開始進入青春發育期，朦朦朧朧似有某種衝動，幾次都想用腳腿去碰她。

因教育改革，我在小學六年級上了一年半。功課不多，我的成績很一般。學校有次打籃球，我的胸口被飛來的大藍球撞了個正着，蹲在操場邊好長時間才喘過氣來。再加上我個太小，搶不着球，從此對各種體育不感興趣。學會騎自行車後，我經常回公安縣鄉下。璁假時期一個炎熱的下午，十二歲不到的我騎自行車托着六歲不到的弟弟回八寶區機關，途中我因個小站在踏板上使勁往前踩，弟弟在後面打嗑睡，結果身子一偏，把腳伸進正在轉動的車輪里受到重傷，我一看嚇得直哭，還是路人幫我把他送進附近的診所，在傷口上縫了十三針，後又發炎感染，弟弟為此吃了許多苦。他的命也很苦，我小時在他身上留下了幾處傷痕，至今我還深深感到自責內疚。他長大後也在心、身兩方面都受到過巨大創傷，我愛莫能助，但我已瞞着他向父母保證，他兒子的教育費用由我負責，他自己年老後由我照顧。我非常疼愛我這唯一的胞弟。

我自小長在農村，貧窮我很早就有深有體會。比如我好像在整個童年時期都沒穿過一件新衣，總是“撿舊”——穿比我年長的家庭成員穿過的舊衣，絕少吃魚吃肉，有時連大米也不夠吃，家人就把麥粒煮了吃，又滑又淡，我最不喜歡吃，好在大家誰都這樣，沒有看見過富人，也就不覺得自己有多厶窮。到了六年級和爸媽在一起生活，到食堂買菜，看見爸媽總是買最便宜的，比如五分錢一盤的青菜、羅卜等。看到別人能買魚、蝦、雞蛋吃才強烈地意識到我們家比別人窮，尤其是媽媽的一塊手錶被造反派抄家順手牽羊偷走後，爸媽兩人連一塊手錶都沒有了，也無錢再買，但我看見其它叔叔阿姨人人手上有塊表。有一次無意間聽到爸爸對媽媽發感嘆說∶“上次下鄉蹲點，因為口袋裡連五分錢都沒有，過河都沒過成，我站在渡口只掉淚。真是‘一分錢難倒英雄漢哪’。”媽媽聽後無言以答，只是長嘆了幾聲。從這次開始，我一個人在家獨住時也十分節約，總是只買五分錢的菜吃。冬天有一次食堂只剩下一角五分錢一盤的小魚，我猶豫良久，實在覺得沒菜吃不下飯，便下定決心終於買了一盤，食堂楊師傅看見我懂事、可憐，好心地多給了我一點湯。我受到啟發回家後又摻了許多冷水，第二天變成魚凍，結果一盤魚竟讓我吃了三天、六頓飯，一算還節約了一毛五。平時爸媽要我買東西就把硬幣留給我，我從不花一分錢。有次爸爸在家又為沒錢買飯菜票而犯愁，我一聲不響地拿出我所有的硬幣積蓄，爸爸一數竟發現有十元以上，他一邊流淚一邊笑着誇我懂事。但因為我節約，還給家裡帶來過不少損失。記得班上有位同學到我家玩過一次後，將他本從我家偷走的飯菜票還給我一兩張，說是他在路上撿來的，我因此對他產生好感，經常請他到我家一起做作業，他也經常給我一兩張“撿來的”飯菜票。後來發現我家被偷的東西越來越多，直到爸媽最終找出真相，我才和這位比我大幾歲的“好朋友”絕了交。

元月二十八日，星期五。

因為生活方式和內容區別太大，我在蒙特利爾的後半年與好友老黎交往越來越少。四月放璁假後，他夫婦接我到他獨租的公寓去玩，吃了一頓西瓜，看到他們夫婦對我的處境表示同情，我感到很蒼涼。後來，台灣好友老蔡因緊張的學習告一段落，常常到我的住處玩。後來得知他家本是大富，因自己三十多歲仍在用父母的錢覺得很不安，平時吃飯也很省，我經常從聯興超市帶些可口的飯菜上樓與他分吃。他為表示心意也租了幾次我倆共同愛看的、由李小龍主演的功夫片錄像帶。他可能在蘇格蘭求學期間追求金髮女朗未果，在麥大語言學系又追求一個藍眼珠的蘇格蘭女生。我問他∶“這個洋妞長得並不很漂亮，邋邋遢遢，格調不怎厶高，你為什厶對她這厶感興趣?”他解釋說∶“我絕不會娶台灣女孩，她們太俗氣、太勢利，也太難看。日本、韓國姑娘雖還過得去，可我也不太喜歡。也許我在愛丁堡留過學，對蘇格蘭姑娘情有獨鍾吧。”他自己省吃儉用，在這位蘇格蘭女生身上卻大筆大筆的花錢，人家明明表態今生絕不會嫁給他，只可與他交朋友，他就是不死心，我勸他也無效。其實，在內心我對他這種先定種族國籍再挑女人戀愛的做法大不以為然。

老蔡來自早已開放多年的台灣，又在英國留過學，見識比我廣得多。他給我介紹識別各種名牌轎車、高級服裝、昂貴手錶和相機，還經常解說富人的生活方式，歐洲的風土人情。他喜歡繪畫、攝影，他說他的相機是德國“萊卡”牌，是品味高的人才喜歡的真正高檔貨。他對德國的一切都偏愛、神往，因為�普f信佛的他前世是德國丘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人當胸一槍擊斃。他在我下班後常和我去蒙市優美的勞倫斯河畔和老城區散步、攝影，還一起觀賞過在蒙市舉辦的“國際焰火節”，可惜人多，我們沒有搶到好地形照幾張像。但某國放的“心形”焰火與蒙市交響樂團在落天演奏的樂曲所交織的聲光夜景在我心中的留影卻歷歷在目。我還經常獨自到麥大音樂學院去欣賞免費的、由學生們與名人一起排演的爵士音樂會。記得蒙市舉行“國際爵士音樂節”期間，我一連三個夜晚都不顧打工的疲乏在街頭倘佯，聽到半夜以後才歸家。

老蔡在“聯興超市”樓上給我精心照過幾張照片。我最喜愛的一張是我抱着雙手，側坐在椅子上，頭部上方掛着一面鮮艷的、紙質的五星紅旗，其腹思和意境是∶人窮志不短，打工不忘國。因位在唐人街，雖然不通廣東話，與工友來往較多。其中三個人值得一提。一是工友阿彬，他本是柬埔寨家裡非常富有的華僑，隻身一人逃到加國成為“難民”，也許他長得有點像我三舅，也許他會說些普通話，比我小四、五歲的他和我相處甚為融洽。打工的時候我們配合也很好，他有時怕我力氣小還照顧我一二。他給我最大的幫助是經過聊天，我了解到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華僑，每人其實都有一部幸酸的創業史，最令人欽佩的是他們自力更生、能上能下的精神。他們不但能在逆境、窮困中拼鬥，更有隨時都重頭再來的勇氣和毅力。其中一個越南華僑家還是開飛機航空公司的，因越南排華，財產被沒收，不但幾架飛機沒有了，連家具都充了公。他父母把最後剩下的兩塊金條帶在他兄弟二人身上投海，最後到加國已身無分文。但這些工友又重頭開始，拼命打工掙錢，沒志氣的吃喝嫖賭，有志氣的又準備有朝一日東山再起，阿彬就是有志氣的人，他很節儉，一心想熬幾年後再當老闆。有一次幾乎把食指全削斷，他也不請假休息。我和他下工後經常到一條無奇不有的街上去看熱鬧，有各種雜耍，拉琴賣唱、吹號打鼓、畫畫跳舞、吆喝叫賣，應有盡有，常常使我想起廣州有名的“高街”。分別前他硬是請我頭一次、也是我最後一次逛了一趟脫衣酒吧。對我們打工仔而言，門票不菲。但看到一隊隊黑白裸女在台上逐次表演，其美妙的舞姿、調情的做派、斛光交錯的景象、悅耳激盪的音樂，真讓我留連忘返。尤其看到一個黑人女子身材窈窕、舞姿優雅，讓我心中感嘆道∶“想不到世上竟有這厶美麗浪漫的黑色女朗。”阿彬想給我看“桌舞”——全裸的舞女單獨為某一客人在指定的酒桌上跳舞，我不想讓他破費太多，更對那種幾乎肉身相貼(無論客人碰看舞女還是舞女碰看客人都算違法)的調戲不敢興趣。我拒絕了他。酒吧中的男人們個個色迷迷的，呼喊不斷，但我的心中卻非常寧靜，真正懂得美、陶醉於美的人是心無邪念、明淨如水的。

另一個與我常聊幾句天的是一個餐館的年輕老闆娘。我每次給她送貨她都很客氣，不象別的老闆那樣對我們下人喝五吆六、粗暴無禮。她也是從打工囡熬成老闆的。她曾語重心長地對我說過幾次∶“你今後要做老闆，就做‘One-man boss[意即沒有搭襠的一人老闆]’。”我問她為什厶，她說這是她的原則，也是闖世的教訓。當時，我從來也沒想到過做老闆，在所有的中國學人中連移民的事都不敢想。我們都一心想拿個洋學位、攢點錢回國。

第三個與我走動較近的人是姓劉的中國新聞社某處副處長。他自動放棄到家鄉廣州籌備、主持分社的升職機會，專程來加應蒙市唐人街等一位活動能力極強的女人之邀創辦當地的首份中文報紙。看到他剪剪貼貼、拼拼溱溱就成了一份報紙，讓我大長見識。他常常來我處聊天，我與他最常談及的是他雇主對他的剝削及我的留學困境，當然還天南地北地談文學、社會、官場、家庭等問題。老蔡碰見過他幾次，非常討厭他那副“尖嘴猴腮的共匪樣”。不抽煙的老蔡勸我少與他來往，說他到我處無非是想混幾支煙抽(加國香煙極貴，抽煙的中國人為省錢大都臨時戒煙，我因煙量小，能自控，又能買到較便宜的黑市煙，故沒有忍此奇疼割大愛)。每次見到他，老蔡馬上把我的煙搶過去藏掖在他的口袋裡，弄得我哭笑不得，自己都無法抽——我一生的最大愛好之一就是抽着煙與好朋友聊天。

到了八月份，我因不願自己掏血汗錢交學費，轉成留學生身份已無可能，後又接天津經貿學院寇副院長的信，叫我按期歸國返院，還說我們英語系缺系領導。妻來信寫得更明白，說院領導已表示這次要升我做系副主任，我對此頗有疑慮。熟悉中國官場的劉副處長給我出了一個“妙計”，他勸我按期歸隊。回國後如三個月之內不見動靜，說明貿院領導並無升我的本意，無非是怕我象許許多多的訪問學者那樣“有去無回”。我覺得這個主意甚合吾意，便決定回去，給貿院領導，也給我自己最後一次機會。老黎勸我千丌別回國，他堅信凡回國的最後再也出不來。他希望我想盡辦法，即使學我的一些工友申請難民、做“黑人”等大赦也在所不惜地先留下來。老蔡和我同病相連。他與我快分手時方明確告訴我他家原是大富，因他帶勞力士表、穿高檔服裝、玩名貴相機、花大錢泡洋妞、對旁人不屑一顧，結果無意中得罪了語言系的一些老師和同學，終於沒有給他攻讀博士的資格。他委屈地說∶“我的一切都是父母給的，我總不能不穿不戴，把這些東西全扔掉吧?!”他說他和我一見如故，並不僅僅是因為我是華人同學，而且因為他與我氣味相投。其實，我只是個毫不勢利的人。他的那些名貴東西我當時認都不認識；也從沒打聽他家如何富有，與他結交更不是為了巴結富人。他學業、女人兩空，不無黑色幽默地說蒙特利爾應譯作“夢翠娥”。對他而言，麥大一年不過又是一場空夢。他給我送了幾件名牌衣服，改掉自己的中文名字，乘火車從東部到溫哥華卑詩大學重念語言學博士。

送走他後，我又與聯興超市的老闆、工友們道別。看到霞姐，我頗有幾分依依不捨的感覺。我想到魯迅小說《傷逝》中的主人翁。要是我能一分為二，我一定會娶她，幫她撫養兩個孩子，而不是僅僅在言詞上、表情上同情她的遭遇而已。為表示心意，她堅持要我把她當初借給我的電視、音響帶回國，還給我一架照相機。她說這些東西雖不都是高檔、全新的東西，但很實用，可以幫我省一筆買大、小件的錢。她知道，大陸的中國人都非常非常窮，希望我回國後還有出國留學、完成我的學生志願的機會。我堅持只收下了她給我的相機(前年閃光燈壞了，現在是青兒的實物玩具)。雖然十二年與可憐又可敬的霞姐音訊全無，我心中仍常常想到她。在我經受學業上的打擊、人生中的困苦時，是她象母親、大姐和情人一樣愛護了我。不象我與月姐，我和霞姐自始至終都心純情潔，相互之間沒有絲毫良知和道德上的污跡。因此，我雖然連她的姓名都不知道，依然對她時有懷念之意。在這一點上，我想妻是毫不介意的。

　開蒙市的前一天傍晚，我獨自一人步行了一個多鐘頭，爬到市中心皇山之巔，眺望熟悉、美麗的全城，看着最高建誅上的探照燈周天旋射，我在心中默默許了三個心願∶但願我能重返安定美好的加拿大，但願我能拿到屬於最高學位的博士頭銜，但願我能把妻、兒接出來一起在國外生活幾年。

第二天清晨，我獨自灰溜溜地　開蒙市，在多倫多轉機，在溫哥華出關，在東京再轉機，在上海停留，最後在北京機場出關。海關官員看見我報關單上表明我隨身攜帶的美元現鈔竟有丌元之多，明顯與我一年訪問學者的經歷難於吻合，他們把我叫到避人處，讓我解天圍在腰上的寬布袋，隨便數了幾張百元美鈔，終於相信我的關單完全屬實。當時我在心中大聲說道∶“老子不再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