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加拿大統計局（STATISTICS CANADA）在一份關於移民問題的專題報告《IMMIGRANTS IN CANADA’S CENSUS METROPOLITAN AREAS》中指出：自1990 年以來進入加拿大的近 200 萬新移民中，幾乎有四分之三的新移民選擇在多倫多、滿地可和溫哥華這三個加拿大最大的都會中心定居，這部份新移民大都是來自東亞和南亞。

這份根據2001年人口統計資料寫成的報告還顯示，新移民所受的教育程度明顯較土生的加拿大人高，但幾乎在所有城市地區，有較高教育程度的新移民，都只能找到較低技術要求的工作。許多有大學學位的新移民都在做着不用接受過正規教育的工作，待遇跟土生加拿大人有別，就業率低於加拿大土生土長的人。

加拿大統計局這份專題報告起碼給我們透露了這樣的兩個信息，其一是新移民，尤其是來自亞洲的新移民多聚居在多倫多、滿地可和溫哥華這三個加國最大的都會城市，這種聚集及其所造成的過度都市化不但無利於新移民的定居與發展，而且加劇了這些城市建設的負擔，新移民找工作難的困境將因此而陷入一種惡性循環的拖累中，前景確實堪憂。其二是新移民在就業率、受薪待遇、專業對口、失業率等多個方面，都不如同等條件土生土長的加拿大人。換句話說，就是“外來的和尚沒經念”，這是新移民移居加國最感困惑的問題。

是誰造成“外來的和尚沒經念”？有人抱怨說，無論是多倫多，還是滿地可，或者是溫哥華，城市再大，就這麼一所廟，“外來的和尚”何必非要擠進來？持這種觀點的人是不對的。因為“和尚”是加國請回來的，“和尚們”擠在多倫多、滿地可、溫哥華這三所廟，並不完全是貪“廟裡有熟人”，而是相對於其他城市來說，這三大都市較適合新移民落足安頓。由此該檢討的不是新移民，而是加國政府。

作為積極吸收技術移民的國家，加拿大政府既然能將技術移民之門洞開，各種的配套措施就應具備。過去政府竭力強調吸引新移民向三大都會城市以外的地方流動，以期通過減壓的方式，提高新移民的就業機會，這種思路並非是治本的良方。因為新移民就業難的根本原因，不是人才過剩，而是“人才貶值”，這是加拿大政府所造成的。

就以報告所舉的例子來說，在溫哥華，“擁有大學學位的新移民中，有 31% 的人在從事低技術工作，而在擁有同樣教育水準的土生加拿大人中，只有 13% 從事低技術工作。”這兩項數字相比的結果說明，新移民中“人才貶值”的現象相當嚴重，大批的高學歷移民在抵加後因為語言，更因為沒有加拿大經驗而淪為專業不被重視、學歷不被承認的低收入群，這種無視社會成本耗費的責任當然應由加拿大政府來負責。

其實早在去年的時候，加拿大統計局就曾發出這樣的警訊：從 80 年代以來，每隔十年統計就發現新移民的收入大幅滑落。二十年前移民淪為低收入群的比率是 24.6%，現在這項“痛苦指數”已攀升至 35.8%。攀升的原因在於移民的高學位文憑在求職時被衡量的價值平均僅為土生加拿大人的一半，移民的工作經驗也被人為地大幅打折扣，在這樣的結構性歧視下，新抵境的技術移民很難找工或維生。

據多倫多大學移民研究學者雷茲 (Jeffrey Reitz) 估計，新移民的教育學歷和工作經驗未受合理承認，造成全體移民每年損失達 150 億元收入。移民就業困難的結構性障礙包括：專業認證核照團體門戶設限、部份雇主存有偏見排斥外來移民，以及新移民本身語言不夠流利、難以適應加國社會等。

過去我們一直認為：新移民抵加後難以找到合適或對口的工作，主要是在語言，但隨着新移民平均年齡愈來愈趨向年輕化發展，加上政府、社區有一整套完整的語言培訓系統，新移民在語言上所承受的阻力已逐步減輕，真正攔在移民面前的，是“加拿大經驗”。

一位在中國某著名大學取得碩士學位、畢業後在上海一外資公司從事技術主管的陳姓移民談到這種“結構性歧視”時說：“我在上海的公司本身就是加拿大的公司，當初我移民加國時，來自加拿大的公司總經理專門給我寫了封介紹信，告訴我到加拿大後找總公司，他說憑我的這個經驗和技術，完全能在總公司找到合適的位置。半年前我們一家移民加拿大，抵多後的第三天，我與總公司聯繫，當時接待我的是我以前的上司，他從上海回到加拿大後擔任一個部門的經理，那天他帶我參觀了總公司，還請我吃了頓飯，最後帶我到人力資源部去和經理談，那個經理還沒看完我帶去的材料，就很客氣地對我說，對不起，因為你沒有加拿大的經驗，公司目前也沒有相應的空缺，所以我們無法安排你的工作，你的資料我們將會保留，有機會我們會通知你的。”陳先生講完自己的經歷後十分氣憤地說：“我的工作是做測試，需要的是實驗的經驗，加拿大中國美國都是一樣的，說我沒有加拿大經驗，這絕對是對我的歧視。”

陳先生的遭遇，相信很多新移民都遇到過。確實，“加拿大經驗”的關鍵在於適應本地企業的崗位要求，為企業創造效益。這個要求並非僅是加拿大獨有，作為受過高等教育，特別是有過一定工作經驗的專才來說，通過短期的培訓掌握這種經驗並非是件難事。關鍵是，政府是否鼓勵或督促雇主放下成見接受移民，這才是問題的根本。

種族歧視對於新移民就業、收入和貧困問題的影響已不是一、兩年的事情，但三級政府對社會的呼籲總是雷聲大雨點小，政府最拿手的就是將新移民就業難的問題推給勞工市場去解決，最終導致積重難返的地步。

要幫助新移民走出就業難、收入低、專業學歷不被重視的困境，光靠一、兩個政客在競選時許許願、或者鼓動移民團體去提建議，效果是有限的。我們需要做的，是以各種渠道給政府施加壓力，通過相應的法律保護，制定出更好的法規和實際操作程序，創造一個真正切實有效的平等就業機會，改變加國引入人才貶值的現狀，讓政府制定出切實可行的措施來幫助新移民完成“人才增值”，這不但是新移民希望的出路，也是加國移民政策增益的出路。（星星生活/林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