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山呆了兩個星期後，我又回到廣州。白導遊已經意識到，用對付聾啞人的方法進行這趟革命旅遊不太管用，於是就和我一起加入了一個由十個美國學生組成的旅遊團。他們大多來自伯克利大學，和我一樣，都是來中國尋根的華僑子弟，也是正在成長的毛派分子。他們也不會說國語，但和我不同的是，他們已配備了一名翻譯，還不到七十歲。       

我們到所有革命聖地參觀。在毛澤東的故鄉韶山沖，我們虔誠地凝視着毛澤東用過的破舊的飯桌，他曾侍弄過的一小塊菜地，以及他曾召開過革命會議的閣樓小門。在毛澤東樹立的農業典型大寨，我們花了三天時間，到農民家裡廚房參觀做飯的鍋碗瓢盆，到玉米地里走來走去，參觀憶苦思甜會議。一天晚上，一位老農民給我們講了一個悲慘故事，當地的一個地主如何殺了他的父親，強姦了他的母親。講着講着，他開始哭了，很快我們大家也哭了起來，哭聲越來越大，沒有人能聽見他在說什麼。不久，他恢復了平靜，我們也安靜下來。他告訴我們，在毛主席領導下，現在的生活是多麼甜蜜。只 是在後來，在中國住了一年以後，參加了十幾場這樣的憶苦思甜會，我才意識到，每個星期他都不得不這樣哭幾次。            

宣傳是大寨農民的神聖職責。這個村子之所以成為革命旅遊線路上的一個熱點，不是因為它的風景優美或者歷史悠久，而是因為毛澤東選擇了它作為中國農業的發展模式。在高峰期，每天都有兩萬名遊客前來山西省參觀這個只有八十三戶人家的小山村。村民們住在貧瘠的山上挖出的黃土窯洞裡。靠着集體主義和自力更生精神，大寨的農民把窮山惡水改造成了整齊的梯田。為了接待遊客，國家在大寨建了禮堂、 一條街道兩旁全是餐館，有上下水道的酒店。作為毛澤東所揀選的紅人，大寨農民走遍了全中國，介紹經驗。那個夏天，儘管這個村子正在經歷連續五個月的乾旱， 鏡頭前的農民們臉上笑容依然燦爛。       

大寨大隊的黨支部書記陳永貴是毛澤東樹立的布衣英雄。作為一個乞丐的兒子，陳永貴在文 期間進入了政治局，並成為副總理。他直到四十三歲才開始學識字，可是他卻是一位多產的作者，他竟能寫出標題為《學習並創造性地運用毛澤東思想，奪取農業大豐收》的雄文，而且成為全國各地必讀的文章。中國大眾從知識分子到鋼鐵工人都要在日常生活採用大寨修梯田的方法。            

陳永貴在我們參觀的最後一天接待了我們。他頭上戴着白羊肚毛巾，臉上的鬍子大概一個星期沒刮了，使他看上去很像一位和藹的中國版的亞西爾 • 阿拉法特。他煙不離口，一邊懶洋洋地講解着毛主席對農業的關心，一邊抽着旱煙袋鍋。每抽完一袋煙，他都要加上一撮新煙絲。據說他一天只點一根火柴。

1976 年毛澤東逝世後, 有人指責大寨的生產數字是捏造的，並批評國家為了樹立這個典型，投入了數以百萬計的人民幣。陳永貴本人於1980 年被清除，並於幾年以後因患肺癌而去世。他死之後，他忠實的朋友每年都會在他的墳墓前點燃一根香煙，以紀念他。

我們的革命之旅似乎旨在證明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這一點我們早已經相信了。在中國東北，7 月的一個下午，天氣很悶熱，我們的導遊宣布，我們將觀看工人在不事先關閉電源的情況修復220,000伏的高壓電線。這似乎比為革命在熱煤堆上行走還要刺激。主持人興奮地通過喇叭宣布那個年輕女子的姓名和年齡，她靈巧地從電線杆上垂下的繩梯往上爬。當她接觸電磁場時，一時火花飛濺。我屏住呼吸，看着她修復電線。我們大家都拼命鼓掌，照相。
 
這個年輕女工下來後對我們說，“一開始我們也很害怕，但慢慢地就鎮靜下來了”。我趕緊在筆記本記下她的話。還有三位和她一樣的女工，都是新手，一臉認真的表情，都戴着毛式帽子，身穿帆布工作服。另一位說。“以前，出現故障時，我們都得切斷電源。但是，經過認真學習毛澤東思想，我們便能夠搞技術創新。”這一切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年以後，我發現他們所做的在西方早就是一種標準的技術。只要他們使用不導電的梯子，這些女工都沒事，這和鳥和松鼠能站在高壓電線上而不會被燒焦是一個道理。       

針刺麻醉是文化大革命的一項創新成果。在一個城市，我們看着醫生在進行剖腹產之前將一根細長的銀針插入病人的腳踝和隆起的肚子。產婦對在樓上觀察的我們眾人揮手微笑。外科醫生切開了她的肚子，儘管我們有人幾乎要吐出來了，可是產婦卻毫無反應。醫生從產婦肚子裡取出一個血乎乎的女嬰。這看起來簡直是奇蹟。我們看着醫生為產婦縫合傷口。病人事後說：“我什麼感覺都沒有。針灸麻醉簡直不可思議。”儘管有這樣的成功故事，但是針刺麻醉事實上是不可靠的，到了90 年代基本上被拋棄了。        
 
幾個星期不停的宣傳灌輸，即使像我們這樣的毛澤東思想崇拜者也覺得有點煩了。在中國唯一可接受的宣泄方式是像西西弗斯那樣，把石頭山滾上山，而我們真正需要的則是滾石樂隊的演唱會。當一位導遊不厭其煩地介紹有多少奴隸用了多長時間建成北京的明十三 陵地下宮殿時，我開始在大理石地板上跳起了踢踏舞，直到白嚮導惡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才老實。還有一次，在晚宴上，我們旅行團中有人開始滑稽地模仿扎針灸 的樣子。我們都加入了遊戲。用筷子當針在某人的肚子上轉動。把吃剩的饅頭當成腫瘤。這個小品很快失控，惡化成了一場美國人之間的食物混戰。我們沒有意識到我們是在一個不久前還餓死人的國度胡鬧。我們的導遊坐在一旁，個個陰沉着臉。        
因為我曾學過一點普通話，因此我常常被指定為代表對接待方表示感謝。每次參觀結束，我站起來發表演說時，大家個個眉開眼笑。但是我說的話他們什麼也聽不懂，這時他們臉上的笑容便消失了。經過幾次糟糕透頂的表演之後，我開始拉關係，希望能有機會學習漢語。白導遊告訴我，由於文化大革命，大多數大專院校都被關閉了，並且肯定地說，在中國沒有人會為了錢私下輔導我。但我並不氣餒，每到一個城市都向當地的政府官員不厭其煩地提出我的要求，我要學中文。

1972 年 7 月 18 日，我在北京參觀的時候，白導遊把我拉到一邊，小聲對我說，我已被允許在北京學習漢語。她沒有告訴我要上哪所學校，什麼時候開始學習，所需費用是多少，等等。但是如果我接受，就必須立刻退出旅遊團。我請她給我十分鐘考慮，然後在街上走了一圈， 深吸了一口氣，對她說“是的，我願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