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歡迎你！
經過一個星期忐忑不安的等待，一位官員告訴我，我將在8月初開始在北京大學學習。我興奮極了，得知一個名叫名叫埃麗卡-任的美國人和我將成為文革以來第一批從西方世界來中國留學的外國學生，這讓我有點受寵若驚。我還有幾個星期的時間需要消磨掉，於是我決定遊覽首都北京。可是幾乎所有旅遊景點都被關閉了，包括美術館、雄偉的北京圖書館和夫子廟。
許多年來第一次，我感到獨自在街上行走很安全。昏暗的陰影沒嚇着我，而在加拿大我家裡卻不是這樣。我從來不用瞻前顧後，或者加快步伐。我知道沒有人會跳出來打我的腦袋。中國沒有扒手，沒有強盜，沒有強姦犯。我是在天堂，也很安全。至少我相信是這樣的。
我很想看點書，於是去逛新華書店，這是中國最著名的書店，就像美國的巴諾書店，只不過它是國家壟斷，獨此一家，而且只有一種暢銷書，毛澤東選集，各種文字，各種版本，從簡裝到豪華裝，應有盡有。
為了防止破損和盜竊，也為了讓大家都有活干，所有的貨物，包括書籍、肥皂和襪子，都放在櫃檯後面的貨架上，由態度惡劣的售貨員看守者。人們要央求售貨員從架子上取下商品，當他們遲遲決定不下來是否要買時，售貨員就不耐煩了，一把把貨物奪回去，大聲斥責顧客，要求他們趕緊決定，買還是不買。雖然我很高興沒有在商店裡看到賣化妝品或捲髮器，但是，當我發現店裡不賣衛生巾，我還是有點失望。中國婦女用粗糙的灰色衛生紙折成橡膠帶狀的衛生帶。這種六分錢一卷的衛生紙是用報紙做成的，上面的字體還清晰可見，這倒也好，婦女上廁所無事可干時可以讀讀衛生巾上的文字。
我隨便跳上一輛電車或者巴士，遊覽這座城市。當我想在一家普通商店買一輛自行車時，發現需要出示特別的購物券。雖然這件事給了我這個毛派信徒當頭一棒，但我別無選擇，只能在專門服務外國人的友誼商店買一輛。友誼商店禁止中國人進入，而外國人可以在這裡買到自行車、 大米、 油和其他配給的物品，而不需要購物券。我開始注意到，在中國，群眾只能乘坐擁擠不堪的電車，而高官則乘坐鋥亮的紅旗轎車，拉着紗窗，在周圍群眾好奇的目光下疾駛而去。
1972 年 8 月 8 日，一輛蘇制轎車來到我的酒店接我，把我送到城西北的大學城。這裡集中了十幾所大學，只有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已經重新開辦。這是中國的兩所頂級大學，是中國的牛津和劍橋、 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校園坐落在北京風景最美、 最涼爽的地區。
清華注重應用科學，為國家培養技術專家和工程師。北京大學則偏重基礎科學和文科，很受精英的青睞。毛澤東曾在北大作過圖書館員，鄧小平的第三任妻子在這裡學習物理學，這兩個家庭都把他們的孩子送到這裡讀書。
多年來，北京大學也培養了比其它任何院校都要多得多的麻煩製造者。1919 年，北大學生領導了五四運動，為了實現民主而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示威。1966年，北京大學紅衛兵率先給鄧小平戴上“走資派”的大帽子。他們關押鄧小平的長子，北京大學物理系的學生。他從宿舍樓四層的窗戶跳下，最終造成腰部以下癱瘓。1989年，北京大學的學生再次帶頭組織天安門廣場的民主示威遊行。當鄧小平下令開槍時，他怎能忘記那些叛亂分子的師兄師姐以前曾對他的兒子做過什麼？
但那時我對北京大學複雜的歷史所知甚少。接我的小車進入校園的白色花崗岩大門，停在二十五樓前。兩名身着毛式服裝、梳着整齊長辮子的教師沖了出來。其中一個抓住了我的手提箱。另一位拉住了我的手，把我領到三樓，那裡，十幾個年輕女孩組成的儀仗隊正在大廳里等我。我有點怕難為情地咧嘴笑了笑。他們也對我微笑，用英語說，“歡迎你!” 在330房間，一個梳着大辮子、面帶靦腆微笑的年輕女孩跨步向前迎接我。她是我的新室友張紅。
張紅和我一樣，也是十九歲。她個頭比我高一頭，表情嚴肅，每當她遇到難題的時候，兩道濃眉就會皺起來。她也很性感，但大部分時間都自覺地收斂自己，文化大革命在中國歷史上是最不喜歡性感的時期。張紅學的是世界歷史專業，學校選擇她陪我，是因為我在麥吉爾大學學的也是歷史專業。事實上，她們班的所有女生都搬到了二十五樓來陪我。埃麗卡報到的同一天，中文系語言專業的所有女生都和她住在了一起。
1972 年，北大校園幾乎荒廢了。張紅這個年級是文革開始以來招收的第二批學生，只有幾百人，而正常招生人數則是 1 萬名學生。很多建築物上了鎖。大教室是空的。我們要住的二十五樓在我們之前已經空置了六年。
在二十五樓，我們連熱水也沒有。我們在粗糙的水池裡用冰冷的自來水龍頭洗臉。我們唯一的飲用水來自隔幾棟樓的鍋爐房。我們得提着熱水瓶去那裡打開水。我們的公用廁所是一排陶瓷蹲式廁所，用起來讓我覺得有點可怕。我總是擔心會掉下去，當我方便完站起來的時候，總會感到有點頭暈目眩。我還不得不在一小搪瓷盆中用手洗所有的衣服，包括被單。
我和埃麗卡每星期兩次光顧校園澡堂。兩分錢一張票，我們學會像賽馬一樣衝進澡堂占位子，肥皂刺痛了我們的眼睛，公共澡堂水龍頭下有數百個婦女和女童同時淋浴。因為洗一次澡要頂好幾天，因此我們也學中國人，使勁搓澡，也互相搓澡，直到我們全身變得像西紅柿一樣又紅又亮。一天不洗澡我就難受得要死，因此我整個社交生活計劃是圍繞着北京大學浴室的開放時間表而制定的。直到今天，每次淋浴我都會為流淌的熱水默默感恩。
如果北京大學把我們當作革命貴族，那麼那些搬來和我們一起住的中國學生就是我們侍女。她們接受了訓令，要好好待我們，於是她們搶着為我們整理床鋪，為我們洗衣服，甚至讓我們在食堂排隊時插隊。簡言之，他們什麼都幫我們做。為了服務我們，北大動員了大約四十人，除了我們宿舍伴侶，學校還安排了一個宿舍警衛、 六個管理員、 三個語言教授、 一個廚師和一個打字員。當我們要求上太極拳課時，體育系的一位教練便被派來教我們學習練習走太極步。當我們表示對中國最偉大的現代作家魯迅感興趣時，一位文學教授便專門來給我們開了一個講座。當我們去模範工廠參觀時，學校為我們提供小車和司機。北大專為我們買了一張乒乓球檯安放在我的宿舍樓，還在我們宿舍里安裝了一部電話。我以為這沒什麼大不了的，我不知道，只有大學校長家裡才安裝私人電話。我們只支付飯費，一個月才幾塊錢而已。
作為革命貴族最大的好處是有我們自己的廚師，可以吃小灶。劉師傅是一位滿頭灰白的老人，曾為司徒雷登當過廚師。司徒雷登出生於中國，曾任燕京大學校長和新中國建立前最後一位美國駐華大使。毛澤東在一篇題為《別了，司徒雷登》的文章里諷刺他，也使他聲名遠播。當中共沒收燕京大學的可愛校園時，劉師傅也一起來了。他會做西餐，包括自製薯片、甜甜圈、蘋果餡餅和酥餅乾。他最拿手的中餐，包括豬肉餡包子、香酥蔥油餅，辣醬油燒茄子，以及薄皮大餡、北方人蘸醋吃的小餃子。我來到北京大學一周后就是我二十歲生日，劉師傅給我做了一大碗特別長的象徵着長壽的麵條。
當他發現我愛吃辣時，他就在我早餐吃的炒飯里放上辣椒。當埃麗卡想吃漢堡包時，他就剁一些豬肉餡，打一個雞蛋、加上麵包屑和香料，很快便做成一個。我有些過意不去，於是飯後主動幫助清理。可是，令我失望的是，埃麗卡覺得我們生活得這麼舒服，僅僅飯後洗碗是遠遠補償不了的。她拼命爭取和張紅以及其他學生一起在大食堂就餐。埃麗卡對我說，“中國革命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消滅特權。”
當埃麗卡來找外國留學生辦公室的幹部時，我和她肩並肩站在一起以顯得非常誠懇，心裡卻想着劉師傅晚餐會做什麼給我們吃。埃麗卡講完後，黃幹部大笑起來。他肯定地告訴我們，我們的身體素質會受不了。 “你們肯定不會習慣的，”他斷言。
能言善辯的埃麗卡終於把他們說服了。每周三次，我們可以到學生大食堂就餐，和其他飢餓的學生一起，早早等在上了鎖的食堂門口。當食堂工人終於打開鎖時，我們一擁而入，大呼小叫。大食堂看上去就像索爾仁尼琴的小說《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中犯人的食堂，黑乎乎地擺滿了木板長椅和粗糙的飯桌。我們抓着自己的搪瓷碗，排隊到一個小窗口，裡面的師傅會給我們打一勺粥。在大食堂吃三餐粗劣的食物，雖然對我來說價格很便宜，但卻相當於中國工人平均半天的工資。
我從未想到這裡的飯食會如此糟糕。早餐和晚餐都相同：淡而無味的棒子麵糊糊，加上一茶匙難以下咽的醃鹹菜。 只有午餐我的同學們才能吃到肉，也只是幾片肥肉炒捲心菜。米飯很乾，淡而無味，籽粒破碎，呈灰色，而非白色，裡面夾雜着小石子和小煤塊。我學會了小心咀嚼，免得崩掉了牙齒。我們很幸運能吃到大米，大米是細糧。每星期我們還要吃幾次粗糧，通常是棒子麵窩頭，吃起來像濕鋸末一樣。
我的同學都營養不良，他們總是把碗裡的飯菜吃得乾乾淨淨，一點不剩，過了沒多久，連我也覺得一小塊肥豬肉相當美味。有一天，我看見餐廳中央的桌子上放了一塊黑板，上面掛着三個吃了一半的紅薯和一點鹹菜。食堂師傅用粉筆寫了幾句嚴厲批評的話：“有些同學對廚房裡的師傅缺乏階級感情！每一點食物都是工人和農民流血流汗的結果。有些同學不尊重工人的勞動！更嚴重的是，這些同學已經忘本。以前，當你還是工農兵的時候，你絕不會浪費任何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