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大陸移民到加拿大難免會細心觀察比較兩邊的人文環境。和國內人們正在糾結於“扶與不扶”不同，在加拿大處處能夠感受到人與人之間暖暖的善意。

　　我先生去COSTCO超市買了一個體積很大，重量不輕的家具，在推着購物車從商場到停車場只有短短的30米，從走出商場大門到把東西裝到車上前後就10分鐘不到。在這有限的時間和空間裡，他兩次得到陌生人的出手相幫，讓他這位剛從國內來加拿大定居的大男人感概不已。

　　第一次是推車過路中間的減速帶，一手推車，一手還得扶家具，難免顧此失彼，這時一位路人伸手推了一把車，讓先生順利地過了這道“坎”;第二次是裝車時，把尾箱打開，放倒後排座後，把家具費力地抱上車，為了不磨壞後排座椅的背部皮革，就只有人進到車裡把家具抬起往裡拉，因為空間狹窄的原因，並不好用力。正在掙扎難堪之際，又是另一個路過的人伸出援手，家具才最終就位。

　　諸如此類的事情，自己碰到的多了，聽到的多了，自然就得出了加拿大是一個人心思善的社會的結論。和國內碰到善舉是做還是不做的舉棋不定不同，我們在這裡也投入到大膽向別人釋放善意的潮流中。從先生開車的態度就能看出這種轉變。在國內是他也是被迫“搶先一厘米”，也不得不經常“打左燈，向右轉”;在這裡開車，給行人讓行，給打轉向燈的車輛主動留出加入車流的空間等等成為了習慣，先生自嘲說“在這裡我有做好人好事的強烈衝動”。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的現象內?試以造成國內目前很多人“不敢扶”現象的始作俑者南京彭宇案來分析，大概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司法公正的問題，從目前看到的情況來看，這就是一個冤假錯案，主動做好事的彭宇被判數額不小的賠償。

　　在加拿大，這種情況幾乎很難發生。加拿大的法律是首先假定嫌疑人無罪，如果要判其有罪，必須提供犯罪的證據，當然這也導致了一些幾乎就是公認的罪犯，苦於沒有證據而不能定罪的可能，但是極大地排除了冤案的發生。另外一點很關鍵，加拿大人把為某事件作證作為自己的義務。如果彭宇案案發加拿大，法院公開向社會徵集證人證據，找到經歷案發現場而願意出來作證的人可能性很大。

　　彭宇案辦案者的本意也許是為了“和諧”而息事寧人，沒有想到會對整個社會造成如此之大的衝擊和不和諧。從這點來講，XI先生講的“所謂和諧就是司法公正”可謂一針見血，切中要害。

　　其次是世風和人心。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的破壞是徹底的，可謂“改天換地”。彭宇作為一個行善者，老太太不僅不心存感激，反而以怨報德，其於心何忍?中國文化的核心，儒家講究“修身”“敬畏”，以“舉頭三尺有神明”“滴水之恩湧泉相報”為訓;佛教講究因果報應，把“眾善奉行，諸惡莫做”奉為圭臬。今昨對比，讓人唏噓。

　　再次就是社會保障體系。記得國內汽車剛剛風行之際，路上要是發生一個什麼事故，當事雙方莫不怒氣沖沖，爭執不已，甚至老拳相向;現在同樣的事情發生後，當事人大都面色平靜，理性處理。這種變化的背後也僅僅是因為，現在的車主都投了保險而已。回到彭宇案，如果老太太能享受社會完善保障，就算是摔得非常嚴重，但她事後的生活沒有問題，她或許不會信口雌黃也未可知。

　　真希望有着悠久文明的中華大地處處吹拂着和煦的春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