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去來兮，經歷了出國熱，又迎來了回流潮。移民在加國找工難，又無法融入當地文化，種種困境和中國持續飛速發展的經濟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加拿大經濟衰退，市場黯淡﹔而中國卻到處花紅酒綠，到處歌舞昇平，空前活躍的市場，空前活躍的經濟，大批大批的人都在發達，更發達，這種對比讓移民們對中國的生活充滿了憧憬。於是，他們走上了回歸之路。然而，正如當年的出國夢一樣，回國夢也不好圓。最近，在這種回流的大潮中，出現了一個新的現象，一些移民又回來了。在中國，他們或者成功，或是失敗，但最終都做了同樣的選擇：回到加拿大。到底是什麼原因讓他們選擇第二次出走呢？

人文環境，三代之差

張先生是學機械的，移民加拿大後又在BCIT拿了一個弱電工程的學位，但是苦於沒有機會在本專業內施展自己的才能，2002年，移民加國3年的他決定回流了。他說錢是一個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是想要體現自己的價值。“在加拿大打labour工，連一點點希望都看不到。”

張先生回國是權衡之後的決定。在中國長大，受教育，工作，生活，40多歲才移民出來的他對國內的情況非常了解，他知道自己要面對些什麼。他以為這種認知可以幫助他接受現實，可是他錯了。在中國，他不僅要呼吸污濁的空氣，吃令人無法放心的食品，聽四面八方傳來的各種各樣的噪音，等等等等，生活質量和加拿大自是沒得比。

“我已經付出了健康的代價，可是中國的人文環境才真的讓我失望透頂！”第一天下班回家的路上：公車終點站，車門打開的瞬間，所有的人都一擁而上，沒有一個排隊的。他是最後一個上車的。車要開的時候，卻有人大喊自己的手機丟了。每個人都被盤查了一番未果之後，公車開進了派出所。這麼一折騰，3個多小時過去了，回到住處的張先生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這種累和無奈。“我就不明白，不就是一個座位嘛！”

這樣的小事不勝枚舉：上海街頭的早點，由於摻雜了太多的漂白劑而慘白的饅頭﹔浙江小城裡自來水污染嚴重，老人們不得不提着水桶走很遠的路去買井水喝﹔武漢，張先生竟然買到了裡面都泛着紫色的茄子﹔而被過去的老朋友，老同學欺騙讓他徹底的憤怒了。

張先生說，這些事情看起來很小，但卻反映了中國社會的真實情況。“怪不得有人說中國現在處於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張先生說，“把這些小事聯繫起來，實在令人難以忍受。” 國內的發展機會很多，是個能夠體現自己價值的地方。張先生回國後曾任職於一家香港公司，很快就在武漢承辦了一個7.4萬平方米，價值超過1000萬的弱電工程。“這種成就感，我在加拿大連想都不敢想。”然而，就這樣一個政府工程，一個當時武漢是最大的工程，直到工程結束了，施工許可還沒有批下來，而工人的工資也一直拖欠着。張先生認為這種狀況很可怕，“到處都是機會，但也到處都沒有秩序，不講規則，不講誠信。”張先生說，事實上，中國現在的物質條件不必國外差。在上海，白領們拿每年7-10萬人民幣年薪的不在少數，買房購車，生活愜意得很，可以說和加拿大沒太大差距。

但是說到人文環境，張先生的失望溢於言表：“至少差三代吧。”就是這種三代之差，讓張先生最終放棄了他在國內發展的還不錯的事業，又回到了加拿大。回國創業發展的燦爛理想就這樣成了泡影。還是無法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但是簡單的人際關係，單純的生存環境，還有孩子們承歡膝下，他說，這種生活似乎更舒心一些。

難以適應的國情

鍾先生91年在國內博士畢業後，來加拿大留學，94年移民，98年又獲得卑詩大學森林系的博士學位。他是學環保的，在加拿大這個環境保護問題幾乎完全得到解決的國家，他覺得自己機會不多。但是，如果回國創業，局面則會大大的不同。抱着這樣的想法，鍾先生一畢業就回國了。正值廈門要創辦環保城市，給鍾先生的公司一個很好的發展契機。

短短三四年的時間，他的公司承接了綠化工程大大小小几十個，公司的發展勢頭非常好。但是，2002年，在決定去留的時候，鍾先生沒有猶豫。除了自己不想與加拿大脫節，需要知識更新之外，國內的創業形勢大不如前也是一個原因。政府對環保的重視不夠，投資很少，但是競爭卻更多了，加上比較複雜的環境，毫無秩序的市場，就使像他這一類想要憑能力辦事的人，往往處於一種競爭的劣勢。

國內的很多不正之風都讓他無法接受。比如做任何事都要請客吃飯、送禮送錢，鍾先生的一個朋友做鋪路瀝青的生意，去見交通部門的“關鍵人物”，就要先帶上“幾塊磚頭”。鍾先生自嘲還有種知識分子的清高，對這些很是不屑一顧。讓鍾先生最為頭疼的，應該是國內對人才的重視不夠。科技諮詢業在加拿大已經相當發達了，政府部門要推行一個項目，都會邀請學者教授這樣的專業人士對其進行評估，然後再作結論。可是在中國，你有沒有評估的能力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來自大公司大機構。很多時候，這個莫名其妙的規則常常會把鍾先生的公司擋在某個大項目的門口之外。他非常失望，畢竟自己回國創業很難一下子就做大，除非掛靠其它大公司，否則機會永遠輪不到你頭上。

機會越來越少，環境越來越差，鍾先生最終的結論就是：“回國，僅憑自己一腔的熱情或能力是根本不夠的。”這就是許多人回國時都要談到的適應國情的問題。

卑詩大學亞洲學系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丘慧芬教授認為，“在國內出生長大，後來到國外謀生的中國人，再回到國內，會和剛剛出國時一樣經歷文化上的‘休克’，”丘教授說，“他們必須經歷一次文化上的再適應和再認同的過程。”這個國情不但包括移民們在出國之前已經接受和適應了的，還包括移民在國外這些年中國的變化。變好的，變壞的，只要你想要在那個社會環境中生存和發展，就必須去適應它。邱教授說其中的關鍵在於了解自己的需求，是溫哥華“悠然見南山”的平和，還是中國的風風火火。

丘教授說她曾認識一位作家，離開溫哥華回中國的時候，他說，“就算溫哥華是天堂，我也要向地獄去了！”然而，這種國情卻不再是每個人都能夠接受和適應的了。在習慣了一個文明、有序、法制的社會後，許多人已經完全接受不了國內的無序和混亂。

心態改變是最難的

丘教授指出，回國發展要經歷的不僅僅是一種生活環境的改變，更多的是一個看不見，摸不着，卻實實在在感受得到的“心態”的改變。面對種種不規則，不禮貌，不文明，不為他人着想的行為，他們會變得易怒，而且是經常處於憤怒的狀態。但是如果你想要留下，你能做的就是改變自去適應它。”

94年張國剛教授剛從德國回國時，也有過類似的憤怒。嚴格意義上講，張教授不屬於移民回流的範疇。但是，作為一個在海外生活工作了5年的人，重新回到中國，要面對的問題和回流的移民大致相同。比如開車，“在德國我自己開車，回到國內我從來不敢。”張教授的話不是玩笑，因為當形形色色的馬路天使們在各種奇怪的時間從不同的方向在馬路上狂奔，他不敢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這樣的生活質量自然沒有辦法和德國相比，他也曾因為這些生活瑣事考慮過再次離開。然而，他始終相信，“在國內各個方面都在進步的情況下，我會有所作為。”

從南開大學的歷史系主任，到清華大學歷史系博士生導師，10年來，張教授培養出了許多史學研究的優秀人才。這些帶給他的成就感遠遠超出無法開車的失落。“各人所需要的東西不同吧，”張教授說，“我在這種文化中長大的，又想要在這裡生存，就得努力適應它！”只要心態改變了，就不會覺得在國內比國外差。張教授的一些朋友在歐洲或是美國的大學教書或者公司里工作，但“我發現無論他們的生活和工作都不值得我羨慕。”他舉了個簡單的例子，他現在的住房屬於自己，似乎比他的朋友仍然在為住房向銀行交錢還要好一些。

張教授並不認同某些移民因為吃穿住用的問題而再次離開中國，在他看來，再次離開的根本原因是他們沒有找到可以施展能力的空間。“你首先要有能力。” 張教授說。他相信無論是從事商業活動還是從事學術事業，中國都是最具潛力的地方。因為，大建設大變革的中國需要學術人才，更需要經營人才。“但是，海歸也好，移民回流也罷，你必須有真本事，只是憑在西方的文憑或是生活經歷是不可能有好的位置的。有真才實學，並且通過奮鬥，就能在中國大學或者企業、社會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小結

經歷了移民和回流的過程，很多人得以從一個特殊的層面、特殊的深度和方式、以特殊的視角和思維，來重新審視這個處在迅猛轉型期中的中國社會。或得或失，或走或留，有人說，即使是失敗了，也會心安理得。因為畢竟試過一次，搏過一回。其實，真正的得失是算不清楚的。凡事都沒有百分之百的得，也沒有百分之百的失，所有的問題都要一分為二。 移民，對很多人來說是人生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此前必定經過了仔細的評估和權衡，因為它會影響你的後半生。回流，或是再移民也還是一樣。每走一步都需要慎重考慮，絕不可以站在兩個社會觀望。丘教授給移民們最中肯的建議是：要知道自己追求的到底是什麼。想想都有哪些得和哪些失，之後盡最大努力，爭取自己最想得到的，和最不想失去的，作出一個選擇，再走出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