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加拿大的大陆移民找工作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这些中国的优秀人才和技术专家曾凭借自身的实力轻而易举地通过移民审查，实现了出国的梦想，然而在加拿大却面临着就业难和资历贬值这一严酷的现实。

我们对28对有未成年子女的中国大陆移民夫妇进行了研究，所有这28对夫妇都是独立技术移民，都带着一定资金进入加拿大，入境时间长的有2年，短的只有几个月。他们在中国都曾拥有相当好的工作。

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作丈夫的均为移民的主申请人，他们当中大专生1个，本科生13个，硕士生lO个，博士生4个；大多数是学理工科的，如土木上程，机械，化学，电子及声学，少数有其它方面的学历，如中医，外语等；作妻子的比他们的丈夫学历略低，有11个受过中等教育，12个本科生，4个硕士，没有博士。有一半是学理工的，另一半是学财会、图书馆学、医药和语言的。

在加拿大的工作经验非常重要

在移民之前，多数做丈夫的都有良好的工作，妻子们虽然工作也不错，但通常低于她们的配偶。在中国，所受的教育程度和工作岗位大体成正比，即受教育越多，工作越好；但在加拿大情况就大不一样，除了有博士学位的几个人没有屈尊做体力劳动外，博士学位以下的人所从事的工种就很杂乱，他们的妻子情况则更糟。他们现在的工作与过去所拥有的学历和经验都不相符。以做丈夫的为例，在中国他们都是专业或半专业的(所谓专业工作，是指那些必须接受正规教育和行业认证，具有一定工作经验才能获得认可的工作，如工程师、医生、律师、会计等；所谓半专业工作，指的是需要接受—定正规教育，但行规较为宽松的行业，比如程序编写员、技术员、高级销售人员等)，还有一个是学生，然而现在他们之中只有一半人从事业或半专业工作。在所有这28人中，有6人基本维持与他们在中国的工作水平相当，其余22人均有所下降。妻子们不但工种下降，不少干脆就没有工作。

严峻的现实让人无可奈何

1)专业工作：在中国，22位做丈夫的和8位做妻子的从事专业工作，现在却只有4位做丈夫的保持工种不变，女士们则完全被排除在专业工作之外；
2)半专业：在中国有5位做丈夫的和15位做妻子的从事半专业工作，目前在多伦多则是ll位做丈夫的和3位做妻子的在从事这种工作；
3)无业：—个学生和一名家庭主妇在移民之前没有上作。到加拿大以后，为了就业，有些人选择上学和参加培训，而做妻子的则更多地面对照顾幼儿的困难；目前在多伦多有4位做丈夫的和17位做妻子的没有工作。
4)熟练技术工人：在加拿大，熟练技术工作是指那些需要一定的专业技能和知识，长期从事重复性工作，基本没有升迁机会的工作。在多伦多，有3位做丈夫的从事熟练技术工作，而在国内这3个人中有2个是专业人士，1个是半专业人士。另外，有6位做妻子的目前在从事熟练技术工作，而她们之中2个在中国是专业人士，3个半专业，只有1个是技术工人。
5)体力劳动：在中国没有一个人从事体力劳动，但在多伦多，有6位做丈夫的和2位做妻子的在从事体力劳动。这6位男士中，有4位在中国是专业人士，2位是半专业人士，2位女士中1个从事专业、另1个从事半专业。

国内大机构大公司的人容易就业，但也不得不屈尊

专业工作只有少数中国的专业人士移民后找到了与之相当的工作，这些人往往是从中国的大机构里出来的工程师，在加拿大，雇主只会雇佣他们从事级别略低的助理工程师工作。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储先生是以前在跨国公司担任高层管理职位的他的外籍上司把他推荐给了同一集团在加拿大的分公司，这一推荐使得他的个人资历获得了加拿大雇主的认可。他于99年11月技术移民加拿大。因为有跨国公司的工作经验以及高层关系的推荐，没费什么力气便获得了与在国内相当水平的工作。不过，因为他目前的工作主要与中国的项目有关，他担心这些项目完成后将何去何从。

储先生认为新移民面对的工作困难是由于思想意识落后的加拿大雇主造成的。中国人在他们的头脑中还是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非法移民的形象。“加拿大的公司效率低，如果中国公司象他们这么不讲效率，早就该关门了。”他通过自己找工作的经验得出加拿人公司瞥理落后的结论。他认为现在的高知识技术移民理应受到更好的待遇。在找到现在这份工作前，储已经做好了从机器操作工做起的最坏打算，并自我安慰说他一直对技术而不是管理更感兴趣。总之，储在心理上已经做好了资历“贬值”的准备，他感叹加拿大雇主不识时务，将技术民与非法移民或是中国那些养尊处优、不学无术的官僚混为一谈。幸好他在跨国大公司工作过，通过高层关系的推荐，加拿大雇主能够比较容易地认识到他的价值，尊重他过去的宝贵资历。这不但使他很快的找到了好工作，同时也为他创造了一个在加拿大营造良好人际关系的环境，为将来的升职或转换工作做准备。

在国内外企业工作经验，在加拿大却不灵

半专业工作除了上面说到的极少数人找到了专业工作，大多数人不是被迫接受职位较低的工作，就是干脆放弃专业转行。尽管大家都抱着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的心态，却没有人知道究竟要忍耐多久。董是他们中间的一个。董在中国是电气工程师并担任现场项目经理，1999年底全家移民到了多伦多。他在多伦多找到了一份机械设计的工作。他的妻子是会计，目前正在学习英文，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到她的会计本行。

在多伦多寻找工作的过程中，董发现他所具备的在国内的中德合资公司的工作经验与北美市场的需求相差甚远。比如在技术设计上，北美标淮与欧洲标准往往不同。正如董告诉我们的“设计必须遵循一定的标准。如果我不知道北美本地的标准，我便无法回到设计的本行去，原来在德国公司的工作经验在加拿大根本没什么价值。”他的第一个工作面试是在一家日本人开的公司里，他没通过。他认为问题出在语言不流利，沟通有困难上。无奈之下，他开始在面包店打夜工，每天清早一下班便赶去上电脑辅助设计的课程。一上便是几个小时，这么一过就是几个月，身心疲惫，在濒临难以为继的时候，一个加拿大水处理工厂给了他一份兼职工作，做电脑设计。几天之后他便转为全职雇员。董认为他找工作的困难主要在于他对本地的陌生，他并不期待他的工程师资历会被承认，只想这份工作可以给他一个了解本地市场的机会，另外，环保行业对他来说很有吸引力，是一个走上坡路的行业。董的妻子正在学习英语，虽然最终她可以通过参加加拿大的考试而认证她的会计资历，董却希望她一心扑在英文学习上。“我不想让她象那些来了一辈子都说不好英文的移民。”董的理想是让她无需为赚钱养家操心。

不少人象董一样放弃了继续从事原职业的希望。他们抱怨资历在加拿大无用武之地，受到贬值，因为新移民从中国带来的技能通常比较丰富，足以应付加拿大相对单——的工作性质。

锲而不舍，事竟成!

无业：一小部分人对即使是资历的“轻微贬值”都难以接受，于是他们就寻找可以将他们的资历成功地转移到加拿大的途径。例如，一个化学工程师正在努力寻求加拿大工程师资格认证，因为他觉得无论是他的年龄还是过去的工作经验都令他难以接受“贬值”或转行。我们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成功地过了几关，满怀希望可以拿到安大略省的工程师资格。他的妻子则在服装厂打工。

英文不好，障碍重重，纵有本事也惘然

跌入谷底：境遇最糟糕的是那些在加拿大完全找不到对口工作，并且在加拿大经济最差时抵达的人，如果他们的英文满足不了最起码的沟通，则更是雪上加霜。

肖和他的妻子便是其中的一例。肖在中国铁路部门工作。他的妻子是中国第一个新生儿护理中心的一名医生和儿科护理专家，离开中国时她已经是这个中心的副主管了。他们有一个女儿，97年入境。当时加拿大经济仍处在谷底，当他们抵达加拿大时，加拿大的铁路系统正经历重组和裁员。他们作过各种各样的兼职工作，如清洁工、搬运工等，不容易才在一个大型文具连锁店找到了一份仓库管理的工作。后来他们把自己定位在帮助新移民的角色上，开了一个家庭式的移民接待站。

肖有妻子一心想到加拿大继续她的专业，当她意识到这是不现实的梦想时为时已晚。因为首先她必须修英语，然后回到学校从头开始。已经40岁出头的她认为希望渺茫，终于放弃了当医生的念头。她认为加拿大的行业管制太僵化死板。她在美国的朋友就不需上学，只要通过专业测试就能重操医生行业。况且重学那些她熟得不能冉熟了的专业知识实在是浪费时间。年轻时的她尚可以一点一滴的积累专业知识，而现在，特别是在对回报完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她不愿冒这个险，也浪费不起时间。最后她也进了丈夫所在的文具供应公司做仓库管理工作，起码他们的生活因此有了保障。

这对夫妇都只有国营单位的工作经验，不象那些在外资或合资企业工作过的人与外界有更多联系和认识。这使得他们不但在多伦多难以立足，也更加难以承受因制度上的不同所受到的措手不及的打击，所有这些原因曾使他们极端失望，失去继续寻找专业工作的动力。目前他们尽管工资微薄但有工会保障，失业机会不大，相对安稳舒适，于是他们便将希望寄托在对新移民服务上，希望他们的同胞会因为他们的帮助而有好日子过。

肖的妻子说她同样感到满足，有成就感。说到加拿大的医生，她甚至有些不屑。她举例说，不久前爆发了小儿脑膜炎，但是由于医生的误诊使疫情加剧。如果她是医生，就不会有脑膜炎的小孩最后丧命的悲剧出现。她提议政府应该让中国人开一间专为中国人看病的医院，她认为这是让移民融入到主流社会的办法之一。

尽管相距遥远，他们的亲戚还是提供了许多帮助。肖妻子的妹妹借出一万美金帮他们支付买房的首期付款。他们在多伦多认识的唯一…个旧同事在他们到埠时帮助他们安家。慢慢地，肖认识了不少朋友，这些朋友不断介绍各种体力工作给他。另外他还参加了一个华人协会并任协会的理事，热心公益，这也给他带来可观的朋友圈和移民接待站的客源。

当朋友首先开了一个移民接待站肖和妻子马上受到启发，认为这是实现他们为移民服务的最佳方案，于是他们买了一幢三层别墅，重新装修间隔成多间卧室供新移民落脚；这是个家庭式的生意，靠全家人的共同投入。13岁的女儿放暑假时便负责听电话，接待客人。他们为移民考虑得很周到，提供从接机到找工作的一揽子服务。

以上研究表明，新移民在加拿大最大的困难还是在于僵化了的社会制度限制了个人的发展。只有通过改革自身才能彻底解决新移民就业所面临的困难。我们认为专业机构在人才的认证上应更加灵活和宽松，创造使移民的资历得以被本地就业市场认识和接受的机会，令他们受到公平的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