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作者巡洋）：关于人头税的话题对于我来说，应该不算十分关心的。一来是因为这属于比较久远历史问题，对于历史我恰恰又知之不多，只是最近看了很多相关报道，才知道一向标榜多元文化的加拿大，还有这样一档子丑事。二来人头税的苦主的确离我们很远，身边既无这样的朋友，也没有和他们有任何相关的人相识，所以如果不是政府与“华联会”签订什么协议的话，我这一辈子兴许也不知道这个故事。

从一个后来者、局外人的角度来看，这的的确确是一个种族问题，所以我不能再作为局外人和旁观者了。本来道歉和拨款是一件无论看上去，还是听上去都很美的事情，但是作为当年的当事人，却被抛开一边，闪开不顾，事情就不那么完美了。

打一个比方，自己家的孩子被邻居打了一顿，委屈伤心不说，还要赔人家打断的扫帚把子。总算到了可以伸冤的时候了，突然来了一个远房老表，热心调解不说，还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建议：这事儿你说个Sorry就算了，再夸夸俺家老表真耐打，然后请我吃顿饭就结了。于是打人的邻居欣然同意，这样久拖不决的纷争，在邻居和远方老表举杯共饮中，上演了一场胜利大结局，双方互表敬意，称颂对方的宽怀仁慈，继往开来，前程似锦。但独独这被打的孩子，还蒙在鼓里，暗泣疗伤，没想到自己早已被老表给代表了，老表捞了个智勇双全，愣没自己什么事儿了。

当年加国政府选谈判代表的时候，也是十分聪明的，估计是不少看大清帝国和抗日战争的电视剧，知到咱们中国人里历来有通情达理之士，关键时候从来不要索赔，要也就要一块钱的硬骨头气节，于是静静等了几十年，终于这个人慢慢地走来了，而且身形越发高大，以至于代表了全加华人，那几个劳工出身的苦主，自然是不在话下。

我没有看到过谁能代表加拿大华人的相关调查，但总有人愿意挺身而出来担当这个重任，虽然全体华人没有出钱支付他的劳动，没有给他配备公车，这些都是自费的，甚至还自费配了秘书，置了房产，印了名片。这事儿要宣传出去，连白求恩估计都自愧不如，当年他老人家如果在中国大吼一声：“我代表加拿大人民来看望你们了”。不知又能激发多少抗日勇士的杀敌热情，抗日战争的进程至少要推进一年半。可是，他没有说，他知道没资格那么说，白求恩是个实在人。

我应该不是一个孤零零的人，有朋友有同事，在多伦多认识的应该不下一百多个中国人吧，但是我没有发现他们曾经或者正在被某一个团体代表着，难道他们都是边缘另类？都是被遗忘的角落？如果真是这么巧合的话，剩下的只有自责了。

如果这个能代表我们的团体有不同意见的话，可以召集全加华人进行共投表决，看看到底谁能代表我们。但是，我知道这个希望永远是希望，没有人可以有这样的号召力，把华人，哪怕是50%的加国华人凑到一起做表决，那么连这样的号召力都没有，就不要奢谈什么我代表你们了。

如此说来，冤有头债有主，干吗不让当事人去争取自己的利益？他们无知还是无能？我想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他们的后代已经不是那些拙嘴笨舌不谙西律的人了，已经熟悉了加拿大社会，知道如何利用社会资源去为自己的争取应得的权利。偏偏要代表人家，去作出让他们不满的决议而应顺政府，其动机和目的真的令人怀疑。

关于国人受辱的事情历来不断，远在当年的抗日战争索赔，政府为了不妨碍中日关系，百般阻挠，至今不了了之；近一点中美撞机事件，巴不得给对方一个台阶下，一个Sorry就成了极大的安慰；再近大马女游客事件，中国军事代表团被袭三人丧生事件，不到一个月就再没有人提起。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好像总在担心什么，当经济的利益和政治的关系，缠绕在双方的腰间的时候，任何正常的理性的行为似乎都成了“幼稚”和“无知”的代名词。在这个事情中，到底是谁得了利益，促进了谁和谁之间的良好互动，增进了谁和谁之间的信任和了解，是不必多说的事情了。

只是担心，说不定哪一天我的养老金也被哪帮子热心人给代表了，领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