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女子】     

 吴亚东着   

        幕前的话

1：这段往事，对于民族和个人，无论是荣是耻，是福是祸，都该留下清楚的印迹，不要刻意浓妆或澹抹，让今人后人能明白前因后果，才是正理。

2：写这本书还为了赞美我的妻子和所有守护良知长驻的好人。

（一）市农民运动会

倘若没有一九五八年上海举办的第一届农民运动会，我根本不可能见到家菊，也自然不会有我俩的婚姻。

此前我在外滩一座大楼里工作，单位名称是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驻上海的动力工业设计局，职务是译员； 家菊呢，她是黄浦江以东长江口外一座小村庄珊黄村的贫农女儿。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人竟然碰到一起，这先要从“干部下放”讲起。

那是“反右派”运动刚结束，“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即将兴起的当口，上海各企事业单位和机关都抽调大批中青年干部去往郊区农村下放劳动。所谓“下放”二字，虽有居高临下之意，但实际上是接受锻炼并在人民公社化中起些作用。我们设计局也派了九十九位专业干部以及青年职工去往浦东县高东乡楼下村。

要是单单劳动锻炼，我也不会认识她，因为楼下村和她们珊黄村中间还隔着个张家宅，无事谁也没必要串门，就是人民公社化运动把叁个村，即叁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合并成东风人民公社的第八大队，并成大队又怎么会造成机会呢？巧事便因上海市破天荒要举办第一届农民和下放干部运动会而发生的。我们公社叫“东风”，大得很，等于现在浦东新区外高桥功能区的规模。要参加就得组队，选人训练，怎么搞呢？

说起运动会，农民哪里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就连公社里匆匆抽调来的干部不清楚。没办法，公社教育卫生部只好通知辖区内各下放干部单位领队会商，期待有内行出来办理此事，结果决定由张家宅村市计量局干部张启发和我负责组建东风公社代表队。张是计量局工会干部，党员，是运动爱好者；我是团员，参加过全国第一届职工运动会，辽宁省和大连市运动会。商量后，由张启发领队，我负责选人和训练。

我要去的第一站便是珊黄村，因为那里下放干部单位是上海机器制造学校，我想，学校嘛，人才总是有好的。果然不错，一打听，薛宝林老师练过十项全能，一见面话就投缘，于是又有好几位老师成了我们的班底。这还不算，薛老师又宣称，他们己率先在珊黄举办了一次真正农民的运动会，特别指出，他发现一个小姑娘很有潜力。内行人说的话，我当然相信，决定立即跑到珊黄村小浜宅去面试那位小姑娘。话到这，您一定明白，她就是家菊了。

到小浜宅向坐在门口的老妈妈们打听家菊，都说不知道是谁，把我弄煳涂了，直到向在大田里干活的嫂嫂们询问才明白，原来家菊是大名，平日大伙儿只管她叫“毛头”。最后人家告诉我，她正在黄家湾解放军营房边的田里锄草，经过指点，我便径直走过去。

在路上，我猜想，“毛头”、“毛头”，听起来，此人十有八九是个假小子。那里有四个女子锄草，其中叁个都叁十岁出头，只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显然肯定是毛头了，而她绝不是假小子。只见她红喷喷的脸呈瓜子形，一双眼不算大，但嵌在稍稍凹进去的眼眶上就显得浓黑，有些白色人种的特点，还彷效成年妇女的样子烫了头.可以说，她的长相在那片农村里大概相当突出。

我说明来意，自然惹得妇女们一阵热闹，这个说，毛头好去上海见见世面；那个说，毛头要当运动员得第一名了。倒是那位“当事人”却没停止手中的活计，不声不响，只是笑眯眯地锄草。最后我问她愿不愿意参加训练，她仍是不声不响，只点了点头。我通知她五天以后上午到解放军营房营部报到，我们公社的集训暂借营房进行。就是这样，我和未来终生相守的妻子第一次见了面。不过，当时我脑子里还根本没有婚姻的影子，更不会想到有朝一日竟然真找一个农村姑娘为伴.

东风人民公社体育集训队以最快速度把运动员选齐了。其实摊子太大，来不及仔细选拔，多是靠各村下放干部推荐,只好根据训练情况再逐渐筛选补充。薛老师也兼做了教练。

营房虽然很大，并且有篮球场，但没有田径场。投掷，跳跃项目以及径赛的弯道技术都难以训练，怎么办？

张启发这人办事麻利，他想把集训队移到高桥镇学校附近“借窝生蛋”，说干就干，马上跑到东风人民公社教育卫生部反映。刚刚突击成立的公社，刚刚突击调齐的干部正在忙乱中摸不着头脑，反正只要把事办好，有求必应，就这么，我们便转移镇上一处原属一个大户人家的花园。上了岁数的人都知道，公社化的时代是“天下一家大锅饭”的高潮，只要一纸介绍信，向谁伸手都有可能弄到东西。我们集训队本身倒是勤俭闹革命，除去钉鞋借不到，由公社批钱去买外，服装、器材全由学校供应。记得，我们这几十口人常使高桥中学、育民中学体育室十分为难。东西用了，坏了，我们是无钱可赔的，人家的家当都要预算添置，多么心疼，看得出，老师们面有难色，有口难言，心里肯定犯嘀咕，但在那个大背景下谁又敢对“公社”说个不字呢！

场地设施器材全靠在两所中学身上，公社后勤部也帮我们安排了粮食菜蔬和油盐供应，只要自己解决轮班当炊事员烧饭便一切妥当，可以全力投入训练了。

市里这次运动会除田径赛外还要设自行车赛，我们的车手中有一位来自市五金交电公司的工会主席老汪。他为人稳重，我们干脆把这一摊子托付给他带领。我和薛老师商定，田赛由他主要负责，我来带径赛。

所谓径赛项目，就是在跑道上比赛奔跑快慢的项目，其中一百米、二百米项目要注意的技术要领较多，运动员要有教练多帮着练，其余距离项目对教练的依赖可以少些，我只好对中长距离运动员集中提些要求先让他们自觉锻炼，也就是说，规定多少米几次为一组训练量共跑几次，等等。可是训练这种事很难说，认真和不认真大有讲究，有的人抓紧些会累得够呛；有的偷懒些在两组运动量之间可以闲坐得身上发凉。家菊和我们楼下村来的巧珍就被我分到这个组。这两个小姑娘却不会偷懒，她俩摽在一块儿简直不肯休息，跑道上时不时出现她们的身影。我抽空跑过去问她们跑了几组，两个人像傻瓜样回答不出，我只得强迫休息。当天晚上吃过饭，我找家菊和巧珍她们那个组的男女运动员聊聊，介绍四百米、八百米跑的特点。这两项比起一千五百米、叁千米距离要短得多，但是却难跑得多。运动员在几百米之内因为突然进入激烈比赛会产生很难过的疲劳，简直好像要瘫倒的样子，但这种疲劳称作假性疲劳，闯过这一关人便觉得适应了，能再快速跑下去。四百米、八百米正处在假性疲劳阶段，所以还没等到适应比赛，终点已经到了。我对他们说，要练就得练起跑后一百米竞争后继续坚持速度的本事，不能贪图休息，否则到比赛时挤在大家中间就惨了！说到这里，我称赞巧珍和家菊压缩休息时间训练质量高，又根据个人经验让大家试着每次跑时都由快速开始，距离约二十米、四十米、五十米逐渐增加，然后再转入中距离跑的速度。第二天开始，便看到这个组的姑娘，小伙由快速开始再转入正常的反复跑练习进行了，其中还是家菊、巧珍最努力。

老薛到底是体育老师，不但懂行而且善教，一个人管田赛训练井井有条，他特别注意教跳高，跳远运动员掌握助跑距离和步数，不要随意乱跑，直到大伙明白了，才在具体姿式上下功夫。再就是投掷项目了，铅球、铁饼、标枪这叁项看起来都是力气活，但技巧极重要，薛老师要一步步辅导。好在后来发现一位助手，就是交通运输局下放干部老朱，这位曾在码头上干过活的北方大汉，不但力大无比，而且十分谦和好学，很快就成了“助教”，大家也很敬重他。

一边忙着教练，一边还要自己练，我、张启发、薛老师还有一位受过训练的年轻干部组成接力队狠练接力技巧，同时也带动农民组男、女接力队一起练，希望用熟练技巧来弥补速度。后来果然有效，我们接力各组都在运动会上名列前四。

市运动会终于要开赛了，农民、下放干部两大部分各赛一天。但这种新鲜的活动吸引力太大，我们是全体出动两天都到场。公社也派人服务，使大家都兴奋异常。虹口体育场几万个座位的大场面，不要说农村青年，就是下放干部也有一大半人没进来过，层层迭迭的大看台、足球场、八条椭圆形跑道线条分明，看得大家眼睛发直。

进入比赛后，我最为关注的自然是家菊、巧珍，经验使我相信她们得名次希望很大。上半天女子八百米决赛并不分组，几十个人集在一起出发。赛前我根据体力布置家菊枪响后抢先领跑，有意把队伍速度提高，但要巧珍不要急于抢先，跟在后面，打算等到大伙上气不接下气后再逐渐超越，争取第一。谁知初出茅庐的各乡农村小姑娘们用不着家菊带动，一听枪声都像跑短距离一般拼命向前，根本不理会前面还有几百米。刚刚冲出半圈，不少人就明显地慢下来，家菊开始领跑。看得出她能达到这个位置已经耗出不少体力，为了让巧珍能后来居上，她仍然尽力向快处带，直到身后已经听不到别人的脚步声，才放慢下来。巧珍没有跟着瞎冲，逐渐一步步赶了上去，第一圈跑完不久，她已经和放慢的家菊并驾齐驱了。几十个小姑娘经过开始一阵疯跑之后，体力的消耗用不着说，所谓“假性疲劳”明显作弄着她们，各人只有凭着意志在坚持着比赛。看到巧珍不慌不忙地赶上来，家菊虽然觉得自己的使命完成，但并不甘心就此落在后面，仍是咬牙跟队友较劲，结果仍落后于巧珍得了第二名。这么一争倒把巧珍拼苦了，她几乎是踉踉跄跄抵达终点，随后便因为右腿痉挛被抬了出来。家菊陪着巧珍回到我们的看台区，不声不响，问她累不累，只摇摇头，笑着，我料定是话也讲不动了。

下午叁点多钟的女子四百米比赛，规定是分几组，凭各人成绩决定名次，不再决赛。这个办法本是为照顾姑娘的体力，但是却让任何人都没了底，生怕自己组不及别人，只好玩命地跑。我们公社只有家菊一个人参赛，原本报名的巧珍因为小腿还一跷一跷,根本跑不起来只好放弃。家菊做好准备活动后，我提醒她，这个距离只能不快不慢地一股劲跑到底，千万不要受别人影响乱跟。直到这时家菊才漏出一句实话，她说：“只怕想快也快不成了，我两只脚直发软！”我一听，心想，糟了，上午她拼得太厉害，现在怕是真不行了！四百米枪声响起，我用秒表记录着每组第一名的成绩，排在最后一组的家菊走上起跑线时，前面五组中最好成绩是一分十九秒。我明白，这个成绩对于她来说本没有太大威胁，只是不知体力下降如何。在起终点处我再一次提醒姑娘坚持匀速，不再用八百米时的战术，并留下两位姑娘在终点外面等候家菊赛后出场，而自己跑向赛道叁百米弯道的外边观察即将跑来的家菊，因为最后一百米是全程关键区段，打算对她作最后指点。

枪声终于响了，这一组的其他运动员仍是不顾一切勐向前冲，家菊当然被甩在后边。经验告诉我，前锋的势头保持不了一百米，果然不错距离开始稳定，慢慢地就缩短了。家菊很沉住气，一直不紧不慢跟住不放，眼看到达第叁百米的弯道口，她虽追上不少，可是并没达到预想的程度，一瞬间，全部运动员已经跑到第叁百米，也就是我站立的地点，应该可以看到齐头并进的场面，然而家菊离开领先的一个竟还有十多米左右，我紧张了！想不到那个别公社的小姑娘居然没被起跑的勐冲给拖垮，似乎还有实力争取胜利；再看看家菊，没有昂扬的表情，也不像勉为其难，只是机械地跑着。我急了，不由地大喊“只剩一百米啦！”不料，我的喊声既激励了家菊，也把那位领先者求胜欲望鼓动得更足，家菊虽然很快超越不少对手，但离领先的那个还有一段路。看台上我们的人都发狂似的拼命喊着：“家菊！家菊！”跑在前头的对手终于听到身后的脚步，回头一看，要命，赶上来也！她可以说把吃奶的力气全使出来，在离终点大约叁米处，还是被家菊追平。两个女孩真拼了，结果还是家菊用一个十分清晰的向前撞线动作夺得了第一。这个动作主要用在短跑时，想不到她在精疲力竭的状况下，还记得住训练的要领。随着两个小姑娘争先恐后撞线，我手中的秒表已停在一分十六秒左右，心里明白，眼前的两个便是全组冠亚军了。两位队友把家菊搀回看台，众人目睹过这场扣人心弦的决赛，忍不住把她围得水泄不通。等众人稍稍散开些后，我问她感觉如何，她只说出六个字：“哭不出，笑不出！”

我自然明白这六个字的含意，四百米跑，看似不长，体力特伤，全程拼下来，浑身难过，站也不是，蹲也不是，真想躺在场上打滚，何况家菊上下午两场都碰着硬仗呢！接着传来好消息！老朱那边的田赛男女铁饼、标枪前六名全有我们的人。薛老师指导有功，老实说，这些技术高的项目，谁抓训练谁有成绩。

第二天我们东风公社开爆了一个最大冷门，由老汪带领的自行车队连获好几个第一。原来高桥一带是奶牛之乡，运动员个个都是从送奶员中挑出来的，他们每天踏着奶车长途往返，早就把耐力练出来啦。

东风公社教卫部来看比赛的干部可忙乎啦，他们不停地到记分栏前抄着成绩。随着我们下放干部连得几个第一名，总分扶摇直上，最后在几十个公社中我们荣获总分第叁名。只有七一公社和红星公社在我们前面。它们那里的下放干部一批来自市体委系统，一批来自高校，实力和教练都比我们强，难怪如此，但在东风公社教卫部的干部眼里，我们这支队伍够有面子了。第叁天没等张启发和我去公社汇报，人家那里己经贴出大红捷报。

从公社那里听饱夸奖话回来，午后全队召开大会，除了详细报道各项比赛成绩以外，就是通告公社意见：运动会开完，集训结束，全体各回本大队。对于相处个把月的年轻人说来，这个通告可不是受欢迎的消息，会场气氛顿时一冷，接着就是叽叽喳喳一片议论。

投掷组一位长着雀斑但双眼大而有神的姑娘静妹勐然站立起来：“就这么散了？！”大伙儿一愣，马上哄笑起来。张启发摇着头笑着说：“任务完成，总要分手的。”下面一片喊叫：“我们不要散掉，开到一个什么大队，在那里边干活边锻炼好吗？反正都是公社，在哪里干不一样！”这大概便是当时最集中的呼声，没有一个人愿意回去。

几十个人竟然全部拒绝回去，不是怪事了吗？其实不然，我们大家组队的时候，人民公社“大跃进”闹腾一年多，土地挖深叁尺，生土压住熟土，上百斤稻种撒在一亩地上，弄得庄稼一塌煳涂，人累得筋疲力尽，粮食却越来越不够吃。来的这些小农民自然不断听到家长私下里埋怨，如此胡来，农民难免走投无路。参加集训以来，粮食由公社提供，不怕饿肚子，再说，一大群年轻人在一起又是锻炼又是嬉戏，何其快乐，难道还愿意回去瞎搞！

而我们负责的两个人，包括薛老师和老宋、老朱虽然都是党团员，对下乡后这种违背科学的“大跃进”早就由于身受其苦而满腹牢骚。拿我来说，深翻土地时，党团员带头每天实足要挖起一米宽一米深的泥土八米长，也就是八个立方米二、叁百担重量，粮食未缺时一顿能吃下一斤二两米饭，困倦时站着站着都会睡去。如此苦干，结果却弄得粮食大减收，心中怎不反感！所以，关于希望不要散伙的呼声，立刻就为我们所赞同。

想是这样想，但怎么能师出有名呢？张启发果然机动灵活，脑子一动计上心来。他托出一条道听途说的信息为由以支撑我们的主张。据说上海县七一人民公社为保团体冠军，声称要常年保持集训。我们几个马上煞有其事表示不能等闲视之，管它是真是假，当下大家一拍即合，决定由张和我再一次去公社汇报。到了地方我更大加渲染一番。公社干部正在兴头上，反正吃大锅饭，集训也不花什么大钱，立即拍板，只是原驻地另有用途，我们就提出改住离高桥不远的陈家墩大队，来往尚不算远，这一下又该轮到陈家墩鸡飞狗跳了。这个队突然接到命令，接待这批特殊的“上级部队”，毫不含煳很快向乡亲们征用一切可腾出的房屋，而且要拣好些的，原来用过的大食堂也收拾干净，又要提供蔬菜并且记一笔一笔煳涂账，等等。作为回报，我们答应抽空帮生产队干点力气活。至于为训练提供场地和器材的高桥、育民两所中学，只好继续免费服务，看得出老师们的为难，但也顾不了那么多。

我们虽然继续集训下去，毕竟不及运动会前那样紧张费劲，晚上时间完全放任自流也不好，张启发和我商量总得搞些有意义的活动才好。我们觉得，倘若按照政治学习模式像报纸那样再宣传农业创高产放“卫星”，大家肯定不要听，不如搞些文娱活动或由大家轮流讲自己心里话或者点节目。那个年代我们对物质条件要求很低，一间农村客堂地上铺点稻草，几十个人便能挤得下，一声高喊，一阵鼓掌，活动就搞起来了，差不多每隔一天晚上就有一场聚会。这批人中上海人唱越剧、沪剧、浦东说书；大力士老朱唱山西梆子，还有的唱黄梅戏；张启发不善于唱戏，就讲起“阿里巴巴四十大盗”芝麻芝麻开门的故事。

有一次我被点名讲一九五五年到北京参加全国职工运动会的事。这段经历真的使大伙儿很入神，因为在比赛前几天职工运动员在贺龙、陈毅元帅亲自指挥下在天安门广场训练队列，然后参加国庆六周年大检阅，还拍成记录片电影在全国播放；国庆后的运动会我正参加二百米低栏决赛前，广播员宣布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总理全来到主席台观看，运动场上人们全站立起来，欢呼声震耳欲聋。讲到这里，大家问我得了第几名，我说，跑到主席台前想看清楚台上领袖面容时一走神差一点把栏架也跨乱了，结果八个人决赛我只得第七名，惹出一阵大笑。

记得我讲完以后，不知是谁提出要这次农民运动会得分最高的小姑娘讲话，这指的是家菊，她得了一个第一，一个第二共十二分。这“突然的一击”把家菊吓坏了，在无处可逃的人堆里，她只好把脸埋到一旁的巧珍身后，摇着手大叫：“讲不来！讲不来！”那巧珍却不肯庇护，反推她出来，一定要她讲比赛时想些什么，可是推搡多时姑娘只想出一句：“吃也吃力死了，还能想得什么什么呀！”发言结束。众人不依，继续大喊，终无反应。巧珍看下不了台，只得另起话头，说：“叫家菊讲讲她怎么会烫头发的，头发上有一段故事呢。”大伙反正无事可做，听什么都行，就跟着响应了。谁知家菊脾气太犟，干脆双手捂着脸，一声不吭，任人把“家菊！家菊”喊破天也没用。巧珍显然知道内情，半对众人，半对着家菊大声说：“我要替她说了！”

原来家菊在家时本也留着两根小辫子，也跟着大多数姑娘烫了辫梢。可是有天晚上女社员们正在仓库里挑拣棉花种籽，家菊的父亲突然手持一把剪刀跑到姑娘背后，“咔喳，咔喳”两下子把辫梢给剪掉。事出所有人的意外，全都愣住了。姑娘第一个反应过来，反手一摸，辫梢散了，顿着双脚大哭大闹。此事立即把众妇女激怒，好像比自家的事更有切肤之痛，吼声迭起把这男人整个吓傻。家菊妈也在场干活，她站起身摸摸女儿的头发，偏过头问丈夫发什么神经病，既是“神经有病”，那男人确实回答不出什么所以然，只得呆呆站在原地任众人斥骂。妈妈当机立断，拉起女儿，斥着男人一起回家算账。

巧珍把人家讲给她听的悄悄话哗啦哗啦倒出一半，使家菊大为不满：“好嘞！好嘞！讲不完了？”巧珍说：“叫你讲，你又不肯。”“我就不讲！”故事被打断。众人自然想知道，小辫子怎么会变成现在的满头烫呢？悬念、僵持。张启发打了个圆场，说：“人家愿讲，你才能听，不能勉强的，就到此为止吧。将来看谁有面子让家菊讲给你听，散会。”当时在场 人中至少我是很想知道下文的，烫头发也有什么典故呢？

我们继续集训的日子比起回队参加生产队劳动实在快乐得多，但好景不长，不久，各组里都有下放干部得到单位消息，陆陆续续有人奉召回上海工作了。这个消息的吸引力太大，张启发和我的耳朵不时传来想回大队的声音，老实说，我们自己何尝不动心！于是几个人一商量，赶快到公社去要求，两个星期后结束集训。消息传开，大家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小伙子和姑娘们开始互留通讯地址，有的立即就互相串门了，依依不舍随处可见。

正在这时，一天傍晚，和毛头一个村的小万姑娘急匆匆跑来告诉我，毛头饭也不吃，又跑回体育场，问她话也不肯说。住地到训练地往返要半小时多，她为何一人跑过去？我连忙也往训练场走去找她回来吃饭。进场一看渐渐暗下来的天空下，空荡荡 的一片场地尽头，毛头坐在地上，把头埋在双膝上。走近她渐渐听出，她在那里伤心地哭呢！原来训练好以后，她把钉鞋放在地上，自己到厕所去一趟，整队离场时忘记了鞋子。这一急非同小可！呜呜咽咽中她说道：“这怎么得了呀，一双鞋十几块钱，要赔的，我怎么赔呀！”反反复复老说这两句。知道我来找她，也不抬头，只是绝望地哽咽。

我劝她别急，回去问问，也许有人拾到。她还是抽泣不止。我看她这么固执，脱口而出说道：“毛头，你急什么！就是丢了，也不会让你赔，我赔好了！”好劝歹劝总算把她拉起身，一起回到住地。刚到地方，一群小青年已经等着报告了：“是一位叫马志民的拾到，交给薛指导了。薛指导忘记讲。等他想起找人，毛头早跑了。”一场虚惊，毛头破涕为笑。要知道，当年农民一年到头是看不到钱的。公社化以后，经过努力，每个劳动力每月有二到叁块钱“工资”，已经很不易了。一双钉鞋钱，对于毛头岂不是要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