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同意不少人已经指出的一点，即这次法律修改的背景很复杂，而且已酝酿很长时间。如果把这次修改的动机说成是针对某一个特定的族裔，甚至如有人指责为“政治阴谋”，我觉得是不负责任的，也是对加拿大这样一个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法制国家认识不深。至于说新法实施的结果确实使某一特定人群受到较大的影响，我认为新法确实是代表了一种主流的民意，对近年来过于偏颇的移民趋势做出某种程度的调整。

众所周知，中国大陆已经连续六年成为加拿大名列第一的移民来源地。无可否认，大批大陆新移民给加拿大带来至少两样正面的东西：资金（不管这些资金在中国国内是怎么来的）和人才，尤其是高素质的科技人才。然而，过于集中和偏颇的移民来源也同时带来不少问题，而这些问题也自然而然地以民意的方式反映到了新的移民法中。这种现象在一个民主国家中一点也不奇怪。

那么，什么是“带来的问题”呢？这就是目前很多人关心的话题了。本人不是社会学家，也没有专门研究过新移民的问题，在此只是根据个人的观察和与朋友（主要是非亚裔的朋友）交往的感觉，就赵平波先生提到的几点略表看法。

赵先生在他的文章中主要谈到了三个问题（我宁肯称它们为现象）：语言问题，弄虚作假引起的诚信问题，华埠的脏乱及无所顾忌的讲话习惯等问题。在我看来，这些都属于文化冲突现象。遗憾的是，赵先生似乎只是就事论事地点到了现象本身，并没有认真思考这种文化冲突的深层因素以及它们为什么会引起大多数人（我在这里刻意避免使用“主流社会”这样的词）的忧虑。

随着大批亚裔（不光是中国）新移民的到来，“主流社会”谈论越来越多的一个话题是“文化侵蚀”现象。这种现象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举个例子。在传统的西方文化中，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靠诚信，而亚洲各国的文化中（尤其在中国）则主要靠“监管”--政府的监管、警察的监管、上司的监管、父母的监管、甚至同事之间的相互监督等等。一个实际的例子：当我在东部的Halifax乘公交车时，留意到司机一般不会特意注意上车的乘客是否投币或出示月卡；乘客大多也不会想到要钻这个空子而不付钱。甚至在万不得已没有带钱的情况下，也会主动向司机讲明，司机也大多会体谅，而此乘客在下次乘车时一般也会主动补上上次未付的车费。但是，当我到了温哥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司机必须仔细地审视每一个上车的人，否则必有人浑水摸鱼，而且（很遗憾），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中国人。在加拿大的很多中小城市里，大批的移民不多，因而民风淳朴，西方传统的价值观念仍占主导地位。而温哥华是亚裔移民最集中的城市之一，这里的人通过多年的经验已经认识到，传统的观念现今只留在上一代人的记忆里，实际上在这里已经行不通了，相互信任的人际关系已被亚裔文化严重侵蚀。我在这里无意比较东西方文化孰优孰劣，这个问题太复杂。但是，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或某些方面，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是非还是清楚的。

一种文化和价值观的起点就是语言。如果语言达不到一定的程度，如何谈对文化的深入了解？更惶论对价值观的接受和维护了。赵先生在谈到这一点时，似乎只注意到语言水平只与个人的生活方便与否有关，于是，看不懂冰球比赛有什么关系？看不懂本地的电影电视有什么关系？听不懂新闻有什么重要？甚至国会里在辩论什么国计民生的事情（几乎每天都有固定的频道现场直播）又与我何干？这不是别人“不欢迎”或“歧视”我们的问题，而是我们的一些同胞，自己把自己孤立于主流文化之外的问题。赵先生所引用的那篇关于扪心自问英语水平的文章我也看过（可惜我在《多维》没有查到原文，不记得文章的作者了），我体会作者的意思是用一种较为婉转的方式（这也是西方文化中比较典型的方式）说明新移民应该优先考虑如何使自己融入主流社会才是重要的，而不要以一种狭隘的局限于族裔的眼光来看待新的移民法。而语言正是融入主流社会的起点。

顺便提一句，可能赵先生的确是离“主流文化”太远。稍微留意一下国内（当然是加国）新闻，就不难知道近几年由于新移民英语水平太差，政府放在ESL的教育经费大大超支，怎么可以说“显然不是”呢？另一方面，英语水平太差必然影响新移民的就业；而找不到工作的人不是要由政府和纳税人养吗？前不久还听朋友说有一个清华毕业的学生由独立移民方式来到加拿大，做了一段餐馆工又吃不了那份苦，现在靠政府的社会福利金过日子（此例我在下面还将谈到）。所以“中国移民的英语水平不够所导致的唯一利益受损者，就是中国移民自身”的说法是不对的。

前面已经说过，传统的西方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这一点也深刻地体现在加拿大的立法和司法中。如果你有机会去任何一个法庭旁听（一般的案子都是对公众开放的），你会发现任何人只要手按《圣经》宣了誓，法官就会相信其说的话，除非另一方提出?□□熊□琚C在这种社会中，政府对人的“监管”工作变得非常简单。从报税、申请社会福利、申请失业保险、乃至违规罚款的缴交等等都由公民自己申报或办理。然而我们有些同胞，初来乍到这块土地，不是好好地珍惜这种高度的文明，反而觉得与中国的专制制度比起来，这里的法律有太多的“漏洞”，按中国人的“聪明”和“变通能力”，不难从中得到好处。于是中国移民在以下几方面是有“名声”的：偷税瞒税（老板和打工崽都一样）、虚报假造小孩看护免税额、骗领社会福利金、骗租政府福利房、偷看有线电视频道、非法拷卖软件、雇工中千方百计规避劳工法压榨工人、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前诉清华学生的例子还不是个别情况。当这些人初来乍到时还会努力去找工作，无论什么苦活累活都干，但一段时间后，当他们发现政府的社会福利金其实并不难申请，且既来得轻松，还比有些中国老板Pay得多时，他们就会放弃干苦力，转而依赖社会福利。对这样的人，我个人认为加拿大的法律对于他们来说不是太严苛，而实在是太仁慈了。

另一个在加拿大华人界广为人知的事实是，近年来许多新移民（台湾、香港、大陆都有），一方在海外（原居住国）经营生意，另一方却在加拿大领取社会福利和单身母亲补贴金。曾有人问一位来自大陆的这样的“单身母亲”：“为什么你老公在国内赚那么多钱你还要领取社会福利？”答曰：“咳，这就是加拿大的好处。能领你就领，不领白不领。”也曾有一位朋友告诉我，她一年中曾经给三个新移民家庭冒名填税表，帮他们证明（其实是欺骗）小孩看护免税额。正是因为这些“文化侵蚀”现象已经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大多数加拿大人尤其是纳税人看在眼里，气在心里，这才催生了要求立法申报海外资产和修改移民法的民意。

与上述这些为大多数加拿大人所不齿的行为比起来，赵平波先生所说的履历“灌水”或干脆就是假造履历的问题，似乎已经是小巫见大巫了，又似乎并无不可了。这很令我惊诧莫名。我不知道赵先生对假履历的态度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宽容。在一个以诚信为基础的社会里，我实在看不出假履历与吴征的假学历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回想起赵先生对吴征造假的恨之入骨，和这次为假履历做的辩解，难道读者不会觉得反差太大了吗？(顺便提一下，我不太认同赵先生对比西人和中国人为找工作所举的例和所作的评论，但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讨论。）

至于说到我们中国人的恶习，远有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近有众多的对我民族恨铁不成钢的网上写手每天的发泄，已使其成为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我就不再在此浪费大家的时间了。不过我到不认为这些问题对新移民法有什么影响，毕竟各地的华埠在加拿大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愿不愿意去Chinatown购物，或愿不愿意与中国人交往，其实只不过是一个个人生活方式的问题。

需要多说几句的是，这次修改移民法与前不久立法申报海外资产在华人中引起的反响颇为相似。海外资产申报法才仅仅要求申报资产，就已犯了某些华人的“众怒”，也说成是对华人的“歧视”。我的观点是，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如果一个法律是通过正常的立法程序产生，但却对某个特定族裔的利益产生了较大影响，那很可能是他们的利益与多数人的利益产生了矛盾，又或是他们获取利益的方式有待检讨。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正视这个问题（其中包括目前在温哥华地区颇有一些名气的丁果先生也持这种“歧视”说的观点，令人惊讶）。而这次修改移民法，更有人指为是针对华人的“政治阴谋”。其实对新移民法的反对声音主要是来自那些以中国大陆移民为主要目标的移民公司，尤其是那些大陆移民开办的移民公司。因为新法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商业利益。有些人尽管定居加拿大很多年了，也没有下决心融入主流社会，仍然觉得赚自己同胞的钱比较容易。

最后，为了避免无端的猜测和不着边际的指责，我愿意首先声明：我既不来自台湾或香港，也不在政府做事。我是一个地地道道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我认同加拿大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并以能作为一个加拿大人而捍卫她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