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心眼不坏并不等于我能满腔热情地作好事。

我从小受到的教育使我对好人好事的理解是，要做好事，就得象雷锋叔叔那样偷偷摸摸地做。至少不能大张旗鼓。

来到加拿大，我的这一观点得到了纠正。

我逐渐了解到，这里恰恰就存在着一种名正言顺地做好人好事的方式。

这种方式叫义工。

据说，来加拿大的移民都要经历一个“W”的适应周期。即（蜜月期HONEYMOON STAGE，文化冲击期 CULTURAL SHOCK，最初适应期 INITIAL ADAPTATION，精神隔绝期MENTAL ISOLATION，完全融入期ACCEPTANCE — INTEGRATION）。

我们的蜜月在我们抵加的头一周很快就让我们在游山玩水中给潦潦草草地给挥霍掉了。想想那时的心情真是好，青山碧水的，心旷神怡的，如果能喝上半斤老白干儿让我上上梃，我一准儿能被撩拨得弄上几首“游。。。记”的酸诗出来。那时也真是新人哪，没有经验，不知道趁着尚有闲情多玩玩儿。我现在就很后悔没有人为地把那段甜蜜惬意的时光拖得久一点，再久一点。

我是说，那种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的纯净的感觉随着在这里呆得时间越长，就越难得了。

这种纯净意味着什么，我想，过来人都知道。

蜜月就那么稀里糊涂地打发 过去了。由于卯着太足的劲对付文化冲击，我和老公反倒没觉得被震得怎么发蒙。也因为这样，接下来的适应期 里，我们很快就无所适事起来。那段时间，我和老公暗无天日地蜗居在我们HASTING的小套室里，体会着也忍受着百无聊赖对我们的种种不同方式的挑逗和折磨。

假设在一个限定的空间里。当你不必要含情脉脉地注视一个人，又不得不四目交视时，且这种交视不是因为好奇，慌乱或局促，只是一种空虚的条件反射，或是茫然环顾四周之后目光习惯性的最终落点，特别是这个人是你朝夕相处的熟得都不会让你因为这种注视而尴尬而羞涩的人，而你又在这个人的瞳孔中看到了同样的空洞，用不了几个来回，我敢说，你就会有一越而起，歇斯底里的冲动。

我决定在我发疯之前逃掉。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义工。

事实上，我也没有别的选择，在我到加拿大不到三周的时间里。

我在屋子旮旯里翻出了机场出关时那些人塞到我手上的一大堆PAMPHET，找了一家最大的叫ISS的针对移民的服务机构。电话打过去，人家说，做义工我们欢迎啊，但要到下星期二下午我们的信息发布会时你才能过来。

一点也不吹，我那时确实是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开始盼望着下周二的早日到来。

周二那天下午，我一早就来到ISS。一笔一划地添好我的姓名卡，认认真真地挂在胸前，终于看到我老公以外的别的男人的女人的人类的脸，我居然很兴奋。我热情地跟每个人打招呼，就象那个时代遇到了为同一革命目标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的广大同志，而且，我发现同志们也都报以我同样的友好的笑，我的感觉好极了。

一个叫做穆萨的黑人老大哥开始给我们做介绍。他的那一口南腔北调的英语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蹩脚极了，但是当时由于我心情的激动，我觉得从他口腔里蹦出来的每一个音节都很亲切。我听得仔细极了，笔记记得密密麻麻。当穆萨关上幻灯机时，我已经自信到我对ISS各个部门的机构和运做了解得不会比一个在这里呆上五年的FULL-TIME 员工少多少。最后我几乎是虔诚地把我的义工申请表格递到穆萨大哥那只漆黑的大手上，我得说，当初我给我们党支书递入党申请书时都没有这份认真劲。我浑然忘了我来作义工的初衷是为了打发寂寞，为了表明我想做这份义工的决心，我指着已经被我勾满了的林林总总的义工职位又絮絮叨叨地跟穆萨扯了半天，我甚至不惜用上了我国人民都家喻户晓的那个螺丝钉的比方，我以坚决地口气对穆萨说，义工需要我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在穆萨迷惑的目光下，我带着对即将未来的义工的无限美好憧憬离开了ISS。

可恨的是，那个穆萨，他完全辜负了我的这一片心意。

从那个信息发布会 回来之后，我就开始一心一意地等他的音信。我死死地看住老公，坚决杜绝他在朝九晚五的时间段里上网占用电话线。只要听到电话铃响，我都会猛扑过去，嘴里大声地喊着穆萨穆萨我来了。在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之后，我终于意识到，穆萨，他一定是把我给忘了。

我分析了一下，觉得ISS的庙太大，光那一天的发布会就去了四五十号人，可想穆萨是多么地日理万机，轮到他想起我时，我不定已被折磨成什么鬼样了呢。

我决定扩大范围，缩小目标。取进求远。

一气之下，我把温哥华VOLUNTEER。COM里的所有空缺职位，看都没细看就七里卡嚓地全部注册了一遍，然后我就去了我们家跟前的社区中心。照例又是填表。我生怕这一次又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我于是把我在ISS的遭遇会声会色地说给了社区中心的人，我说，那种漫长的等待对于我是何等的折磨，我说，我不过是想做义工干点好事啊，最后，我说，我希望我们的社区之家不会用他们那种拖沓的官僚作风伤了我们这些义工的一颗金子般的心。我的这翻攻心之话很起作用，一个穿得花里胡哨的老太太立刻从台子后面走出来，亲切地搭住我的肩说，亲爱的，为什么不现在就留下来呢，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在加拿大的第一份义工就这样开始了。 而且，可喜的是，我撒出的大网很快就有了收获。事实上，收获颇丰，我家的电话铃那几天就跟上了发条的闹表一样响个不停，都是找我做义工的。我在最初的成就感消失后，很快就应接不暇了。 我挑肥拣瘦地选了几个对我口的，其他的统统推掉。

至此，我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时间都被义工占满。

我一下子由极度的空虚变成了极度的充实。

我做的义工分别是聊天俱乐部组织委员，大型活动帮手，ESL 老师，社会福利工作者和办公助理 之所以这样选，我是想从我以前熟悉的工作和没尝试过的工作来切入地了解加拿大。

顺便也看看自己的适应能力。

CONVERSATION CLUB LEADER 其实就是一个英语PROGRAM，我的任务是让不同语言背景和水平的人用英语不停地说上两小时，“记住”，”我的那个西人中少有的一本正的头儿对我说，“不管用什么方式，采用什么话题，只要他们能不停地说，且说的是英语，我们就赢了！“ 我后来才体会到他为什么用赢这个字眼，因为，如果这个PROGRAM是一场仗的话，这个仗并不好打，单从人数上说，敌众我寡，我一个人有时要对付十好几号人，且敌人十分顽固，无论我怎么软硬兼施，还是不能达到ENGLISH ONLY的程度。有时我论题选得挺热辣，一部分人争得面红而赤，实在是觉得ENGLSIH妨碍他们酣畅淋漓地一吐为快，干脆把我扒拉到一边，叽拉哇啦的什么鸟语都出来了。我的头儿在门外瞧着我们这边实在是热闹，侧耳倾听，但听得莺声燕语，急得推门进来，大喊ENGLISH，ENGLISH。一干人马被他这么一嚷，搅了兴致，倒是停了鸟语，可也没了别的动静。无论我再怎么煽情，人家就是三缄其口，有时气得我真想骂人，去你们妈的，愿说不说，爱咋咋说，我跟你们犯得着么？！好在时间长了，大家混得厮熟，彼此都很配合了，有时估摸着门外没有偷听者，我还让他们用家乡话聊聊过过瘾。

去GRANDVILLE小岛上领差时，我颇是忐忑了一阵子，不知道这次活动会给我分什么活。我知道我这人的毛病，心急手慢，干不了快活，上次给人家脸上印水印，看着别的伙伴都弄得麻溜利索的，一到我这，不是粘上了抠不下来，就是抠下来还没印上，经我的手的脸，都是半拉儿颗叽地枫叶国旗，好在除了我自己心里不得劲儿，没碰到跟我太较真儿的主儿。这次GRANDVILLE小岛是搞一个文化节，戏剧歌舞的，弄得挺多彩。不少外省的游客还特意跑了来。我跟负责人提了点特殊要求，我说，能不能让我来点灵光些的活。“行啊，你做MACHEL的搭档，给整个活动组做跑腿儿的吧，”说完，他还朝我眨了眨眼。我混了这些天，已经基本摸清了鬼子们眨眼的含义。应该声明一下，从学术上的严谨性来讲，作为一种BODY LANGUAGE，我的研究对象目前还只限于男人。也就是说，男人如果对女人眨眼，通常有这么几种情况，1，调情（包括对陌生者）2调侃（和关系密切或暧昧的人）3彼此对某一事物心照不宣（合着伙的拿一个人开涮）4因有求有助而自鸣得意，沾沾自喜（我的这种情况）。按照这种逻辑，我的反应应该是，迅速地回应一个妩媚的眨眼，几分撒娇，几分真诚地说，“OH，你真是太好了，我肯定这会是一个非常适合我 的活计。”遗憾的是，我的修行远没有让我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作出这么复杂的动作，我真后悔我当初大学军训时怎么没把单眼瞄准的工夫练到家，以至于我现在想眨眼，两只眼睛就可恶的一齐闭上。即便另一只眼睛侥幸没闭上，也是挤眉弄眼、五官生硬，毫无美感可言。所以，最后，那个可怜的男人只听到我干巴巴地说了声谢谢。

负责人开始对着对讲机大声呼叫MICHEL，“MICHEL，过来见你的新搭档。”

过一会，我看到有一个人划着旱冰轮风驰电掣地到了我们面前。这个人摘下头盔时，我着实吓了一跳。

我不是少见多怪的 人，但他可着满脸满耳朵钻的洞还是把我给看得触目惊心。尤其是两个鼻子孔中间的那个铁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脑海里总是晃动着杨澜主持正大综艺第一期播放的那部叫什么义胆雄心连续剧的男主角那张狮面人的脸。彼此寒暄过后，MICHEL显然看出了写在我脸上的还没过去的吃惊的表情，尽管当时我一直在努力使自己装做一无所谓的样子。于是他也冲我眨了眨眼，我知道，这是眨眼的第三种情况，意思是说，怎么样，我挺COOL吧 。同样地，我又干巴巴地对他说了句，你看起来真的挺酷！

MICHEL是个挺勤快的小伙子，有什么事，一般都会让我歇着，他去跑。应该说，和MICHEL 那次的合作很愉快，直到他挑起了那个不愉快的话题。中午休息时，MICHEL过来和我聊天。他问我来自哪，我说中国。“那是个发展很快的国家。”MICHEL对我说。我没想到MICHEL还对中国有了解。“没错，我自豪地说，我们那国泰民安哪，老百姓的日子好得很，不象这里这么穷，连纯平彩电都是稀罕物！” 我的这番话显然刺痛了MICHEL的民族自尊心，他立刻说，“但我 听去过中国的我的朋友讲，那里的人们都很拜金，很自私，根本没有义工”

“放屁！”我也来了气。“谁说我们没有中国没有义工，谁告诉你的啊，跟你老实说吧，我们那义工比你们这里可火多了，这里你见到过排着队义务献鲜血的了么，我们那发大水，全国各地捐献的衣物被褥成卡车地往灾区运，个人捐款都上万万地捐，这行么？”我一口气地说道，当然，我隐瞒了一部分事实，我没有说我们上大学时义务捐血是为了多捞点饭票，还有借口猫在寝室里不去上课。我也没有说我们翻出旧衣服是为了对付单位摊派给每个人头上的硬指标任务。但我跟MICHEL说那些话时我宁愿相信被我隐瞒的那部分只是我这个极少数的非党员的阴暗面，广大的党员群众在党和国家需要时还是有着高度的自觉性的。“真的啊？”MICHEL吃惊地问，“当然啦，我说，事实上，我们的义工的历史很早的，朝鲜战争你知道吧，我们国家都是义工上前线去打仗，我们的兵都叫志愿军，连我们敬爱的毛主席的两个公子都去朝鲜做了义工，老大把命都丢在那了，你说，单单我们的义工散兵就把美国人折腾够戗，正牌军上去还了得？！”我的这番话对MICHEL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从他的表情中，我相信他已经对中国的义工事业有了重新的深刻的了解。那次活动结束做总结时，MICHEL很是对我做了一番积极的评价，“RACHEL啊”，MICHEL朝我会心地眨眨眼，中肯地对大家说到，“她很能干，而且，她看起来非常了解历史！”

我做ESL老师是给IRS一个难民机构做。当初听到这个名称时，心里很是咯蝇了一番。不是说我对难民有什么偏见，我是怕在那里做久了，会不会对我的心态产生什么影响。后来进了教室，我环视了一下我的学生们，发现这些人里顶属我穿得寒碜，看起来象难民。人家一个个虽说不上是衣缕光鲜，但精神头各个抖擞昂扬，全然没有我想象得龌龊劲儿。令我更吃惊的是，这其中不乏有很多IT业，建筑业的专家，为人都很正派，每次上完课都会有人把我的外套拿过来，很恭敬地帮我穿上。我们课上课下交流得很愉快，彼此尊重，重要的一点是，我从来不会象另外一个西人老师那样张口闭口地说，你们难民怎么着怎么着。我跟他们也学到了很多知识，我发现，我对一伊朗，南斯拉夫，越南等些国家的了解也象西人对我们中国的了解一样，是片面的。一天一个墨西哥学生一本正经地跑过来说要送我礼物，我诚惶诚恐地说，我们义工有规定，不能随便收学生的礼物。“我只是想表达一下我对你的谢意”，那个学生一副很受伤的表情对我说，“OK，OK”我决定具体情况灵活处理。我说，“我很乐意接受你的礼物”。那个叫FARID的学生很高兴地递给我他的礼物，那是一份包装很精美的CHEEZE酱，小小的塑料瓶凹在纸壳里，很可爱。

那天回家我做SKYTRAIN，在入口处，一个促销员拼命地往我手里塞东西。上了车，借着灯光，我看清了手里的东西，那是一瓶包装精美的CHEEZE酱，和FARID送给我的那瓶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