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高4呎11吋的谢女士，是一个有两个孩子的热心母亲，作为加拿大第一个被感染SARS的家庭，她深深感到这一事件对他们家庭感情的伤害。

“人们视我们为洪水猛兽，他们说我们吃的象老鼠，活的象猪猡，”谢女士说，在她结束隔离后的第一天，她同意接受媒体的采访，但条件是只能用她婚前时曾用过的名字。

她先是失去了母亲和长兄，接着，她，她的父亲，她的弟弟和她的嫂子，因可能患有SARS均被送进了医院。然而，他们再次成为受害者。一个诊所拒绝给她的六个月大的小侄子接种，汽车销售商告诉他们在租车的租约期满以后，再多呆一个月。火葬她母亲的殡仪馆告诉她的丈夫不要进门，仅仅当他们意识到若不让进就没人付钱时，口气才软了下来。

为安全起见，谢女士隔离她的孩子们比要求的时间更长，她隔离上小学的儿子21天，她隔离上高中的女儿14天。加拿大卫生部告诉他们所在的学校，密切注意他们的动向但需严格保密。即使没有明确指出，她的孩子们也受到伤害。“滚远点，中国人。”一些同学辱骂道。

“我们是加拿大人，我们都是加拿大人。”谢女士说，她是1988年来的移民。她迅速的补充说，中国人也歧视中国人，这也是一些餐馆和商场客源稀少的原因。

“真难以置信，每个人都是加拿大的移民，我们是受害者，我们没有住在猪场里，我的父母搭乘一架美洲航空公司（American Airline）的班机，整个行程计划包括在一间酒店住宿。”

这不是偶然的，至今为止，仅有两名加拿大的SARS死者有名可证，即78岁的Kwan Sui-chu，和43岁的Tse Chi-kwai。“我们同意公布我母亲和兄弟的名字，以便人们能迅速采取行动，拯救生命，”37岁的谢女士说。

二月份，她为父母预订了一个航班去香港，谢女士选择了现在臭名昭著的京华国际酒店（Metropole），但她的父母亲大多数时间与她的在香港的三个儿子住在一起。他们2月23日住进了酒店。第二天，当他们退房时，遭遇了一个正要入住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医生后，他们显然被传染了。

当2月23日Kwan返回加拿大，她病的很重。一周以后，谢女士的兄长发高烧，呼吸困难和干咳。

按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她的父母，她的长兄和她的妻子以及新生儿都住在一块，谢女士的弟弟也同样，都住在多伦多东北部的同一栋镇屋（Townhouse）内。

他们老俩口回来后，致命疾病也迅速而至。他的长兄变得很病弱，被送到了医院。她的母亲丧失了意识，不久后去世了。“一盏灯灭了，”谢女士说，她的兄弟有糖尿病，高胆固醇和长期的吸烟史，但家庭中的其他几个成员也患有感冒和呼吸方面的疾病。

她将这些情况告诉给桑迪·芬克尔斯丁（Sandy Finkelstein）博士，这个医生负责一个强化治疗机构。芬克尔斯丁怀疑是患了结核病，要求其他人进来检查一下。他也建议每个人戴口罩并避免来客访问，他们遵守了。

那个周末，Agnes Wang，一位士嘉堡慈恩医院通晓中文的护士，注意到香港第一个奇怪的传染病的相关报道。3月10日，星期一，她告诉了芬克尔斯丁。当测试结果出来时，他向安大略卫生厅发出警报，后者联系了世界卫生组织（WHO）。在3月12日，世卫组织发布了罕有的全球警报。

第二天，谢女士为她的弟弟要了一辆救护车。她的长兄在那天中午死亡。剩下的家庭成员分别被送进了城里不同的医院。在一个特别的负压隔离间里，谢女士插着呼吸机，注射着静脉，一种强大的抗微生物药据信对SARS有一些疗效。

“你只能哭喊或祈祷，”谢女士回忆道，她提起精神说，她说她必须为剩下的家庭成员活着。她把自己所经受的磨砺归功于是六个子女中仅有的女性。“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强壮，我总是和小伙子们在一起”。 (捷克佳、史迪文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