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王健教授能为我们的杂志题写些什么吗？王健想了想，欣然提笔写下“王健”两个刚劲有力的汉字。

后来我又说，今天的采访如果换成电话采访的形式，我就无法相信我所采访的对象，是一个母语为英文百分百的西人。王健听我这么说哈哈大笑，他有些得意地戏称自己是“一个大鼻子人讲一口汉语”。

王健的英文名字叫Dr. Jan Walls，他目前是西门菲沙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林思齐国际交流中心(David Lam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的主任，同时兼任香港浸会大学，加拿大亚洲艺术协会，以及慈济教育基金会董事等职。在他长长的履历当中，所有的历程都与中国或者亚洲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学士到博士期间主修中国语言、文学及民俗，副修日本语言及文学；1981年到1983年间，他曾出任加拿大驻中国使馆文化及科学事务一秘；1985年到1987年担任加拿大亚太基金会副主席，为加中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包括实施输送西方著名记者深入中国内地了解中国普通人生存状况在内的各项文化交流计划。

决定采访王健，缘于一段北方味十足中国快板书，朋友说，写写他吧，你和他会有很多共同的话题的。然后我就开始收集有关他的资料，采访前我以为我对他的了解已经足够，但当我端坐在他面前时，依然深深为他的中文能力和对东方特别是中国文化的了解度所震撼。

在一个多小时的访问中，我一直被这位文化的、开明的、幽默、活力和博识的智者吸引着，他主导着整个采访，我们从Steinbeck，王安石，柳宗元开始聊起，因为王健教授曾经分别把他们的作品翻译成中文和英文，在

这三位作者身上，不难看出他们共同的地方就是关心民生，以文明道，这也许就是王健教授一生致力于了解文化，了解人的事业的原动力吧。

当年为什么会选择学中文？我想这个问题一定有很多人提过。

大学二年级时，有次我的代数考试不及格，这样就触及我开始认真思考自己将来的道路。王健教授笑了笑，慢条斯理地向我陈述着。

对于这个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孩子来说，很小的时候，他就向往了解东方文明和中国文化的博大深厚，这种向往最终带他走了这一生的路。这情形让我想起大陆有段时间中学实行文理分科，我们也是如此决定我们一辈子的路。可见这个世界的年轻人无论居住在东方或者西方，人生的路总是如此。

“‘中国文化’这四个字有很多很多的引号”，王健在回顾过往他所经历的人生路时这样说：“它太丰富，太多侧面，永远都学不完。就算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是学不到。”摇头晃脑如老顽童一样的他，颇有几分学究味道。

西方人学中国文化容易还是中国人学西方文化容易？

都不容易，关键是你有没有根据你个人的特点选择好你的人生道路。

我们的话题因此而转到“加拿大新移民的文化冲突，融合及出路”这个问题上。这是我今天采访的主题。

籍着王健教授对中西方文化的了解，我非常想听听他对新移民问题的看法。 新移民应该清晰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是什么。或者说，要想清楚自己为什么要移民。一个新的大的环境比你放弃的那个你熟悉的环境更有吸引力，所以你来了，这是移民的理由和原因，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只有想清楚了，你才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这是寻求未来出路的一个前提。

迈开了移民的路子，那就不能犹豫了，所谓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新移民基本可以从他们的经济状况，教育状况，专业技能以及另外一个与教育状况相关联的语言水平来划分成几个不同的群体，每一个群体面对的问题不同，但是最重要的是要面对一个克服冲突，融合当地文化，发挥自己优势的过程。新移民能尽快地适应好这个过程，就一定能很块地找到合适自己的位置。

我也认识一些新移民朋友经过很艰苦的阶段。比如博士去端盘子。但这不是可怕的事情，中国人不是最擅长骑驴找马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关键在于心态，只要坚持，一定会有出路，会遇到伯乐。

接受“再教育”这个问题，我有些不同的看法。其实就算你不移民，都仍旧要学习。只是侧重点不同。我还是强调活到老学到老。现今知识更新这么快，不学习不行，这是一个Life Time学习的问题，不仅仅是再教育的问题。

新移民可以在学习的过程中更好地了解这个国家，更好地掌握语言，可以更自由地在生活。实际上很多的问题可能是由于语言和文化的隔阂导致的，这是所有新移民到加拿大后最实际最紧缺需要解决的东西，不仅仅是中国移民。

当然，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有些人上去了，有些人原地踏步，还有些人当逃兵，这是正常的。

谈到海归的问题，我是这样认为，用一个地球村的概念诠释这个现象。

地球是一个整体，经济在哪里起飞，机会在哪里，你的特长在哪里可以得到充分发挥，哪里就是你要去的下一个地方。

我很理解现在很多人回流的动机，但是关键的问题是看准机遇，了解自己想要的生活和对事业的期望，盲目的移民和盲目的回流，都应该注意避免。

如果一个新移民在加拿大遇到一些困惑而选择回国，心中并没有明确回去的目的，那么当时驱使他移民的一些原因又会重新出现在他回去的生活中并因此困绕他。比如，当时他不喜欢那里的人际关系，文化氛围，政治或者是经济体制，他选择海归后发现这些东西一样存在，那他又将怎么样去面对？那时人即使回去了，却一样要再次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所以我说最重要的是了解自己，做出合适自己的发展计划，并且坚持和实施它，需要耐心，勇气与毅力。”

刚才你提到的reverse cultural conflict 并不是中国海归特有的现象。 随着世界文化经济的交流日益频繁，人员流动增加，这会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东西。 举个例子，加拿大的教育专家去国外工作回来，也一样存在一个反文化冲突的问题。 我提一个I C U 现象，所谓I就是 INDUSTRIAL， C是COMMERCIAL，U是URBAN。现代社会的人，特别是下一代，在工业，商业，大城市里成长的年轻人，不论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他们的生活习惯，道德价值观念，理想都越来越相似。而和地理位置更接近的非工业，非商业，非大城市的同龄人相比，差异反而大。是的，我同意你的意见，互联网在信息传播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世界变得越来越近。特别是青年人，他们的思想很容易相互影响。 小留学生问题，中文媒体一直很关注，这个我注意到了。

我不主张家长让孩子一个人来加拿大读书。十几岁的年龄，孩子一定需要有家长陪同。就算迫不得已，最后的权宜之计也应该有HOME STAY。

小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正是很反叛的年纪，是一个形成价值观道德观非常重要的时期。他们模仿能力强，适应能力强，但是辨别能力差。我在这里看到很小的小孩子已经开始充当爷爷奶奶的翻译，这是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如果在这个阶段，小孩子不能得到长辈适当的指导和关心，很容易迷失方向而对将来一生的发展造成损失，甚至走上吸毒，犯罪的道路，后果不堪设想，得不偿失，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叛逆期青少年尤其需要关心和指导。”

移民的“第二代”和家长间的文化冲突，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 我小时候常听大人说的一句话，就是小孩子是听话的不是说话的。你看，以前北美的家庭教育和中国的传统是不是也很象？但是这几十年已经完全改变了，父母等不及孩子成人就想和孩子做朋友，为什么？因为孩子的成熟期提早了，他们的思考能力提高了，父母只要求孩子“听话”而忽略孩子“讲话”是错误的。

和孩子做朋友，这个对中国父母来说也许还比较陌生，需要一段时间来改变。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确实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移民孩子的家长特别需要面对现实，学会主动沟通，只有这样，才能克服或者减缓因文化冲突所加剧的代沟困惑，达到好的教育效果。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一直留心思考王健教授的每一句话，我想采访王健教授最大的收获，是他用他的人生经验告诉我们：我们也许会在一生中面对许多的问题或者困难，但这是“人生”的，而不仅是“移民”的。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如何根据自己个人的特点，设计好自己的人生路，不屈不饶地坚持走下去，这才是最重要的。 和王健教授握别时，我再一次环顾他那间弥漫着中国文化的办公室，所有的摆设，比如字画等都在告诉我他对一个遥远的国度的理解和关注。 如果不看长相和血缘，我确实无法说清楚，这个出生在美国，移民在加拿大，从事的却是东方文化研究的学者，究竟应归类到哪一种文化认同中去。不过这好像并不重要。

和王健教授握别时，我再一次环顾他那间弥漫着中国文化的办公室，所有的摆设，比如字画等都在告诉我他对一个遥远的国度的理解和关注。如果不看长相和血缘，我确实无法说清楚，这个出生在美国，移民在加拿大，从事的却是东方文化研究的学者，究竟应归类到哪一种文化认同中去。不过这好像并不重要。一个活在今天的人，他首先是他自己，然后他应该是属于世界的，是这个地球村的村民，在高高的ROCKY 山上，一样有千山鸟飞绝的空灵与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