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国际妇女大会将10月15日确立为世界农村妇女节。这说明，那次大会认为有必要以这种方式引起世界各国政府和民间对农村妇女问题的关注，以促使这些问题得到解决。那么，在这个节日的诞生地中国，农村妇女的状况是否得到了应有的改善呢？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农村妇女的劳动负担更重了，社会地位更低了，摆脱苦难的希望更渺茫了。这么说是不是太骇人听闻了？我们还是来看一看事实吧。

一． 妇女强撑着多半边天

这不是一句豪言壮语，而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我希望你在看这句话时，能体会到我写它时的沉重，因为这实在是她们不该承受的负担。去年夏天，美国一大报在妇女版的头版刊登过中国河北易县的一位农村妇女的照片，这位妇女正在收割她承包了的十几亩小麦，照片是在她伸伸腰作为休息的时候拍下的，她手持一把镰刀，孤身一人站在一片望不到边的麦田里，用手在擦去脸上的汗水。从照片上看，小麦长的不错，显然是个丰收年，可作为这片庄稼的所有者，这位妇女没有流露出一点儿丰收的喜悦。我也割过麦子，我深知那是多么的艰难。收割十几亩的麦田，在美国用不了一个小时，而且连脱粒都包括在内了。但是如果用手来收割，在烈日下，弯着腰，即使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十几亩麦地至少也要用近百个小时，还要把割下的上万斤的麦子连着麦秸一起装车，拉到场院上，如果没有手扶拖拉机，就只有靠人拉，还要经过脱粒、扬场，最后才能装袋。而所有这些都要靠她个人完成。

这位妇女并不是一个特例。请看中国的官方统计数字。新华社报道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统计资料显示，1990年以来，在农、林、畜牧、渔业、女性劳动人口皆超过了50%，而且其比例持续升高。1990年妇女占农业劳动人口的52.4%；到了2000年，比例升至61.6%；十年增长了近10%，2003年比例可能会达到三分之二。换句话说，中国人每三天吃的东西里，就有两天是由妇女劳动得来的。妇女占农业劳动人口比例在工业国家是30%，但中国不仅比例数字是工业国家的两倍，每一个农村劳动妇女所付出的实际体力劳动的量更远远超过工业国家的农业劳动妇女。工业国家的农业劳动力的性别比例取决于是男人开拖拉机还是女人开拖拉机，而我们国家的妇女农业劳动人口比例的增加说明了是有更多的妇女要去用肩去挑、用手去割、用脊背去背。工业国家的那些一顿吃半磅牛排，体重200多磅的男性农民每天从事农业劳动所消耗的体力绝对没有中国的农村劳动妇女（平均体重只有100多磅）付出的多。

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很难体会干农活儿的艰难，让城里的年青人去挑只有六、七十斤的一担水，恐怕他们也胜任不了。干农活要有“童子工”，这话一点儿不夸张，从小学读到中学再上完高中，如果时不时还干些农活也还凑合，但要是从未干过的，就是生在农村的男人也很难承担。干农活儿还不能有间歇，几个月不干，在担起百十斤的庄稼，就显得力不从心了。我所在的地方农民的语言里没有劳动这个词，他们把自己称作“受苦人”，他们的劳作就是“受苦”。虽然他们在使用这个词汇时，并无抱怨之意（对他们来说生活就是这样），这个词却生动地描绘了他们的生活状况。用当地妇女的话说，女人的苦比男人更重。

七十年代，我在村里的经历和见闻可以作证。那时妇女和男人一样在田里干活，从天明到天黑，抡镢头，挑担子。休息的时候，男人坐下来抽烟，妇女还要去挖野菜，用来喂猪，收工的时候，跑在最前面的是妇女，赶回家去做饭。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一位妇女在牛棚前和我说过的话，她说：“我们这儿的女人活着还不如牛呢”，我问她为什么这样想，她说：“牛在地里干活也累，可它回到家，有人给它喂吃的，夜里还有人给它添草。我们女人和男人一样干，白天累得往下死，天完全黑了才能回到家，还要做饭、有时候还没的可做，没的可吃，还要喂猪，全收拾完了，还要缝缝补补，睡下了还要伺候男人。”

我上大学时，暑期到泰山旅游，见到一农村妇女领着她12、3岁的男孩，一人挑一担沙子，从泰山角下的料场，担到泰山最高处的玉皇顶，每趟每担挣2.5元。中国游客没人注意到这对母子，但不断有外国人对着她们照相。一股忍无可忍的羞耻感（想来我也曾是一愤青），再凭着农村炼就的工夫，我接过了孩子的担子，从泰山以陡峭著名的十八盘上的升仙坊把那担沙子挑到了玉皇顶。放下担子的时候，我的两条腿在打颤，其实那也不过是一里多路的样子。

我们中国人对妇女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早以习以为常。在“妇女能顶半边天”口号的鼓惑下，我们多年以前就有过大寨的铁姑娘队，全国出现了数不清的铁姑娘这个队、铁姑娘那个组。于是有的妇女去搬石头、抡大锤了；有的是去当装卸工了，北京市民吃的粮食直到七十年代还是由妇女一袋袋用肩扛从卡车上运进粮食商店。还有个什么“三八妇女带电作业组”，二十二万伏高压，几十米的高空，我们的这些被“解放”了的中国妇女们，“脸不变色，心不跳”，党指向哪里，她们就战斗到哪里。而其中苦难最重的还是要数中国的农村妇女。资料表明，在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期许多妇女由于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导致了许多诸如子宫下垂等疾病。八十年代以前，妇女是在“男人能干的事，女人也能干”的宣传压力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今天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不得不去干历来是男人应该干的活儿，是因为男人到城里谋生挣钱。农产品越来越不值钱。不去城里打工，家里买盐，点灯，买布，孩子上学的钱就没有了着落。

让我们为上面提到的那位割麦妇女的收入算一笔帐。如果她承包了十五亩麦田，平均每亩产小麦600斤，每斤0.55元人民币，毛收入是4950元，减去其中的物质成本2535元（平均每亩169元，（物质费用占亩产值的比例平均是60%，见2000年农业部《我国专用小麦优势区域发展规划》），剩下2415元。实际上不能将麦子全部卖掉，还要留下自家一年吃的麦子和种子。若能承包十五亩土地，家庭人口估计不会少于五口人，留下1000斤麦子就要减掉550元。还要交每亩承包款和各种包括人头负担在内的苛捐杂税（湖北监利县李昌平讲，当地的数据是350元/人亩），剩下的也就是几百元。麦茬地抢种上玉米或薯类，秋收也许还能再挣上几百块，这就是这家人一年的收入了。种地的农民有80%亏本，用经济学上的名词表示，这些农民已经破产。如果全家人一起在这十几亩地上耕作，到头来只能是入不敷出。然而，男人到城里去打工，农业生产的重担就会全落在女人身上。

二． 末等公民和“集体堕落行为”

极度的劳累、极端的贫困和寻求改变的无望，使得农民将能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为唯一摆脱苦难的出路。一个青年是否有出息，无非是看你能不能离开村子，吃上商品粮，而能实现这个愿望只有当兵和上大学，至少是中专。读书的目的不在于学到知识，而在于拿到文凭。文凭对于农村青年倒像是一张出狱证书，是他们走出农村、走出奴役、逃离苦海的通行证。通过读书而最终离开农村的实在是凤毛麟角，所以姑娘们理想中的对象自然成了那些当了兵的，没有哪个朝代的当兵的能像那个年代那样那么容易地找媳妇。父母为了能不让女儿和他们继续在农村受罪，千方百计为女儿在城里找婆家。漂亮点儿的找干部或者工人，城里的那些不好找媳妇的，到农村反成了抢手货。还有那些穷的叮噹响的，一狠心把好好的姑娘嫁给了城里的残疾人的事也屡见不鲜。今天能嫁给城里人依然还是许多农村姑娘梦寐以求的愿望。

八十年代以来，城市建筑业、服务业、制造业等的高速发展增大了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政府开始允许农民工进城打工。农民们把这视为挣脱锁链、摆脱苦难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千百万农民工饥不择食地接过了城里人不愿干的所有最脏、最累、最危险、挣钱最少、最让人看不起的活儿。同样的工作，月薪600元招本地的城里人，无人问津，但招农民工，只给300元，也有人会排长队去应招。中国矿井，每天都在吞嗫着农民工的生命（2003年1-8月仅煤矿就有4150名矿工遇难，平均每天17人，其中多数是农民工）。明知煤矿是阎王店、鬼门关，农民工为什么就一定要去闯呢？他们是为了仍在村里煎熬着的妻儿老小少受些苦啊！凡读过那篇《安全帽上的遗言》而落泪的人，一定还会记得死在井下的农民工聂清文留下的遗言：“骨肉亲情难分舍，欠我娘 200元，我欠邓曙华100元……”还嘱咐妻子莲香带好他们的孩子，孝敬父母。美国每开采一亿吨煤，代价是3条人命；印度是50条，中国是700条！在这700条人命的后面还有几千名家属的生活陷入困境。在没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农村，他们的妻儿老小面对的将是无助的绝望。男人的境况已经是苦不堪言，妇女却更为悲惨。

广东东莞鞋厂，5000农村姑娘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每天挣18元，还要扣除福利费，住宿费。这个厂生产世界名牌鞋Reeboks，新款Reeboks在美国可卖到每双100美元以上，可付给中国工人的工资只有每双0.7美元。每星期工作6天，每星期在厂的时间是71小时。20平米的宿舍住8个女工，房间里没有卫生间。工厂没有为工人买任何医疗、失业、养老保险。（引自《中国劳工观察》李强报告）华盛顿邮报刊登过一个中国农村女孩活活累死在工厂的报道，而她只是有相同遭遇的人之一。她们在非人的条件下忍屈含泪，拼命工作，挣一点微薄的工钱。更有一些农村妇女没有文化，没有技能，没有人愿买她们能够提供的劳动力，剩下的就是卖身这条路了。卖淫与嫖娼是商品经济自由发展的必然。然而象在中国这样，性产业仅仅经历了二十几年，就从“零的突破”，发展到今天的“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史上都不曾有过，中华民族可谓又为人类的发展史填补了一项空白。

有号称妇女问题专家者，将中国的卖淫与嫖娼现象归结为“性观念的改变”、 “传统和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崩溃后的价值真空”、或说是“集体的堕落行为”。幸好美国之音对其采访时间有限，否则，接下来的分析也许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对中国的性产业起到了催生和强化的关键作用”了。该专家还说：做娼妓是一件很耻辱的事情。而我认为，更应该强调嫖娼是一种犯罪行为。

中国农村妇女卖淫，与日本流行的中学生卖淫和家庭妇女卖淫有着本质的不同。日本东京市政府在1996年对110个中学所做的调查显示，4%的高中女生有过卖淫行为1，我国的女学生中也有这类情况。但这不是什么价值真空，而是实实在在的拜金主义价值观。这些人卖淫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或保持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和享用高档商品的个人形象。

而中国农村妇女卖淫的原因是由于极端的贫困和摆脱贫困的无望；接近妇女生理极限的劳动强度，日复一日难以忍受的筋骨的劳累及不相匹配的极低的劳动报酬；失业；疾病和家庭债务；婚姻问题；这类卖淫女构成了中国卖淫业的主体。与城市那类受过良好教育的、一点儿也不穷的妓女出于同样原因而卖淫的只是极少数。

9.16三百日本人在珠海集体嫖娼一案，激怒了网民，惊动了中国政府。日本女外相对此案曾说“撇开法律责任不谈，这涉及更根本的问题”。女外相在这里提到的“更根本的问题”实际上是指日本文化中最深层的、最丑陋的内涵。就此事件，中国人怎么骂日本人都不过份。但不要骂那些卖身女给你带来耻辱。这个国家、这个政府和所有中国男人的耻辱是，你们没能保护好她们，没能给她们找到体面的工作。作为爱国者，应该使你感到羞耻的事，每时每刻都在你的祖国发生着。北京国庆节当日，几天没吃饭的一孕妇在王府井街头，在众人围观下产下一男孩，作为中国人不感到羞耻吗？让一位母亲连续卖了十年的血，供三个子女上学，作为中国人，不感到羞耻吗？ 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妇女自杀的人竟占了全世界妇女自杀总数的52%，是其他国家的5倍，作为中国人，难道不感到羞耻吗？有权有势的卖官、卖厂、卖地、穷得无路可走的农民卖血、卖身、卖命？有良心的中国人，还有谁会不认为这是民族的耻辱吗？

据国际人权组织在1998年的一份对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利宾四国的调查报告显示，在1993-1995年，此地区妓女本身的年收入在220亿美元到270亿美元之间，占本国GDP的2%到14%。在泰国的20万到30万妓女（泰国政府说只有65,000），其中仅来自于泰国农村地区的城市妓女（妓女多数来自农村）每年给自己家乡的汇款就达3亿美元，远超过政府对这些地区所投入的发展资金。没有人统计过每年中国的卖淫女往自己的家乡寄过多少钱，但我想这数额一定不小。

世界卫生组织在一份关于全球性工作者使用安全套情况的报告中指出，中国估计现有600万名性工作者，这个数字接近香港总人口。这个600万只是卖身女本身的数量，而至于与卖淫有关的领域的从业人员的数字按在其他国家的比例估计可能会有1000万，这些相关领域包括：旅馆、餐饮、交通、酒吧、夜总会、旅行社、通讯、医院、百货商店等。这个以中国农村姑娘为基本劳力建立起来的产业为中国的GDP贡献了几个百分点呢？参照其他国家性产业的统计数字，我们可以粗略地估计出中国相应行业的基本情况。而根据其发展速度来推算，中国的GDP增长指数中毫无疑问有卖身女注入的点数，这是中国政府、中国男人、中华民族应该感受到的又一耻辱。

中国农村妇女有多少苦难，我们城里人、男人就应该有多少耻辱。可情况恰好相反，农村妇女的苦难越多，那些寡廉鲜耻的男人越多。那些被“伟大母亲”玩弄了半个多世纪的早就阳萎了的嫖客们，用他们“卖身”换来的收入，在他们被共产制度彻底阉割之前，居然还要强努着去蹂躏那些卖身女。这些狗男人怎么没在“困难时期”给饿死，怎么没在“文化革命”中被造反派打死，怎么没让98年大水给淹死？ 9.16日本人在珠海集体嫖娼一案使中国人义愤填膺。让我们进一步想一想，按600万卖身女两天有一次生意，每天就有300万人在工作，那么对这300万嫖客的行为我们就可以处之泰然吗？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凭什么可以在九一八、七月一、十月一或任何纪念日对中国妇女为所欲为？

三．哪里是黎明的曙光

前面提到的那片丰收麦田里的妇女照片实际上是附在一篇报道中国农村妇女自杀问题的文章上。这位妇女不堪劳动的重负和家庭纠纷而服毒自杀。经医院抢救，幸免于死。但是，在那茫茫的田野与天相接的远方，她是否看到了比过去更多的生的希望呢？

在城里打工的农村妇女，会由于各种原因失去工作，从而在经济上陷入困境，有些人回村了，有些人靠举债度日，还有些人最终没有抵抗住卖淫—这个高收入行业的诱惑，被迫跳进了火坑，成了卖身女。还有极少数人，或是忍受不了劳累，或是忍受不了人格歧视和污辱，或是忍受不了以身相许的心上人的变心，或是强烈地感受到贫富的差距，又知道自己永远也不会得到城里人那样的生活，于是就含恨了结了自己的一生。

上面提到的广东东莞鞋厂，由于劳累过度和精神紧张， 1999年7-9月就有四个女工跳楼自杀。（引自《中国劳工观察》李强报告）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妇女自杀的人数就占了世界妇女自杀总人数的56% 2，而在中国平均每年25万自杀的人群中90%是农民；农民的自杀率是每10万人中27.2人而城里人的自杀率是每10万人中有9.4人，农民的自杀率是城里人的自杀率的3倍3。妇女自杀率大约比男性高25% 4，达到每10万人中18人，这个比例比其他国家高出5倍2。妇女自杀率高于男人；农村自杀率高于城里，这恐怕可作为中国特色的又一世界纪录载入吉尼斯大全了。

中国的许多医生或学者认为中国人的自杀和西方人自杀的原因一样，都是“抑郁症”的病态行为。其原因也不难理解，心理医生在他们的医疗中心，见到的是心理病人或怀疑自己有心理问题而到诊所就疹的人。对这些病人中的自杀数字进行统计、分析，自然会得出“抑郁症”是中国人的自杀的“主要杀手”的错误结论。要知道，每年200万试图自杀的人中，多数连一般疾病都不看，哪里还会上心理诊所呢？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心理医生。

与西方妇女自杀原因不同的是，大量的中国农村自杀妇女，在自杀前都曾发生过某些突发事件，诸如夫妻之间、家庭成员之间、邻里之间激烈的争吵，许多人是在极度冲动的情绪下选择了自杀。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些自杀妇女是象西方人那样患有精神病、抑郁症、饮酒或吸毒。

一些中西方学者想从中国传统文化上找到中国人自杀的原因，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肯定自杀甚至是鼓励自杀的。有些人是从中国文化对女人要求的“贞节”的角度来看的。像“烈女传”中所歌颂的烈女和“饿死事小，失节为大”这类对女人的传统教育。不过这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在共产主义教育了半个世纪的今天，其影响是微乎其微的。相反，随遇而安、与世无争、听其自然、知足长乐等逆来顺受、好死不如赖活着等观念才是中国传统文化历经现代政治运动的筛选所存留下来的精髓，因此也就形成了中国农村妇女的普遍性格。

著名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他的诗《观刈麦》里写道：“农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复垅黄。……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垧田去，丁壮在南岗。……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担，岁岁有余粮……。”（未记清原文）这首诗描述的是一千多年前，一户农家收麦的情景，丈夫在田里割麦，妇女和孩子去给丈夫送饭。而在今天，作为主要劳力的男人竟然换成了妇女，这是场翻天覆地的变化。还有另外一个巨大的变化，那就是能看见农民的劳苦而感慨自己无功受禄的像白居易那样的父母官和文人不多了。如今农妇的疾苦往往是既得不到同情，又看不到改善的希望。

自杀的诱因往往是瞬间的冲动，但不要忽略在冲动背后的历史的背景。这是一种像弹簧储能一样的情绪积累的缓慢过程。农村妇女的贫穷、劳苦、疾病；遭受到的人格侮辱、歧视、委屈、不被理解和原谅，无处倾诉……。这种压抑、痛苦的情绪每天都在积累着，而所谓突发事件不过是导火索，是使弹簧释放的扳机，而弹簧能量的突然释放，就是自杀。

结语以上所谈，只是我在世界农村妇女节之前所读所感的一部分。但是，对我来说，已经十分触目惊心。我们这一代人印象中对节日的纪念往往是高歌猛进，或至少也是莺歌燕舞。然而，我以为这些都不是世界妇女大会设立农村妇女节的初衷。它意在使我们警醒，使我们反思，使我们正视农村妇女的困苦和她们面临的靠她们的力量无法解决的问题。

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特别是首都的居民都可以不假思索地历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改善：高耸的楼群，纵横交错的公路，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住宅区，琳琅满目、价廉物美的日常生活用品和四季充裕的蔬果供应。申办奥运成功后，北京的居民更享受到了蓝天碧草和高速发展的城市中不可多得的清新空气。然而，在我们为自己将要获得的小康日夜奔忙，为已经获得的小康沾沾自喜之时，不应该忘记亿万农民，特别是农民姐妹正在为我们认为自己应得的报酬付出代价。我们不比她们聪明，也不比她们勤奋，更不比她们高尚，只是因为生在城市，便成为这个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的获益人。虽然我们已经生活在信息时代，既所谓“后工业”时代，“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对我们来说仍反映了近在咫尺的事实。谨以此文献给世界农村妇女节和广大的中国农村妇女，希望能引起读者对我国农村妇女问题的重视和思考。如果我们都能关注她们的困难，同情她们的疾苦，为她们做一点什么，她们的生活就会多一线希望。

注：1. 《Prostitution in Japan: A Young Body Worth a Profit》Nguyet Thu Nguyen著2. 《Female Suicide in China》Elaine Y. Man著3. 《Committed Suicide in the Chinese Rural Areas》 Ji Jianlin著。4. 中新社记者吳庆才，见大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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