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加拿大之前，由于工作的关系经常会制作一些专题，宣传一些单位或人物，于是一个小小的镜头里，往往看到了人的两面性：刚才还是一个和你嘻嘻哈哈的人，当你的镜头瞄准了他的时候，登时变作正经起来，或在翻阅文件，或拿起手机做接听状。你越说让他自然，他越不自然，最后大家在报纸上看到的照片，领导的样子、动作都差不多，如果让老外去看，更是难分仲伯了：看他的表情，你不知道他是什么心情。

对于这样的过程也好结果也好，大家经历的太多了，于是也就习惯了，默认新闻里的人就应该是这样的。追溯到上小学的时候，每逢教育局的领导要来检查工作，我们都会抽出上课的时间做一次大扫除，也忘了当时为了拿到一个两道杠的少先队牌牌，白白吸了多少灰尘。工作以后，为了宣传需要，也会组织一些人装做学习的模样，在花了一天的时间布置好的会场，让摄影记者拍个够，兴许当时正在讨论一个“情趣笑话”，当然也不会有谁去提出异议，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

记者也好当，采访单位办公室的秘书早就准备好了材料，回去改一下口气，就发表了，采访应该叫视察更为贴切。至于再笑纳被采访单位的一点小小心意，更是说明对被采访者的尊重和理解，说明回去会更卖力的为对方宣传，如果拒收或暗地里索要更多的东西，往往是以曝光相威胁的前奏了。

前一段时间，刚好为一个学院的儿童教育专业做项目，当然也是宣传他们的专业以便网罗更多的学生。但是，这种加拿大的宣传制作方式也的确让我这个老外见外了。

项目的一个部分是要一些儿童的图片，作为图案设计之用，本来嘛想着孩子都是他们下属幼儿园的学生，想去拍照的话，还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就没有把拍照的时间安排当回事。没想到在约好的时间，去见幼儿园院长的时候，本来应该拍照的时间，却变成了一次预约拍照的见面。原因很简单，院方要给每个孩子的家长发信征询意见，同意孩子拍照的话，还要签署一份声明。这样一来，征询和反馈你来我往就打乱了我们的计划。

等到终于一切都符合要求了，我们才得以完成拍摄任务，其间老师还会不停地观察，如果你瞄准了没有签同意书的孩子，她会立刻来制止你。有一个刚从阿富汗来的小孩子，满眼恐惧的看着我们， 由于他没有同意书， 老师更是百般呵护着他， 生怕我们会吓到他。嗨，还没这样拍过宣传照片的，以前想拍谁就拍谁，这个别扭。

另外还需要完全抓拍，老师也不会组织他们为你摆个造型什么的，完全是无政府状态的自由活动， 孩子们把教室弄得翻天覆地， 老师也不会因为你要拍照而去整理一下，必须等孩子们的活动结束了才按部就班地整理。时间安排上还要顺着课程表来，想拍下午的某个活动？那好，等到下午吧，绝对不会因为你的到来而改变什么，真叫人哭笑不得。回想在中国的时候，你冬天想拍夏天的镜头，就有人帮你让大家脱衣服，那才有主人翁征服感。

小孩子这样要求，说是保护儿童也就罢了，可是轮到给大学生拍的时候也遇到了不少麻烦。第一次和教授预约时间的时候，由于考虑的光线的原因，希望把课堂拍摄时间安排在下午4点以后，本想着这个要求太平常不过了，没料想教授回答：对不起， 四点以后是学生自己的自由时间， 我无法做出安排要求他们怎么怎么样。

又没脾气了吧，好像我们在求着给他们拍照片一样。

非但教授如此，学生们也是个个伶牙俐齿，拍照的时候你要宛如自己是新闻发言人一样，回答解释各种学生提出的问题。诸如“你们为什么拍照？”、“我的照片会用在什么地方”、“如果用我的照片可以， 但要我先过目”、“可以拍，但最好不会影响到我听课”、“可以只拍我的背影吗？我的头发很漂亮”。如此一问一答下来，在以后的拍照过程中，总要小心翼翼，老担心会弄出个什么“国际”纠纷来。而在上课过程中教授依然侃侃而谈，丝毫没有因为我们的存在，而做出一些配合的场面等等， 我们几个人就在各个角落里记录着这一堂给我印象很深的课。

这就是一个个体个集体的概念，在以往中国的生活中，每个人都是有单位和集体的，你的言行是由集体赋予和控制的，即使房改了的房子，房产证很多单位也会被押在单位的手里。否则的话，你就应该叫“个人主义”和“没有集体观念”吧，相信不少移民或多或少地带过这顶小帽子。这是一种力量，可以做出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 可以创造无数的奇迹，但同时也可以制造不少假象，于是人们对宣传的可信度持怀疑态度，也就有情可原了。比如某个县为了展示自己的养牛经济，在领导视察的当口，在领导的必经之路，调集周围几个县的牛来个围追堵截大会战，我想在加拿大应该属于天方夜谭了吧，种种现代版“皇帝的新衣”多多少少有这种因素的存在。

尊重个人的权力和私隐，越来越多的受到人们的关注和认可，无论是在那个国度。所以，入乡随俗，保持自己的独立和公正，同时也尊重别人的意愿和隐私，或许应该成为我们这些外来者不可不修的一堂课。

（多伦多信息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