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当得起这八个字了。如钱穆先生所说，爵位不能世系，而书本却可世系，虽不是世代簪缨，却是世代经学。有道是黄金万两，不如遗子一经。所以中国真正的贵族，不是豪商巨贾，而是书香门第。相比钱钟书杨绛伉俪的生活，今天的小资、中产，简直就是乡巴佬了。这种贵族风范，让钱杨夫妇能够在那个艰难的岁月守住自尊，弥足珍贵。杨绛先生不紧不慢、娓娓道来的风范，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已经很罕见了。不过最终的胜利还是属于商业社会，本书的畅销打了出版社个措手不及，以致后面的印刷居然换了封面，难看许多。我想，这也许会让杨绛和陆智昌先生(《我们仨》的装帧设计者)感到难过。

同样让我感到隔膜的是春树的《长达半天的欢乐》，如果说七年时间能够形成代沟，那一定是我的问题。有人以“残酷的青春”来命名春树，其实残酷的何止青春，成年人生活的残酷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有问题，那绝对不仅仅是青春或者春树的问题——在一个被上帝遗忘的世界，一切温情脉脉的面纱都被揭下，还有什么不是残酷的？当春树说对于《北京娃娃》还在乎别人的评论，而对于《长达半天的欢乐》只在乎销量的时候，原来叛逆是如此不堪一击。我希望春树能够有更多的坚持，却不敢说应该坚持什么。

坚持是一种重负，而“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提出了一个艰难的问题：“到底选择什么？是重还是轻？”托马斯和特蕾莎最后回到了乡下：“这是一个和谐的世界，所有成员有着共同的利益，一致的习俗，组成了一个大家庭。”昆德拉笔下的“牧歌形象”，类似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可是，美好的东西都已逝去。也许明天就会回来，也许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真正的牧歌生活只能到从前去寻找，比如两百年前的威尔士乡村。《玛丽·琼斯和她的圣经》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威尔士乡下的小女孩，渴望拥有一本自己的《圣经》(那个时代《圣经》非常稀缺和昂贵，拥有《圣经》是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事)，从养鸡、养蜜蜂和为别人拾柴火、缝补衣服开始，她付出了六年的努力。玛丽·琼斯的故事震动了英国和世界，导致了世界联合圣经公会的成立。如汪登兴所说，两百年前的英国刚刚开始现代化，与今天的中国很相似，“不过，我们比他们少了一点刚刚丢弃的质朴”。

古人说要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某位诺贝尔获奖者说，最重要的东西在幼儿园已经学过了。看看孩子们提出的问题，看看诺贝尔获奖者的回答，看看这本《诺贝尔获奖者与儿童的对话》，看看还能不能找回逝去的东西。

(加西生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