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洗礼的我，起初对“小费”这个纯“姓资”的概念很不习惯。

记得八十年代末中国一些高级餐厅的洗手间里出现了靠“小费”维持生计的一族，在当时堪称“新生事物”。这些人承包下高档洗手间（往往夫妻搭档，夫负责男洗手间，妻主理女洗手间），他们既要清理卫生，又要购买日常消耗品和工具（诸如香皂、毛巾、卫生纸和扫把、拖把等等），所有支出和收入全靠客人的小费。

那时去趟洗手间真有做一次“上帝”的感觉，方便完裤子还没提好，冷热适中的洗手水已经为你打开，你洗着手后面有人用毛刷为你扫扫肩膀（可能有人头皮屑太多），手刚洗完，香喷喷的毛巾就递了过来，在你擦手的工夫，又有人蹲下擦你的皮鞋……，服务从头到脚、无微不至。洗手台上放个竹编小篮，放着几张五元、十元的大票做示范，显然对你是一种无声的要求。

我当时特烦这些人，有时朋友聚在一起，啤酒灌起来没完，跑洗手间似穿梭，一次次不厌其烦地程序般服务，给大家造成了不小的心理负担。虽然付不付小费属自愿，但这种获取小费的方式太有些“初级阶段”了。

出国以后，在日常生活中对小费的认识也逐渐上升了、理性了，懂得了那是对于别人服务的尊重和认可，也明白了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小费是其总收入的重要组成，付小费是一种文明的行为（接受恶劣服务除外），虽然本人接受小费的机会大大地小于付出小费，但仅有几次接受小费的故事却让我久久难忘。

几年前我曾干过一段周末送晨报的活，这可是一份辛苦差事，因为正赶上隆冬腊月。那时候，每到周末凌晨四五点钟我就要爬起来，外面漆黑一片，冰天雪地，开车赶到指定地点取了一百多份Toronto Sun，躲在一座大楼的屋檐下，把报分装在一个个塑料袋里，搬到车内，然后在居民小区内按订户一家家送。

多伦多的冬天，每周都有大雪降临，在大雪天送出的每一份报都要付出巨大的艰辛：首先，车行驶在雪地里是寸步难行，因为居民区在周末凌晨还不会有铲雪车铲雪；其次，要赶时间，按规定要在八点钟天亮前将所有报纸送完；第三，规定要把报纸放到订户的报箱内，所以从汽车到订户House之间要跋涉一段齐膝盖的积雪。一百多份报纸送完，我已经大汗淋漓、精疲力竭了。

那年圣诞节前夕，清晨，寂静的街道还沉睡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只有家家装饰在房上的串串彩灯眨着眼睛，我小跑着挨家送报，只听到自己咯吱咯吱的踩雪声。当来到一家订户的报箱前，我发现上面粘着一个信封，上面写着“给送报员”，我拿了信封放下报纸回到车内，打开了信封，一张精致的圣诞贺卡，里面挟着五块钱，记得当时只感到一股暖流袭来，这五块钱真是沉甸甸的，我只有在心里说声“谢谢！”虽然我始终没有与这位订户彼此会面。

就是同一天，当我即将完成早上的送报工作，红日初升，朝霞满天，远远看到我的最后一个订户的门外站着一位老太太，我走上前时，她接过报纸，塞在我手里五元钱，说声“Merry Christmas！”

小费有时包含着比金钱更为珍贵的东西，与人与己都是这样。

（世界日报 李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