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誓不分離

我們在樓下七隊的下放幹部組，自組長老樊科長調回分局以後，其它組也陸續有人先行回院。我這個繼任組長的工作內容已不再以協調生產隊勞動生產為主，轉而多為安定“軍心”以及組織本村青年夜中學工作，倒也不是很忙。

終於有一天，領隊、院黨委委員周鴻雁、趙占奇兩位通知我開會，內容就是全體下放幹部奉調回院，下放鍛煉的任務完成了。同時，一個完全意外的消息也透露出來：我們的趙占奇領隊，經上海市農委提出，設計院的黨委同意，決定留在農村擔任高東鄉黨委書記。這樣一來，我們來時九十九人，回去時只有九十八人。

對於家菊來說，我要回市區是一件大事，太大的事。她所在的村里機器製造學校的下放幹部也同時接到通知，所以還沒有等我告訴她，消息傳開，她當天晚上便來了。

小組的同志們早已和家菊成了好朋友，他們催着我陪姑娘回家，順便跟家人告別。我和家菊開始是朝着她家方向走的，但過了小橋以後，決定轉向高橋。我們打算趁公路上還有去高橋末班車的時間，再去電影院看一次電影。有意義的是，第一次談戀愛就去過電影院。

那時的高橋和周邊鄉鎮之間交通很不方便，整個高東鄉只有最西邊的高行公路有公交車可達高橋，再由這裡去往上海市區，而這裡的車站名稱卻非常令人難忘，叫杜家祠堂站，原來舊中國上海灘上盡人皆知的幫派頭目杜月笙家族祠堂就在這裡。即使有車站在高東，我們也必須急急忙忙走上半個小時才能搭上末班車。

這麼匆忙地趕路，還能“談戀愛”嗎？不能了，但我們還是去了，因為兩個人心裡明白，真正要談的話其實並不多，看完電影也來得及，要知道步行回家的路程是十八里，慢慢走足足要用兩個小時。電影片叫什麼名字早就忘記，坐在影院裡，我們只是手握着手，語言幾乎沒有，而這種狀態似乎就夠用了。我倆正式的“談判”仍要進行，那就在回家的路上。

回家的大路共兩條。人們經常走的叫海徐路，這是一條白天還算比較忙碌的路，自行車、勞動車和並不多的機動車基本上都從這裡穿過高東。另一條路緊貼着長江口堤壩延伸，兩面長着茂密的“達木魯”，據說是從古巴引進來的，類似蘆葦的植物。兩條路到了夜晚都是冷清的，而堤邊的那條路，由於從“達木魯”中穿過，則更顯得荒涼。我偏選走海邊的那條路。不害怕嗎？真沒想過害怕，因為那是條晚上連鬼都不走的路，再說當年年輕氣盛，自恃是運動員，又在大學裡練過摔跤、散打，傻大膽，何懼之有？

我先對這次談話作了“主題發言”，也是“簡單扼要”用不着囉嗦。我說：“在鄉下，回上海都一樣，我說過的話不會變，我總歸跟你好到底，你放心！”家菊回應：“我也一樣，說過的話算數，不會變的！”原則問題就這麼解決了，接着便是具體的“技術”問題。以後怎麼“接頭”呢？我在上海的工作地點，她看到過了，門警森嚴，怎麼進去？宿舍白天沒人，晚上去，又來不及回家，怎麼辦？我說：“以後星期天我到鄉下來。”當然，難處是有的，第一，害怕她媽媽不停地對我“啟發”。第二，怕時間太緊。休息天一清早出發，擺渡到浦東陸家嘴車站排進去高橋的一字長蛇陣乘客隊伍，沒有叄刻鐘別想上車；一個鐘頭車程到高橋，接下來就得靠兩條腿或者花六角錢搭自行車，前前後後少講得叄個半鐘頭，弄得不好，四個鐘頭也不一定能到。回去怎麼辦？不也得這麼長時間嗎？想想看，還有什麼時間講話？

家菊的話不多，辦法倒不少，她對我說了一些主意：媽媽的事，她說一定要求媽媽儘量不要說讓我下不了台的話。至於我來去時間長，她想出一些辦法，一是請她弟弟用自行車送我上車站；一是約好之後，她跑到高橋等我見面。就是這樣，我們為今後來往設計好了具體程序。於是，別的青年可能會有的“永不分離”的山盟海誓，在我們這裡竟如此簡單完成了。

家菊對和我結合以後會過什麼日子，早已明白，但這時她毫無猶豫；我對和這個姑娘結合以後會過什麼日子，更是心裡像明鏡似的。但在兩人的手緊攙在一起同行的這段夜路上，不知怎麼的，我也絲毫沒再多想，腦子裡唯一留住的四個字，就是“說話算數”。

回城的一天終於到了，局裡仍是開來兩部客車。鄉親們仍然像兩年前一般扶老攜幼擠在車旁，所不同的是，原來應該坐在車上的趙占奇同志，現在站在鄉親們中間，不管黨性多強，他的笑容還是有些勉強，要知道，他要離開的是高樓大廈里的國家重點建設單位，而他要留下的地方可是被“大躍進”弄得一片狼藉的落後農村，不知道他將要付出多大努力才能帶着無辜的鄉親度過未來的飢餓歲月！我心中暗自惆悵，也默默向他致敬……

家菊沒有來送行，這是事先約定的。回城後第一個星期天應該是我下鄉，我將如期赴約。

回局後第一個星期天，我一大清早趕到輪渡站過江，排進往高橋鎮的八十一路汽車等車隊伍，人越多，車子越顯得少。我沒有表，估摸着少說也有半個鐘頭才來一部，真急人！誰知還有“聰明“的人夾在人叢中找機會。只見有個中年人假裝先跟我前面的乘客問長問短，說着說着便插進了隊。我急着往鄉下趕而不可得，正沒好氣，一見這人投機，火頭上來，勐一把將他拉出。那人正在得意，哪裡料到我這個半路上殺出的程咬金，一驚之後原想爭吵，但見我怒目圓睜，體格健碩，又自知理虧，只得囁囁嚅嚅不知所云，走了開去。

這一回“遠足”果如我前番所估計，到家菊家時，已近中午，進門就吃午飯。所幸我沒忘記買了點糕點，否則白吃白喝成何體統。

顯然是家菊努力有了成績，准丈母娘這次講話很是留情，只為我來去方便提了一點建議：“要是能搞一部腳踏車就好了。”但這一好心的建議還是令我汗顏，要知道，那年月一部自行車要一百四十八塊錢，還得有購車券才行。說沒有錢難為情，說券弄不到稍稍好聽點，我只得選擇後者搪塞。其實像她媽那樣明白的人，何嘗不知道，一輛車，對於我這個月薪六十五塊五角，還要寄一半養家的人來說，是什麼份量。她雖答應家菊不為難我，但脫口而出，還是忍不住提了這個“建議”。反正，我己久經考驗，既來之，則安之，硬硬頭皮也就過去了。

她繼父果然還可以，胸無城府，人也和善。在他看來，我這麼一條漢子進了他家門至少不是辱沒門庭，再說，他也看得出，我雖然衣衫平平，總是個有前途的人。大家東拉西扯一陣，我更覺得准丈人容易相處。得知他身患氣管炎，需要經常吃麻黃素藥片；我知道此藥不貴，便一口答應包在我身上。

我在她妹妹、弟弟面前，好歹算是見多識廣的大人，他們對我很友好，我平日善於跟年輕人打交道，不一會兒就打開局面。看來這次訪問成效卓着，家菊一家人似乎都擺平了，當然，她媽仍是我一大“難點”。

半天時間一眨眼就流過去，我得抓緊時間往杜家祠堂車站跑。

我們的翻譯工作主要任務，是把蘇聯支援設計的一百五十二項大型企業初步設計、技術設計和施工圖紙譯好交各職能科，再由它們配合設計指導施工。我回城後繼續從事分工的企業動力設施翻譯。所謂動力設施，即企業所有的鍋爐房、空氣壓縮站、氧氣站、乙炔站。我先後完成蘭州市石化集團各廠、上海和哈爾濱電機、汽輪機、鍋爐等廠、山西侯馬地區企業群的動力設計書俄譯漢工作，後來本職工作少了，還參加造船企業設計院的同類工作。企業設計工作在我國本是個空白點，那時只好靠蘇聯支援指導。但重複多了，漸漸摸出其中規律。動力設施功率大小視企業生產規模而定，久而久之，各種數據也做到了心中有數。

就在這時，消息漸漸傳來，中蘇兩國由於意識形態分歧，赫魯曉夫要把援華工作中止。局裡根據形勢需要，打算將翻譯組人員分配到各相應職能科參加設計工作並幫助技術人員溝通現有俄語資料。按照這種意圖，我應該回動力科，這裡也是分局剛組建時，我最初所在的科，科長和同志們也較熟，我思想作了準備。

可是，有一天人事科把我找去，科長對我說，有兩種可能的調動。一是到動力科邊搞設計，邊做翻譯，另一個是到教育戰線當俄語老師。第一項我是預知的，而當老師卻是一個完全意外的行當。我奇怪地問科長，怎麼會有當老師的任務？他說：“目前教育發展很快，教育系統要求各單位支援，考慮到你愛好廣泛，又有科班根底，當老師可能很適合。不過，這事不勉強，我們也不太願意讓你走，你可以自己選擇。”事出突然，我要求考慮考慮。

我自一九五叄年一月響應基本建設號召由南京廠里奉調來上海分局，一直生活在組織溫暖關懷的氛圍中，並且被送往東北學習，對分局感情很深，但生長在那個時期的年輕人普遍都具有革命精神，加上我生性不安現狀，當初報名參加基本建設，奉派去東北學習，都是不喜歡顧前顧後，說走就走。這次人事科雖是要我選擇，可是一想到教育戰線需要支援，總得有人去，再加一個好笑的念頭：那裡有運動場呀，說是考慮考慮，實在不用兩個鐘頭，我便報告了人事科：去！

此事，我仍像前兩樁事一樣，壓根沒對南京媽媽和家菊說就定了下來。我按人事科規定，當即去往新成區教育局，局裡馬上又要我到前程中學報到。誰知到了前程中學一看，運動場有倒是有，只是比我想象的要小得多。報到以後，突然明白，我從此就要離開一機部系統，心咯噔一下好像掉了下來，失落感非常強烈地湧上心頭……

學校給我安排了宿舍床位，但我高低不願馬上住進去，仍舊回到漢彌登大廈七O四房間，反正局裡在這方面很是寬鬆，調走的人照住無妨，我也藉此舒緩一下自己惜別的感情。

沾了我來自中央部屬機關的光，校長很給我面子，專門接待我，她安排先上高二俄語並且兼做副班主任，熟悉熟悉教育工作。定下以後，校長又對我說，她知道我在設計院表現不錯，下放時被選為團總支委員，打過入黨報告，所以來校後準備讓我參加黨課小組活動。聽了這番話，我真是受寵若驚，激動得不知說什麼好。當時，階級出身主要由組織上掌握考察，平時並不明顯在群眾中提及，我知道入黨對於我來說是極難的，但領導能重視我很知足了。

到學校工作是一九五九年底，我剛滿二十五歲，談不上老成持重，沒幾天，操場上的師生都熟知我這個好出風頭的傢伙有點“來頭”。

學校門衛畢竟不及分局森嚴，我開始試着讓家菊和她父親偶而“光臨”，當然都是很短時間就離開。就是這樣，我這個學洋文的新老師有一個農村女朋友的消息盡人皆知了。但是，我很得意，因為家菊逢人含笑，容貌可人，一點沒有城裡人通常以為的“土氣”。老實說，我看中她“理論”上是說，她樸實無華，但內心深處認為她長得不錯，也是不可或缺的原因。

由於校領導看得起。加上我這個人明白，到了新單位牢記尊老愛幼和氣當先，很快就習慣了這個環境。老師們樂意幫助我，高年級學生更是喜歡我這個只比他們大十歲的小老師，最初心存距離，不願住在學校的想法漸漸地被沖澹，剛過一九六O年春節，我就悄悄把鋪蓋搬到了學校，把“心”也一點點搬到這裡了。

一九六O年，對於我來說，是個很難忘的年度，不只是因為我做了教師，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和家菊突然決定在國慶節結婚。結婚一向被人們公認為人生大喜，但對於家菊和我說來，卻是一樁感覺非常複雜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