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流涌涌，難棄“多元之夢”
從安大略湖的中心島看市中心，多倫多就像一片從碧藍的湖水裡
長出的森林。多倫多，漂浮在湖上。
“為什麼要融入你的社會？”
李小平就住在沿湖而建的QWE高速公路旁的一處居民區里。他洗
手間的鏡子前，貼着一句格言：The biggest limitation is in
yourself.這句話來自電影《泰坦尼號克》的導演JamesCameron，他
是一名來自尼亞加拉瀑布附近的加拿大人。
李小平認為自己不算個新移民。“新移民來加拿大有很強的社會
地位反差感。許多人出來之前，都有一定的成就，收入也不差，他們
的自信心也提高了。當時我出來時，覺得自己像個鄉巴佬，我在中國
，從來沒有見過有地毯的房間。”1988年他出國時，在北京協和醫院
工作。
“我剛到加拿大，對西方充滿了崇拜。西方人多文明，到多倫多
大學化學系報到時，每個走在前面的人，都會拿着門把手等着我。他
們的禮節那麼周到，這裡不僅有物質文明，還有精神文明。我當時特
別想融入，也下決心融入這個社會。”於是他對英文戲劇表演開始着
迷，他從一個加拿大劇作家關於中國的戲劇演起，他扮“文革”時中
國農村裡的一個農民。
李小平畢業後，進入多倫多市政府從事技術工作，“我的上司是
一個韓國人，我還記得他叫PeterHo。他告訴我說，你不應該留下來
，你應該回國去”。當時韓國就像現在的中國一樣，發展特別快。這
位韓國人說他現在回去來不及了，別人在韓國什麼都做好了。他在部
門裡做了很長時間的主管，很想往上爬，但爬不上去，他上面的全是
白人。“我想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英語口音很重。”李小平說。
“我一度產生了點逆反精神，為什麼我要融入你的社會，你不承
認我，我也不承認你。”後來李小平逐漸認識到，在加拿大這樣一個
多元文化的社會裡，儘管英裔的白人占了主導地位，但是拼命地想融
入一個英裔白人社會，可能偏離了真正的主流。如果自己有本事，自
己就是主流的一部分。“我幹得好，別人會來接近我，想融入我。自
從我開了一個公司以後，這種感覺更加強烈了。”他的雇員里，曾有
獲得過加拿大電影全國獎提名的影員。
李小平後來到一家瑞士的大製藥公司工作，他還成了公司的重點
培養對象，被送去參加著名的卡內基管理培訓（DaleCarnegieCourse
）。這是無數留學生和新移民夢寐以求的歸宿。但此時他已徹底厭倦
了化學，離開了這家公司。
兩年前，他設計出一種企業管理中的團隊精神培訓項目，通過戲
劇表演、攀岩、合作遊戲、模擬遊戲、實驗性的活動，促進一個團隊
的成員之間互相了解，以增進、發展信任感和團隊工作的過程，挖掘
個人和團隊的最大潛力。
“當時我顧慮很多，一會兒想到自己從來沒學過MBA，一會兒想
過自己是個華人移民，有好幾次我都要把自己給打敗了。”李小平說
，“事情往往是這樣，經常不是別人說你不能做，而是自己先覺得自
己做不下來，自己先把自己打敗了。”
他在加拿大有一個特別好的朋友，北京電影學院畢業生，移民到
加拿大後只能洗碗，回到北京開了個移民公司，後來從事文化產業，
公司規模越做越大，雇了二百多人。有一天，這位朋友給李小平打電
話，希望李小平回去和他一起干，“他許諾說把公司的一半給我。”
李小平說。但當時李小平婉言拒絕了。“後來我媽媽說我好傻。”這
樣的機會，李小平遇到過幾次，但他最終都沒有回國。
李小平對於所謂“融入主流”有他自己的看法：“加拿大提出要
實現一個多元社會，但現實是這個社會還是一個白人的社會。我們要
努力去實現真正的多元文化社會。我們要慢慢地把這個社會變成一個
非白人的世界。”
誰能熬過那段艱難歲月？
在多倫多，每個種族都在以自己的傳統、價值，以自己對加拿大
未來的理解，塑造着多倫多和加拿大。這裡生活着來自世界各地18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居民，他們操一百多種語言，和諧地生活在一起，
使多倫多超過紐約，成為世界上最多元文化的城市。多倫多渴望移民
為它創造奇蹟，成為一個世界級的城市。加拿大的制度，加拿大的寬
容，為中國大陸新移民提供了一個平台。
移民本來就處於社會的底層。如果把加拿大的華人分成四部分，
老華僑，香港移民，台灣移民，最後才是中國大陸新移民。加拿大是
一個福利國家，如果不想幹活，完全可以領取福利金，成為被國家養
起來的懶人。但是，大陸新移民無論條件如何艱苦，很少有領取福利
金的。他們在第一第二年找不到專業工作的時候拼命打Labour工養活
自己和家人，再困難也不像流落在街頭的其他種族的人那樣伸手乞討
；他們在經濟衰退的時候上學苦讀，願以十倍的辛勞換取自己或下一
代的幸福生活。
今年3月1日，rolia上的一個帖子引起了很多移民的關注和討論，
這是一個叫Range的人貼的，題目是《多倫多一年》。
我（在多倫多）的為期三個月的工作開始於2001年冬天。那是一
份很輕鬆的工作，管理文件和圖紙，打印一些標籤。我不太喜歡，感
覺每小時的意義只在於那十個DOLLAR。同事大多是各國移民，基本上
都受過高等教育，什麼專業都有，現在統統是WIRINGTECHNICIAN。難
怪有人說，加拿大擁有世界上素質最高的勞工隊伍。
這段時期有一個人給我印象很深刻，是一位叫FRANK的中國同胞
。似乎永遠穿一件黑衣，不苟言笑。午餐時碰到會坐到一起聊天，只
是不甚投機，想想也許是他在公司地位較高，所以有距離感，因此愈
發疏遠。轉眼到了5月初，我已經被YORK大學錄取，準備一開學就辭
掉這份工作。記得是一個周五，午餐時間碰見FRANK，就順便問他能
不能將他太太的舊課本賣給我，因為我知道他太太早我一學期就讀於
同一專業，他爽快地答應了。周一上班，心裡想着不知FRANK帶沒帶
課本來，手頭事情多，準備一有空就過去找他。正在車間裡腳不沾地
地走過，一個同事叫住我，說要告訴我一個BADNEWS（壞消息），我
注意到已經有許多人圍在那裡了。我清楚地記着他的原話：DEAR
JANE，I HAVE A BAD NEWS FOR YOU。FRANK＇S WIFE KILLED HER－
SELF（珍，我有個壞消息告訴你，FRANK的太太自殺了）。我愣了一
下，似乎沒聽懂，請他重複。我不知道當時自己的反應，恐怕是嚇傻
了。我覺得不能呼吸，手也開始發涼。那位同事一直攥着我的手，一
疊聲地問着：ARE YOU OK？我是公司第一個知道此消息的中國人，當
我把消息告訴大家時，每個人都同我一樣震驚。那是一段灰暗的記憶
，FRANR的太太自殺據說是因為不堪承擔巨大的學習負擔。……我陷
入深深的迷茫，何去何從，我日日夜夜思考着這個問題，整個人處於
恍惚之中。真的不知道最終是什麼力量促使我下了上學的決心。最後
一天去公司上班是5月25日，我去每個辦公室告別，大家說了許多鼓
勵的話。剛回到自己的辦公室，有同事來問：下周一為FRANK的太太
開追悼會，去不去？我立刻同意了，雖然我知道那是我第一天開始上
學的日子。
我不知道自己會不會一輩子都記着那個日子：5月28日。那天我
平生第一次去參加追悼會，第一天開始YORK的學習，那天也是我丈夫
失去工作的日子，為什麼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同一天？只是巧合嗎？
還是上帝在考驗我的承受能力？在殯儀館，我站在那年輕的沒有生命
的軀體旁，失聲痛哭，心裡百感交集，在鮮花如茵的墓園，我們一群
人聚集在火葬室旁，目送那個曾經鮮活的生命在異國的天空化成煙，
化成灰。在那個雨天，當一縷灰色的煙從煙囪冒出，有一些粉塵也輕
輕飄落，我記得邊上有人用手揮了一下，而我，只是靜靜佇立，已經
麻木。當這一切終於結束，同事將我拉上她的車，說直接送我去學校
，我才發現離我的第一堂課只有半個小時了。那位胖胖的女士一邊開
車在高速路上飛馳，一邊騰出手拍拍我的大腿，讓我不要想得太多，
要自信。她一直將我送到教學樓下，我向她致謝，然後下車，她也從
另一邊下了車，繞過來，緊緊地擁抱我，祝我好運，並要求我畢業典
禮時一定通知她，她要來為我祝賀。我的眼淚又一次噴薄而出。我就
這樣兩眼通紅地走進教室，在最角落的位置坐下，一直低低地埋着頭
，生怕別人看見我的眼睛。晚上神情恍惚地回到家，卻發現應該正在
上班的丈夫已經做好了晚飯，又一種不祥的預感襲上心頭，果然，我
的丈夫失業了，就在今天。我很平靜，淡淡地說了句：也好，正好在
家陪我，我很害怕。
那是一段非常艱難的歲月。那門出名的TOUGH計算機課終於露出
了猙獰的面目。有時候看書看到一半，就抑制不住想站起來把書從窗
口扔出去。一天晚上，上完三個小時的課坐車回家，換車時一個人站
在空無一人的車站，看看表已過11：30。突然間覺得很傷感，不管不
顧地蹲到地上，把頭埋在胸前哭起來，心裡只有一句話：爸爸，媽媽
，我想回家，我真的好想回家。……
來到多倫多一年多了，我感覺到自己的變化。我沒有買過一件衣
服，沒買過像樣的化妝品，帶孩子去肯德基吃飯也是她當君子，我做
小人———因為君子動口，小人動手。全身惟一的奢侈品是無名指上
的哪枚鑽戒，是在國內過三十歲生日時丈夫的禮物，記得當時他問我
想要什麼，我毫不猶豫的選了這枚價值八千人民幣的鑽戒，只是因為
喜歡那句廣告詞：鑽石恆久遠，一顆永流傳。現在想起來，覺得有些
好笑。……
年少時認為離家遠行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很喜歡那位走過萬水千
山的台灣女作家三毛。記得她那首著名的《橄欖樹》：不要問我從哪
里來，我的家在遠方，為了天空自由飛翔的小鳥，為了夢中的橄欖樹
，流浪，流浪遠方。現在終於明白，橄欖並不總是甜的，在沒有成熟
時，它是苦澀的。然而，我相信，它終會有變甜的時候……
除回流的少數人外，大批新移民們憧憬着他們自己的“甜橄欖”
，並選擇了堅決地留下來。他們一邊在艱苦地謀生，一邊感受着加拿
大與中國的不同。中國有一位單親母親，想帶着孩子來登陸，內心非
常惶恐，想打聽一下加拿大政府和社會對單親母親有什麼照顧，有新
移民非常刻薄地說：“你來了會增加納稅人的負擔。”但他立即招來
很多網友的圍攻。他們說，對單親母親的照顧，是加拿大制度的一個
組成部分，許多新移民選擇加拿大，同時也接受了這個制度，因為這
是一個人道的國家，人們有種安全感。誰都有可能成為社會上的一個
弱者，如失業者、單親者、病殘者、老者，等等，加拿大社會制度對
弱者的照顧，是吸引許多新移民的一個重要原因。張悅海說：“在這
個國家，你是一個納稅人，你交了錢，這個國家在照顧你，你能得到
，能感受到。”
如果經常想到玩就開始安居了
“我不願意回中國。我覺得在加拿大做一個華人會更令人尊敬，
因為這裡更加文明。”祝立新住在多倫多西邊一對當地白人夫婦的家
里，他眼中加拿大與中國最大的不同，是人們對待垃圾的態度。他房
東的垃圾，包了四層，最裡面是雙層塑料袋，然後放在一個大的黑色
塑料袋裡，再放到一個乾淨的大垃圾桶里，封得嚴嚴實實，一點味道
都沒有。有一次祝立新把用完的老抽瓶子放到回收箱裡去，房東自己
拿去將瓶子洗乾淨了，重新放回回收箱。房東的飲料瓶，一定要用水
沖乾淨了才拿去回收。
新移民如果能經常想到玩，他們就開始安居了。春假期間相約開
車到多倫多北部的阿爾貢金原始森林宿營，夏季釣魚，秋季賞楓，冬
季滑雪。每年萬聖節，新移民的孩子們，和當地的孩子們一樣裝神扮
鬼，挨家挨戶地要回他們一年也吃不完的糖果。冬季來了，聖誕節也
快到了，聖誕老人要進城那天，孩子們早早地坐在市中心布洛爾（
Bloor）街和中央街旁，手裡拿着寫給聖誕老人的信，等待着聖誕老
人在盛大的進城儀式中，乘着七隻鹿拉的雪橇，從北極降臨。從那一
天起，多倫多的居民們在房前點起絢麗的彩燈，在寒冷空曠的街上靜
靜地散發着溫馨。還有冬季狂歡節，遍布全市的溜冰場，夏季街頭狂
歡節，國際爵士音樂節，七一的國慶節讓全市變成了大遊樂場。
有些新移民們在多倫多找回了他們質樸的生活。洛紅來加拿大前
，在洛陽一家銀行里當科技處長，他回顧當時的生活是每天在外面應
酬，喝酒，不覺中已經大腹便便，“連自己的身體都變成了負擔”。
他來到多倫多後，每天忙於工作，學習，教育女兒，幹家務活，周末
或節假日全家三口一起參加多倫多豐富多彩的活動，生活規律，心態
平和，身材瘦下來，身體也健康了。“現在我感到，可能這才是正常
的生活。”他說。
新移民從自身的權益開始，逐漸了解一個民主的國家是怎麼運作
和管理的。張悅海講了件事：一個朋友考駕駛G牌時上高速公路，這
段高速公路的限速是每小時100公里，當時高速路上車很多，而且都
開得不低於120公里，當時他就犯難了，如果以100公里的速度併入車
流，很不安全，如果開120公里，就算違法。結果他把車停在了高速
路的入口處，考官判他失敗。他不服，找到了他所在選區的安省議員
，由這位省議員出面與安省交通部聯繫，最後交通部決定讓他免費重
考一次。
中國大陸新移民正在意識到，只有介入加拿大的政治生活中，才
能保護自己的權益，參與塑造多元文化社會。時安迪認為，華人在加
拿大還缺乏一個強有力的全國性團體，隨着中國大陸新移民人數不斷
增加，“新一代的專業人士應該在這方面做一些工作”。時安迪自稱
是加拿大大陸新移民“介入主流政治最深的幾個人之一”，他放棄了
自己的生意，全職投入到華人社區的工作。他是加拿大外交部長格利
衡（BillGraham）的選區執委，他還是多倫多前任女市長豪爾（
BarbaraHall）準備重出江湖、競選下一任多倫多市長的競選策略顧
問。他最近的計劃，是參加執政的自由黨全國代表大會，向公民及移
民部長格德瑞（DenisCoderre）、人力資源部長斯圖爾特（
JaneStewart）和工業部長洛克（AllanRock）遊說改善技術移民的安
置。
宗力認為，從90年代下半期到21世紀初來到加拿大的這批大陸新
移民，將成為加拿大社會中很大的一個群體，他們對加拿大社會的影
響和作用不是目前可以看得出來的。“根據我對移民的研究，新移民
職業和收入的轉變與在加拿大生活的時間是正相關的。如果我們從團
體研究，而不是從個別的新移民出發，我們發現大陸新移民比早期華
人移民、比六七十年代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移民的素質都要高，比我們
這些80年代出來讀書的人適應能力更強，他們年紀輕，潛力很大，思
想開放，對國外很容易適應。他們一旦在社會上立住腳，就可能進入
加拿大中產階級，對加拿大社會的影響就會大得多。
目前這批新移民許多還處於找工作、謀生和養家糊口的階段，但遲早
有一天，他們的參照群體會從原來所處的群體，轉向與加拿大的同行
相比，他們會挑戰現有的地位，並從個體意識發展成一種群體意識，
大型的、成熟的新移民華人團體會出現，華人新移民的社會參與、政
治參與意識會加強，對加拿大社會的貢獻會越來越大。再過五到十年
，這個群體會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