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杨恒均“致命三部曲”之二《致命武器》

上当了！
凡是看过“致命”第一部，再看第二部的，都会感觉上当。本来你是将第一部当成“真的”来看待，谁知到了第二部，前一部就变成主人公写的小说，“假的”了。于是，在《致命武器》中，主人公杨文峰的身份变成写了《致命弱点》的小说家，广州某报社的记者。

（一）政治家的胜利，要建立在民众的白骨上？

小说的每一章，都从2008年白宫那场总也开不完的秘密会议开始。预示着这部作品的“政治级别”非常高。
看到一群美国人在那里煞有介事讨论中国的问题，我觉得好笑，因为中国的命运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决定，美国人是决定不了的。但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避开别国的注意而关起门来自行其事，尤其中美两个大国，无法忽略对方的存在。
白宫的会议乌云笼罩，因为得到绝密情报，中国大陆已经研制出一种“致命武器”，可以向台湾开战，而美国和国际社会找不到理由来插手。
我绝不相信“台海必有一战”的说法，厌恶手足相残。战争意味着流血和死亡，无数宝贵的生命要为了政客的意志而牺牲，不但军人难以幸免，无辜平民的性命和财产也可能化为飞灰。幸亏这只是小说，可以一笑置之。作者设下悬念，连我都好奇：到底有什么致命武器？
作者才不会那么轻易满足你的好奇心呢。笔锋一转，场景却变成2004年广州某报社，杨文峰刚开始走上记者岗位。
我是将间谍小说归入侦探小说来看的，故事越惊险、越考验读者智力，我就越喜欢。
这部小说的架构极为复杂。两个英雄人物：杨文峰、李昌威。三条线：残肢案、台海局势、盲流的命运。四大政治集团：大陆统治阶层、台湾当局、美国情报机关，还有一个以李昌威为代表的盲流阶层。
我评杨恒均小说的第一篇书评发表后，有朋友责怪我：“人家是破案小说，你把奸角都透露出来，读者还怎么看？”抱歉，在这第二篇书评中，我还是忍不住要泄露作者的底：致命武器就是盲流！
盲流，从农村流动到城市，卑微如蝼蚁，从没一部文学作品给过他们如此重要的地位。作者将他们蓦地推到风口浪尖上，波澜壮阔的国际局势竟然要由这样一群表情木讷的人来决定输赢。
全书铺展得很开，从最高层的政治争斗，到最底层的生存挣扎，围绕盲流而展开，字里行间充满“冷酷”二字，让我遍体生寒。在两个盲流（李昌威和高大林）身上，几乎集中了盲流所遭遇的一切问题，让人同情又无奈；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当局，都敏锐地看到了盲流中蕴含的巨大潜能，但双方毫不吝惜他们，都想利用成千上万盲流的生命为自己的胜利垫底，天才战略，令人冷到骨子里。
但，人性之冷酷、人性之关怀，两条线又是平行进行的，冷暖交替，让读者不至于绝望。

（二）记者的冷血和人性的回归

最让我震撼的是高大林“千里爬回家”的情节。这原是2004年一个真实的新闻事件，我曾看过，但弱势群体的悲惨故事太多，心渐渐麻木，新闻看过就过了，如果不是杨恒均把它编进小说中，我早已遗忘。
作者将这一事件的发生地点移到广州，并将丐帮、盗窃团伙等社会问题，都堆到高大林一个人身上，经过艺术的浓缩和渲染，极大增强了感染力。
被打断了腿得不到医治、在城市里无法再生存下去的可怜农民，千里迢迢爬回家乡去。高大林一路受尽难以想象的磨难，得到一些草根人士自发的帮助；而报社记者的行为，与之形成强烈对比。
“跟踪高大林”的新闻策划，确实有创意，却无比冷血。本来，如果记者肯帮助，高大林只要一两天就可以回到家乡，但，记者们没打算帮他，仅是为报纸抢独家新闻。可怜的盲流，每天坐在平板车上，双手拨拉着艰难前行，一路经受风吹日晒、饥饿寒冷，血水斑斑洒向大地。记者却舒舒服服坐在轿车上远远旁观，甚至在跟踪过程中切断高大林和外界的一切联系，使高大林完全失去了获得其他媒体或个人帮助的可能性。
我想起了一幅著名的新闻照片《女孩和秃鹰》。一个皮包骨头的苏丹小女孩，去食物救济中心的路上再也走不动了，趴倒在地；她身后有一只硕大的秃鹰，虎视眈眈盯着奄奄一息的瘦小生命，等待她死去成为自己的美餐。这张新闻照片在各国激起巨大反响，摄影者凯文•卡特因此获得1994年普利策新闻摄影奖。
成千上万的读者打电话向报社询问，小女孩最后是否得救？遗憾的是，凯文•卡特也不知道。他当时只是拿着摄影机耐心等待，等了20分钟才拍下这张完美的照片。然后他赶走秃鹰，自己离开了。
一个优秀的记者，却欠缺了起码的人性，凯文•卡特受到公众的强烈指责。几个月后，他自杀了，虽然自杀原因不祥，但我相信外界道德压力也是原因之一。
美国全国新闻摄影师协会前会长威廉•桑得斯说过：“你首先是人类的一分子，其次才是新闻记者。”——救饥饿的小女孩于鹰口之下是“人的行为”，按下快门完成创作是“记者的行为”。我坚持认为，“人性”才是记者的第一职业道德。
在杨恒均的《致命武器》中，王嫒嫒和杨文峰，都是有正义感的新闻从业者，却在“民工爬回家”事件中表现得冷酷无情，虽也经过了人性的挣扎，但还是冷眼旁观。
欣慰的是，最后杨文峰经过激烈的内心冲突，从寒风暴雨中把昏迷的高大林抱上车，一车送回了家乡。独家新闻泡汤了，人性胜利了，我这才觉得杨文峰可爱了。

（三）贫血的中国精英们

“政治间谍小说”少不了政治和间谍。政治由精英把持，间谍战在精英人物中展开。
小说里，美国精英一直在开会。从他们的讨论中，台海局势越来越紧张，战争一触即发，把读者的心都悬了起来。
台湾精英，并无正面出现，仅仅出现于其他人的对话中，但你能感觉到他们无所不在。尤其是几个台湾间谍案，我未曾查证，但相信是真实case，让你感叹台湾的老谋深算。
中国大陆的精英，“体制内”有周玉书、梁科长，“体制外”有杨文峰、王嫒嫒。
周玉书，是共和国的高级螺丝钉，也是“致命三部曲”所有官员中惟一的正面角色。作为前国家安全部情报局长，他优秀得不能再优秀。党性代替了人性，职业习惯代替了自主思维，连妻子的生命、儿子的前途都置之度外，这，正是我国“英雄劳模”的显著特征。他当年随父千方百计从美国回到中国，五十年后，他的儿子却千方百计从中国去了美国，真是对周玉书那辉煌事业的绝妙讽刺。退休后，为了“致命武器计划”，长期调查盲流群体，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零距离接触，他才渐渐了解被他当作对台武器的群体，意识到盲流不是情报里的冷冰冰数据，而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他开始反思，想要阻止计划的执行，但无力回天。
杨文峰是作者精心塑造的英雄人物。他的身份始终可疑，就算跻身精英阶层，身上仍然带着来自社会底层的烙印，性格复杂，矛盾重重。他同情盲流，崇拜周玉书。杨文峰认为，只有靠周玉书这样的精英才能改变国家的命运，所以他不遗余力配合周玉书。尽管周玉书竭力维护的体制，与盲流是几乎对立的，他仍然幻想“国”与“民”的利益能够统一起来。他自认为是在帮助盲流，但为了拯救他敬爱的周伯伯的性命，不惜牺牲几个盲流的性命……此人好也不彻底，坏也不彻底。不过，他和周玉书的父子般的感情让人感动。也许作者更适合写亲情，而不是爱情。
王嫒嫒，杨文峰的恋人，几乎是作者心目中完美的女性。作为记者，接触高层地方官员，她获得比普通人更多的资料，了解体制内部腐败的严重程度。可她揭露真相的稿子无法发表，只得向海外投稿。不知不觉成了美国的间谍，起初她是不知情，后来又是不得已。貌似她上了美国人的圈套，细想又觉得是她自愿的。她对祖国、对民众的爱，却是用给另一个国家做间谍的方式来表达，多么让人奇怪，却又让人理解同情。最后她身陷囹圄，在梁科长和杨文峰的帮助下逃往美国。
梁科长，身为警察，完全明白体制内的种种弊端，他曾经有过抱负，但早已随波逐流，当个称职的统治工具。直到遇到周玉书和杨文峰，他被那一老一少所感动，人性渐渐复萌，从周玉书的监视者变成了同盟者。为了阻止致命武器计划的实施，劫狱救出王嫒嫒，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劫狱那一段情节非常精彩，不愧中国人心目中的好汉形象。
作者对人物的刻画很成功，写出了一群“贫血”的精英。他们真心同情盲流，但同情归同情，并没把盲流当成和他们一样的“人”。前文所说杨文峰坐在小车里跟踪高大林爬回家的情节，我一直觉得有强烈的象征意义：精英只是冷漠地旁观着草根，精英和草根是隔绝的，分别在两个世界里。
书中这段话，并非真正的盲流，而是“精英眼中”的盲流：
“他们站在路边，等着这个城市里的红男绿女们招一招手，然后二话不说，就去干最脏最危险和最艰难的各种工作，可是不论是广州的城市人还是政府的公务员们从来没有把盲流看成为和广州城市人一样的‘人’。盲流们自己的脑子里也早就被控制着这个国家意识形态和宣传工具的‘人’们装进了固定的程序，那就是他们是弱势团体，他们是天生贫穷，他们是最后富裕或者永远不会富裕的那一部份，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副产品，他们是祖国繁荣富强、政治稳定、和平崛起不得不牺牲的那部分，他们的农村户口让他们低人一等……”
精英们以为盲流是不会思想、命如蝼蚁的低级动物。但我从不觉得草根的智力与精英有多少差别。已故作家王小波写过，他那目不识丁的姥姥都知道亩产30万斤粮食是不可能的，而当时许多精英却在报纸上大放卫星。其实，很多问题并不复杂，仅仅依据常识就可得出结论，精英不比草根更高明。
周玉书等人居高临下，以为盲流的命运控制在他们手里，他们既可以把盲流当武器，又可以在良心发现之后“拯救”盲流。
可是精英们谁也无法阻止既定程序的启动。一场生灵涂炭的战争危机，竟然被一个小人物李昌威轻易化解了。

（四）李昌威，草根英雄的胜利

李昌威是杨文峰的外甥。与爬回家的高大林不同，他有文化、有思想，也就有了改变命运的希望。
作者大笔挥洒，用李昌威在城市打工的经历，几乎囊括了盲流所有的遭遇。
李昌威在工伤事故中失去了一条手臂，作者通过杨文峰的视线，展现了珠三角地区工厂的基本境况。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位于产业链的最低端，价廉物美的“MADE IN CHINA”，凝结了无数打工者的血汗。李昌威被机器吞噬的那条手臂，是盲流无数断手的聚合。据报道，珠三角每年发生断手（指）事故至少有3万起，被机器切断的手指超过4万截。
李昌威断臂后得不到合理赔偿，杨文峰和王嫒嫒出马与厂主谈判。有讽刺意味的是，最终还是要通过“关系”，双方比赛谁认识的官更大，借助潜在的权势才得到满意的结果。
我觉得，这20万元赔偿，对李昌威后来的道路有重大意义。如果一个人吃了上顿没下顿，是没多少心情去关注公共事务的。李昌威家里存了20万，使他安心，可在此后艰苦的盲流生涯中保持乐观，有余暇去观察身外的社会、思考自己和别人的命运，有勇气为不公正而抗争。
“土地之歌”、“流浪之歌”、“垃圾之歌”、“拆迁之歌”，作者借李昌威在城市里的传奇经历，向读者展现了一幅比《清明上河图》更为生动的盲流画卷。我在上海生活数年，从来不知道盲流在街上被戴红臂章的纠察所驱赶，连走累了歇一下脚的权利都没有；更不知道在上海的郊区，有几千人生活在垃圾场上，靠拾捡垃圾为生……感谢作者，让我摆脱都市白领的视野局限，看到了不曾见过的另一种生活。
从编写小册子《盲流指南》起，李昌威进入了全新阶段，成为事实上的“民意代表”。只有他是真正关心这些盲流的，因为他本身就是盲流之一员，了解盲流，真诚为盲流服务。只有他才能得到盲流的信任，一本小册子，胜过百万雄兵。小人物的命运，还是由小人物自己决定。
杨文峰是“精英中的盲流”，李昌威是“盲流中的精英”。杨文峰没做到的事情，李昌威做到了。小说中，中国大陆当局与台湾当局剑拔弩张、鹬蚌相争，美国政府巴不得双方打起来，自己渔翁得利。最后，三大政治集团败在一个小小盲流手中。
最让人动心的是，李昌威最后并无接受统治阶层的“招安”，他消失于盲流人海里。
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不能和普通民众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如果有一天，两者利益真正一致了，我想，李昌威会留下来。

（五）人性，是政治的终极胜利

我曾撰文推荐杨恒均的致命系列。有个朋友对我说：“我久已不读当代小说，在你的启发下，在网上读了这部‘致命’小说，觉得文学价值几乎乌有，不过是触及了政治敏感区域罢了。”
我回答：
“你说没有任何文学价值，仅仅是触及敏感区域。我从小到大看书无数，在许多人眼中我是个文学爱好者，其实我看书，从来就不会注意到‘文学’两个字，我只看这本书能给我什么新东西，新的信息、或者新的观点。杨的小说，也许你会觉得那些观点没什么了不起。是啊，我也觉得没什么了不起，除了某些情节可能我想像不出来之外，很多观点我基本上脑子里都有，我也可以写一本很有冲击力的书。但，你能写，并不代表你写了。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不是才气，而是——勇气。我没有写，也不敢写，所以我只能去看别人的书。什么叫‘文学性’？我不懂，也不准备去懂。我只看一本书中有没有‘人性’，和‘社会性’。”
我蔑视没有任何社会价值、无病呻吟的文字垃圾。文学不能回避现实，“敏感区域”即是社会矛盾的集中点。人性，只有人性，才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也是政治的终极胜利。所有违背人性的，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政治制度，都将被公众毫不留情地抛弃。
杨恒均小说的价值，不仅仅是国际形势的精妙分析、人物情节的高潮迭起，更在于人性的关怀。通过高大林、李昌威的遭遇，将盲流的生存状态淋漓尽致展现在世人面前；通过惊心动魄的“残肢案”的侦破，让读者了解了器官移植后面的器官买卖黑市，而每一个器官，都意味着盲流的健康甚至生命的丧失……除了杨恒均，还有谁，肯为盲流浪费如此多的笔墨？
杨恒均从事国际政治研究工作。如果他把这部小说所欲表达的观点写成政论文，也会出色，但，读者只是“小众”；而他采用了小说这种通俗的文学形式，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读者，从而将一些尖锐的、被忽视的社会问题，推到了“大众”的眼前，让你无法不动容。李昌威的胜利，是人性的胜利；杨恒均的成功，也托赖于作者的人性。
写这样的政治间谍小说，很简单么？可惜，在杨恒均之前，无人写过。他是第一个。

唐小昭 2008-1-30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