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中文书店，揩书油的人多，真的要买书往往心痛万分，因为书价是一比一：人民币20元就是20美元，即使打个八析，也比实际的2.50美元高很多。因此每逢回国探亲，就是我辈穷书生大展拳脚、进书店大买特实的绝好机会。

１９９６年８月，带着新婚妻子回美，由北京飞旧金山，四几个大皮箱带着婚照和书本，重量不成问题，因为每张机票可以容许二个大箱，计件不计重。可是，在旧金山玩了一天，再飞华盛顿，便出了问题；环球航空公司（TWA）的票务员说其中一个箱子超重，要补付２００美元行李费。我们每人的双程机票不过是７６０美元，当然是心痛了。我的解决方案是把箱子拖到后面，把书本掏出来，再过磅，果然免费付运。掏出来的３０本书夹在双腋下，像企鹅一样登机。人人看到我都发出会心的微笑。晓红那时明白了，她这辈子是一入“书”门深似海。她的治夫之道是每次回国都把人民币藏起来，我每次外出便给一、二百元，像挤牙膏一样，确保有米下锅。

的确，每次来北京，逛书店所花的时间往往比逛风景点还多。在书架上看到中国社会科学学院把波普尔 (Karl R. Popper) 和海耶克 (Frederick von Hayek) 的经典著作都一一译出来，公开发售，在我的心目中，比长安街两侧的新建筑更好看、更宏伟，意义也更重大。

恰恰三十年前，１９７３年１月，作为“惨绿少年”的我，来自温暖的香港，生平第一次踏足北京，心情兴奋，第一件事就是拿着文革前出版的《北京旅游手册》去逛琉璃厂。抵埗后，只看到市面萧条，比文化沙漠的香港更沙漠，当然大失所望。那时只有一间小得不能再小的中国书店（门面和今天的中国书店位置相同，但没有今天的深度和宽度），门堪罗雀。我随手买了几本科技书便到对亍（南新华亍）西侧的一间餐厅吃午饭（那儿几年前是孔府茶馆）。一进门，满厅灰黑的人群都朝着我望来，好像我是外星人一样。一位女领导走过来，带我到一个桌子坐下，问我要吃什么，我说随便好了，什么都能吃。结果服务员很快便送来一大盘热乎乎的木须肉和一大瓶北京啤酒，都是我生平第一次品尝。我独个儿一边看书、一边吃饭。木须肉味道鲜美，但在众目睽睽之下吃东西，内心总是不舒服的。

那时什么都便宜，我又可以报销，买什么东西都不用顾虑金钱，可是买书的去处寥寥无几：东安市场（当时叫东风市场）的旧书档已绝迹；王府井南口、人民日报对面的新华书店店面虽大（有二层）而内容贫乏，书架放置在玻璃柜后面，有时遇到好心的服务员会让我绕过玻璃柜到书架拿书；西单商场深处的旧书店只有一些陈旧过时的科技参考书。

无论报帋上怎样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和精神面貌，当时北京书市的萧条和苍涼是无论如何也美化不来的。

三十年后的今天是天翻地复的变化：西单和海淀的书城比三十年前的王府井百货大楼和友谊商店货色更多，人气更旺。

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骑车窜胡同，找寻那些别具风格而折扣大的小书店，常有意外的收获和喜悦。（北京电视台曾有胡同里的小书店专辑在美国 This Is Beijing系列放映。）我爱走三条路线：1.由雍和宫步行（或坐无轨电车）到东单；2. 由北太平庄坐22路巴士到西单；3. 由永定门骑车北上前门外。无论是闲停信步，或是骑车乘车，都可以在这三条路线上随意找胡同来窜，进书店去逛，找地方吃顿便饭。

我在天桥“帮襯”（粤语“买东西”）过一间名叫“且介亭”的小书店。付钱时，咬着纸烟的店主人笑咪咪地对我说：“你把店子买下嘛！”

我常去的是北太庄和师大之间的几家书店，规模不大，但各有所长，而且有八折。海淀路北大南门旁边的“风入松”（在地下层）很宏大，新书多，给九折。地铁站报档规模小，新书出现快，不给折扣。隆福寺街的中国书店专卖旧书，书价便宜，给八折，常有佳获。可是，在内务部街（李敖长大的故里）西口的中国书店规模更大，有两个门面，但是和规模又大得多的琉璃厂中国书店一样，没有折扣。

沙滩和汉花园一带的“五四书店”和商务印书馆都是值得一游的。买书之馀，可信步欣赏北海、景山、美术馆和北大红楼的风光。另一个好去处是今天北大燕南园。那里一带是昔日燕京大学原址，尤其是临湖轩（司徒雷登校长故居）前后，风光如画。从燕南园走出来，有几家别致的小书店。

有一次意外经过一间“大甩卖”的小书店，一边书架全卖１０元一本，另一边全卖５元一本，好书甚多。但这种现象究竟是可遇不可求的。
[2003年元旦，初稿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