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經濟學家》雜誌最近在香港華人身上貼了一個標籤，說他 們“粗魯暴躁”。

　　這份周刊其實是要借“粗魯”的香港人，反襯菲律賓人的可愛。 文章說，菲律賓一窮二白，人民紛紛到國外出賣勞力，受盡外地雇主 的欺凌，香港雇主便是典型的例子。

　　西方主流媒體在形容個別族群時是很小心的，特別是自己國內的 少數民族。美國傳媒在談論國內黑人時，絕不敢用任何具有種族色彩 的字眼。英國報紙在提到國內人數日益壯大印度次大陸移民時，也是 十分“政治正確”。

　　可是，當它們在描繪各地華人時，似乎就沒這麼多的顧慮。其中 的原因很多，最近在《明報月刊》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也許提供了一點線索。他說，在許多美國人眼裡，國內各大城市的唐人街，代表了整個華人世界。

　　歐美城市的唐人街，給予人的印象是既髒且亂，而且散發着銅臭 。此外，唐人街的“唐人”，在政治上是沉默的一群。結果，西方人 不但鄙視華人，在批評時也似乎沒什麼顧慮。

　　西方人對華人較不客氣，或許還有另一個原因：各地華人的經濟 成就，加上中國是個社會主義國家，使西方人下意識地把華人當成競 爭者或敵對者。九一一事件雖淡化了這種敵意，但是西方人的觀點還 未完全扭轉過來。

　　他們對華人肯定存有偏見，但是他們的批評也不是毫無根據。華 文世界的作家當中，許多曾毫不留情地批判自己族人的陋習和劣根性 。在過去，五四運動作家指中國人的奴性和保守性格，造成中國積弱 不振。現在，各地華人的經濟條件改善了，在許多華文作家和評論者 筆下，他們變得財大氣粗，十足暴發戶模樣。

　　無論是中港台的華人，還是東南亞的華人，都有這樣的現象：個 人的行為和修養，趕不上國家經濟發展的步伐。也就是說，我們的經 濟可能已經接近第一世界的水平，但是個人的行為舉止可能還停留在 第三世界的水平。

　　香港作家陶傑曾這麼形容華人愛喧譁的陋習：“在國際航機上、 在外國各大城市的博物館、圖書館、觀景點，都時常可以看見上海人 、北京人、香港人，目中無人地以自己的方言大肆喧譁，令本地人面 上露出鄙視的神色。”

　　香港傳媒最近報道，泰國政府在一些旅遊景點豎立華文告示牌， 勸人不要隨地吐痰和拋垃圾。這些告示牌顯然是針對華族遊客，一些 中國遊客因此感到不滿。

　　其實，愛喧譁、隨地吐痰，是公認的華人惡習，我們應該感到慚 愧才是。

　　從其他亞洲人的角度來看，華人的惡習惡行，還有比喧譁、吐痰 更糟的。《經濟學家》雜誌說，許多香港人對待家中菲傭，極盡刻薄 之能事。

　　在新加坡，虐待女傭的事件層出不窮。肇事者在面控時，都不忘 告訴法官，他們的生活壓力大，他們是一時衝動。他們也許不知道， 菲律賓和印尼報紙在報道他們的暴行時，流露的是濃濃的怨恨和很深 的民族恥辱感。

　　在其他亞洲人眼中，華人也是“經濟動物”，唯利是圖，而且斤 斤計較。在很大程度上，這些指責是出於妒忌。不過由財富的分配引 發的種族矛盾，是東南亞華人不可忽視的問題，也是一直困擾着他們 的問題。

　　近年來，在金融風暴和全球經濟衰退的衝擊下，許多亞洲國家不 進反退，中國的經濟卻是一片興旺，成了各國吸引外資的強勁對手。 這樣的發展，為區域內原本已是暗流洶湧的華族和非華族之間的關係 ，帶來了新的變數。

　　越來越富裕的華人應該怎麼做，才不會讓人覺得面目可憎？

　　日本人是過來人。他們的經驗有可資借鑑的地方。三十年前，日 本人的“經濟動物”形象，以及他們的“尋春團”，在一些亞洲國家 引發一波波的反日浪潮。此後，日本人痛定思痛，為東南亞國家提供 了慷慨的經濟援助，並且在各處投資設廠，大大緩和了東南亞人的反 日情緒。

　　日本人靠的也不全是“銀彈攻勢”，他們也善用文化的魅力。我 們常責備日本人對戰爭暴行缺乏悔意，不過我們不得不承認日本文化 精緻的一面。也因為如此，在各地華人社會，反日和“哈日”的現象 ，經常交替出現。

　　此外，日本遊客是出了名的文靜有禮，與陶傑筆下的典型華人游 客，形成強烈的對比。

　　中國的崛起，各地華人社會的興旺，自然會引起其他國家或族群 的不安。當人們感到不安時，難免就有抗拒和抑制的心理。如果華人 喧囂的形像未除，人們要圍堵或抑制華人時，可能變得更加振振有詞 。

　　中國領導人顯然明白這一點。他們展開外交攻勢，積極同亞洲國 家建立睦鄰關係，強調中國帶來的是商機，少談彼此競爭關係。

　　但是，領導人的努力，必須獲得人民的配合，否則成效有限。

　　美國布什總統在九一一事件發生後問道：“為什麼他們（恐怖分 子）這麼恨美國人？”

　　如果華人不小心，難保不會遭遇同樣的惡運。也許有一天，我們 也會問：“為什麼人們這麼恨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