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上大學，尤其是念研究生，完全不像在中國時那麼具有集體主義氣氛。記得當年在國內上大學的日子，真是一生中的黃金年華，如今回憶起來還有說不盡的故事。那時一個班的同學們共用教室，上同樣的規定課程，連宿舍食堂都按班按級安排在一塊，加上體育比賽文藝表演還有各種活動全以班級為單位，同班裡的三十幾口人，四年中不說是形影不離生死之交吧，也總結下些同甘共苦的哥們姐們情意。日後大夥分散到祖國各地乃至五洲四海，得志失意各顯其能，身份分出高低貴賤，卻仍舊是只要有機會就聚會，如果當年的同窗一人有求眾人必應。二十多年過去，同學間仍有此種情份實屬不易。

　　可到美國讀書，卻完全是個人管個人。大學中只分專業不分班，又實行學分制，甚至不非得按年限畢業。而且找住處全靠自己，在哪兒吃飯更是沒人管得著。上課來，下課走，又是國際學生大家庭，語言不同，文化有異，彼此交流了解著實困難。因此想認識幾個同學都不容易，更別說交朋友了。

　　我在美國攻讀新聞碩士時，跟我同堂上過課的各國研究生同學，大多數我連名字相貌都記不得了，但有一位相處時間並不長的小伙子，卻給我留下很深印象。

　　那年我們系裡出現幾位特別學生，他們是來自蘇聯的一組公派進修生，來美國學習半年，有幾門課都碰巧與我同堂。

　　要說社會主義國家的體制還真差不多，那時無論中國還是蘇聯，這類公派模式也大同小異。蘇聯小組中的一位半大老頭，天再熱也西裝筆挺，滿臉嚴肅，一瞧就知道是這一群的頭頭，在國內准有個一官半職，來學習是假，藉機會出國外加監視這幫小青年是真。不過他上了沒兩次課就不見了蹤影，說是提前回國了，八成是在美國逛膩了，又不願在課堂上受洋罪吧？

　　另外還有一個小伙子和兩名大姑娘，都才二十多歲。那倆女孩準是官員子女，出來學習也是混混，課上課下根本不用功，整天就惦記著去逛商店，大包小包的採購。恨不得回國時把美國的市場都搬到蘇聯去，真不知是來進修專業還是當二道販子？

　　只有那位小伙子是個好學生，也是讓我難忘的一個。其實他的真名我也記不得了，好像叫什麼“列涅金彼得諾維奇”之類，同學們一開始就覺得這俄文名字難叫。在美國課堂上外國留學生多，難叫難記的怪名字也多，雖不能強迫名字繞口的外國學生都改名，卻也經常非正式或半開玩笑的給人家起個英文代名或外號。

　　我那時順嘴一說：“管他叫‘列寧主義’怎麼樣？”沒想到贏得諸同學的滿堂彩。一個已當了企業主管的美國同學說：“酷，‘列寧’，還加上‘主義’，妙不可言！我們怎麼就想不出這詞？”我這下還得了意：“咱在中國也曾經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長大的，這種詞還不是順嘴就來！”正好此時那蘇聯小子走進教室，同學們叫道：“列寧主義，你的革命同志給你起了個光榮的名字！”

　　他默許了這個名字（反正接受不接受都已經叫開了），並沒感到光榮，卻也不覺羞辱。而對當年那些“列寧在何年何月”的電影仍記憶猶深的我發現，這小子那寬闊的前額、高挺的鼻梁、說話時的鏗鏘有力、還有那時而揮動的手勢，還真有幾分像偉大導師列寧。只不過小伙子一頭栗色頭髮濃密，尚未禿頂，因此也還達不到偉大導師那般的風度與氣魄。

　　“列寧主義”在國內時也八成是個小幹部或是黨的培養對象，因為那位蘇聯大叔一回國，他就成了小組負責人。既非靠家庭背景的官員子弟，也非善於溜須拍馬之輩，列寧主義能混到這種地步，肯定是他自己的表現極其出色啦！

　　他確實要求自己很嚴格，雖然英文並不那麼流利，但學習非常用功，作業論文完成得一絲不苟，經常受到老師們表揚。業餘時間他也不像兩位女同胞那樣追求美國的花天酒地，而是很節儉，熱愛的是體育鍛煉，有空就去學校健身房或游泳池。他說美國的學校設施之好實在是蘇聯無法相比的，因此無論是電腦等教學設備，還是體育器材，都該抓緊時間享受。

　　我們新聞系研究生中那時還有另外一名叫尤金的蘇聯男生，但他不屬於列寧主義這一夥，而是自費留學生，已經來了快兩年。他以前當過蘇聯對外廣播電台的英語播音員，所以英語水平比別的蘇聯學生好得多，但我總覺得他的發音太軟，帶有一種媚態。他也很會用媚眼勾搭女孩子，那倆新來的蘇聯丫頭已被他攪得神魂顛倒，其實他自己早有女朋友了。列寧主義卻常與尤金吵架辯論，有時用我們聽不懂的俄語。

　　若聽這幾位在課堂討論中的發言，列寧主義確實比尤金甚至一些其他美國同學有頭腦和見解，但卻比較固執死板，這或許是共產黨國家培養的接班人式的人物的特點。

　　教過我們的一位著名教授，本人是白俄後裔，在斯大林時代曾當過美聯社駐蘇聯記者，不知怎麼觸犯了當局，被判了間諜罪，在蘇聯監獄裡蹲了好些年，回美國後就此經歷寫了幾本書，因而聞名全球。這位俄國通丹洛夫教授在對國際局勢的討論中格外注重幾位蘇聯學生的意見，不過兩位只知打扮採購的小姐從來說不出個所以然，尤金的聰明又全用在其他地方，只有列寧主義認認真真與老教授理論。美國教授評價人並不以政治見解定論，丹教授雖然曾飽受蘇共迫害，對明顯是共產黨培養對象的“列寧主義”卻很器重。

　　我對蘇俄政治本無多少概念，人家討論時也就不敢插嘴，生怕露怯現眼。不過課下也想跟同樣來自社會主義陣營的蘇聯同學套套近乎，就對人家說起自己曾對保爾．柯察金還有蘇聯英雄卓婭和舒拉多麼崇拜云云。沒想到幾位青年男女大眼瞪小眼，不知我所言是何人。他們沒讀過當年被視為“青年必修課”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也罷，怎麼連真正為國捐軀的蘇聯民族英雄也不知道？可見蘇聯老大哥真是早已修正得連革命傳統也丟了。

　　唯一知道保爾．柯察金又說得出卓婭姐弟犧牲原因的，是列寧主義。這一下使我覺得彼此之間有了共同語言，好像又遇著了當年的蘇聯老大哥，儘管眼前的這位從年齡上講只是咱的小兄弟。我也是從這時起，才真正對他有點另眼相看，並佩服起丹教授看人的水平來。

　　正好在那個學期，國際上發生了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已有七十餘年歷史的紅色蘇維埃一夜之間解了體！這是一發不可收拾的歐東波連鎖反應中最大的一波震撼。可能是由於身邊有幾位蘇聯學生，我們專業的師生似乎對此事格外關注，課上也經常討論。列寧主義發言的機會越來越多，平時並不善言談的他，成了課堂上引人注目的明星。此時大家也才明白他們小組的那位領隊大叔被提前招回國的原因是時局已開始不穩。

　　其實包括列寧主義在內的幾位蘇聯青年對祖國的變化和個人的去向都很迷茫。他們甚至搞不清手裡的蘇聯護照是否還管用。兩個俄國妞和尤金都在暗地裡忙活，托律師打探能否因為祖國政變而申請個政治避難之類的從而留在美國，就如同“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大陸人士不都得著了合法居留美國的資格嗎？不過這些前蘇聯人民卻不那麼走運，據說移民局答覆說：允許政治避難或因政治原因居留，都是因為本國有專制獨裁侵犯人權之危，當事人回國有被迫害的威脅。而蘇聯的解體是推翻了共產黨專制，講民主了，那你們回國還怕什麼呢？乖乖回去建設自己新的民主國家吧！

　　出生在列寧格勒（彼得堡），任職於烏克蘭一家大企業，出國前在莫斯科經過培訓的列寧主義也曾為難地說：“回家時真不知是回俄羅斯呢？還是回烏克蘭？”但他堅定地表示，無論如何也要回到家鄉去。他贊成國家應實行民主與多黨制，卻對一個強大的蘇聯一下子四分五裂非常遺憾。

　　此刻已不知該怎麼稱呼的前蘇聯小組的進修期滿，回國時間到了，兩個女孩無可奈何，列寧主義卻迫不及待。丹教授在課堂上還為他們主持了個簡短的歡送儀式，師生們都希望他們能把回去後的見聞傳達過來。

　　世界上的任何新鮮事都會被人利用起來賺錢，就像“六四”之後有些中國人靠“民運”混飯謀生一樣，不過身在美國的前蘇聯同胞們也就搞些小打小鬧。比如，尤金就常在校園裡擺個小攤賣前蘇聯的剩餘物資，如以前的蘇聯國旗、列寧斯大林紀念章等等，這些已經成為歷史文物的東西似乎該值點錢，不過生意卻並不好。

　　我在尤金的攤上所見的最有趣的東西是件木製套娃娃。這好像是俄羅斯的一類民間玩具特產，記得我童年時曾有過一套，大中小三個相貌相同的俄國胖女人一個套一個，好象還是當年與我媽同事的蘇聯專家送的。而尤金賣的套娃別具特色，外面最大個的是戈爾巴喬夫的造型，這傢伙解散蘇聯有功；打開一層，是勃列日涅夫，繼承修正主義衣缽；再往裡是赫魯曉夫，蘇聯變修非他莫屬；繼續剝層皮，是斯大林，早就被國際上視為暴君，誰讓他連丹教授這麼老實的書呆子都關進監獄呢？最後露出來的，不用說也知道，是“列寧主義”創始人，偉大導師已袖珍得只有小拇指大小。

　　尤金要賣十美元，我與他討價到八美元就再殺不下來，我沒買他的帳，倒不是嫌貴，而是覺得這小子不夠仁義。不過後來我很後悔沒留下這套寶貝，再想找時連小攤帶尤金都不見了蹤影。不然的話，這玩意確實挺代表蘇聯的歷史，七十餘年的紅色蘇維埃的五位領導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領袖越來越高大，國家的元氣卻越來越衰敗。那核心中的小小列寧形象，也勾起我對同學“列寧主義”的惦念。

　　大約半年之後，丹教授在課堂上讀了封列寧主義的來信。信中說他回去後曾走訪了若幹個前蘇聯加盟國，越來越對國家解體後的政局動亂與經濟不穩充滿擔憂。他毫不客氣地指責：“蘇聯在時機尚未成熟時急不可待的分裂，完全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挑動的結果。然後呢？資本主義們卻撒手不管了，甚至不願對獨聯體各國給予必要的經濟支援，因為這個往日大國是個過於沉重的負擔，還曾是冷戰時的敵人。你們美國就是懷著這種仇視之心，想把敢與你們對著干的國家一個個搞亂，搞散，搞垮。”他還表示自己積極參與民主治國，因為事到如今只有走此路了，但仍然保持著共產黨的黨籍。他告訴丹教授：“我不希望您當年坐牢的事情會在我的故土再發生，但更不願看到曾頗有國際威望的祖國一下變得破敗不堪！分裂後的蘇聯可能會經過比二次大戰後還要長久的陣痛期才能逐步復甦，人民與國家的損失恐怕也不亞於受戰爭破壞。親愛的教授，這難道是你們願意看到的民主化的後果嗎？”

　　面對以往學生的指責，丹教授聲稱：“這男孩真是個有遠見的可造之才，俄國或者烏克蘭多有點這樣的人，就還會很有希望。如果他什麼時候想移民來美國，不管他是否共產黨，我都願意出面為其擔保！”大家沒想到，這話居然出自為學生寫封推薦信都千金難買，更不肯為任何人作擔保的丹洛夫教授之口！

　　幾年之後，已擔任了我那母校新聞學院院長的丹洛夫教授主持了一個有關少數族裔媒體發展的專業研討會，並邀請我這個在社區雙語報任職的過去的學生來發言。我趁機向丹教授打聽起以往的老師同學的近況，當然也沒忘了問到列寧主義。對各國學生的姓名記得一清二楚是名記者出身的丹教授特有的天賦，他更從來不叫別人的外號。因此他一時間沒明白我所說的“列寧主義”是誰，而我又記不清人家的尊姓大名，解釋了一番才對上號。

　　據老教授說，那小伙子是來過信，但他不願意移民來美國。他說如今是祖國動盪而艱苦的時期，人生逢上這種階段，可以說是悲哀，也可以說是幸運。他更感覺的卻是後者，因為“鋼鐵就是在這種艱難困苦的環境中煉成的！”

　　丹教授對我說：“我還記得你那時曾和他們談到過那本書。我在蘇聯的監獄中也讀過好幾遍呢！是本感人而具有煽動性的好小說。不過在事過境遷的當代，居然還能有保爾．柯察金式的青年人，也真是難得！”

□　寄自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