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第五十二期-加國移民-萬維論壇-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最近幾年，許多五七難友撰寫文章，出版書籍，記述自己或其他難友在反右運動中的遭遇和此後二十多年的痛苦經歷，控訴毛澤東的獨裁專制和殘害知識分子的罪行，為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歷史，提供大量來自底層的具體材料。這是五七難友這個社會群體在進入耄耋之年後所作出的歷史貢獻。《往事微痕·雲南保山專集》就是這樣的一本著作。

真實是歷史的靈魂。但在我們所遇到的歷史記敘中，卻存在着太多的虛偽不實的言辭。就以反右運動來說，明明是毛澤東蓄意構陷殘害知識分子的一場大陰謀，官方的文件和一些報刊的文章里卻咬定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只是“被嚴重地擴大化了”。難友們記錄親身經歷的回憶文章，揭穿了這個冠冕堂皇的謊言。因為他們的所言所行，絲毫也沒有可以構成為罪行的成分。僅僅因為毛澤東認為知識分子是對他的獨裁統治的最大威脅，就把三百多萬知識分子打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對他們進行全面的毀謗、誣陷、凌辱、迫害，使他們淪為一個卑賤的、備受歧視的賤民階級，連他們的子女親屬都抬不起頭來。

這就是歷史的真相。但是，無視這個歷史事實的仍大有人在。前幾年就聽說北大的一位教授揚言：共產黨對這些右派是太寬大了。真虧他說得出來。在他看來，這些右派是有罪的，被流放勞改、餓死、凍死、累死、打死，都是罪有應得，而且是“太寬大了”。請問這位孔聖人的後裔，所有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有哪一個發表的言論是危害社會、足以構成罪名的？沒有，一個也沒有；相反，他們的批評、建議，都是有利於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的，甚至也有助於共產黨完善自身、提高威望、鞏固領導地位。即使像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在當時也有十分積極的意義；你可以採納，也可以不採納，但無論如何也構不成罪行吧！由於他們的歷史背景和社會地位，他們在物質生活上仍然保持了高於常人的水平。但是，當時全國宣傳機器都對他們進行口誅筆伐，狂轟濫炸，使他們尊嚴掃地。這種精神上的屠殺，是“太寬大了”，還是太殘酷了？

歷史是一面鏡子，它可以給我們提供寶貴的經驗教訓。但是，正如同鏡面遭到粗暴的刻畫切割就不可能映照出真相一樣，從被歪曲篡改的歷史裡，是得不出應有的經驗教訓的。有關部門應該開放歷史禁區，公開檔案，允許人們在報刊上揭露歷史真相，討論歷史的經驗教訓。只有還歷史以本來面目，才能從中吸取有益的經驗教訓。

歷史是已經過去的事實，有些必然會湮沒無聞，消失在人們的記憶中，但有些卻必須保存下來，成為社會的財富。像反右運動那樣發生在歷史轉折關頭、使上千萬人淪為賤民的重大事件，必須認真對待，從其中吸取足夠的經驗教訓，才能補償它所造成的巨大的災難和損失。有些討論歷史問題的文章喜歡引用一句被認為是列寧的語錄：“忘記過去，就意味着背叛。”其實這不過是戲劇作品裡的列寧角色的一句台詞，但由於它富含哲理的真理性，就成為表述特定觀點的名言。經歷過反右苦難的難友們，是絕不會忘記過去的。

在今年北京大學建校112周年的紀念會上，出現了一些令人難忘的場面。也許是因為有的校友在去年的紀念會上發表了使校方感到尷尬的講話，今年的會上沒有安排校友自由發言，而是舉行校友名師講座，請鍾南山主講。鍾南山五十年代畢業於北京醫學院，它的前身後身都是北京大學醫學院，當然是北大校友，是名師更不用說。出於校方意料的是，講座還沒有開始，幾位1957年在學校讀書時被劃為右派的校友走上主席台，向到會的校友展示掛在胸前的寫有“右派冤”、“右派索賠”等字的伸冤牌，並且在貴賓席上散發《維權歷程》、《往事微痕北大專集》等材料。這些對到會校友的震撼自不用說，在場的幾位學校的原領導人也不便有什麼表示，倒是鍾南山自告奮勇，作出評論。講座結束時，主持人請他談談養生之道，他卻聯繫到右派校友索賠，說：這個賬怎麼算？找誰算？我的養生之道，第一條就是要學會忘記過去，忘記苦難，要有好的心態，要滿足現在的好日子。

這哪裡是講養生之道，分明是批判那些提出伸冤、要求索賠的校友。也許鍾南山是可以忘記過去的，他已經功成名就，沐浴着備受尊崇的光輝。但是，那些在反右運動里遭受圍攻、辱罵、污衊，接着又過着二十多年的非人生活，僥倖存活下來的耄耋老人能夠忘記過去嗎？他們被剝奪了青春，葬送了前途，如今白髮蒼蒼，卻仍然討不回公道，得不到合理的賠償？他們難道不應該挺身而出，向有關部門討取公道嗎？這不是糾纏過去，而是行使他們作為被迫害的受難者的權利。北大的難友們近幾年來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伸冤索賠，正是他們的權利意識覺醒的表現。在五十多年前的反右前夕的那場民主運動里，北大的學生曾經是民主運動的先鋒；現在，他們再次成為五七難友的榜樣。他們絕不會忘記過去，誰也不能使他們忘記過去！

不能忘記過去，不但是五七難友應該牢記的名言，而且應該成為我們全民族的座右銘。我們不能忘記中華民族一百多年的苦難史，不能忘記六十年來的經驗教訓，不能忘記木樨地和長安街上的槍聲，不能忘記因為圈地、拆遷、下崗而備受剝奪欺凌的普通公民。這些層層疊疊的記憶，構成我們的財富和智慧，成為推動我們前進的動力。社會要發展，歷史在前進，只有牢記過去，才能滿懷信心地展望未來。而忘記過去，則意味着背叛社會、背叛歷史、背叛民族、背叛自己的理念。

二十多年來，禁止討論過去已經成為輿論導向的鐵律。有些人往往以“過去已經做過結論”為藉口，拒絕糾正過去的錯誤。似乎做過結論就可以萬事皆休，就可以忘記。但是，結論並不等於真理，它往往被當時的當事者的利益所支配，做出與真相不符的結論。例如，1945年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向被認為是中共黨史的最權威的文獻。但近幾年的許多文章都以確鑿無誤的論證，說明這兩個最權威的文獻，也充滿着許多謊言和謬論。如說反右運動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只是“被嚴重地擴大化了”，就是後一個決議的結論。可見，忘記過去，就不可能正確地認識歷史，不可能了解歷史真相，不可能從歷史裡吸取有益的經驗教訓，就有可能上當，這正符合於專制統治者的利益。而那些提倡忘記過去的人，則是有意無意地充當了專制統治的幫凶。

公民們，警惕啊！千萬不要忘記過去！

誰也沒有權利讓我們忘記過去！

2010年6月15日

發配到潞江壩的歲月

李國雲

難平的心潮

每當我提起筆寫“往事”時，我的兒子看見了，總是很關心地勸我：“爸爸，你已是七十多歲的老人了，好好保養自己的身體，不必再回憶那些辛酸的往事了。”是呀！我現在過的是“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吃完就走”的日子，我已心滿意足。我曾在改革開放三十年有感中回憶對比，給自己寫了副對聯：

“憶往昔,辛辛苦苦月掙二十三,言行無自由缺吃又少穿；

看今朝,休休閒閒日進六十三,言行有自由有吃又有穿”。

但是，當晚上睡覺時，回憶起當年的情景、那個殘酷的日子及那些死去的難友，我就心不安，總覺得不寫出來對不起他們；另外生怕歷史又會重演，使我們的子孫又吃二茬苦受二次罪。這不是杞人憂天，因為從中國的現實社會看，毛澤東的陰影仍然籠罩着中國大地。雖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否定了毛澤東文革中的錯誤，來了個拔亂反正，搞了改革開放。改革就是改掉毛澤東錯誤的東西，就是解掉了毛澤東捆住的中國人民的腳鐐手銬，中國人民可以自由的生活去創造財富；開放就是打開了毛澤東鎖住的國門，與世界融入一體。所以才有三十年的巨大成就，國家富強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由於政治體制改革滯後，最根本的核心問題“民主、法治”沒有建立，所以產生分配不公，付出勞動最多的工人收入最少，付出勞動最少的官員收入最多；貧富差距過大，腐敗現象嚴重，官員侵犯民權的事屢屢發生。群體事件的發生主要是官員侵犯民權，人民上訴無門而發生的。雖然現在制定了不少法律法規，但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糾之事比比皆是。原因在於不民主，仍然是哪個官大，哪個說了算。官員的升降不是人民說了算，而是上級，是“一把手”說了算。現在“胡溫”新提出：“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許多惠民政策。但是有些地方官員，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他們是“權為我所用、利為我所謀、情為親所系”。在民間，仍有少數極左毛派人物，不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利用官員的腐敗現象提出要恢復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推翻現行政權，恢復毛澤東時代的封建獨裁統治。在上層，也有些即得利益者為了鞏固自己的既得利益，提出普世價值不適合中國的謬論，阻礙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憲政的執行。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對毛澤東的評價不客觀，對毛澤東的是非功過沒有公諸於世。正確、客觀的評價毛澤東並不難，只要根據毛澤東的言行用“實踐”這把尺子一檢，就一切都清楚了。

毛澤東說：“我是馬克思+秦始皇。”怎麼理解這一句話呢？我認為，一個是表，一個是里。他利用馬克思這個外衣，對外可以爭取國際支持，對內可以爭取各人民團體，各黨派人事的擁護支持。一百多年前，由於資本主義社會發生了兩極分化，資本家剝削壓迫工人，馬克思提出了，“消滅壓迫、消滅剝削，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推翻資產階級，最後達到“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民主、尊嚴、自由的日子。馬克思主義問世以後，在全世界掀起大革命浪潮。中國也在陳獨秀的領導下成立了中國共產黨，進行了艱苦曲折的鬥爭。其間，毛澤東顯出了他非凡的才能，他依時順世，提出許多好的謀略，在黨內威信提高，在民間得到擁護。他說國民黨專制，蔣介石獨裁，人民生活困難，提出了“爭民主、爭自由、反飢餓、反迫害”的口號，並高唱“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國民黨蔣介石由於自身的專治腐敗，被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趕到台灣去了。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在推翻蔣家王朝的過程中毛澤東功勞最大，他當上了四個主席，集黨、政、軍、人、財、物、權於一身，這是對他最高的獎賞。全黨，全民對他報有很大的信心，認為他一定會按他解說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領導中國人民改變一窮二白的面貌，走向繁榮富強。然而，全國人民的幻想破滅了，他的真面目露出了。

他的真面目是什麼呢？就是秦始皇，就是要恢復專治獨裁的封建社會。何以為證？首先他曲解“民主”。他說：“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他利用民主這個手段，欺騙人民，他坐上龍椅後手段就不要了，他把“人民民主”變成“為民作主”，把主字頭上那一點去掉，他變成了“民王”。為了要做到名正言順，他首先給秦始皇翻案，對秦始皇“焚書坑儒”殘害人民的暴行不是批判而是歌頌。為了專制，首先要執行愚民政策，但障礙來自知識分子，他們能分清是非，所以要給他們“洗腦”即“思想改造”——批胡適，反胡風。他還認為，這是小打小鬧，所以要來一個大規模的運動，來一個“陽謀”引蛇出洞一網殲。從此，55萬（也有說300多萬）無辜正直的人們，其中許多精英，受盡了20多年人間地獄的煎熬，許多人被整死整殘，他們的妻室兒女也遭到了不同程序的迫害。許多右派言論都是利國利民的建議，如馬寅初的《人口論》，不聽馬先生的意見，中國人口問題不知要影響多少代人。又如黃萬里提出的《三門峽大壩不能建》，不聽黃

先生的意見，建成之日就是受災之時。受災人口幾十萬，淹沒良田幾十萬畝，損失經濟二佰億元。毛澤東以反對資產階級的“名”達到了他全面復辟封建專治的秦始皇之“實”。所以，他公開說：“我是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反右”運動更是違憲。憲法規定人民有言論自由，而且是毛澤東親自號召，叫大家幫助黨整風，他是利用國家機器，鎮壓手無寸鐵的真正善良的人民，所以應該給右派徹底平反賠禮道歉，並給予賠償。反右之後，全國人民的嘴封住了，他可以為所欲為了。1958年來個“大躍進”、“大煉鋼鐵”、“公社化”、“公共食堂”。結果，勞民傷財，生態破壞，共產主義的天堂未上去，而是下地獄了。全國人民餓殍遍野，餓死近四千萬人。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橫刀立馬的彭大將軍為請命被扣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打了下去，並株連了360萬幹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歷次運動中的積極分子被扣上“走資派”的帽子被批鬥，包括劉少奇、鄧小平，上千萬幹部受迫害。有的被斗死，株連上億人。所以我說“反右”是“因”，“文革”是“果”。反右種下的“毒籽”，經過這些積極分子的耕耘，嘗到了這個苦果。

1957年的那次反右運動，不但給許多知識分子扣上“右派”帽子，也給不少人扣上“反革命”“壞分子”帽子。其實很多人根本沒有什麼事實依據，而是由掌權者一句話就決定的。1958年分配到潞江壩（潞江農場、新城農場）監督勞動人員一共二百多人，主要是來自昆明、德宏、保山。但人員卻是來自五湖四海被毛澤東“階級鬥爭為綱”的政策押到一起來了。從地理位置看，除雲、貴、川外還有來自吉林、上海、南京、河南、廣東、山東、安徽……等地。從階級成分來看有老貧農及貧農子女，也有官僚地主子女。從職業看，有行政幹部、教師、醫生、科技人員，也有工人，自由職業者。從年齡看有年過花甲的老人，也有未滿十八歲的少男少女。從文化上看，有大學教師，也有大中小學生及文盲。從經歷上看，有羅炳輝將軍的警衛員，也有國軍集團軍司令宋希濂的小車駕駛員，有國軍副旅長，有國民黨員，更有不少共產黨員，共青團員。但所受的迫害都是一樣的。

潞江壩，位於怒江大峽谷下游，東邊是濤濤江水的怒江，西邊是巍巍高黎貢山，北邊接水庫，南方接龍陵。上下都設有關卡，江上無船隻，過橋需證明，有部隊把守。所以，它是一個天然的大牢籠。這片土地解放前是線土司的領地，居民是傣族，地廣人稀，雜草叢生，土地是輪耕。由於氣候條件惡劣，疾病多，所以保山的人民有句口頭語“要到潞江壩，先把老婆嫁”，意思是他會死在潞江壩以免老婆守寡。有的農民來潞江壩打工，初夏要趕忙回家，農民的口頭語是：“麻麼（芒果）開花，漢人搬家。”除氣候惡劣外，此地毒蛇、猛獸（草豹、狼）到處有，空中有毒蜂，水中有螞蝗，地上有蠍子，樹上有螞蟻，還有小蚊蟆，蚊子更是見縫插針，時時刻刻飛來吸人的血，防不勝防。我們這些無辜被定罪的人們，在這樣惡劣的自然環境中，缺吃少穿住草房，繁重的長時間的勞動，特別是殘酷的階級鬥爭的批鬥捆綁吊打，真是度日如年地在這裡煎熬了21年。下面講述的是我與難友們親生經歷的一些事情。

德宏、保山文教系統的整風反右運動

1957年夏季，我們保山、德宏兩地的中學教師集中到騰一中參加“整風運動”，文教口的主要領導是張治，騰衝中學的主要領導是保一中的校長楊侃。在保一中大禮堂聽了動員報告之後，我感到了黨的光榮和偉大，應該毫無顧慮的幫助黨整風，使之改正工作中的缺點。1952年我在昆明師範學院讀書時在思想改造運動中我是理化系學生代表，幫助教授們“洗腦筋”。1953年畢業後，已分配在昆明市區任教。但我聽了黨的教育，有志青年要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我向省教廳提出申請調到邊疆。同年12月，經省教廳批准調到保山地區，經過四天的行程到保山。我到文教科報到時，朱科長對我說：“你來了太好了，我們騰一中固東分校因缺物理老師，開學兩個多月無法開課。那地方太偏僻，交通不便，離國境線很近，你若不願去還可以另外分配。”我回答說：“越邊遠越艱苦的地方越好，我從昆明來就是要到艱苦的地方去鍛煉。”不幾天，他找輛貨車把我送到了騰衝城，郭惠文先生找了匹馬接我到學校。到了學校一看確實簡陋，在昆明住的是洋房，點的是電燈，行的是柏油路；在這裡住的是透風的木房，點的是油燈，行的是土路。但我毫無後悔之意，全心全意投入教學工作，在學校深受師生的好評。整風運動學習中，我被任命為記錄員。當我聽了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和毛澤東的講話傳達後，對黨的政策深信不疑，那時我對黨和毛主席的相信，像少女初戀一樣的純真。我堅信“言者無罪”，我做到了“知無不言”。我的主要言論有下列幾方面：

一、1956年暑假，我到昌寧更嘎去會女朋友，嚮導帶我從小路走，爬過幾座大山。當我們走到了一個山頂，看到有間茅屋，我們又累又渴便進去討水喝。到屋裡一看：一個老太婆，穿的衣服破爛不堪，家具很少，連鐵鍋都沒有一口，是用土罐燒水煮飯。當時，我心裡想不通，解放六年了，山區農民為何還這樣窮？在整風學習會上我講述了這些情況，並提出希望政府採取措施扶助山區貧困農民。這一發言，後來成為我污衊社會主義的右派言論。

二、當我看到報上登載的“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言論時，我就隨便說：“是呀，像唐小全從來都沒有學過醫，怎麼能當好衛生院院長呢？”這個唐小全正是我們頂頭上司楊侃之妻。匯報上去，我馬上被撤去記錄員，扣上右派帽子，打入另冊。為了充實右派言論，又把以前說過的找了兩條：一是我和同學們去洗衣服時對同學說“洗衣服主要洗領子和袖子，領子和袖子容易髒”；另外一條是“飯堂飯不夠吃，學生搶飯吃。統購統銷是為了防止奸商投機倒把，我們是學校，應該吃多少供應多少。學生飯都吃不飽，身體怎麼會長好，身體長不好，學習怎麼會好？”這條成了我反對統購統銷政策。

在教師隊伍中，很多教師被劃為右派的確很冤枉，不僅冤枉而且很荒唐。騰衝一中因為沒有大禮堂，每次開大會和文藝晚會都在院子裡，學生自帶凳子。為這個事情好多好心的老師都提出：騰一中是所完中，學生這麼多，沒有禮堂，開個會，逢年過節的文藝晚會都不方便，請政府撥款給學校蓋個大禮堂。提這個意見的教師通通都被打成右派。

胡守仁，騰一中教師，他原來在昆明中法大學任教，中法大學從昆明遷內地時他不願到省外而回老家騰衝。胡守仁到騰一中任生物教師，他對工作勤勤懇懇，一心一意為了教學，除了吃飯和睡覺，幾乎都在學校搞實驗和備課。因成績卓著，1956年被評為省先進教師，參加了省的先進工作者會議。回校後，他更熱愛黨，更擁護黨，在整風運動中提出合理化建設。但因他曾是國民黨員還是國民黨時期的中學校長，自然很難躲過這場浩劫。運動後期，按歷史反革命論處，判刑十八年。

段啟熙原是騰一中固東分校（後來改為騰三中）主任。1952年政府決定利用同德中學校址，創辦騰一中固東分校，指派段啟熙負責。由於戰亂，原校早已殘垣斷壁，草木叢生，一片荒涼。他細緻規劃，勤加督辦，學校建設進展順利，還帶領學生身體力行抬石頭，托土坯，砌築圍牆幾百米，到十幾里外的山上砍伐石竹棍，編修花園竹籬，初步形成優美的教學環境。學校設備簡陋，教具奇缺，學生基礎差。他除了全面抓學校的教務、訓育、生活、行政工作外，還擔任語文教學，其它教師缺乏時他還去頂替。學校在他的領帶下，養成了奮發向上的優良學風，學生成績進步很大，許多人畢業後考入高中、中專。後來深入大學，不少人後來成為教授、專家。這都是和段啟熙的努力分不開的。然而，在1955年的肅反運動中只因為他的家鄉騰衝被日本人搶占了，為了收復家鄉，抵抗日軍，就投奔到大理國民黨辦的教導隊受過幾個月的訓，被審查十個月，查不出什麼“罪行”,但仍免去行政職務，調到騰一中任高中語文教員。他學識淵博，講課生動、活潑，形象化，深受學生歡迎。整風運動中他在劫難逃，被劃為“極右”送到柯街農場勞教。他丟下年過花甲的老母，乳臭未乾的小孩及妻子。過去，全家生活靠他的工資收入。如今，全靠無工作的妻子幫助別人縫縫補補賺點小錢過日子。他感到有國難報，有家難歸，對不起母親和妻室兒女，所以決心一死了之，他趁上山砍柴時用斧頭綁在樹上自殺未遂救回宿舍。但他還是趁大家吃飯的時候，用刀片剖腹挖出自己的內臟而死亡。

趙之漢是華西大學畢業，原來是保一中教師。為了加強騰一中的教學工作，被派往騰一中任教導主任。他是個全才，不論是數理化還是文史地，或者是體音美，不管哪科教師缺課他都可以去代。整風學習時，領導很信任他決定他留校管理，但是，到了整風學習結束後也給他補了一頂“右派帽子”，送往農村監督勞動。

我們被劃為右派後，失去了一切的自由，吃飯，大小便都有人看守着。平時，集中在一個專門的教室里寫檢討，需要批鬥誰時，隨叫隨到。大小便有固定的時間，走哪裡要採取集體行動排成一路縱隊，前有領隊，後有壓陣。我校教師楊桂林，打成右派後心事沉重，精神恍惚走路時不小心，腳尖踢起一塊小石頭，滾碰着領隊人的腳後跟。領隊人匯報上去以後，就視為是階級敵人的反抗行為。當天晚上就宣布他是現行反革命，逮捕入獄，後死於獄中。

我們每天晚上都要交一篇檢查，否則不准睡覺。騰一中副校長陸漢白，1917年蘇聯十月革命成功，他曾打電報給列寧，表示祝賀。他一貫表現很進步，擁護共產黨。解放後得到重用，安排他當了副校長。劃成右派後，叫他寫檢查他經常交白卷，因此經常挨罵、不許睡覺。看管人員罵他：死豬不怕開水燙。他總是說：我是擁護共產黨的，我不是反黨，我是幫助黨整風。所以，他每天夜晚都在兩點後才能上床。

在整風運動中，有的人趁機利用手中之權，陷害忠良，龍陵中學校長張一太就是個典型。他是個好色之徒，曾姦污女生多人，凡正直的教師無不義憤填膺，嚴加指責。因此，在整風運動後期，全校教師除一貫吹捧他的如趙榮造等少數人外，其餘教師7人都被打成了“右派”。我們騰衝三所中學的百名教師，整風中被劃33人，後又被捕了幾個，加起來近40人。這些教師多數是教學骨幹，除上述的胡守仁、段啟熙外，如楊元生他在昆明師院數學系讀書時，就是高才生，只因為他出身成分高不能留校任教才分到騰一中來。整風運動中因他參加過“三青團”並任過職，後按反革命論處送去勞改。反右之後，教學質量下降是自然的了。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對右派的處理已有明確規定，最重的是勞動教養。但是，當時的領導，為了考驗群眾的覺悟，在宣布處分前，故意讓大家發表對右派的處理意見。好多人為了表現積極，提出判刑八年、十年、卅年，還有人提出對趙X要判死刑，少數人提出勞教、管制等。在宣布處分時，楊侃聲色俱厲地說：這些右派罪大惡極，同志們提出給他們判刑是應當的，說明了大家覺悟高。但也有個別同志有同情心，認為給他們勞教就可以了，說明這些人覺悟不高。右派分子是罪大惡極的。但我們嚴格執行中央寬大為懷的政策，對他們從輕處理。宣布結果：多數送勞教，少數送農場監督勞動，個別老弱者留校監督。

武裝押送監督勞動

1958年3月12日

，我們被武裝押送到國營潞江農場監督勞動，後又從昆明、德宏等地送來幾批共108名。場長田德恆在給我們講話中仍稱我們為犯錯誤的同志，他說：“我們把你們當成動力而不是包袱，希望大家努力改造，爭取早日回到人民隊伍。”聽了田場長的講話大家很受感動，許多人信心十足，下定決心改造好自己爭取早日回到人民隊伍。在場部學習三天后，兵分兩路，一部分分到八隊去大紅山開荒，一部分到老橋挖咖啡坑種植咖啡。我們克服了難以想象的痛苦，言行上循規蹈矩，勞動上拼命干，許多人勞動超群，如李道法、王金文、林德功等，每天打60×60×60公分的咖啡坑上百個。楊自立、李炳全、段應煥開荒達1畝，吳作民到野外找豬菜每擔都在一百公斤以上。

由於氣候炎熱，酷暑難當，在室內也是汗流不止，長期在烈日之下勞動，皮膚灼傷，很多人背上脫了一層皮。在這裡毒蛇、蠍子、蚊子、螞蟻、蠓蟲到處皆是，一不小心就被叮咬，肌膚紅腫奇痛難忍，有的還得住院治療。如王欽被蠍子咬着後，住院十多天。我們這些人，大多數是白面書生，沒有勞動過或很少勞動過，在這種惡劣環境下，高強度、超時間勞動，艱苦程序可想而知。我們都是秉承着“爭取早日摘帽，回到人民隊伍”的信念，克服了思想上和體能上的痛苦，咬緊牙關，拼命幹活。盼呀！盼呀！誰知事與願違。

“五風”刮不盡飢餓又來臨

整風反右之後，敢於仗義執言的有識之士都被戴上“右派”帽子，成了階級敵人，專政物件。全國上下，從中央到地方，從黨內到黨外，從知識分子到工人農民，再也不敢講真話了，而是學會了講假話、大話、空話。毛澤東忘了馬克思教導的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需要一個漫長的歷史時期的教導，提出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毛澤東發出“人民公社好”的號召，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決議強調“在我國實現共產主義已不是遙遠、將來的事了”。1958年6月，河北省徐水縣委訂出規劃，要在1963年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從此全國響遍了“超英”、“趕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號召，提出了三面紅旗（大躍進，大煉鋼鐵銅，人民公社）一些不符合實際的口號政策、措施相繼而出，五風（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和幹部特殊風）愈演愈烈。農民養豬種菜、餵雞已視為資本主義道路而被禁止，中國農民幾千年來的“養牛為耕田，養豬為過年，養雞生蛋換油鹽”的生活習慣不准了。全民皆兵，集體行動，吃大鍋飯。加班加點已成為家常便飯，更無假日和星期天，上弦月加夜班，下弦月加早班，並要做到“哪裡需要到哪裡去，打起背包就出發”。曾流行“一碗一筷，一鋪一蓋，多了是禍害”的順口溜。報刊上大力宣傳“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不是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唯心主義思想口號。全國到處大放所謂的高產“衛星”。湖北省麻城縣吹報畝產稻穀14萬斤。為了讓人們相信，在稻穀中央打個暗樁，讓一個小孩坐在上面，此幅照片登在當年的人民日報第一版。我們農場老橋隊的甘蔗提出畝產150萬斤，為了完成這個任務，下種時，把兩芽間的那一段砍掉，只留芽子，一共埋了11萬個芽。長出來的苗密密麻麻，比韭菜還要細，根本不能成長。還有一個隊為了完成畝產幾萬斤的指標，把十多畝未成熟的稻穀移到一畝田上，結果，不但完不成指標，多數成了癟谷。全國開展土法上馬大煉鋼鐵銅，投入九千多萬青壯勞力，成熟的稻穀由“三八”、“六一”、“九九”部隊即婦女兒童、老人去收，好多收不回來，浪費很大。由於土爐溫度不高，不僅上億畝森林慘遭砍伐，造成水土流失，且煉出來的多數是廢品，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幾十億。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也說：“我有兩條罪狀：一個是1070萬噸鋼，是我下決心，建議是我提的，結果9000萬人上陣補貼40億，得不償失。第二個，人民公社……”

糧食作物大面積減產，生活物資極度匱乏，全國人民生活在飢餓之中。1959年3月份，農場開始吃稀飯，且越來越稀，吃得再飽，幾泡尿後腹就空了。由於勞動強度大、時間長，食不果腹，飢餓難忍。我在睡覺時，嘴裡默念着普希金的詩：“一切都是暫時的，轉瞬即逝。”念着念着睡着了。思想上的難熬應付過去了，但是身體上由於營養極度缺乏，患浮腫病的人逐漸增多，人們已經到了飢不擇食的地步，爭相採食過去餵牲畜和豬的飼料，如：麻郎果，三葉豆，芭蕉根……等，還有的捕食老鼠。水庫隊李道法經常採集芭蕉根，吃不完的切片曬乾儲備着，這種植物為韌性纖維狀物質，吃下肚不易消化，解大便時塞在肛門口，還得用手指一點一點的摳出來。偶爾供銷社也出售一點芭蕉糕、橄欖糕、油枯餅之類的代食品，人們當做珍品搶購。如今，送人也無人會吃。

由於浮腫病人增多，有的已經餓死，如趙子厚：他浮腫得全身無力在家休息，晚上睡覺時飢餓難熬，叫喊着：“我餓啊!我餓啊！……”旁邊的王欽勸他：“你別叫了，我們個個都餓，你叫了影響我們睡覺，明天我們還要出工。”他忍着不叫了。第二天早晨起床鐘響了，王欽趕快叫趙子厚：“老趙、老趙、快起來打稀飯了。”但無回音，以為他睡着了，就到床上用手晃他，結果才發覺他早已斷氣了。在這種情況下，農場成立了浮腫療養隊，把浮腫病人集中在一起，不但不出工勞動，而且在糧食上多供應一點，還有點紅糖，花生之類的營養品，我曾兩度住浮腫療養隊。

在那時不但食物缺乏，其它生活物資同樣匱乏，牙膏、肥皂長期買不到，用鹽水刷牙，用灶灰水洗衣服，有時連鹽也缺。買布都要用布票，一年只發幾尺，有一年一人只發一尺七寸，只夠買一條汗褲。人們穿衣服特別節省，一年中有半年不穿上衣，上身赤裸，下身穿一條二短褲，褲腳都是補丁上加補丁。我們住的房，睡的床都是自己上山砍竹、割草親手建造茅屋、籬笆床。

階級鬥爭眾生相

“文革”開始，右派分子由原先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升格為“地、富、反、壞、右”五種人之一，成為專政對象。在“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時代，我們成了某些人的出氣筒，搞階級鬥爭的道具。我們白天辛勤勞動，晚上還要參加批鬥會，自己再規矩，有時也要拿去陪斗。批鬥會上，那些積極分子，殺氣騰騰，捕風捉影，捏造事實，挖空心思上綱上線進行分析，不僅受罵，還受皮肉之苦。

李炳全：

在賽格隊時，只因有時中午開飯時有人來找他，請人吃飯多打兩份飯，引起了炊事員孫德林的不滿，有一天開會時把他吊在梁上半個多小時。在工勤連時，因麵條被工人釧光助偷了，到隊上反映，結果排長李金華反而讓釧光助主持會議批鬥他。

王躍兵：

由省水電設計院打成“壞分子”送潞江農場監督勞動。在芒丈隊時與女工李秀蘭相好，是雙方自願，但隊長周連成是有婦之夫，且兒女成群，為了玩弄李秀蘭就去打王躍兵，打得遍體鱗傷，兩隻耳朵打聾了。以後王和李結了婚生了兩個孩子，但因當時內傷過重，醫治不徹底，過早地丟下妻室兒女去世了。

馬庭新：

在水庫隊勞動時負責炸石頭，當時用的不安全的黑色炸藥，引線是用綿紙，不易引爆。一次，引爆不着，就要去掏炮眼，一不小心火藥爆炸了，炸得他遍身是血。趕快送醫院搶救，命是保住了，但眼睛炸瞎一隻，手指已炸斷幾個。出院後調他去鐵工組拉風箱。星期天他背着一支獵槍上山打獵，被抓回批鬥後送公安局，以持槍逃跑罪判刑八年。

羅的強：

羅的強愛好唱京戲，1956年的一個星期天，他和戲友高勛昌，李文斗在一起唱京戲，唱完後就到良友照相館去拍照。有人說照片上要寫幾個字，大家認為我們喜歡樂，喜歡笑，就寫“三笑”。

以後，羅、高都到潞江農場去了，李文斗還留在保山。“文革”時期造反派抄李文斗的家時發現了那張照片，就問他：“你們三人是什麼集團，為何照片上要寫上三笑？”李文斗如實講了情況，造反派不但不信反而認為李文斗不老實，就多次吊打他，他受不住，屈打成招承認是個“特務組織”。有了李文斗的口供，造反派又到潞江農場與當地造反派一起多次批鬥羅的強、高勛昌，把他倆的手臂和腰部都打成了殘廢。為這事，在保山先後株連被批鬥者達28個單位共40多人。

李枝盛：

1928年1月生於雲南彌渡，家庭出身貧農。1946年小學畢業後以第三名的成績考取中學。但由於家貧供不起，1947年到緬甸梁金山辦的老銀廠當礦工。1948年3月緬甸獨立工廠停工只好回國在騰衝當長工三年，因為他人品好又勤快，主人家把姑娘嫁給他。1951年參軍，1955年授准尉軍銜在部隊任司務長。1956年入黨，1957年4月復員。1957年安置在芒市州農場任副隊長兼司務長，當年的場長李國卿是個色鬼，他已婚但還姦污了復員軍人的未婚妻並生了兩個兒子，這件事在全場引起了很大的反應，造成不良影響。李枝盛就去勸他不能再這樣做，但是李國卿仗着芒市農墾分局長許洪章給他撐腰，不但不聽勸告，反而趁機報復。李枝盛到農場後把他的妻子也接到農場當了工人，在1958年的大躍進時期，一般的工人沒有空閒的時間，他是司務長可以出去採購，隊上的年輕女工們就托他買些用品。他的妻子心眼小懷疑他有外心，就誣告他。此時，李場長認為報復李枝盛的時間到了,就整了些材料，其中一條就是李枝盛的公款遺失了130元，但已經賠了，以此為藉口判處他勞教三年。後又因為處分太重改為監督勞動。1959年押送潞江農場，但狠心的李國卿還不放過李枝盛，陸續寫些材料誣告他。1962年4月又把他押送保山看守所關了3個月零25天，因查無實據又放回潞江農場。

他的簡歷工農兵都當過，他體格健康，生性耿直，弱的不欺，強的不怕，又勤快。我們一起在水庫勞動的時候，當看到我們搬大石頭搬不動時，他馬上過來說：“你們這些文弱書生，讓開，讓開，我來。”他就把它搬走了。有一天休息日他與工人李金榮在屋裡休息，李金榮仗着自己是老工人就罵他，你這個“壞分子”敢跟我頂嘴？他馬上回答：“我壞，我偷人家的東西被人家吊在樹上打。”這恰好揭了李金榮的短，就動手打他，他反過來把李金榮打翻在地，李金榮大叫：“壞分子打人。”工人們進去了一些，問我們是誰先動手，我們說“沒有看見”。這事不了了之，但李金榮想方設法報復向軍代表反應，過了不久，在八隊召開批鬥大會斗李枝盛。軍代表講完話後，一個外號狗抓雞的老工人蘇阿菊走上去打了他幾拳，另一個青工呂雲龍也跟上去狠狠地踢了他幾腳，打得他大喊大叫在地上打滾。軍代表宣布休會，立即把他送芒艾醫院治療。

蔣恩光：

1935年生於雲南騰衝，1952年參軍在北京坦克部隊服役，1956年復員後分在騰衝木具廠當工人。由於他性格耿直，不畏強暴，不欺弱小，他對他們的廠長的一些不正當言行經常頂撞，為此，1957年整風運動結束時被扣上“壞分子”的帽子。1958年潞江農場監督勞動。

他生得個子高大，狼背虎腰，力大如牛。過去，農場獸醫畢興超騸牛時要六個人幫忙把牛扳倒，自從蔣恩光到了農場後，他一個人就夠了。他用左手握牛的一隻角用右手拉住尾，然後牽着牛進行旋轉，越轉越快，然後猛一停把牛按在地上用膝蓋壓住牛肚，順手把後腿拉開，獸醫就可以動刀。大躍進時期，他在馬壩耙地，休息時，他跑到甘蔗地深處去吃甘蔗，老水牛就拖着耙跑到怒江向對岸游去，有兩個人看到了大喊大叫，眼看快到對岸了，蔣恩光聽到叫聲跑出來問發生了什麼事？他聽說牛游到江對岸，馬上跑到江邊，脫下衣服，很快游向對岸，在老水牛快上岸時他抓住牛角把牛頭往水裡一按，扭轉水牛回來了。他上樹如履平地，潞江壩芒果多，有些老樹近百年，樹很高大，采果很困難。當地規矩，采果者可分一半的果子。他到芒果成熟時，抽空去采，經常拿回許多芒果，請大家吃。

他力氣大飯量大，1959年在赧滸隊勞動時，炊事員郎仕傑規定，收工時要從地上帶柴火回隊。蔣恩光就帶回長一米直徑40多公分的一根香樹，郎仕傑就說：“這樣的樹根，抬來做什麼。誰能破開。”蔣恩光說：“我破開了，你賞我什麼？”“賞你一大盆飯。”蔣恩光馬上脫去衣服，拿起斧頭，不到20分鐘就把它破好了。郎仕傑真的賞了他一大臉盆飯。一盆近十公斤，那時正是飢餓時期，每個人每餐僅一市斤左右。蔣恩光硬是把那盆飯吃完了。

他初到農場分在鐵工班打鐵，12磅的大錘他用單手打。有一次不小心，鐵花飛到了臉上傷了眼睛，他就帶上黑眼鏡打鐵。恰好那天，場長田德恆到鐵工班視察，看到他戴着眼鏡就批評他。幹活還戴着眼鏡，你什麼樣子。他馬上反駁，你官僚主義不了解情況，我戴着眼鏡是因為眼睛受傷了。當時的田德恆就是潞江農場的土皇帝，蔣恩光是被扣上帽子的壞分子。就連普通的工人、復員軍人、下放幹部，他們的一句話就可以決定你的命運。有一個復員軍人叫魯元強，他得知田德恆調戲他妻子楊瓊英，心裡很氣氛，揚言要用刀子殺掉田德恆。這事傳到田德恆的耳朵里，田德恆就叫人將魯元強捆送到了保山公安局，後以“企圖殺人罪”判了三年徒刑。田德恆一聽到蔣恩光敢和他頂嘴就叫他的隨從把蔣恩光捆起來。這句話一出，蔣恩光馬上拿起身邊的一塊鐵向田德恆擲去，把田德恆的衣角削去一塊，田德恆只好掃興而歸，等以後再報復不遲。過了不久蔣恩光受不了農場暗無天日的日子，就偷偷地跑回騰衝。當他走到高黎貢山山頂時就被抓回。這時，田德恆報復的機會來了，他叫鐵匠尚貴州打了一個8公斤重的鐵鐐給蔣恩光拷上，狠心的尚貴州按8公斤打了一個鐐。但還沒有冷就拷在蔣的腳上，灼傷了腳。以後，上班時解去鐐，下班時拷上鐐。他受不了，一天，他病了請假在隊上休息，他左思右想這樣活着還有什麼意思，不如死了算了，就用繩子懸梁上吊。正當他剛失去知覺的時候，收工了，班長回隊看到了，就用砍刀砍斷了繩子，他跌下來，命是留下來了，但腰跌傷了。1964年，他的帽子一風吹了，他回到騰衝自食其力，當搬運裝卸工，大卡車上的裝卸，哪怕是上百公斤的大件他一個人也可以完成。改革開放初期，他辦了一個採石廠，他自任廠長，會計是他妻子。到他廠里去的人都是過去受了錯誤處理回去無業的人。

戴常軍：

1928年生於雲南富源縣，五十年代初在雲南省水點設計院當測工，他為人正直，不畏強暴，不管什麼人說的話做的事都敢頂撞，因此在1957年的整風運動中就被扣上“壞分子”帽子，1958年送潞江壩農場監督勞動。他個子不高，但腰圓體胖力氣大，水性好，他分在基建隊勞動。他的水性好，場部借去撈柴禾。當年的燃料大多用木柴，怒江河床陡，水流急，每年夏季都要從上游衝下不少的木頭。當地農民很多人都到江岸邊撈小柴禾，水性好的人就游到江中把木頭推向岸，不少人因此喪命，但他從來沒事。

他分配到潞江壩後，留下新婚的妻子，他到農場後，鍾情的妻子領着幼兒在昆明等他歸來；分別後，妻子每月都要給他寫信，收信後他都回信，但到了1962年他有半年多收不到家信就請假回昆探親。他回昆明後到妻子住的地方一看，沒有人，他就到原單位問他妻子到什麼地方去了？原單位的人說：“你妻子瘋了，已經送安寧瘋人院了。”他聽到這個消息，馬上趕到瘋人院。見到妻子蓬頭垢面的樣子心中實在難受，妻子見到他，大哭大叫激動萬分，動手打他，並罵他：“你這個沒良心的，我寫過那麼多信給你，你不回信，人又不回來，我們的孩子已經死去了。”聽到兒子死了他幾乎暈過去了，但他很快就冷靜下來給妻子解釋，就是因為收不到你的信，我才來看你的，妻子聽到了他的話，相信他這個老實人，恢復了平靜。他把妻子接回昆明原來住的地方，安排好妻子後，回到農場。認為農場扣他的信實在不合理，第二天中午吃過飯他就去找場部專管信件的張福。恰好副場長王子華、專管監督生產人員的幹部唐來富都在場，他就問張福：“我是不是有昆明來的幾封信？ ”張福：“有啊！”他又問：“有，為什麼你要扣壓，不交給我，我有通訊自由。” 張福回答：“你有什麼通訊自由？不給你就不給你，你要怎麼樣？”雙方爭吵不休，聲音越來越大，來了不少人看熱鬧。王子華自認為是副場長，馬上下令：“把他捆起來。”他兩手插腰胸一挺就說：“誰要敢動手我就要自衛。”旁邊的人知道他力大，誰也不敢上去。唐來福說：“算了，算了，你走。”王子華說：“像你這樣的態度，還想摘帽子？”他答：“你掌着權我一輩子不摘帽子。”這場戲就這樣不歡而散。1964年，他的帽子一風吹了，他也回去老家了。

林德功：

1928年生於雲南省，1952年參軍。參軍時他結婚不久，妻子在農村因為沒有分家與弟弟同住在一個屋子。時間一長，弟弟與妻子就發生了不正當的男女關係。1955年他轉業到雲南省水電設計院當測工，這時他的妻子公開提出與他離婚，要與他弟弟結婚。他知道這個消息後非常氣憤，揚言要去殺掉妻子和弟弟。局領導知道這事就不批准他回家探親。1957年他想方設法偷蓋了公章，還未動身就被發現了。整風運動結束就以此為罪名打成“壞分子”。1958年送潞江農場監督勞動。他個子不高，但力氣很大，我們初到老橋隊時睡在地上。為了搭床，隊上決定叫我們到20公里外的高黎貢山上砍龍竹抬回來做成床笆。定額每人每天40個，他一天能挖100個。他以為他勞動好，守紀律，爭取早日摘帽回家去，但他的希望落空了。1962年初的一天，他趕着牛去放，遇到老工人陳某的妻子（陳某已去勞改，不在家）在棉花地上勞動，休息時他倆單獨在一起談話被別人發覺，認為有不正當行為。有幾個老工人就要去逮他，他得知後就跑了。到了一個叫羊角坪的小山頂上，有一個工具籬笆屋，裡面放有農藥1059，他感到這樣的生活還有什麼意義，就立即喝下了毒藥，等追他的人趕到時，他已經不省人事，他的一生就這樣結束了。

施正亞：

東北人，精通俄語，解放前當過郵政監督員，解放後在保山郵電局工作，後調任保一中俄語教師。1957年打成“右派”，送潞江農場監督勞動。因他年過花甲、年邁體弱，隊上安排他去放豬。豬群有大有小，一旦放出就東奔西跑去找食吃，等收工趕回家時他東找一個西找一個，回到家時，累得精疲力竭，不久就臥床不起。經常上氣不接下氣地喘着，嘴裡不時地哼着：“唉呀！唉呀！我的媽呀！”聲音微弱表情極其痛苦。後送場部醫院，由於醫療條件太差，不幾天就命歸黃泉。

甘德全：

復員軍人，他有文化、懂技術，1958年當工業隊副隊長，農場在赧滸建一個糖廠，技術上由他負責。安裝榨機時，他發覺有個零件不合，建議不能安上去，否則會出事故。但場長為了邀功，要早日開榨，就對他說：“不要緊，安上去，先開了榨再說。”才安上去開機幾分鐘，果然發生事故，榨機損壞了。後來，生產廠家也承認那個零件不合格，但照樣批鬥他：說他是現行反革命。批鬥會上他的老戰友錢萬昌還揭發他，當國民黨兵被俘後，集訓學習時，曾開槍打死解放軍的排長後持槍逃跑。這一下問題可大了，就逮捕入獄判了重刑。他不服，多次上訴，但每次上訴，回報他的是吊打。“文革”後期，他被押到保山來購買零件，在飯館吃飯時恰好遇到了當年的老排長，如今已升為團長了。見面就問他：“老甘，這些年生活可好？”他回答：“不好。”“為什麼？”“就是為了你！”老排長說：“老甘，你還是喜歡開玩笑，我們分別20多年，怎麼會因為我呢？”甘說：“他們檢舉我集訓學習時，把你打死持槍逃跑，因此判了重刑。”老排長告訴他，恰好過幾天要到北京開會，若真是為此事判刑，你寫一份申訴，我把它帶去請李成芳老軍長轉上去。他的申訴隨時都裝在口袋裡，掏出來給了老排長。老排長真負責，把申訴交給李成芳，李又交給周總理。周總理批示：“若有此事，黨紀國法不容！”過了幾個月，最高人民法院來了通知，勞改農場宣布他無罪釋放。

張惠芹：

女工，“文革”時期，造反派們都要戴上印着《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紅臂章。一天，她的汗褲破了，就用舊的紅臂章去補。有人勸他補不得，她回答說：“怕什麼。”匯報上去後，馬上開批鬥會，之後以現行反革命論處，判有期徒刑三年。因她身懷有孕，監外執行。1979年才宣布平反。

顧德培：

原來是保山杏花的貧農，1959年全家移民到農場當工人，在大壩隊種菜。因糞桶底破了，見旁邊有一塊木板，他大字不識一個，不知道上面寫的什麼，就拿來做了糞桶底。後有一造反派發現那是一塊語錄板，為此，多次批鬥他，叫他交待為什麼要反對毛主席？他想：我是老貧農，現已年近花甲，我只是為了修桶底好擔糞，我怎麼會反對毛主席呢？想來想去想不通，吃小黑牛（毒藥）自殺了。

丁彩塵：

工人，“文革”時期，在場部批鬥她兒子蔡國璽時，跪在現場陪斗。打手們把蔡國璽吊在梁上，造反派楊保生用鞭子狠狠抽他，他說了一聲：“保生，不要打頭。”然後一身不吭地讓他們打。她看到自己的兒子挨這樣殘酷的吊打，痛哭流涕跪着，求他們別打了。打手們不但不聽，另一打手呂雲龍反而走過去狠狠地往她的肚子上踢去。她馬上倒地，話也說不出了，批鬥會結束送到芒艾醫院時，因內出血而死亡。當時把她埋了，兇手無事。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蔡國璽上告，呂雲龍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

龔琰：

解放前畢業於鹽稅學校，工作時間長，業務很熟悉，字也寫得很好。不論顏體、柳體，功底很深。其妻子趙珣，大理師範畢業，文雅賢淑。解放後，倆口子都在財務部門工作。1958年雙雙打成右派。全家遣送農村，夫婦倆年經已近40歲，勞動力弱，負擔又重，生活難以維持。1959年底轉送潞江農場，被分配到老橋隊。

由於這個“右派”家庭人口多，小孩哭鬧，在去老橋的途中，追逐圍觀的人很多。據當時一個在場的人回憶說：鋪蓋行李、鍋、盆、碗、勺，加起來沒有一擔，兩口子神情沮喪，打扮得不農不工。領着四個小孩，三男一女，最大的12歲、最小的才2歲。兩個較大的小孩似乎已經預感到什麼，低沉着臉；兩個較小的還不懂事，一路上還不時地拾這撿那。

龔琰、趙珣兩口子性格內向，沉默寡言，文質彬彬，用群眾的話來說：“看來也不像是為非作歹之人。”來農場，按有關政策規定，每人每月工資18元5角，每月伙食費8元，兩口子30多元的收入要維持全家6口人的生活，困難是可想而知的。自己被監督生產，行動失去自由，還要照顧生活不能自理的4個小孩，比一般監督生產人員又多了一重負擔。精神上和肉體上的折磨更加沉重，還不到兩個月身體便垮了，精神面貌更加消沉。

1959年，“大躍進”進入高潮期，龔琰調來洪山水庫勞動，安排他到石灰班，在窯子旁的窪子裡撿石頭，最後也是死在石灰窯旁。

他蓬頭垢面，衣着不整，神情痴呆，面黃肌瘦腿細如篾，空手走路都打着蹁躚。我曾經幾次趁班長不在時，把他安排在石灰窯旁一個不顯眼的陰涼處休息，用紫火遮掩並要求我組裡的人說“他人不行了，不要管他”。當時有些工人還是很聽我的話，但這只能是求得短暫的喘息機會。那時農場吃大鍋飯，月初發票、每餐一張飯票打飯遺失不補。龔琰死的那天吃中飯時，他仍然端着碗排隊打飯。輪到他時交不出飯票，說是飯票丟失了。司務長認定是他平時打雙份吃，把飯票用光了，就不打飯給他。好心的炊事員潘洪珍說：“你沒有飯票給你一勺菜吃。”說着就打了一大勺菜放在他碗裡，狠心的司務長見了馬上把他的碗搶過來，把菜倒在豬食缸里。可憐的龔琰本來早已飢腸轆轆，就是這碗飯，這勺菜下了肚也填不飽肚子，何況一點東西都不吃哩！但下午又被強迫去勞動。

本來他的精力早就耗盡，生命難以維繼，又少吃了一餐吊氣的飯，怎麼不走到生命的盡頭哩！他幾次倒下去被人拖起來，又倒下去又被人拖起來。

至下午5時左右，龔琰倒在地上，不管你怎樣拖都拖不起來了。

又過了一陣，我到他身邊望了一望，瞳孔放大了，臉色也反常。龔琰死了，他徹底解脫了，再也不需要吃飯，再也沒有人能欺侮他了。

可憐的趙珣，不僅不知道丈夫的死因，連見最後一面的權利都被剝奪了。丈夫死後，四個未成年的孩子全靠她一個人撫養，孤苦伶仃，痛苦可想而知。

楊自立：

保山蒲縹鎮人，原為小學老師，1958年被打成右派，送來潞江農場監督生產。他感謝黨“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寬大為懷的政策；深信只要好好改造仍可摘掉帽子，重新回到人民的懷抱。以突出的表現爭取早日摘帽成了他堅定的精神支柱，由於他自幼生活在農村，習慣勞動，熟悉勞動技能，特別能吃苦。加之正值青壯年時期，體魄健壯勞力強，無論幹什麼工作都竭盡全力，工作質量好，工效高，經常受到表揚，被樹立為監督生產人員中接受改造表現好的典範。

然而，他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馬拉松賽跑要科學地分配體力，用百米賽跑的速度是達不到終點的；黨的政策不是強調“思想改造不是憑一時一事”嗎！月有圓缺，人的健康、精力也會有起伏變化，用百米衝刺，速戰速決的“戰略思想”和“手段”，拼勞動、拼表現、能堅持多久呢。

由於他工作中“拼”字當頭，不遺餘力，時間一長體力消耗太大，加之營養跟不上，身體日漸虛弱。至1959年，糧食供應緊張，吃不飽飯。時值大躍進高潮期，“超英趕美”、“放衛星”，加班加點成了家常便飯，勞動強度進一步加大。體力消耗多補償少，身體由浮腫而又逐漸消瘦，到年底已變成一個瘦骨嶙峋，走起路來有氣無力的人。由於當時的社會思潮，作為一個監督生產人員，決不會因你過去的良好表現而得到同情或照顧，干不動活同樣要受到批鬥甚至扣飯。他調來水庫時已是奄奄一息，經常臥床不起了。

到1959年形勢進一步惡化，長時期經常吃不飽飯，害浮腫病的人與日俱增，人人自危，填飽肚子成了求生的第一要素，偷偷摸摸找吃的已成了一種社會風氣，晚上看電影成為一種好機會。有一天晚上到場部看電影時，趁機跑到附近甘蔗地里偷吃甘蔗的人，大部分被抓着了，有監管人員也有老工人。

放完電影后，回到水庫隊已是10點多鐘，隊裡召開批鬥大會，先後點名站出來批鬥的有10多人，多數是偷食甘蔗的監督生產人員。隊長張啟良問：“還有沒有，叫出來一起斗。”話音剛落，李自芳大吼道：“還有楊自立，偷了我的小調羹。”群眾高喊：“楊自立站出來。”目光都向四周搜尋、觀望楊自立出場“表演”。楊自立沒有去看電影，也不在會場，而是臥床不起了。班長就去把他從床上拖到會場，強迫他交代為什麼要偷人家的調羹，他答道：“小調羹吃不得我不偷，要是吃得我會要的。”這句話激怒了那些積極分子，罵他不老實想頑抗到底，罰他跪在地上。過了一會，他想吸煙，正卷着草煙被李自芳看見了，狠狠一巴掌打過去，把煙打在地上，又搡了幾下，把他搡倒在地上。會場上繼續輪流着批判其它人，也沒有人理他。

過了約半個小時，楊自立倒在地上一直沒有動靜，精通醫道的右派分子花竹泉走過去檢查了一下，驚訝地向隊長報告：“楊自立已經沒有氣了！”批鬥會也就停止了。

戴林：

1968年文化大革命進入高潮，全國各地、各單位以及交通要道旁，凡是醒目的地方，牆壁上、新建的不同規模的標語牌上，都用紅漆寫滿毛主席的語錄或標語，人們習慣稱為“紅色海洋”。新城農場雖地處偏僻，但也不甘落後，牆面多多的有，油漆也不貴，困難的是找不到一個會寫字的人，在全場範圍內“拖網排查”，終於“查”出一個寫着一手好字的“右派”老兄。

此人名叫戴林，四川人，是雲南大學化學系高分子化學專家的高材生， 1958年被劃成“右派”送來農場監督生產。場領導把寫字的任務布置給他，並再三強調，這是一件嚴肅的政治任務，只能幹好。他知道這是一件馬虎不得的事，但不敢說不干。工作中兢兢業業，為了趕時間，起早貪黑地干，一點、一畫都不敢絲毫隨便。完成任務後領導滿意，群眾誇獎。

可是，時隔不久，荒唐的事發生了。某造反派認為戴林寫這些字都像一些刀、槍、劍、戟、寓意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說他寫的“毛”字的第一撇，像把鋒利的刀架在毛主席頭上，是仇恨毛主席。“右派”分子要變天了，不容辯解，抓起來就斗，一連鬥了好幾次。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黑白不分，人妖顛倒，他承受不了這種突如其來的打擊，懸梁自盡，用死來抗訴。

楊紹孔：

保山城關人。家往南關鐵石坡，在供銷社工作，家境貧困。1958年劃成右派後送來農場時，年紀已近50歲。彈一手好三弦，聽說還在戲班裡幹過.農場每逢重要節慶、組織文藝演出時少不了他登台伴奏。擅長按摩，凡是扭着腰、崴着足請他按摩後，確有手到病除的效果。

打成右派後，家中丟下年過7旬的老母、多病的妻子，兩個未成年的子女。每月領得為數不多的工資後，扣除伙食剩餘的全部帶回家。自己無錢添置衣物，衣服爛了自己打補丁。大躍進時期，飯不夠吃，每餐飯後他都要喝一大碗鹽巴水，人大肚大，長期餓肚，營養跟不上導致周身浮腫。勞動很吃力，經常受到批鬥。

1976年一天夜裡，他突感身體有所不適，急呼同室的趙體華，請趙幫他拿藥（事先準備好的中草藥），藥拿到時他已不省人事，在送往場部醫院途中死亡。

他死後，這個家庭也就毀滅了，老母弱妻相繼死亡，連棺材都得不到一口；姑娘被一個叫劉黑子的人拐騙到緬甸；小兒子流浪乞討，下落不明。

三中全會以後，楊紹孔的右派問題得到改正，農場補發過去剋扣右派分子的糧價補貼和工資——但他的那份已無人認領，因為已經家破人亡！

侯志明：

嵩明縣人，是潞江農場“右派”中年齡最小的一個。他性情開朗，口直心快，幹活肯出力。水性很好，每年汛期到怒江邊撈柴火都少不了他。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年汛期，八一隊領導安排他去撈柴禾，後因病回隊休息。此間因家有急事，請准了探親假，第二天就要起程返鄉。就在這天下午，江邊撈柴禾的人回來報告，怒江漲大水，上游漂來的柴禾特別多，趕快增派人去。這時隊長不在，隊裡會游泳的人都出工去了，他想到機不可失，時間拖長了柴禾就放過去了，他不顧自己久病之軀，為了集體利益，願意推遲假期主動到江邊去撈柴禾。他見到從上游漂來一根大木頭，趕緊游過去，抱住木頭使勁往岸邊推。由於水流太急，自己久病之後精力不足，力不從心，反而連人帶木頭被激流裹脅而下，瞬間就被大浪吞沒。

他因公而死，但沒有得到撫恤。

劉世生：

是廣東財校畢業後參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她母親居香港，自己孤身一人在大陸。整風期間被劃為右派，被送來潞江農場監督勞動。由於他身體強壯，精神上、經濟上都沒有太大的負擔，勞動也不吃力，可謂輕裝上陣。還學會了一套木工手藝，生產隊的豬廄，門窗、桌椅壞了都是安排他去修。對財會業務很熟悉，打起算盤非常流利，每年到終，農場財務室都要請他去幫忙，少則幾天多則三五月。他性格瀟灑，愛打扮，經常都是西裝革履，舉止翩翩。

1968年，他買了一個小型半導體收音機，勞累之餘躺在床上收聽廣播，也算是苦中作樂。當時玩收音機的並不多，每天晚上除了本室的人外，還會有些近鄰摸來玩，屋內擠滿了人。有監督生產人員也有老工人，彼此談笑取樂，既玩又聽，既聽又玩，頗有幾分熱鬧。

有天晚上在調頻時，偶爾收到“塔斯社”的廣播。當時中蘇關係已經破裂，老大哥變成了仇人，“帝、修、反”都是要打倒的敵人。在場的監督生產人員，一般對政治相當敏感，深怕有人誣告為“收聽敵台廣播”之嫌而引來麻煩，叫着快換台，但在座的老工人劉××卻說：“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好話，壞話都要聽’，不要換台聽一聽。”又聽了一陣，因聽不清楚又換成了別的台。

晚上開會時，就是這個姓劉的揭發了劉世生收聽蘇修廣播的“罪行”。不容辯解，也沒有人敢於證實事情的真相，把劉世生狠狠批鬥了一個晚上，還要叫他下去好好寫檢查。

天剛亮，他跑到江邊，坐在一塊大石上，面對滔滔的流水，冥思苦想。他何嘗不盼望自己能生活在一個充滿溫暖的人間；何嘗不盼望有人能站出來證實問題，洗雪他的冤屈？但是他看透了這個世界，厭惡這個世界，他把周圍的人看成是鬼，這些鬼齜牙咧嘴都想吃掉他。班長陶國友過路時望見他，大叫一聲：“劉世生你在那裡幹什麼！”他縱身跳入激流之中，再也不回頭，他離開了他厭惡的世界。

劉恩佑：

昆華醫校畢業後分配到保山地委黨校當校醫。1958年3月，被打成右派送潞江農場監督生產。來時他家裡有三個小孩，他愛人一個人要上班又要帶小孩，忙不過來。他只得把只有幾個月的小兒子帶在身邊，像農場婦女一樣，早送晚接。後來他愛人也調來農場，安排在醫院工作。

文化大革命後期，有一天他在農場芒艾醫院做闌尾手術。術前很自信，談笑風生走上手術台。怎知，前期醫生使用麻醉藥過量，病人再也沒有醒來，死在手術台上。

這明顯是一起別人嚴重的醫療事故，但事故責任人未被追究責任，賬算在了劉恩佑身上。

龔寶珍：

1958年3月，保山地區押送潞江農場監督生產的右派分子中，有一個粉面桃腮，明眸皓齒的姑娘，特別引人注目。雖然她滿面憂愁，行動顯得有些呆板，但掩蓋不了那聰穎稚嫩的資質。她叫龔寶珍，雲南通海縣人。

畢業於昆明衛生學校，分配來保山地區衛生院工作。整風期間因給領導提過意見，家庭成分又不好，被無限上綱，劃成了右派分子。1958年押送潞江農場監督勞動。從此伴隨她的是難以解脫的痛苦。

1960年，龔寶珍有幸被送進潞江農場成立的老水井肺病療養隊，生活上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勞動也輕鬆些。療養隊的隊長兼支部書記叫馮發貴，初中文化，是一個30多歲的復員老兵，已結婚，也是一個肺病患者。他被龔寶珍靚麗的容貌所傾倒，垂涎萬丈，他感謝天賜良機，把他經常宣講的“階級”、“立場”拋在一邊，無情地拋棄前妻，對她大肆進攻。一方面利用他僅有的一點權力，安排她作一些輕活，生活上也給予適當照顧，施以小恩小惠；另一方面採取死纏硬磨的手段，信誓旦旦，得寸進尺，窮追不捨。飽經痛苦、孤獨無援的龔寶珍，早已是對生活、對前景失去希望的弱女子，哪能經得住這種誘惑，或許她還認為馮發貴是一把保護傘。在他的保護下，生活中能少一點麻煩，多一點平安。哀哉！就這樣，失去理智的她竟和馮發貴草率成婚。

1976年丈夫馮發貴久病不治，含着幽怨，拋妻別子撒手人寰。對龔寶珍來說，這突如其來的遭遇，無疑是天塌雷擊。丈夫死後，兩個年幼的孩子嗷嗷待哺，全家生活的重擔落在她肩上，不堪重負。

1979年龔寶珍的右派問題得到改正，但她神經麻木了，理性喪失了，絲毫感覺不到在祖國的藍天烏雲已經散去，和煦的陽光冉冉升起，自已苦盡甘來的日子已經來臨。她的靈魂已經被一個錯誤的運動，不應有的遭遇所埋葬。

後來，她妹妹為了方便照顧她，把她和兩個孩子都接回通海去了，不知她現在是否恢復正常，是否健在？

幾件難忘的小事

那個年頭叫“計劃經濟”時代，幾乎所有的生活數據都是定量供應的，而且少得可憐，僅僅夠維持生命的延續。文化大革命中供應又減少，我遇到的幾件小事，可見那時的物資供應情況。

一、中秋之夜

自古以來，中秋節是中國人民的傳統節日，全國各地不管什麼人都要過的節日，並且都要吃月餅。然而60年前的中秋節，我們不但不能買到月餅，連其它的糖果一樣也買不到。那年中秋之夜，月亮自然分外的明，分外的圓，“每逢佳節倍思親”，我想着我年邁的在千里之外的老母親，多年不見不知身體可好，生活怎麼過？惆悵的心情，飢餓的肚子，實在難熬。過了一會，我約着同住在茅屋的難友陳育昌出去賞月走到院場上。恰好場上堆着一大堆用來餵牛的鮮苞谷杆，我倆就在坐到苞谷杆上，一邊吃苞谷杆一邊賞月，就這樣過了一個中秋之夜。

二、二兩豬油

1963年，大鍋飯已下放，分到各家各戶去吃。各個生產隊養的豬，宰殺後可以按計劃分給個人。那天，我們小壩隊殺豬，每人分二斤肉。我和陳育昌分到了四斤。拿到肉後先把皮下脂肪取下煉油，那時油脂太缺了。陳育昌家裡很關心他，把供應的少得可憐的香油從牙縫裡省下來，寄給他。我和他吃住在一起，我們平時也省着吃，大約還剩二兩放在一個大口瓶里。那天，我們分得四斤肉煉得了二兩多油，為了不使油沾在其它的器皿上，就把這剛煉好的油倒進裝香油的瓶子裡。由於沒有冷透，倒進後，瓶子炸烈了，連原來的二兩香油也流到了地上，被地吸收了。我倆感到非常可惜，覺得損失太大了。事情過了四十年，但我每看到老陳時，總會想起那二兩油之事。

三、一條褲子

在那個年頭穿的衣服是靠布票去買的，布票的供應一般是每年每人幾尺，數量不等。供應最少的那年是每人一尺七寸。所以外國人譏諷我們說：“三個人穿一條褲子。”供應的布票不單用來買穿的，連蚊帳、墊單等床上用品也要用布票去買。因布票少，人們都是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不穿補丁的人很少。為了節省衣服，除了冬季而外，我們勞動時都不穿上衣，褲子一般是穿短褲。但褲子上補丁一個連一個，也數不清有多少個。有一天下午，我的妻子要到潞江壩來找我。我的兒子李學軍，當時四歲，跟我在一起。我告訴他，你媽今天下午要從保山來。他很高興，但看到我穿那條補了許多補丁的褲子，就對我說：“爸爸，你換一換那條褲子，不然媽媽看到會難過的。”是呀！連四歲的孩子都看得出我們那時的寒酸。我趕忙換了條褲子，再去接我的妻子。

四、位卑不忘憂國

雖然我被劃為敵人，但我仍然熱愛我的祖國，希望我國的人民過上有吃有穿的日子。對浪費國家財產的行為我仍然感到難受。大約是1964年，我在基建隊勞動，我的主要工作是和泥、沙灰、水泥等，有一天，要建一個橡膠發酵池，因為池裡放酸，所以普通硅酸鹽水泥不能用，要用防酸水泥。這防酸水泥我們從未用過，隊上沒有一個人知道它的組合。為了能正確地和好防酸水泥，我查看了建築材料學，掌握了有關知識。到了工地上，搬出了瓷粉，班長李金華叫我和，我說：“不行，水和了不起作用粘不起來。”他大發脾氣吼叫道：“叫你用水和你就用水和，囉嗦什麼。”好心的人勸我，他叫你怎麼和你就怎麼和，你管它粘得起粘不起呢？我平時也知道這個李金華是專管我們的，是個不講理的人，跟他頂對自己非常不利。但那時我所考慮的是怕造成浪費，根本不考慮對自己有沒有利，我對他說：“這瓷粉是從景德鎮運來的，不算買價，單運費也要花很多錢，浪費了你們不可惜？”但那專橫的李金華仍然叫我用水和，和好後勉強抹在池子牆上就收工了。

下午，支書李正純派人來叫我說：“支書叫你趕快去工地，上午抹的防酸水泥已全部落在地下了。”我到了工地，李正純問我要用什麼和？我說：“要用水玻璃。”很快拿來水玻璃照我的意見做了。

五、為了生存

在那“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我們這些被打入另冊的右派分子，在農場中“工資”收入最低，住房最差，糧食供應標準雖然與工人一樣，但在打飯時經常被剋扣，干的活則是最髒最累的。為了爭取生存下去，我們只能用自己的“小聰明”，利用他們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的矛盾，千方百計爭取生存的條件。下面是幾個實例：

六、大膽吃油炒飯

楊路保原是保山一中教師，1952年為了發展邊疆的教育事業調到盈江創建盈江中學。1958年打成右派分子後送潞江農場監督勞動。1960年他在新寨隊勞動。一天，他和另外一個工人把打下的稻穀從田裡挑到了隊上保管室。回頭經過伙房門口，看到桌子上有一碗炒得油光光、香噴噴的大米飯，由於條件反射，兩個人的口水都滴出來了。但他們知道，那是專門為支書兼隊長的趙某某準備的，此人心狠手辣，什麼事都幹得出，敢吃嗎？楊路保就問那個工人：“想吃油炒飯嗎？”那人回答：“當然想吃。但吃得嗎？”楊說：“吃得，沒事。”他就拿出筆在桌子上寫了一個紙條：支書，你吃剩下的油炒飯我吃了，楊路保。兩個人就把那碗飯分吃了。然後把紙條壓在碗下面又去挑稻穀。那工人吃着很舒服，但飯下肚後一直擔驚受怕。楊路保可是什麼也管不着。中午收工吃飯時，他見到支書就說：“我給你寫了個條子壓在碗下，看見了嗎”？支書哼了一聲，回答：“看見了。”這就平安無事了，楊路保為什麼敢大膽的吃呢？因為他知道糧食供應標準幹部工人都是一樣，如果事情張揚出去了，支書的特殊化行為一定會引起工人們的不滿，所以斷定他不敢追究。

階級敵人能守夜嗎？

那年頭，農場和全國一樣也有糧食定量供應標準，定量到每個農場員工。賽格隊是農場的糧食生產隊，每到插秧收割季節都由場部調人去支援。“文革”中，工人停產鬧革命去了，誰去收稻穀呢？只好把我們這些右派分子抽調去，一共抽調了十多個。因為怕遺失，所以每天晚上都要派人去稻田裡守夜，守夜的人就睡在稻草堆里。有一天吃過晚飯，民兵排長張子龍到我們住處說：“方隊長叫你們去幾個人到江邊守稻穀。”我們一個也不出聲，張子龍走了之後，我和彭祖德、張七賢、李勇、楊振忠、李炳全、韓壽先、曹天嘯、劉恩祜等難友一起商量，江邊蚊子特別多根本睡不好覺，第二天還得照樣勞動，怎麼受得了，得想辦法找個藉口拒絕去守夜，。大家想出了一個好主意。剛想好辦法，張子龍又來了，問人派去了沒有？彭祖德回答：“我們不去。”張子龍聽了這話馬上跑去向方隊長回報。方隊長聽了很生氣，“我是一隊之長，不要說你們這些右派分子，在這個隊，連工人都是我說一就不能二的，難道你們反了，竟敢違抗我。”他就怒氣沖沖地跑來，後面跟着張子龍。他一進屋就問：“叫你們去守穀子，你們為什麼不去？”彭祖德馬上回答：“方隊長，我們是為你着想。”方問：“為什麼？”彭說：“隊長，你想想，糧食，糧食是寶中之寶，你放着民兵不叫他們去守，而我們這些階級敵人去守。上面知道了你信任右派不信任民兵，你的階級立場到哪裡去了？”那時候，誰都怕犯立場上的錯誤，方隊長聽完這些話，愣了一下，怒氣頓時消了，馬上轉身對張子龍說：“你派幾個民兵去守。”這苦差事就沒有落到我們的頭上了。

減輕加班的額外勞動

“文革”中期，農場改制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雲南省生產建設兵團，潞江農場與新城農場合併為三師第十五團，團部設在潞江農場原場部，因此要大量搞建設，在原基建隊基礎上組成工勤連，我和李炳全由賽格生產隊調入工勤連，同時調入的還有新城農場的同類王富強、李義安、張忠獻、董建民等一共十多人。連長姓羅，心狠手辣，對我們毫無人性。記得那年除夕之夜，王富強、李義安、張忠獻等收工吃過飯就趕快回到了十多公里以外的家中與老婆孩子相會，滿以為苦了一年，分別好久，也好團團圓圓過個年。哪知道他們汗水未乾，工勤連的拖拉機就趕來了，把他們抓回連隊，雖然已是深夜，但姓羅的召開了連隊大會，批鬥了他們一陣。姓羅的還經常在休息時間叫我們加班加點。

有一天下午收工後吃過晚飯，我和王正太到東風糖廠沐浴去了，哪知我們剛走了就來了一車木料，自然是叫我們這夥人下去。我和王正太回來，他們的木料已卸完。這時碰上了還在我們門口的李金華，他問：“你們到哪裡去了，為什麼不去卸木料？”我回答說：“我們到糖廠洗澡去了，你事先沒有通知今晚要卸木料。”他惡狠狠地說：“明天中午你們兩個去碼木料。”第二天中午收工剛吃完飯，釧光助就叫我倆去碼木料。我倆到了堆木料的地方，我就對王正太說：“你慢慢地碼着，我去找李幹事。”李幹事是團部政治處幹事，專管全團老右，他叫李子榮，為人較好，還比較講理。我到他家他剛好吃完中飯，我說：“李幹事，我想向你請教個問題。”他說：“什麼問題，你說。”我說：“黨對我們的改造是思想改造還是要從肉體上消滅我們、折磨我們？”他立即回答：“當然是思想上的改造。”我說：“那好，你看我們剛吃完中飯，在這烈日之下不給我們休息，叫我們碼木料。就是機器也該有休息時間，何況是人。”此時又有人到李幹事家去叫我，他才開口叫了我的名字，我就對李幹事說：“你看這裡木料還未碼完，那裡又叫去上班，我們就是鋼筋鐵骨也受不了呀！”李幹事當着我的面說：“好，我告訴你們羅連長，以後碼木料用正班時間，但卸木料恰好車子又來，還得加班，因為車子第二天要走，不能耽誤。”我說：“可以。”從此以後我們才不再加班碼木料。

身處逆境，決不落井下石

在那殘酷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歲月里，除毛澤東一人而外，人人都可以變成階級敵人被批鬥，這次運動你斗人，下次運動人斗你。有的人以狠心斗人達到升官的目的，也有一些人為表示自己的立場穩，在批鬥會上不管他認識不認識，只要是批鬥對象，不問青紅皂白上去腳踢手打過把癮再說。潞江農場的呂雲龍和蘇阿菊就是這樣的人。還有一些已打成階級敵人的人，他們也被批鬥過，但為了爭取摘帽也批鬥別人。如打成壞分子的周勇，每次參加批鬥大會，他腰上都系上一根繩子，只要在批鬥會上聽到一聲“把他捆起來”周勇就會解下腰上的繩子去捆人。

我雖然被打成右派，但我保持着我的人格，決不落井下石。以批鬥易在田為例：易在田是參加過國民黨青年軍的國軍，他曾到台灣高雄受過訓。回大陸後編傅作義部隊，傅起義後他編在文工團，特長是吹長號。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時，他吹着長號走過天安門接受毛澤東的檢閱，他以此為榮。

由於他有一定的知識文化，跟一般的工人及幹部無共同語言談不到一起。他知道右派都是有文化人，就在休息時經常去找我們，我們之間的交談只限在文學上的範圍。“文革”時期，“炮派”“八派”之間的鬥爭越演越烈，總在找對方的問題，“炮派”已經知道他是青年軍的底細，就在隊上準備開大會批鬥整他，他知道了這個消息，早上，他看到我就對我說：“老李，他們今天晚上要斗我。”我知道他怕我在會上檢舉他，我說：“老易，你放心，如果我是依權附勢，落井下石的人，我今天就不會在這裡”。晚上，批鬥會開始了，易在田站在中央，主持人對我說：“你是右派，你要爭取摘帽子，揭發他到你們那裡去散布些什麼反動言論，講些什麼？”我站起來清清嗓子開始背誦《滕王閣序》：“含遠山，吞近境，浩浩蕩蕩……”才背了幾句台下就亂叫了起來，不叫你講這些。我回答，我們講的就是這些，不叫我講我就不講了。張玉春又問我，你知不知道他是蔣介石鐵杆部隊青年軍，我回答：“我不知道，你今天說了我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我們小壩隊的副隊長。”結果，他們叫我下去，離開會場。1979年易在田也被捕入獄十年，後來改正。

苦盡甘來

當今的慶父毛澤東死了，華難結束了。黑暗的中國大地出現了曙光，胡耀邦用兩個“不管”反對“兩個凡是”，平了大量的冤假錯案，開展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提出，使春風吹遍祖國大地，我也從地獄回到了人間。

原騰三中副校長，杜紹美，我們整風小組長，他在文革中也被造反派打斷了腰，1979年已升為雲南省重點中學保一中支書兼校長。他上馬後，首先想到的是師資隊伍的建設，他知道一個學校教學質量的高低取決於教師，他深知1957年的那次反右把許多知識分子精英都打下去了。有的勞改，勞教，有的監督勞動，要找好教師必然只有到勞改、勞教的地方去找。當時“右”的陰影，階級鬥爭的恐慌還在人們的心中，人們大都心有餘悸。有人勸他不要因此而犯路線錯誤，但他為了教育不怕擔風險。他曾派三個人帶了三封信給我，叫我一定要到保一中去。在地委決定我們再次分配工作時，當時的保山地委組織部副部長呂清，到潞江農場後先到我家去動員我。他說：“老杜叫你去保一中。”我說：“我走了這裡的高中辦不成了。我曾經同意留下，不好反悔的。”他也感到惋惜。

我雖然受了21年的苦，但我不遷怒共產黨，更不怨人民，只怨毛澤東。我的青春浪費了21年，我有了機會必定發憤努力工作。如今，要我教高中，難度可想而知。學校初辦條件差，我起早睡晚備課改作業。一天晚上十二點我忽然覺得眼前的電燈動起來了，結果才發現我已經累病了，患了眩暈病把我送去住院。

我當教師時建立了化學實驗室，以後新培養了物理化學教師。我在當教師時，場黨委書記叫我當校長，我說：“校長我不想當還是當老師算了，要我當校長你們要給我兩個權，一個是人事權，能不能當教師是我考核了以後說了算，不是你們派來就要；另外是財權，你們場裡撥的教育經費如數撥來，學校的勤工儉學經費連國家都不上稅，你們不能收去。”書記李國州馬上答應我的要求。我當校長後，我校有30多畝的勤工儉學基地，年收入好幾萬，我對教職工的福利資金超過當時的地方學校。我們的學校學生是從一年級升入初中高中都不需要考試，只要是農場職工子弟願讀的都可以讀。

我是保山市第一屆政協委員。其間，我曾提過《綜合開發潞江壩》的提案，可惜他們沒有執行，否則，潞江壩早就富起來了；又曾提過把我校改成《亞熱帶作物栽培學校》的建議，培養有栽培亞熱帶作物實際操作經驗的人才，可惜他們沒有採納。我又提了成立《潞江高級中學》的提案，兩會以後，市上派人到潞江壩了解情況，此提案深受當地政府、企業及人民的支持擁護，並保證建學校時要地給地，要錢出錢，但不知何原因，還是沒有建成。

患難之交結成的夫妻

市上的三合板五合板是人們用鋸子伐木，然後鋸開又把碎木壓在一起合成的，木材來自不同的森林。我們是來自五湖四海，是被毛澤東“‘階級鬥爭’的高壓壓在一起來的。古語云：”“患難之交恩愛深”。我們中有幾對是在那艱苦的歲月結成夫妻的，他們是趙鶴和明順忠，呂人秀和周加坤，王凌瑞和周忠梅，陳紹倫和李祖賢，鄭雪川和徐永芬，王富強和王友琪。

趙鶴、明順忠：

趙鶴：1933年生於雲南元謀縣一個大地主家庭，解放前到昆明上南箐中學，校長是龍雲夫人顧映秋，屬貴族學校。解放後在昆明師範學校體師班學習，因他成績優良，畢業後分在昆明市“八一小學”當體育教師。這所學校的學生必需是團以上幹部的子女，否則不能進入。工作了二年左右，他認為我在這裡辛辛苦苦的當教師，培養的是高乾子女，以後我結婚有了子女也不能在此就讀。為此，他提出申請調離，後調到龍陵中學。1957年的整風運動中因為龍陵中學的支書兼校長張一太是個大色狼，他常利用職權無法無天，先後姦污不少女生，有正義感的老師們在整風中都對他提出指責，到反右開始時他趁機報復，所有說過他姦污學生的教師全部打成右派一共7人，只剩下二個不發言的。打成右派後，他心情平靜，不承認有罪。1958年3月被押送潞江農場監督勞動，分在老橋隊。我和他、同吃、同住、同勞動。

改正後，他在潞江農場中學任教。他教學有方，學生體育成績突出。匯報到保山體委，體委派人下來考察，在我校被選了不少學生到地區體委，有的被送到省體工隊。

明順忠：1934年生於騰衝，1953年在瑞麗縣衛生局工作，1957年打成右派，1959年轉送潞江農場監督勞動。她非常勤儉、賢慧、會做一手好菜。她雖然是回族，，但漢人的菜她也會做。她與趙鶴相戀。是我們中最早結合的患難夫妻。

改正後，明順忠回瑞麗衛生局，趙鶴由潞江農場中學調到瑞麗一中。他們倆退休後都住在瑞麗。

呂人秀、周加坤：

呂人秀：1931年生於雲南曲靖，1949年參加了革命，1953年保送昆明師範學院數學系學習，1955年畢業後分到騰衝一中任教。他認真負責，深受學生的喜愛。1957年整風運動中因直言而被打成右派分子，1958年3月押送潞江農場監督勞動。他高大、體強、勞動好。1960年在赧滸隊分在犁地班犁田。

周加坤：1930年生於雲南騰衝，出生貧農，解放初參加工作，她自認為自己出身成分好。歷史清白，在1957年整風運動中敢於大膽直言而被扣上右派帽子處分時開除公職監督勞動。先是在盈江，1959年這些人都屬於不適宜邊疆居住而由盈江押送潞江農場，路過騰衝時，把他們關在騰衝監獄。與他們一起來的段思祿，原是地下黨員，在國民黨時因反對國民黨而在此關過，他很感慨地對難友說：“解放前，我為了革命，國民黨把我關在這裡，現在，共產黨又把我關在這裡。”

不幾年以後，呂人秀和周加坤調到大壩隊勞動，由於患難之交、情投意合結為夫婦，而後生下了一女兩男。

改正後，呂人秀調潞江農場中學任教，周加坤分在農場商店。

周忠梅、王凌瑞

周忠梅：1934年生於重慶，解放初畢業於四川一所衛生學校分配到雲南瑞麗衛生院工作。當年的她，年輕漂亮，個子高，辮子長，有風度。時任縣委組織部長的某某看上了她，自認為憑自己的地位一定會馬到成功。但當他找周忠梅表心態時卻碰了一鼻子的灰。一怒之下，從愛變成恨，借整風運動之機利用手中的權力把她發配到了潞江農場監督勞動。1962年保山地委統戰部派何強到潞江農場八一隊組織右派集中學習，學習前先查閱檔案，核實參加學習的人是否真的是右派。周忠梅的材料上並沒有戴帽子，場裡派人到瑞麗縣委組織部去查問：“你們送到我們農場的周忠梅市右派分子還是壞分子？材料上未寫。”正好，接見訪問的就是那個當年整周忠梅的人，他馬上回答：“就當右派分子”。他雖然整風中沒有任何言論就這樣當上了右派了。她一直不承認並多次向上申訴，但無人理。

王凌瑞：1935年生於四川，1988年畢業於北京水力發電學校，畢業後分到雲南省水電設計院當技術員。他聰明好學，能言善辯，在1957年的整風運動中被打成右派，開除工職。 1958年送潞江農場監督勞動。

他們倆都分在燎原隊勞動，彼此遭遇相同結成患難夫妻，並先後生了兩個兒子。

周忠梅改正後回到瑞麗原單位，並當上了瑞麗市政協委員。

陳紹倫、李祖賢：

陳紹倫：1935年生於雲南施甸，自幼聰明好學，解放後在施甸中學讀書畢業後考入保山師範，在校是學生幹部，品學兼優，保師畢業後又分回他原來就讀的中學即施甸中學當教師，他工作認真負責，深受學生喜愛。然而，好景不長，不幾年到1957年的整風運動中被打成右派。主要原因是校長李國富造成的。

李祖賢：1939年生於盈江，盈江中學畢業後參加工作，不久遇到了1957年的整風運動，不滿十八周歲的她也打成右派，開除工職監督勞動。1959年押送潞江農場，初分到小壩隊。隊長李根洋是個色鬼，曾姦污過許多人，他看到李祖賢年輕漂亮企圖姦污她，她盡力反抗，申請調隊。後調到八一隊，與陳紹倫相識，情投意合，最後結為夫妻。

1979年改正後，陳紹倫分在潞江農場中學任教，1980年雙雙調回盈江。李祖賢分在了盈江工商行政局任科長，工作出色；陳紹倫在盈江中學任教。子女們都很不錯。現在家裡有車子有房子，兒孫滿堂，家庭和睦，身體健康，安度晚年。

王富強、王友琪：

王富強：1939年生於四川，1956年考入雲大昆明工學院學習。由於在1957年整風中打成右派，1958年3月保留學籍送潞江農場監督勞動，說的是時間一年，但一年後並未復學，一直留在農場。他年輕力壯，肯動腦。為了爭取摘帽，用盡全力勞動。

王友琪：1940年生於重慶市，1956年考入雲大昆明工學院學習，1957年的整風運動中由於年輕幼稚，因直言而被劃為右派，保留學籍。1958年3月潞江農場監督勞動，說的是時間一年，但一年後未復學，一直在農場監督勞動。她與王富強是同學，老鄉，又是難友，又分在一起勞動，後情投意合結為夫妻。

1979年改正後他們留農場。八十年代初，對幹部提出的要求是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他們倆都入了黨，在場部任職。

他們生有二男一女，子女們生活都可以，他倆退休後在保山城安度晚年。

鄧雪川、徐永芬：

鄧雪川：1934年生於山西，解放初在一所衛生學校畢業後分到雲南盈江醫院工作，1957年整風運動中打成右派，開除公職，監督勞動。1959年押送潞江農場。

徐永芬：1939年生於雲南盈江，初中畢業後參加工作不久，在1957年的整風運動中，未滿18歲就被打成右派，開除公職監督勞動。1959年押送潞江農場。

他倆原來相識，後又在一起監督勞動後結為夫妻，夫妻感情很好。摘帽後回盈江，改正後恢復到原單位。

劉伯齊、黃重儀：

都是四川人，同在川大法律系畢業，畢業後1953年分在保山法院工作，不久，兩人結了婚。當年在公檢法部門工作的人，科班出身的不多。在保山法院只有他們倆。在1957年的整風運動中，他們就依據法律提一些建議，結果雙雙打成右派開除公職，送潞江農場監督勞動，並帶着兩個幼小的子女。

改正後劉伯齊回保山檢查院工作，工作成績突出多次授獎，但因患重病於2008年去世。黃重儀回保山法院工作，為保山第一個高級律師。她的威望很高，請她辯護的人很多。雖然早已退休，但好多人還去請他。

龔琰、趙珣：

都是雲南人，龔琰去世了。1979年改正後趙珣回到保山國稅局工作，退休後在保山。現兒孫滿堂，兒女很孝順。他的孫子很成器，大孫子是主任醫師，小孫子在北京是高級的技術人員。

其它的難友們

何川：

1930年生於雲南保山，解放初在保山蒲縹小學任教導主任。他工作一貫積極努力，但家庭出身是地主，1957年整風運動中被打成右派。1958年3月開除公職送潞江農場監督勞動。他身體結實，手腦靈活，在干體力活時是把好手，效率高。他打成右派後妻子和兩個幼女仍留在農村，生活困難。他摘帽較早，1966年向場裡申請把老婆轉到農場當工人，批准後，老婆領着兩個姑娘到農場，後又先後生了兩個姑娘一家六口。每月總收入不到50元，但靠他們夫妻的勤儉硬是熬過了艱苦的日子。1972年以後被提拔為生產隊會計，財務科會計，財務科副科長，1979年改正後，他不願回原單位，留農場當財務科副科長。

蔣明勇：

1933年生於保山，家中雖有幾畝薄田，但是產量不高。1948年讀了二年的初中，因交不起每年10元大洋的學費，還未畢業就輟學在家務農。1951年他參加工作。他為人誠實，忠厚，工作一貫認真負責，後被提拔為保山鹽巴公司的經理。在肅反運動中他是他們系統的肅反領導小組副組長。

當時陳某某因曾在國民黨軍隊中任過職，混入革命隊伍是肅反對象，給予降職處分。但這人是個投機取巧的人，不久又爬上去了。整風時陳某某已變成整風運動領導小組組長，陳與蔣的關係顛倒了，陳趁機報復。蔣明勇工作再好，他提出的意見也是事實，但照樣給蔣明勇扣上了右派的帽子，開除公職。1958年3月送潞江農場監督勞動。

他走後，他的妻子何懷英領着出生不久的嬰兒在蒲縹供銷社工作，當時的她年輕漂亮，被一青年軍官看上了，那軍官就去找他們的領導去從中做工作。那領導經常在開會的時候批評她，要她跟蔣明勇劃清界限。她知道他們的意圖，但她對蔣明勇的愛是真誠的，她知道蔣是個心地善良的好人，不管別人批評也好施加壓力也好，她都不動搖。有一天，領導又批評她要站穩立場與蔣明勇劃清界限，她馬上回答：“我與他劃清界限是思想上劃清界限，我相信他會改造好的，如果認為劃清界限是跟他離婚，我辦不到，我會等他的。”領導聽到了這些話。就利用手中的權力叫她背着吃奶的孩子到農村去參加大躍進日夜苦戰，不但苦了她也給孩子的發育造成很大的影響。

他分在老橋隊種菜，班長張金山對他要求很嚴，他用盡全力挖地，地里石子多，看不見鋤頭碰到了石子缺口了，班長批評他破壞工具，他只好慢慢地挖，班長又批評他磨洋工，搞得他左右為難。

他種過菜，餵過豬，當過事務長，樣樣工作幹得好，得到職工的好評。

1979年改正後，安排在保山糖業煙酒公司任採購員，那時，社會上為了推銷商品已開始給採購員回扣，他把回扣拿回全部交公，在計算價格時減去回扣費，所以他們公司的售價比別家低。後提升他為副經理，直到退休。

楊繼文：

雲南保山人，是貧農出身。1952年土改時是積極分子，土改結束被吸收參加工作。因他無文化就分配在保山縣糧食局當過磅員，專門稱糧食，工作認真負責，性格耿直，不會說假話。他雖然當了幹部，家屬仍在農村，星期天都回農村去。由於當時的三定政策（定產、定購、定銷）對農民的糧食徵購過多，1957年整風運動中，上級號召幫助黨整風，他就對統購統銷政策提出意見，認為國家徵購糧食太多，農民留得少。他的意見正好犯了大忌，以反對統購統銷政策為名打成右派，1958年送潞江農場監督勞動。

毛澤東時代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極權專政，那些手中有權的人可以為所欲為不受懲罰（但一般人民確連起碼的權利都沒有），有些官員姦污婦女，以所謂的“小節無害”論不但不受懲罰，反之還利用手中的權利對受害者進行打擊報復。

在那時，一般的人民連起碼的正當權利和都不能保證，因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都能受到處分。典型事例如下：我的學生石光林，1965年在雲南農學院就就學，四年級的時候，與一女同學相戀，雙雙被學校開除學籍。

謝侯志:

中學畢業後參加了工作，分在雲南省水電設計院，由於年輕，性情開朗，喜歡收拾打扮得整整齊齊，乾乾淨淨，就說這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打成壞分子。送潞江農場監督勞動。

李本章:

四川人。在雲南水電設計院工作時，有一次到電影院看電影，他坐位旁邊是一年輕姑娘，扶手就在一起，他不小心把手扶在那姑娘手上，那姑娘後來去告他。為了這個小事，當時領導批評他以後要小心些就過去了。但到了1957年的整風運動結束，為這點小事給他扣個壞分子的帽子，送潞江新城農場監督勞動，終身未娶，直到1977年病故。

劉希南:

1934年生於昆明，解放初參加工作，1953年參加雲南邊疆民族工作組到了盈江。他被派到了景頗族所在的大山上做宣傳工作。但當時有些頭人不理解黨的政策，心裡不服，企圖把他殺掉，他知道這個消息後就逃到緬甸去了。由於他的勤勞，他在緬甸生活了幾年，經過自己的努力不但能生存下去而且還掙下了上千元錢。但他認為還是要回到自己的祖國，回國後，他把他的情況向德宏州政府匯報，而得到的結果是把他送到芒市農場並扣上“壞分子”帽子監督勞動。1959年轉送潞江農場，取消處分後，留農場大壩隊勞動，承包土地時由於管理不好完不成上交任務，欠場裡幾千元錢，退休後，每月的退休金要全部扣去。是靠昆明的姐姐每月寄點生活費給他。由於各方面的原因，體弱多病，無錢醫治。平時他很少與隊上的人來往，還是有個工人發覺好幾天看不到他了，才到他的房屋門口看看，一看門關着，敲了一陣門無回音，當把門打開時，屍體早就僵硬了，隊上才派人把他埋葬了。

汪祥壽:

1933年生於雲南宜良縣，出身仕宦家庭，祖父是參加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的元老。他家在宜良是名門望族，從小嬌生慣養過着少爺的生活，解放初到昆明讀中學，畢業後無工作，1956年到潞江農場墾荒。由於他性情孤僻又認為自己有文化，跟一般的工人從不交往，只與有文化的王林、楊成軍在一起。後來，王林不知何故在怒江邊被人殺害，成了全農場轟動的大事件，經公安有關部門偵察現場，兇手未找到，就懷疑楊成軍。楊成軍受不住拷打終於自殺，為此，活着的汪祥壽就被扣上“壞分子”帽子，由工人變成監督勞動。帽子摘掉後仍在農場，改革開放以後與有三個兒子的女工馬麗結婚，於2009年病故。

單維德:

1919 年生於江西。1938年參加新四軍，曾在羅炳輝將軍警衛排當過戰士，在抗日戰爭中他英勇作戰，在一次戰役中被敵人打中手臂致殘，屬三等甲級殘廢軍人。解放戰爭中他也參加了不少戰役，1950年進軍雲南後他轉業到雲南梁河縣任民政科長。他是一個正直的共產黨員，只惟真不惟上，敢講真話。當年的梁河縣委書記是一個作風不正又霸道的人，在1957年的整風運動中，他對縣委書記的違法亂紀行為提出批評，這是當年的大忌，不管你資格有多老、功勞多大，對縣委書記批評就是反黨。這位書記利用手中的權力給他扣上右派帽子，最後開除公職。

1958年送潞江農場監督勞動，分在八一隊放牛。到場後他一直不服，多次向上申訴，有一次他叫我給他寫一份申訴直接寄到北京給周總理。他申訴上寫明給他打成右派的言論，請總理回答：“如果我的這些話是右派言論，我就認罪。如果不回答我就不認。”他寄了雙掛號信，回執收到了，但無回答。

有關人員多次找他談話，說你年紀大了，與妻兒分開，一個人在農場勞動又辛苦，只要你承認錯誤，就給你摘帽，回家團聚。他回答：“我很想念我的妻兒，很想回家，但我沒有錯，我不會違心認錯”。他願把牢底坐穿。

1979年改正後，回梁河，不久離休，住芒市德宏州干休所，不幾年就去世了。

王新海:

1929年生於安徽合肥。自幼勤奮好學，讀高中時，由於國民黨的專制，蔣介石的獨裁，人民生活貧困，共產黨號召人民推翻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建立民主、平等、自由的新中國。在黨的號召下，他參加了宋任窮領導的南下工作團併入了黨。後調盈江工作，他一貫為人正直，敢說敢講，工作認真負責。1957年整風時期他去北京開會，會議結束後回盈江就被扣上了右派帽子。開除公職監督生產，在盈江農村勞動。1959年押送潞江農場分在老橋隊勞動。

文化大革命時期，有些人為了表示立場穩，狠批鬥所謂的階級敵人。在老橋隊他是主要的批鬥對象。一次，把他揪到場部來批鬥。批鬥會上有人問他：“你為什麼要反黨？”他從容不迫地回答：“我是參加共產黨打國民黨的，我沒有拿槍打過共產黨，我為什麼會反黨？”批鬥他的人恰好是俘虜兵，這話揭了他們的底，聽後很氣憤動手動腳打他，以後又用長60公分，寬20公分的白布寫上“右派分子王新海”縫在上衣背後令他時刻穿着，但他若無其事。

1979年改正後回盈江，他近50歲才結婚，離休後回安徽老家，2006年去世。

曹天嘯:

1917年生於江蘇，年輕時正值抗日戰爭時期，他讀過國軍辦的步兵學校，後在國軍任少校軍醫。抗戰勝利後留在保山，並自己開了個“天嘯診所”之後結婚生子併購了房子。1949年，保山城曾被一個打着“共革盟”牌子的反動組織占領，為了生存他加入了這個組織、參加了國民黨。解放後，在公私合營的社會主義改造中他加入了保山縣聯合診所。在1958年整風反右基本結束後，領導也沒有把他們忘記，組織他們學習。那時，他們已經知道不能給共產黨領導提意見，否則會打成右派。所以個個都守口如瓶，非常小心，甚至以極左的面貌出現。老曹深知自己是國軍軍官又加入過國民黨，共革盟，所以當領導動員大家幫助黨整風時說：“現在啊，保山機關、學校、醫院的整風運動已經基本結束，揪出些攻擊黨的右派分子，我們診所大家可以提提意見。”曹在小組討論會上首先發言說：“誰要是說共產黨不好，我要和他拼命。”他們就把曹的發言“誰要是說”這四個字掐掉，剩下的變成了“共產黨不好，我要和他拼命”。就這樣扣上了右派的帽子。

1958年3月押送潞江農場監督勞動。

不久，妻子和他離婚另嫁他人。1979年改正後回保山住在自己購的房子裡。但由於他離家時子女還小，分別21年很少接觸，所以對父親無感情。他的子女兒孫們背着他把他的房子賣掉，他無地方住，把子女告上法庭，他說：“這是我的房子，我還活着，我死後他們才能繼承。”但由於司法腐敗，子女們買通辦案人，他敗訴只好搬出到外租房住。張七賢，韓自和難友知道了，幫他找保山民政局後安排到東門外的養老院。雖有子女，但他還是孤身一人住在養老院，直到去世。

韓壽先:

1919年生於山東。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後，日本侵略者全面向我國進攻，到處燒殺搶掠。日本人快到山東時，許多人都紛紛向南逃難，韓壽先當時正年輕力壯，家中給他購一輛獨輪人力板車買了些布，他推着車邊走邊售花紗布。從山東到雲南一直到了保山，由於他做生意厚道，他生意很好，他又省吃儉用賺了不少錢，他在保山購房娶了保山城知名的美女為妻，先後生下三個孩子。解放前夕，他們一起來的山東老鄉來約他，對他說：“聽說共產黨專整有錢人，我們從北到南苦得點錢不容易，我們想到緬甸去合夥經商。”他聽後入了上千元大洋的股。老鄉們走了，他把情況對妻子說，叫她一起全家到緬甸去，但她妻子不願意，他捨不得丟下妻室兒女就留下了。解放後在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他也是資方之一， 1957年的整風運動中，由於對公私合營有異議就打成右派分子。

1958年3月被押送潞江農場監督勞動。1979年改正後回原單位。2007年去世。

王瑛:

1918年生於河南，年輕時就讀於教會學校然後學習西醫。解放前，在西南鐵路局當醫生。他醫術高明，特別是內科、兒科。解放初分到昆明。1957年的整風反右運動他未參加，到了1958年4月份所長通知他到潞江農場當右派。工資由86元降為23元，老婆帶着孩子回昆明去了。

他分到小壩隊勞動，1962年地委統戰部在農場八一隊組織集訓時，每人要填一張表，表內有一項是要寫上“是何原因當上右派”，王瑛在表上填上“我是上級派來當右派的”。表交上去以後，組織學習的何祥在開大會時批評說：“有的人到現在右派立場毫無轉變，仍然在攻擊黨，還在放毒，右派都是主動攻擊黨而成為右派的，哪有上級指派的？”何祥口是這樣說，但辦事還是認真的，第二天他派專人到江對岸的道街衛生所去調查詢問王瑛在整風中的情況，所長說他未參加整風學習，未寫過大字報，平時從不與人講話，看不起任何人，他當右派是上面指定批準的。何祥雖然無話可說，但王瑛的右派照樣當。

改正後，他留農場醫院當醫生，當年他的工資為86元，但他每月只用6元，80元都寄回去昆明了。他喜歡喝酒，當年潞江糖廠用甘蔗渣釀的酒是2角錢一市斤，他捨不得買，而是用酒精兌了喝，我勸他，你如果每月寄70元回家可以寄十年，但是你每月寄80元回家你只能寄一年，結果，八個月後因患肝癌去世了。

王欽:

1918年生於江西上饒市，年輕時就讀於國軍辦的第一期機械化學校，他們的教官多數是國軍高官，杜聿明就當過他的教官。畢業後，由於他的駕駛技術好，人品也不錯，被高官宋希濂看中，他就當上了宋的小車駕駛員。二戰時，隨宋參加滇西抗日戰爭到了保山，滇西收復後宋離開保山，他請求留在保山，解放後被招收在保山糧食局工作。

1957年的整風運動中，由於他是國軍高官的駕駛員，整風運動結束時被扣上右派的帽子，開除公職送潞江農場監督勞動，家中留下無工作的妻子和年幼的兒子。

1979年改正後，他不願回原單位，留在農場小壩隊任會計。由於他工作認真負責，農場黨委書記李國洲發覺農場的檔案很亂就把他調去，他把農場檔案清理得很好，受到了保山地委的表揚。

他生性開朗，病重時，他寫好遺書，因妻子已不在便拿給我看。遺書上寫明，“死後火化，骨灰放在何處由他們弟兄三人決定”。不久，於2002年去世，他的兩個小兒子不在身邊，我和他的大兒子把他送到保山火化場火化，骨灰葬於昆明。

張雲波:

1916年生於騰衝和順鄉，中學畢業後到當年雲南省第二大商號“永昌祥”當學徒。由於他聰明好學，辦事能力強，被當董事長的李鏡天之父看上了。委以重任並把姑娘嫁給張。張成了李家的乘龍快婿，先後生了兩個兒子清燕、清華。解放後在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他被吸收參加工作。分在雲南省茶葉公司。雖然職務一般，但保留原來的工資，月薪100多元。他為人處世經驗豐富，在1957年的整風運動中不發言，不寫大字報。1958年下放潞江農場勞動，不久，上海銀行學校的畢業生也分了一批到潞江農場勞動鍛煉。到農場後一起修大洪山水庫。當時對知識分子的要求口號是“又紅又專”。一天中午，那年輕的上海學生光着上身抬大石頭，把肩頭磨紅了，他看見了就開玩笑說：“你們做到又紅又專了。”這話被一個極左分子上告到場長田德恆那裡，馬上召集開他的批鬥大會，會後扣上右派帽子，下放勞動變成監督生產，工資由100多變成為20多元。

以後，我去昆明時看過他幾次。後來搬了家，我們就失去聯繫，不知是否還在世。

胡徵庸：

1931年生于吉林盤石縣，初中畢業後，在縣上一家中藥店當工人。1949年6月吉林解放，私人的店全部合作化，他成了國營藥店的工人。不久，他考入吉林衛校，他在校品學兼優，每次考試每門都是5分（那時中國是蘇聯的“子國”，什麼都模仿它，學校用的是蘇式5分制）。畢業後，為了支持落後的雲南他分到了保山地區醫院任醫生。他工作認真負責。在1957年的整風運動中，上級號召提意見，他真誠地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提出來，主要的言論是對學習蘇聯先進經驗，要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中國的兒科專家已找到了適合中國兒童的一套醫療辦法，實踐證明效果很好。如果照蘇聯專家的做，不但效果不好，還會起反得作用”。為此，被以“反蘇”罪名扣上右派帽子降職降級，1958年3月送潞江農場監督勞動。1962年摘帽後在農場當醫生，把妻子李美華也從保山遷到潞江農場，不久，生下了一個白白胖胖的兒子取名“吉雲。他做了結紮手術，把兒子當成掌上明珠。一天中午，小朋友們約他到外面玩，母親許可後跟小朋友玩去了，母親在屋內昏昏的睡着了一下，忽然聽到外面有人大叫：“淹死人了。淹死人了”。她趕快起來跑到池塘邊一看，有四個小男孩躺在地上，人事不知。馬上進行急救，人工呼吸，但為時已晚，兒子已去世，無法救活。從此，他悲傷過度，臥床一年多，不與任何人說話。

1979年改正後，他倆都調回保山。退休後胡醫生開過私人診所。由於他醫術高，醫德好，去看病的人很多。

袁志剛:

1927年生於上海，年輕時在上海當駕駛員，解放後在昆明雲南省水電設計院給首長當小車駕駛員。1956年雲南建伊里河水電站時請蘇聯專家去視察。由他去駕車。他生性喜歡跳舞。那時的昆明，每星期六的晚上許多單位都有舞會。他為了不錯過這個機會，趕回昆明跳舞，兩天的里程他一天趕到。那時的公路路面窄又有沙，石路不平整彎道多，他開得很快，專家們在車上心驚膽戰，但還是安全到達。專家們向領導談了在車上的感受，領導批評他為了保證專家的安全，以後要開慢些。他也接受了意見。但是1957年整風運動結束時，有人提出，袁志剛那次開那麼快的車，企圖謀害蘇聯專家。以此為罪名，扣上“壞分子”帽子。1958年送潞江農場監督勞動。帽子摘掉後留在農場當工人。終身未娶。

愛國華僑林楓:

林楓，祖籍廣東，好多年前他父親就到泰國緬甸經商，並生兒育女定居在國外。他父親的生意很好，家庭也很富裕，但他在華僑中學畢業後，接觸到中共海外支部的一些黨員，向他宣傳了一些黨的知識。年輕的他，雖然生長在國外也很愛國，希望能為祖國做些事情。後來他也在國外參加海外支部成了中共黨員，由於他精通漢語、緬、泰語言文字，所以要調他到中緬邊境當“特工”，他帶着妻子到了中緬邊境，做秘密的特工工作，盡心盡力為黨為國服務。沒有想到1957年的整風運動中把他打成右派，原因是他是歸國華僑。他的真實身分是特工。他是直接與中央有關部門聯繫，地方政府和部門的人都不知道。一直在農場監督勞動21年，1979年改正後才恢復工作回瑞麗原單位。

劉春霖：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劉春霖在騰衝縣聯社工作。

縣糧食局局長趙昌，保山人，在家已娶阿珠為妻，並生了兒子，但在騰衝又看上了女青年吳貞，並且發生了不正當的男女關係。吳貞眼看自己的肚子一天天大起來，提出要趙昌與妻子離婚然後和她結婚，否則就要把事情的真相向上級領導報告。趙昌知道，如果上級知道此事，後果是嚴重的，不但局長的位置和黨籍都難保，說不定還會開除公職甚至會被戴上壞分子帽子進勞改隊。他深知他的妻子阿珠是個賢妻良母，如果直接提出離婚，一定會遭到父母的反對和親友的唾罵。他冥思苦想，終於想出了個好辦法，就是欺騙家中說自己已死，於是他寫了份遺書寄給父母。

父母收到信後，全家悲痛欲絕，特別是他父親一定要想辦法把兒子的遺體運回保山老家安葬，立即命趙昌的哥哥趕往騰衝。當時交通不便，他哥自帶乾糧，日夜兼程，走小路，翻過高黎貢山步行三天趕到騰衝，到了糧食局大門口，門衛問他找誰，辦什麼事？他說：“我是趙昌的哥哥，我來領趙昌的屍首運回保山安葬”。門衛聽說後大驚地說：“趙局長好好的，是誰造謠說他死了。”趙兄說：“請領我去見他”。門衛把趙兄領到局長辦公室，一看弟弟健在，就問他為什麼寫遺書去騙家裡？趙昌只好把事情的緣由告訴其兄，請兄回去後與家人說明，請求家人諒解他。趙兄聽後，立即趕回去保山。到家後，靈堂已設好，兒子披麻戴孝跪在靈堂前，親友鄰里來了不少，趙兄只好對大家說：“趙昌的病已好，請大家回吧！”親友走後趙兄把實情告訴父母以及弟媳，阿珠聽後，馬上收拾東西，離開趙家回娘家去了。

趙昌之騙局，在騰衝城很快傳開了，街頭巷尾議論紛紛。人們訕笑、責罵不止。在騰衝縣聯社任職的劉春霖聽後非常氣憤。

那時，整風運動在全國已接近尾聲，但騰衝才開始。劉春霖準備把趙昌的騙局公儲於世。他紮好花圈，寫好祭文，於1958年元旦在騰衝電影院召開的全縣幹部鳴放大會放了一炮。他走上講台，把花圈擺好，然後宣布：趙昌局長追悼會開始，現讀祭文。他用當地方言，搖頭晃腦，抑揚頓挫地念完祭文。

他這別開生面的一炮，在會場上引起轟動，會後成為閒談的內容。可在那是非顛倒的日子裡，說假話的升官，說真話的坐監。事後，以醜化黨的領導幹部為由戴上“右派”帽子，押送到國營潞江農場監督勞動。

1964年，因上樹採摘野果果腹，體力不支，從高樹上掉下來，當場就摔死了。

陳育昌：

他生於1924 年，是保山城內一個城市平民、又屬於知書達理的書香之家。自幼喪母，由父兄撫養長大，六歲時隨父親到他任教的辛街汪宣學校讀舊學。1941年8月十七歲時跨入社會。1949年12月9日，雲南和平起義後，留在保山縣人民政府任總務工作，他幹的井井有條，財務清楚。他幹了五年的總務工作，為把工作辦好，他白天忙，夜晚忙，連過年過節也忙。他住的地方離家僅有幾百公尺，但從未回家過個中秋節，連家中的老人妻兒都感到奇怪。

為此 ,他多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和模範工作者。1955年調縣供銷社採購經理部當經理。同樣整天忙工作，過年過節都不回家。

1957年參加整風運動，黨號召幫助黨整風反對三害（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他畫了一幅畫，一個鴨子浮在水面上，形容有的領導幹部有官僚主義，因此被打成右派。從此，白天批、晚上斗，精神上備受殘酷折磨。

1958年3月押送潞江農場監督勞動，家中丟下年近古稀的兩位老人和五個未成年的孩子及妻子。過去家中經濟來源是靠他每月57元的工資，到農場後，每月23元，他每月要省下10元寄回家，生活的重擔壓在他妻子王美蘭一人身上。大女兒建華只好從保一中退學到雜品廠當童工，12歲的兒子新華已考取保一中因無錢上學到布鞋廠當童工，每月12元。妻子因勞累過度，1982年左下肢惡化被切除。

到了農場後，他抱着“寧受苦，不受氣”的態度，拼命幹活，該自己干的加油，不該自己干的也干。

他做人的原則是，“寧可天下人負我，不可我負天下人”。他在小壩隊當炊事員時撿到一隻小母雞，長大生蛋了，他把雞蛋做成芙蓉蛋送給病號吃。

他誠實得幾乎發傻。一天早上，他到玉米地去解大便，因肚子太餓，就順手揪了一支青苞谷生吃了。玉米骨頭丟在地下，結果被人撿回向隊長匯報，為此，晚上開大會批鬥他。他老老實實承認了，因此降了他兩級工資。

他人窮志不窮。一次，農場通知家庭有困難的可申請補助，但他不申請，場部好心的經辦人唐來福知道他家困難，他不申請也決定補助他20元，那時的20元可是一個月的工資。兩次通知他都不去領，後來唐來福自去找他，對他講，不領影響不好，他才領了錢寄回家。

他心地純正。由於他幹活勤勤懇懇，不論是工人和幹部都認為他表現不錯，每次年終評比都是一類。有一次評比時支書找他談話說：“根據你的表現可以摘帽子，但是，你要檢舉跟你在一起的其它右派的反動言行。”他回答說：“支書，我很想摘帽子，我發現他們的反動言行一定馬上向隊上匯報，但現在沒有發現。”支書二話不說走了，他的帽子戴了21年。比起那些為自己摘帽子不惜誣陷別人的人，他的品德是多麼高尚呀！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改正回保山縣供銷社。他原是農產品採購經理部經理，但當時的掌權者把他分到離城9公里的板橋供銷社守大門，他二話不說的去了。

如今，他的三女兒四女兒家生活不錯，在昆明和在瑞麗都有漂亮的住房請他去享福，但他最多住一個月，總是思念着二兒子清華。他認為是他株連了他兒子，使他12歲就輟學當童工。

已於2009年去世。

我家在整風運動浩劫中的災難

林惠清

我全家八口人生活，全靠父親經營一飲食小店維持生計，雇有長工二人、短工一人，生意干的紅紅火火，倒也衣食不愁。不久父親病逝，由於賺來的銭沒有好好收存，全家五口人的生活來源就斷了路。當時我和妹妹在四川內江女中上初三，在姐姐姐夫的幫助下，好不容易才把初中讀畢業。畢業後隨姐夫姐姐去到重慶。姐夫是西南鐵路局醫生，姐姐是全職太太在家。妹妹去找了個私人醫院工作。我在男朋友的幫助下，在重慶兩路口通會中學上高中。由於個人問題受到姐姐姐夫的干預，堅決不同意我和男朋友的交往，理由是對方家庭成分太高。男朋友家庭是成都的大地主，本人是少爺。他大伯蘭田、是西南鐵路局總工程師，曾留學日本。他本人在重慶學院讀工商管理系。1950年隨東北招聘團去瀋陽工作。臨別時他送我一本為我特記的日記本，他對我的一切心思全記錄在日記本上。後來我姐姐把日記本全給燒了。說：和我家不同階級不匹配。由於我不聽管教，為此，經常受到指責，連同男朋友通訊自由都被剝奪了。1950年11月，正值西南軍區後勤衛生部後方醫院招生，得此消息後我趕快去報考，被錄取後，同年11月30日入伍。就這樣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了革命隊伍。

1952年因雲南缺乏醫務人員，向四川發出支持號召。在此情況下，就把我們借調下地方的西南防疫大隊。到雲南來之前給我們承諾一年至一年半給我們回重慶。當時年輕追求進步，主導思想就是，黨指向哪裡就去哪裡。一切行動聽指揮，一顆紅心向着黨，越艱苦的地方越要上。

下到重慶西南防疫大隊後，經過一段時間的防疫業務學習，1952年10月10日，上至大隊長鄭玪才下至炊事員，整裝出發，浩浩蕩蕩。那時無火車，只有燒木炭的汽車，除專家教授外，都是十多二十歲的青年。從重慶海棠溪過江，一路歌聲嘹亮，每個青年人都抱着一分羙好的抱負和幻想，嚮往着美好的明天。

雲南昆明是有名的春城：在年輕人的腦海里，勾勒出了一幅多麼羙麗的藍圖。天天盼，快到美麗的春城了嗎？行程整整七天。在夕陽西下的一個傍晚，天空灰濛濛，參天大樹，雲雀吱吱從天空掠過，跌落在它們的巢穴里。除了嘈雜的雀聲外，捕捉不到我腦海里勾勒出的美麗春城的靚影，心裡倒反感到幾分淒涼。可能是自已希望值過高的結果吧！

木炭車把我們這伙天真爛漫且單純的青年，送到了雲南民族學院。下車後，好奇心又來了。啊！看少數民族。當晚開了一個交誼舞會，迎接我們這伙來自天府之國的年輕人。我也隨之盡情歡跳，直跳到盡興而止。

第二天編組學習民族政策，我們醫務人員編在商貿，民族工作隊之內。學習期間有個不成文的規則，男女青年不准談戀愛，一切行動軍亊化。否則，在生活檢討會上都要受到批判。

學習了兩個月左右民族政策之後，小組解體。小組解體前留了影，之後，各回各的隊出發。我們直去到瘧疾重發區，芒市和西雙版納，我分配到芒市。我們四川小姑娘都是些活潑可愛的，去到哪裡歌聲就飄到哪裡。那時芒市沒有電影院，各單位都排隊分塊看露天電影。西南防疫大隊是最顯眼的一夥小姑娘，放映前必定有人指揮集體唱一番歌的。嘹喨的歌聲驚動了在場的所有人，投出了羨慕讚賞的目光，都稱這伙姑娘真活潑（男青年極少）。在芒市深入寨子，作治瘧防瘧一段時期後，又開始整編分配到各個基層衛生所。因此滇西各基層衛生所的墊基人，都是我們西南防疫大隊的人。部分回昆明省衛生廳，省衛生防疫站，我們的領導就留在省級單位。

最後我和戰友陳華英被分配到畹町，中華人民共和國畹町交通檢疫所，當時這分配算是得到很大的照頋。畹町解放初期很繁榮，單位很多，有鎮政府，公安局，工委會、海關、進出口公司、郵電局、新華書店、小學校。那時沒有政府的公立醫院，幹部看病都找兩個私人醫生看，醫療條件極差。在畹町，各單位幹部基本上都是外省人居多，尤其海關，除業務需要兩個少數民族作翻譯外，大部分都是外省人，上海人居多。當時的眾多年輕幹部都是未婚的，單位多，幹部多，老百姓少。那時畹町是一個重要進出口口岸，畹町也有不少的個體進出口商人，解放初期畹町進出口貿易也較繁榮。單位與單位之間都像一個單位的各個部門和不同工種的同事，相處很和諧，我常成為眾多文娯活動的骨幹領頭人。每到晚飯後把多數年輕人集合在小學校球場上，教他們跳新時代的蘇聯青年集體舞，當時大家的精神生活都感到過得非常充實。那時常鬧有特務混入境內，我們醫務部門也常配合公安部門上山下鄉深入敵情工作。

195年，省衛生廳辦了衛生人員進修班，我在那裡進修業務。歐陽泉曾以團支部的名義，每天下午晚飯後都到學校找我，談我的入團問題，那時我正極積申請加入青年團，均以考驗為由，被組織長期關在團的門外。到最後他表態，如我答應作他女朋友了，他可作我入團介紹人，同時可把他到畹町工作的實際身份告訴我。同時，為了破一個特務案，他馬上要調離畹町公安局，去到一個中學破這個案。如我答應他了，他可把詳情全部告我，我不但未答應他，我還到工委書記黎明處告了他一狀。我說：如果我是特務，歐陽泉不就為了個人問題出賣了組織。後來他再也不糾纏我了。但他還是托這書記—黎明作了我很多工作。再回顧往事，如果當初答應了歐陽泉，我後二十二年的災難可能就逃脫了，這是命運的安排。一點也不後悔、也不遺憾。

一次有亊去昆返回途經保山時，遇見畹町貿昜公司經理王源深，他來保山總公司開會並調貨返畹町。這人我對他印象極佳，是畹町鶴立雞群的一個人才，才華出眾，對他有高不可攀之感。那時交通很不方便，從昆明至畹町，木炭車要行走五天，我同一位龍陵中學老師家屬同路，正找車返畹、她返龍陵，王知道後約我們第二天同行。當天約我到保山易羅池散步談心，了解了我的入團申請情況，他願作我的入團介紹人。那時他是後補黨員，團支委員。第二天一同回到畹町後，從此我們就經常頻繁交往。直到1954年，確定了我倆的戀愛關係。姑娘們都以羨慕的口吻說：小林找着一個白馬王子了，和貿易公司的王經理好了，叫他們請吃糖。

工委書記黎明調德宏州財辦任主任後，他也把王源深從畹町貿易公司，調州百貨公司負責，我倆於1955年1月8日完了婚。1955年王源深調保山黨校學習，接着參加肅反運動。在他入黨時交待了一個社會關係，在家鄉江蘇如東讀高中時，參加過一個群眾組織的淮海劇團，後來聽說裡面有一團員是國防部二廳的，因此王源深就被懷疑，說他也是國防部二廳的成員，他時年才十七歲。肅反中要叫他交待，他什麼也沒做能交待什麼呢？派人到他家鄉去外調，什麼也沒調查出，但還是把他內控起來，不給他回德宏州百貨公司了，不下結論掛起來。把他又安置在保山百貨公司。1956年，我從畹町衛生所調到保山州人民醫院，現今的保山市人民醫院。

我調至保山的第二年，1957年，整風運動浩劫性的災難降臨我們全家。丈夫是當年南京二野軍政大學的特級學習模範，同時在全體學員未提干前提了干，劉伯承是他們就的校長，鄧小平是他們的政委，是進軍西南的軍政幹部。正是年輕有為風華正茂的青年，可雙雙都在那個劫難年代被打成右派，成了時代的犧牲品。丈夫不僅被劃成右派，還被強加了一頂莫須有的歷史反革命帽子投入冤獄。我也受到株連被劃成右派。留醫院，監督使用。

當時我帶着不滿周歲的女兒，身懷尚未出生的兒子。苦命的兒子在娘肚裡就陪娘去接受批鬥。在全院的批鬥大會上婦產科醫師王佩蘭，大聲喊叫說：右派分子林惠清，你丈夫在肅反中被批鬥，你哭什麼？你界線不清，你同情你那個反革命分子丈夫。你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言行，說明了你要推翻共產黨，林惠清你說是不是？我答：是。王佩蘭接着大叫：林惠清你狡猾、你矇混過關。你有那樣大的能力推翻共產黨嗎？我心想：按你們的批判承認也不得，不承認又要罵我頑固，反正這種場合有理說不清的。我就不吭氣，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吧。辦伙食的亊務人員，夏發舉大聲叫嚷說：林惠清，你的資產阰級思想太嚴重，職工食堂人人滿意就你意見多。你們說林惠清的資產階級思想嚴不嚴重？

我曾給青年團提一點建議說：每星期六的青年團員的組織生活，非團員，應取其自願參加的原則，不能強行規定參加。當時的文娛活動都在每星期六晚，因此，喜歡參加舞會的年輕人都非常珍惜每個周六晚的舞會。為此犯了大忌，批判我攻擊青年團；給某個黨員提了點意見，又說我惡毒攻擊了黨。黨員也成了黨的化身，黨員不能接受群眾監督，黨員是神是完人；給某個領導提了點意見，又是惡毒攻擊了共產黨的領導幹部，用心何在？不就是要誣陷、強加給我想推翻黨的罪名嗎？給工會提點合理化建議，又批判我攻擊了工會。嘴和語言都不能用，如是啞巴，可能就會免其災難了。

在接受批判期間，時時有人監管，睡覺、吃飯、上廁所，都有看管人員緊跟。上廁所，遇見好心的同亊，她們也會給我一些安慰，“多保重、想開些”。這情分我時時記在心上。我們是外省人，除丈夫女兒外別無親人，為了革命來到雲南。而今舉目無親，身陷絕境，能得到一點同情是會牢記心間的。

運動結束後，我在待產期間，帶着惟一相依為命的女兒，寄住在看管我的極積分子家中。1958年5月14日中午下腹部陣疼，要臨產了。告訴看管我的施仁玉，臨時給我找了一老大媽，作為產後護理我的人。到了醫院產房，由同事楊琴芝接生。己到晚飯時刻，腹部陣縮性疼痛，加之肚子又餓，身邊無一親人，心裡十分酸楚，眼淚不禁滾滾流下。我相信，丈夫此時此刻如果知道他的妻子正在為難，不知他要如何心疼落淚！由清潔工到大夥食團給我買來一碗飯菜，強忍着吃下。七時許，苦命的兒子呱呱落地，來到這無一絲溫暖而冰冷酷似地獄的人間。

兒子出生後，父親被判刑十年，送灣甸農場勞動改造。臨行前要求父子見一面。我單位搞組織工作的徐愛卿回覆說：組織不同意，影響不好。難道講人道的共產黨人，還不如舊社會的國民黨？國民黨監獄中關押的革命人士共產黨人，國民黨政府還允許他們的親屬監獄探監的，為何講人道的共產黨人，就那樣無人性呢？！直到丈夫減刑兩年，刑滿留隊後，一個九歲多一個八歲多的孩子，父子竟到相見不相識的悽慘境地。

正值饑荒年代，我飢不果腹，孩子尚在嗷嗷待哺中。我去勞動之時，無人看管兩個孩子，我門前有兩棵大柱子，只好把兩個孩子，一邊用繩子把大女兒拴在一棵柱子上，把幾個月的兒子放在一個木坐車裡，又拴在了另一棵柱子上。

在那艱苦的歲月里，不是什麼勞動改造，而是用勞動給你重重困難來懲罰和折磨。受人歧視精神壓力太重，我實再無法忍受下去之時，就偷偷跑去整風辦公室要求，我願去潞江農場監督勞動，願去接受肉體折磨，精神上的壓力我無法忍受下去了。

在我多次要求下，整風辦公室批准了我的請求。於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八日，由護理員王秀珍，把我母子三人送去潞江農場場部交接。接管幹部叫我馬上把兩個孩子送場部托兒所。兒子尚在哺乳中，我把孩子交付託兒所保育員。我離開時，兩個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叫要媽媽。我強忍着心中的淚水，離開了兩個可憐的孩子，去迎接新的勞動改造。

我分配在離場部不遠的八一隊，定我農工副一級：十三元五角的工資。孩子的全托費為一個孩子八元，兩個孩子一共十六元，我月工資只有十三元五角，除去我每月伙食費六元，還剩七元五角，我是無法支付兩個孩子每月十六元的全托費用的。困難也要送，這是農場鐵定的制度。我無親人接濟，也無其它收入，只好每月打欠條。

八一隊是個種咖啡、甘蔗，稻穀，以經濟作物為主的生產隊。這農場原名軍懇農場後改為潞江農瑒，以轉業軍人和懇荒隊員為主，全瑒有一百多名右派分子在此監督改造。分散在各個生產隊和工業隊、畜牧隊、建築隊。接待我的是一個轉業軍人趙如玉隊長，北方人，瘦高個三十多歲，對人態度很和藹，把我安排跟一個單身女工王老媽。行李順理鋪好床後，趙隊長叫我同那些女工，撿脫了売的咖啡豆分級。後來一天和女工一道去咖啡苗圃澆水，女工們肩上挑着一擔水小跑，嘴裡唱着歌，看起來勞動是多麼輕鬆愉快。工間休息了。在地頭上坐下來，開工了，哎呀！扁擔和空桶才落肩上，雙肩就給我疼的不行，這真的過勞動關了，咬咬牙也要忍着干呀，腳也像灌了鉛一樣邁不出去了。還算好，看我狼狽的樣子，工人們也很同情，不為難我。和女工們第一次捲起褲腳下田，綠油油的秧苗，多可人。女工們看見我捲起褲腳白嫩嫩的一雙腿，互遞眼神小聲說：你看那個小右派那雙白嫩嫩的腿，今天叫她好過。下田後，秧苗就像鋸子口一樣，鋸在了我尚未經過改造而嬌嫩的肌膚上。不一會腿上鋪滿了一道道的血痕，血痕周圍水腫，就像一條條的毛蟲爬在滿腿，鑽心的痛。

隔八一隊有半華里路程的燎原隊，原是一個青年集體農莊，解放初期保山的社會青年招去成立的，後和軍懇農瑒(即潞江農瑒)合併，建成一個燎原生產隊。班長朱祥雲北方人，轉業軍人喳喳呼呼，中等個偏瘦，眼晴看起來有點毛病，給人的感覚不是個正直人。通知我去燎原江邊甘蔗地撿甘蔗根，每人帶一對畚箕一條扁擔。一個班出發，十一二人。江邊甘蔗地全是沙土，把上季的甘蔗根拾在畚箕里挑到地邊備耕。根都干透了，也裝不下太多，擔起來很輕鬆。幹了不到半天，感到腳底板有些生疼，後耒越來越疼像刀子割一樣疼，脫了鞋一看，糟了！腳底板被沙土鑽進鞋，它有吸水的作用，嬌嫩的皮膚全是一些裂口，一道道己出血的口子，走動起來鑽心的疼。情急之下，我跑去一小山包無人處把我的一件真絲的汗背心脫下，撕成兩寸左右寛的條，把裂口一條條緊緊包紮起來，才算勉強渡過了難關。去勞動不習慣戴草帽，戴着就像頭上壓着千斤重壓一樣，為了減輕身體負擔，到勞動時總會把頭上草帽取下放在一邊。不幾天受強烈的紫外線照射後，除眼眶周邊外，嬌嫩的臉部肌膚由充血發紅，進而變成了勞人民本色。這就是叫你從肉體上的改造，進而達到改造你思想的目的。這也充分闡明共產黨對改造敵對分子的一種手段。

好不容易盼到了星期天，去看看兩個幼小而得不到爸媽疼愛的孩子。去到場部托兒所，女兒遠遠就看到他們的媽媽，連忙撲到了媽媽懷裡，連忙給媽搬來一把小椅子，直叫媽媽坐坐，女兒的聲音是沙啞的，肯定離開媽媽後哭啞的，弟弟吶！女兒進到屋裡把弟弟牽着出來，表情呆滯。我叫，冰冰到媽媽這裡來。兒子落地，給他的只有冰冷和悲涼，而迎接到這世間來的，是沒一絲溫暖的人間地獄。因此取名冰冰。兒子幼小的心靈上，可能早就知道人間的滄桑冷暖。他從沒童真的笑容，面容時時帶着幾分憂愁。什麼是幸褔和快樂，他從未嘗試過。我去把我那從不會笑的兒子摟在懷裡，親親他的面頰，他也沒反應。我心疼我這還沒見過爸的兒子，爸對他來說還不知是個什麼概念。臨別時，女兒和兒子都哭得只叫要媽媽。我忍着內心悲哀，離開了兩個可憐的孩子。

新的勞動又開始了，朱班長通知去開荒，浩浩蕩全隊人馬。我奇怪這大樹樹蔭下又涼地又寬，為什麼都擠在一堆沒有遮蔭處，我就在這寬寬的樹蔭下個人挖，還不到工間休息我的雙手掌就打起了幾大個血泡，再挖就要破了，一個好心的貴州轉業軍人，個子小小的四十來歲，一臉慈祥。他知道我是四川人，也是部隊下地方的，就輕聲細語的說：惠清，你怎這樣儍，這大樹下，樹根巳把水分吸乾了，因此地板難挖。啊！我才知道人家都擠到大樹外去挖的原因。乘工間休息連忙回宿舍，拿了一雙羊毛手套戴在手上，否則泡馬上會破的。由於白天開荒太緊張，晚上睡着後，發夢起來在床邊摸來摸去地還在開荒。弄的人一夜精疲力盡。接着大躍進與天斗與人斗其樂無窮，幾乎沒有休息天。白日夜晩加班加點，生活吃大食堂，油星子也不見，乾鍋炒菜，蘿蔔用鹽水炒，炒岀來是苦的，也只能強忍着填肚子。為抗旱澆咖啡水，晚上等水加班，每人拿一扇鐵瓢，就坐地邊頭靠在兩腿間打盹。天又冷，也要強忍着又冷又餓的寒冷夜晩，等水流淌來澆灌苗圃。

赧湖工業隊是一個又榨甘蔗熬糖又將甘蔗渣烤酒的工業隊，需要成立醫務室，就把我由八一隊調去了赧湖糖廠。業務不多，也就勞動和醫務兼顧，沒有業務時參加烤酒車間踩踩酷，因此勞動就輕鬆多了。工業隊支部書記錢萬昌，上海人，工人出身，後來參軍，隨部隊轉業軍懇農場。三十多歲，文化雖不高，但還有些理論水平，開會講起話來滔滔不絕，邏輯性也很強。在轉業軍人里算是有水平的了，他對我也比較好，從不亂批評我們這些右派。一次春節晚會，場部要各隊出節目，工業隊就由戰士演出隊的董學州編排了一個雙人孔雀舞，男角由他本人跳，女角由我跳。演岀的效果非常好，得到了好評。後來在一次匯演中，場部選中了我們這舞蹈去參加匯演，由原雲南省軍區文工團紅極一時的詞作家潘震作我們的導演。匯演結朿後，我這個右派分子得了一個個人優秀獎。在當時右派能得這個榮譽，確實來之不易，奨狀我至今還保存着。它也記錄着我的過去，記錄下了我的歷史。

在文化大革命前，我算是農場的文娛骨幹，什麼文娛活動少不了我。一次省花燈劇團去芒市采風后，來農場匯報演出。白天開太陽舞會，我是文娛骨幹也去參加。這浪漫的太陽舞會，每人發一頂傣族小竹編帽，以防太陽照曬。毎跳完一曲就插演一節目。

那時工業隊糖廠的住房緊張，我的醫務室，是把一家三口人十多平米一間的住房，隔成兩半間，他們住里半間我醫務室住外半間。我外半間對着門還要用草簾隔出一過道通進里半間住房，我的房門也只用一張草簾掛起來遮遮羞，也只能攔君子，攔不了小人。一天晚上，月光從窗戶外射到我的床上，我帶着兒子睡到半夜，突然，好像有什東西刺到我的臉上，把我刺醒了。我睜開眼睛一看有個男人在我的床邊上，一看是我裡屋的楊世濤。我就叫起來說：楊世濤，滾！他嚇的屁滾尿流地連忙跑了。因種種原因，我決心要離開工業隊，去到了上江住在崗黨隊部。崗黨、蠻黑兩隊巡回醫療，因此也較自由。在兩個隊都可買飯票，從此就再也沒餓過肚子了。

藥品用完，要到崇崗點上去領，那裡是醫生劉輝負責，還配有一個化驗員朱家琴。離崗黨隊有三四公里左右，都是山路，遍山樹木有點似原始森林，醫品完了必需去領。那天天色陰沉沉的，下午出發，到時領好藥該吃晚飯了，劉輝留我吃了飯走，回去也趕不上晩餐了。好，吃了走！天又下着蒙蒙雨，飯後趕快上路，才走一半路天就黑了。背上背着藥箱，天上下着小雨，心裡太害怕。怕野獸，怕老虎，藥箱裡放着一支手電筒，作預備夜晩出診用的。我聽說老虎怕強光，手電筒開着它就不敢來了。都是山路大森林，快快的走不敢耽誤，快到了，到傣族寨子水溝邊了。必須跨過大水溝才能到自巳隊，情急之下路又滑一跤跌到溝里，又怕藥箱進水，連忙把藥箱高高舉起，從溝里爬起來，全身都濕完，真想放聲大哭一瑒。

我巳很長時期沒有見過孩子了，我很耽心兒子。向隊長請了兩天假去看孩子，和一個女工同路。她的丈夫也是個復員軍人，冤冤枉枉被整去勞改，去托兒所把兒子接回芒市寨。當天到場部托兒所一看，女兒活潑有那些阿姨疼愛，沒有問題，兒子的健康情況不容樂覌，一看就是營養不良性浮腫。腳面巳腫的開裂，眼神呆滯，看見媽媽也無任何反應。我必須把兒子接走，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我和那個女工一同去找瑒長田德恆。這個瑒長除了好色外，一般還是心地較善良的。我把我兒子的情況向田場長敘述了一遍，也忍不住熱淚盈眶，他當時就應了我的請求，批了一個條子給我，我們當天就背着兒子返回了芒市寨。兒子在我精心的調理下身體一天天好起來。有了媽媽的呵護，得到母愛的孩子，慢慢的面部也呈現了原來少有的笑容。

1962年全瑒右派集中集訓，我們集中到了八一隊，集訓的最終目的，就是作思想攺造總結。大女兒該上學了，我不能再去芒市寨不照管兩孩子了，集訓結朿後我回到了八一隊，把兩個孩子從場部托兒所接到了身邊。孩子接回後我負擔加重，一邊要撫養兩個孩子，一邊要加強自已的攺造。沒有床，自己去抱了幾捆稻草靠牆鋪在地上，到垃坡堆找了十幾塊土箕圍在稻草兩頭，再找了一塊木方作為床檐，母子三人就這樣睡在冰冷的地上……一個單身女人領着兩個年幼的孩子，沒有丈夫的扶持加上經濟的無助，舉步維艱。

記得孩子四五歲時，我曾經向場領導請假，帶着兩個孩子去灣甸勞攺農場看望他們的父親，給他們父子見面。孩子己出生幾個年頭，他們還不知自已還有一個爸爸，沒有父親的概念。他們看見別人的孩子有爸爸疼愛，兩孩子曾經問我：媽媽，我們有爸爸嗎？我忍不住眼淚撲撲流下。我說孩子你們有爸爸，媽媽帶你們去看爸爸，你們想爸爸嗎？孩子答：我們想！我們想爸爸。我說爸爸也在想你們，因此萌發了請假帶孩子去灣甸農場父子見見面。而得到的是想不到的回答——共產黨還統治不了你？不准！想不到共產黨領導下的當初，會是天下烏鴉一般黑！我茫然……

孩子一天天長大，經濟負擔一年年加重，工資原封不動的十三元五角，我只得去接點女紅的活做，得點報酬以添補家用。而得到的反應是，我開地下工廠，比他們轉業軍人收入還高，可能嗎？

為了生活，我去隊部向隊長要了一條牛，給才六歲的兒子中午和下晚放學回家時放，每天能得一角銭添補家用。可好景不長，又被轉業軍人的孩子爭去放了，按理他們是不缺這一角銭用的，他就是要同你過不去，我自然爭不過他們。

丈夫減刑兩年，刑滿留隊後，經軍管會批准，丈夫把我母子三人接到灣甸勞改農場。到那裡後卻得到了不合理的待遇——除勞動同家屬在一起外，每晚必須參加留隊人員學習，到砍留隊人員工資時，我的工資待遇也同留隊人員一樣被砍。我找到了灣甸農場管教幹部張継生論理，得到的結果是變本加厲，取消了我每月十八元的固定工資，取消了我的公費醫療，勞動以計件報酬。

我在勞動中決不示弱，超出了常人的毅力，工效在全家屬中名列前茅。連放假回家參家勞動的年輕力壯的中學生，也趕不上我。我沒被他們整垮相反鍜煉得更堅強了

每天要完成兩千公斤甘蔗定額，要把甘蔗一棵棵的放倒後，再用甘蔗刀把甘蔗尖砍下留種。然後把甘蔗全棵用刀削乾淨，一棵棵放理整齊，每捆必需同等差不多重量，再用甘蔗尖葉一捆捆紮好，由統計員過秤後，點清數量自已抬到指定地方碼好。我因雙膝關節受過傷雙肩無法負重，因此請人抬就必須加定額。定額到了兩千三佰公斤。一天我不小心鋒利的甘蔗刀砍滑到我的左膝蓋上，傷口有小孩的嘴巴大，鮮血直流。我慢慢去到隊上醫務室，張澄清醫生幫我傷口縫合包紮完畢後，我又回到工地。堅持完成了我的定額後才收工回家，否則我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如何解決？

去到江邊薅花生棵間的鐵線草，鐵線草根串得很深，鋤頭無法使用，只能用雙手去拔那些鐵線草，手就像釘鈀一樣在花生棵間抓撥，拔輕了鐵線草根深無法拔起，拔重了堅硬的鐵線草就把肌膚給深深的靱破，鮮血直流。早有準備把放在口袋裡的膠布把傷口纏上又繼續干，否則定額完不成，就拿不到足額的工資的。一家五口人的生活，是無法解決的。在甘蔗地里培甘蔗土，打甘蔗葉把手和臉劃破，如果遇上下雨，汗水和雨水流在破口上就鑽心的痛，還得忍着痛干。定額管着你，否則你一家的生活就成了問題。在勞動中手巴掌上的繭子礳的老厚，常常要用剪子把它一層層剪去，否則你鋤頭都無法操作使用。真正的成了勞動人民的一雙鐵爪子，共產黨通過對你形體上的改造，進而達到意識形態的改造——這一套夠毒的了。

由於生活負擔加重，大女兒才讀到小學五年級，就把她停學回家參加勞動，那時女兒才十一歲，算是共產黨統治下使用的童工吧，同成人干着同等的勞動。一年之後，女兒到我跟前哭着說：媽媽，我想讀書。看見女兒這個樣，我很心疼。女兒是一個好學，品學兼優的好孩子，從小在壓抑環境生長，膽小怕亊，連傣族同學都敢欺侮她。父母說一不二的乖孩子，我再也不忍心給她再勞動下去了。我們多艱苦一點也要給孩子上學。女兒復學了，每學期都名列前茅，品學兼優，讀到了初中畢業。去報考中專，成績第一。在政審中被淘汰了。父母都在勞改農場，怎不被淘汰呢？！

書無法讀了，在隊上被安排在茶葉房，制茶車間學制茶。一天在車間勞動中被車間吸塵器的扇快口削斷三個指頭。在農場醫院技術有限的條件下，算幸運的，中指和大拇指接好，食指尖沒把握的情況下摘除，傷口痊癒之後，把女兒安排在了場部托兒所帶幼兒。女兒利用空餘時間，向留隊人員醫生自學英語，在她勤奮努力下，自學成才，成為了一名合格的中學英語教師。現仍在保山第六中學任教。

我和丈夫在農場，1969年又添了我的三兒子。三兒子聰明伶俐可愛，在艱苦歲月里，他也能給我們帶來不少的家庭樂趣。除了艱苦的勞動之外，我和丈夫也常苦中求樂，在留隊人員的文娛活動中出出節目。丈夫嗓子好愛唱，留隊人員聯歡晚會上他唱我給他二胡伴奏，也獲得全場掌聲。也在自己精神生活上增添了不少樂趣。

一九七四年，場裡需要醫務人員，我調到大窩子隊醫務室，後又調到女留隊和女犯隊醫務室。在此工作期間，我不會像那些犯人醫生一樣，在管教幹部跟前畢躬畢敬，唯唯諾諾的。管教幹部劉學嬌，帶犯人慣了，我的正常態度她好像接受不了，隔三岔四的對我老找些話說。我不管她那套我干我的，最後她惱羞成怒，把我開醫務室的鑰匙給收了。開不了門我就不上班，後我找軍管會的趙連長說，不知我有何錯，劉管教把醫務室鑰匙給收了，我無法進去上班請求趙連長解決，我好幾天沒上班了。軍管會了解情況後把鑰匙還了我。

二兒子初中畢業後，去昌寧卡斯農村當知青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去到公社，公社書記給他們講話，在勞動中誰表現好，誰先分配工作。兒子冰冰也是個老實孩子，在勞動中任勞任怨，從不偷奸耍滑。年終他分紅最高，除了自已一年的口糧外，還分紅一百元。七十年代分紅一百元已是一個不小的數字，而同農場的幹部子弟，不但分不得一分銭的紅，連他自己一年的口糧銭還要叫他父母掏腰包。公社對我兒子的鑑定也最好，但公社書記的承諾最後沒兌現，表現不好的幹部子女最先分了好工作。

三兒子美術專業畢業後，分在隆陽區幼兒園辦公室，外兼做蘭花生意。蘭花生意賺了一筆銭，在保山有名的蘭花狀元，養蘭能手。買了兩套別墅，豐衣足食。

孩子們各個爭氣，不用我操心，我們全家過得和和睦睦美美滿滿，我雙膝關節通過兩次手術後，功能已全恢復。唯一不足之處，老伴早逝，早期他受了不少折磨，到頭來好日子他享受不到，為之悲嘆！！

苦難拾遺

董建民

我出生在保山板橋街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里，1949年初中畢業於遠征中學---這所學校從校長到大部分教師都是中共地下黨員或盟青成員。在進步思想的影響下沒有繼續升學，1950年初剛滿十六歲的我就毅然參加革命工作，分到保山地區稅務局，送雲南財校學習稅政業務。結業後分到到昌寧縣稅務局工作，1952年加入了共青團，不久就提升我當了更嘎區稅務所長。

1958年元月參加縣委組織部的學習班，學習整風運動。為響應黨的號召，要站在運動前列起模範帶頭作用，懷着一顆共青團員熱愛黨、幫助黨整風的虔誠之心，向縣委書記劉貴成的官僚主義提意見，寫了一張“張冠李戴”的大字報。正是這張大字報，把我推下苦難的深淵，批判我攻擊縣委、藐視縣委、醜化縣委，就是反社會主義、反人民，戴上右派帽子，開除團籍，開除公職，送潞江農場監督勞動改造。

春節沐禮

首先承認，“沐禮”二字是我杜撰的。

春節，大年初一，是歡慶、愉快的日子。但1958年春節。卻成了我悲痛的日子。這天昌寧縣委整風辦公室，在縣文化宮廣場召開了一個群眾性的批鬥右派分子大會，大會由整風辦公室主任、副縣長李成美主持。參加大會的人數上千人，各機關的幹部職工，工廠工人，學校的教職員工及學生，城鎮居民，郊區農民，工商業者通通都動員來了。由公安局幹警維持秩序，李主任言簡意賅宣布“右派是反動派，是敵人，是專政對象，要堅決打倒，決不心慈手軟。對他們的反動言論，要揭發，要批深批臭。”30多名“右派”被帶到廣場，接受批鬥。我是平時天天與群眾打交道，特別與工商業者關係密切。那時在政治上對稀有工商實行限制，經濟上打垮，“是一場階級鬥爭”。工商業者把一切不滿情緒乃至仇恨都發到我頭上，批鬥我是他們最開心的事。污言穢語不在話下，且以實際行動表示對“右派”的“唾棄”，把我滿頭滿臉滿身吐髒。這是一個特殊的洗禮吧！回到住處，只好全身上下里外沐洗一番，這就是“春節沐禮”。

飢餓襲來，命不值錢

先後從各地送到農場監督勞動改造的右派男女約110人，來自保山地區，德宏州各縣及來自昆明編成兩個勞動大組。一個組到老橋隊，一個組到八一隊進行開荒，勞動強度很大。天亮出工，日落收工，苦得筋疲力盡，大部分人手起了血泡，疼痛不止，仍堅持勞動。開荒結束後人員分散，有的修水庫，有的種菜、餵豬、放牛，有的搞建築，有的搞修理加工，有的榨糖、烤酒，有的搞農業生產，有的搞醫務。右派各項業務的人員都有，不論搞哪種工種，對右派都是嚴加管理。重活、臭活都分給右派去干，視為奴隸看待，稍不順眼就被批鬥、挨打，是家常便飯。

在大躍進的年代裡，晝夜加班加點勞動，糧食數量的減少，從原來的35市斤減為24市斤，飯吃不飽，勞動強度大，大家就找一些野菜充飢，營養差，很多人得了浮腫病，身體消瘦，有的病死。劉宗英系保山公安分局特派員。1959年12月在赧滸隊榨糖組，組長袁常清叫他築一個裝糖沫的缸，用土築。缸高一公尺，寬一公尺，長兩公尺。他沒有搞過建築，沒有經驗，待糖沫盛滿後，缸就倒了，就加給罪名，有意搞破壞，對他五花大綁的捆了起來，進行殘酷的吊打。打得尿從褲內腳流出來，手被吊殘廢了，隨着身體的消瘦，得了浮腫病不久就死了。

撿豌豆和爭搶死水牛肉

在1962年的一個星期日的下午，為了填飽肚子，休息時，到打豌豆曬場去爬着撿豌豆。撿了一小時多，共撿得豌豆3市斤，每人都搞得滿頭滿臉滿身豌豆葉、杆，一個看到一個好笑。想當年都是共產黨員，儀表堂堂的縣局級幹部，如今成了這樣狼狽不堪之人，真可嘆也！

1962年在一個公休時間，有人發現路邊不知從哪裡順江衝來到怒江邊有一頭死水牛，已有臭味。人們為了填飽肚子充飢，一齊往江邊跑去，用鋤頭挖開了一個口子，你撕一塊，我撕一塊，爭搶不止。煮熟後只放有一點鹽巴，其它什麼配料都沒有，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得了一頓飽餐。

幸而未感染疾病，人們才真正體會到什麼是“飢不擇食”。

1966年全國開展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監督生產人員不准介入運動，只准規規矩矩接受勞動改造；不准亂說亂動，違者受到批鬥。場裡每次召開群眾大會，都把監督生產人員押入大會場台前，低頭站着示眾，接受教育。受到批鬥者，由工人糾察隊兩人押解一個，將手背扭向身後，按住脖子推向大會台前跪下，進行批鬥。這種押解式叫做坐噴氣式飛機。隨着運動的發展，以後造反派分成兩大派，監督生產人員都要接受兩派的監督改造，聽兩派的話，服從兩派的工作安排，不得拒絕。那時我在老橋隊生產勞動，有一天工人開會，放牛、餵豬沒有人，八五派的人按片叫我餵豬，隨後五二三派的人來叫我去放牛，到底服從哪派，難死人了。幸而兩派頭頭談判決定，商務上午餵豬，下午放牛，免去了對我的一次批鬥。

究竟是誰瘋了？

右派王新海（安徽人，二野軍大南下幹部，下地方後任盈江縣稅務局局長），老橋隊監督勞動。一天生病請假，沒有批准，帶病堅持勞動。沒有完成勞動任務，說他抗拒改造，進行了批鬥。又給他背上了一條白布標，長60公分，寬20公分，上面寫着“右派分子王新海”七個大字。不論勞動和外出都得背在身上，若發現不背着，就要遭到批鬥、毆打。一天搞衛生，把布標解下來放在一邊了，排長過來狠狠地給了一個耳光，打得他暈頭轉向。有一天去趕街買草煙，到了街上，趕街的人見到他背着布標，哈哈大笑，說他是瘋子（在大中城市背布標，帶袖頭乃司空見怪，而小城鎮卻少見多怪）。小孩跟着他後面看熱鬧，互相呼喚來看“右派分子”啊！有一老者說：“看樣子是真瘋子！你看他不言不語、目光呆滯，對人們的嘲笑毫無反應。無知頑童扯他的布標，也不理不睬，不知是何方人士，為何流落街頭？可憐，可憐啊！”老王聽了，草煙也不敢買了，悄悄跑回農場，躺在床上偷偷流淚。

飢不擇食，更不怕羞

1960年大饑荒時期，那時只有交通站口和城鎮的食館才供給少量肉食和飯菜。有個休假天，我約好丁純先到壩灣食堂吃頓飽飯。壩灣離住地約20里路程，走了兩小時才到達，我倆只有糧票和錢，沒有證明就買不上飯吃。唉，本想來吃飽飯，卻挨了餓。咋辦呢？只有厚臉皮去旅店求旅客給代買，但一連求了幾人，都受到“白眼”。最後求了個女旅客，他看我二人面黃肌瘦，給予了同情，替買了兩個客飯。我倆對她感激不盡，兩三下吃完飯後，仍吃不飽，就待旅客走後，把他們吃剩下的飯菜收來吃。但人們都很愛惜糧食，所剩不多，舔了一批又一批客人的盤子，才把肚子填飽。

被小偷打

1974年，一天，李丙全（右派），原工業局幹部，生病請假在家休息，工人釧光祖（管理人員）進屋做例行檢查。見有麵條2包（4市斤），便順手牽羊，被李丙全發現。待收工回來劉玉壯（上海人，“右派”，原雲南民政廳幹部）發現麵條不知去向，向工人排長李金華反映，李金華不信釧光祖偷走，反而說是誣陷工人，晚上召開批鬥會，將李丙全抓出去跪下進行批鬥，釧光祖喪盡天良，對李丙全進行殘酷打罵，說污衊陷害他偷麵條，真是天理何在。

我的大哥和侄女

我長兄董先，早年是一個愛國熱血青年。1938年，日本侵略者大肆向我國進攻，要滅我中華。全國各地掀起抗日高潮，不願做亡國奴。長兄原打算到昆明求學，後投筆從戎，參加雲南部隊58軍奔赴抗日前線，參加台兒莊戰役與日寇血戰。在戰鬥中腿負了傷，堅持不下火線。傷好後，仍歸隊出征，直到抗戰勝利。1945年退伍，回鄉協助父母小本經營，撫養老少，純屬一個愛國抗日軍人。但在文化大革命時，受瘋狂的極左路線的迫害，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受到殘酷的鬥爭，身心遭到極大的摧殘。尤其殘忍的是，每次都要抓親屬子女陪斗，當面用刑，群毆與吊打。他的孤女，幾次被嚇昏，終致神經錯亂而變瘋。時常抱頭尖叫：“莫打呀！莫打啊！”隨即倒地昏厥。那年她剛滿18歲。因經濟困難，無錢醫治，病越拖越重。那年月，在“無產階級革命派”控制下的醫院，像她這樣的“黑崽子”是不准醫治的。可憐的姑娘，一歲時母親就患鼠疫而去世，從小失去母愛，與父親相依為命，苦度時光。而今父親遭殘暴，她如何受得了！我也被打成“右派”，處於勞改中，眼睜睜望着他們，無力救援。1969年，我的妹妹看到她的不幸遭遇，伸出了溫暖同情的手，將她接到貴州安順，經過一年多的調養醫治，病漸漸好了。但她看到家庭的遭遇，19歲還依靠姑爹和嬢嬢撫養，思想極為痛苦，認為活在世上沒有意義，遂投河自盡（死於安順郊區的水庫里）。長兄董先已在病中，因遭多次毒打，和“歷史反革命”的精神壓力，女兒自殺的噩耗傳來，悲痛不已，病情日益嚴重，終於無救，於1973年含冤而死。直到1980年政策落實，經複查不屬於歷史反革命分子，屬於抗日軍人，才恢復名譽。

我這一生

張忠獻

1929年我生於阿詩瑪的故鄉——雲南省路南縣石林鎮。自幼在村中讀小學，畢業後考取路南中學。初中還未畢業，因家貧回家務農。1951年參加雲南軍區幹部教導團到昆明小板橋學習，結業後轉到雲南財政學校學習，畢業後分到保山地區龍陵縣工作。參加過土改複查，後調入潞和小學任教，繼任教導主任。

1957年整風運動中，與我相識的一位女友，知我尚未結婚，就好心地想給我介紹一個其它學校的女教師。因學習時不在一個組，我就寫了一首詩給她，表示我對她的謝意。

弦哥知雅意，落葉識深秋；深秋桐葉盡，風起何淒清？

倦鳥歸飛急，繞林擇木棲；願伊安其所，何憂梧桐寂！

此詩寄出後，有關領導就以此詩為依據，把我打成右派扣上帽子，開除公職，送新城農場監督勞動。

我兄弟三人，大哥死後，大嫂改嫁。二哥身患肺病，二嫂和兒女靠做豆粉賣度日，還要贍養我的老母。我收入少，自身難保，也無錢寄給老母。改正後老母已去世，我寄錢去給母親立碑、修墳墓來補過，但母親已不能享受了。

本來，我想摘帽後回老家，但遙遙無期，只好在熟人的幫助下找了一個居住山裡的農村婦女結了婚。婚後夫妻分居，她仍住大山上。妻子一人撫養子女，除了出工勞動掙工分外，收工在家還要餵豬種自留地。我的長女因感冒但缺醫少藥又照顧不周，結果感染到肺部，送到農場來找我帶她去看病。晚上，排長李金華不准她和我住在一起，後經李幹事同意後才准。

1979年改正後，我本可回原校當教師，但是為了我老婆兒女只好留在新城農場當工人。後來我的妻子生病去世了，兒子承包農場土地耕種。兒子完不成上交任務，廠里就扣我的退休金去抵。新城農場退休老工人被扣的退休金總數160萬元，每人被扣近萬元。我們上告後，退休金不扣了，但已扣部分至今未歸還。人世間只有父債子還之事，哪有子債父還之理？如今，我年過八旬退休金每月1000元，但要照顧子孫。我仍孤身一人居住。子女們要去奔自己的生活，無法照顧我。

陰謀設陷阱劃我為右派

王兆洪

一、簡歷

我出身貧農家庭，生於1933年，在晉寧一中讀半年書，因家裡生活困難停學。我家原籍系江川縣海東村人，為謀生遷來晉寧六街居住，以租田地耕種和做一點飲食業生意謀生。1950年在晉寧黑麻村機器溝任中隊長，1951年在晉寧成立民工大隊時任文化幹事，修昆洛公路。同年調昆明林業幹部訓練班學習林業知識，畢業後於1952年分在屏邊建辦林場，種植藥用金雞納樹，此樹皮可治瘧疾等病。經五年的艱辛勞動林木長得鬱鬱蔥蔥，不料中央決定撤掉林場。1956年，省林業局又將我們調來德宏潞西市遮相建立農場。來這裡建場後，我當管理員。從此，我的人生旅途極為坎坷悲慘。

二、苦累建農場慘遭陷害

建遮相農場時我任管理員工作，常出差辦事，沒有生活補貼。交通不便，常是步行，吃飯住宿都是自己出錢。因此，我的工資常無結存。起早貪黑工作，沒有叫過苦累，一心為人民服務。可是，1958年毛澤東陰謀設陷阱搞整風運動，我落進了陷阱。

組織整風學習，縣委派來楊天明任組長，農場派李建（幹部）寫材料。陳干華騙我發言，劉德勝當監督員參與整風，這幾個人都是極左分子。他們採取各種手段，欺，哄，訛，詐，良心毒，編造謊言，讓忠誠黨的人犯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錯誤，成為敵人，他們個個爭功，騙人發言，配合黨委副書記將好人暗中定為右派。

劉漢章是主帥，他說這次整風運動，主要是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請大家大膽提意見，暢所欲言。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言錯也不怕，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他們好話說盡，讓我無疑。本着一顆誠懇之心，給領導提了三條意見：一、國家支持外國太多，本國人民挨餓，甚者有的餓死（我的父母），打腫臉充胖子；二、家長式領導作風，職工有缺點有錯誤，不做思想工作就在大會上批評，還令寫反省檢討書。職工接受不了，背思想包袱。比如，工人楊秀金趕馬車出差返回時，放騾子在荒地吃草，日落未歸，副書記劉令楊找回騾子，還說它是抗日立功騾子。楊回話，抗日騾子還是吃的草。這個劉漢章就將劉秀金劃為右派，並在大會上宣布。職工們說楊不識字，是個工人，整風小組又改口說定個壞分子。這種違憲違法以權給工人定罪的做法，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黑暗和獨裁。三、我還向個別黨員提意見，進食堂打飯太多，吃不完亂倒，浪費糧食。這就是說，給黨員提意見就是反黨，向党進攻。

上述三條意見引來了我終身大禍，這個禍就是陽謀設下的陷阱。從此在大會上批鬥我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三天。批鬥我時職工沒有發言，只有一人是縣上派來專門批右的人發了言（此人是昆明人）。此人發言空洞，無限上綱，說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嚴重，大有被判刑殺頭之勢。後來才知道批鬥我的人是一個反革命分子，在遮相農場松樹林處被抓捕。這就是好人反被壞人斗的現實。這說明壞人裝好人，裝積極分子，群眾會將他們的身分識別出來。陰謀設陷阱害好人，隨着時間的推移將會被徹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雖被奸人所害，但我問心無愧，心裡坦然。這是因為：一、我提的意見是忠言；二、我干的工作對得起人民和國家；三、我一生沒有做壞事，且做了些善事；四、我出身貧農，從來是擁護黨的，說我反黨完全是陷害。

我在被批鬥中仍天天看報，了解整風運動信息。如郭沫若的文章說，這次整風運動是和風細雨整風。但和風會吹動你的頭髮，細雨會打濕你的衣裳。此時我才意識到，我的頭髮被和風吹亂了，衣裳被細雨打濕了。只有聽天由命等待處理了。果然，次日宣布對我的處分。劉漢章說我是反黨反社會極右分子，隨即派一名轉業軍官，送我到潞江農場監督勞動。這天是1958年4月17日，是我人生中永不會忘的日子。

三、監督勞動中的悲慘歲月

潞江農場是亞熱帶氣候，其地形是背靠高黎貢山，前有潞江急流的水，是一個天然的監獄。被監督人員流放到這裡，就是被牢牢地關起來，插翅難飛。右派在這樣惡劣環境中被監督勞動，常常生病，且吃不飽肚子，又是牛馬式勞動，生浮腫病的人很多，我也是其中之一。只是我年輕體質好才煎熬過來。但我已患上肺氣腫病，又不給醫治，至今仍病魔纏身。

我的勞動地點，起初是在老橋隊。勞動是在茂密的灌木叢中砍樹開荒。在這裡勞動，因植物茂密常抬不起頭，伸不開腰，只有蹲着爬着砍樹，螞蟻又咬，真是活人受死罪。

砍了一會，全身汗水濕透了衣褲，體力消耗很大，筋疲力盡，全身疼痛難忍，似生一場大病，沒有精神，真正嘗到了人生苦頭。

林木砍完後，就挖砌平台挖穴栽植咖啡。為了早日摘掉右派帽子，再苦再累也要爭個前，一天的任務我半天完成。但下午又不給休息，叫我搞統計工作，我只有默不作聲地接下來，並積極完成。

場裡的勞動凡是髒活、重活，樣樣都派我去做，我都超額完成。我們苦累到極限，但等在我們面前的還是受到批評，因為當時場長田德恆是個什麼壞事都干的出來的人。他亂搞男女關係，搞虛報浮誇，是個惡霸，反五風受到懲罰。這個壞蛋從不將監督生產人員當人看待，把我們當做不會說話的工具使用，良心極為狠毒，沒一點人性。

在潞江熬過了苦難的1958年。艱苦悽慘的大躍進，實際上不是大躍進而是大後退。到了1959年，這一年不但勞動強度大，而且天天吃不飽肚子。早上一勺清稀飯，中下午飯是不足五兩米的雜糧飯，還摻有一種麥稈草制的澱粉湯，這對我體力消耗大的人是一個致命的打擊。體耗、肚餓交叉在一起。不要說人，就是一隻大象也經不住這樣的折騰。毛主席啊，人民稱你是大救星，你救了我們沒有？人民得到救沒有？你又把人民稱為上帝，而上帝是管人間不平之事。現在你將上帝壓在腳下，受苦、受累、受壓迫，上帝如此受欺壓，你心何忍。浮腫病不斷的出現，這實際上是一種餓病，要醫好這種病的藥是糧食。只要供糧食讓人民吃飽肚子，病自然會好。可是你不可能做到，人民只有等待着死亡。

有一次，我飢餓難忍扳了一包玉米來生吃，就被批鬥挨打，還有一次也因肚餓撬了一個紅薯吃，肚子疼得死去活來。難友們為我請來李邦傑醫生醫治，他在我肚皮上插上數顆銀針，一會病就好了，他醫德高尚，深受我們的尊敬。

我的慘景接踵而來，在1959年高強度勞動中，因肚餓體力一天天下降。為了活命早日摘掉右派帽子，不管多重的活我都咬緊牙完成。因此，每次評類型，大家都評我一類型；評得這個一類型，對摘去我的右派帽至關重要。沒過多久（1961年上半年），場裡宣布摘了我的帽子。這對我離開這個人間地獄創造了條件。

1959年是我人生最苦難最悲痛的一年。這年我前妻張瓊英（19歲）提出和我離婚，其理由我是右派，是敵我矛盾，我在離婚書上寫了深思再定。沒有過多久又催我離婚，我只好簽字同意離婚。與此還有一個三個月的女兒判歸女方撫養，女兒我起名王晉屏，後因妻嫁了一個貴州苗族岑常德，又改名為岑貴屏。女兒在她媽媽的教育下不認生父了。這些罪過完全是毛澤東的陰謀造成的。

前妻張緊迫地催促我離婚，因有整風小組的積極分子動員她入黨，要和我劃清界線，對我反戈一擊。

當時我25歲，她19歲，都是年輕人，命中注定半路夫妻，離了也好，即使我是山中的一顆枯樹也會有鳥兒飛來栖停。

後來摘了我的右派帽子，分我在芒丈隊當事務長，工作相當繁忙，但場方每月只給工資23元，這和右派時的工資一樣。我的精神負擔仍嚴重，就此我產生了不願在潞江的想法，想着回家扶養我兩個年幼的妹妹（一個5歲，一個7歲）。我寫了回家的申請，批准後我於1962年8月動身回家，選在此時回家才能趕上分大春口糧，若失機就要餓肚子。

場方對我回家沒有給我路費錢，只是用一張舊貨車送我到保山，沒有什麼交代，車就走了。這種淒涼的境況，只有毛澤東時代的左派做得出來，丟盡毛的臉面。這種失德的行為，將會寫入史冊，遺臭萬年。

在保山我沒有住店費和伙食費，總不能到街上乞討，因為我才29歲，是乞討不到什麼的，還要被人羞辱。天漸漸黑下來，又不能等餓和無睡處。於是我決定到統戰部屋檐下住下來，吃飯到食堂，情景極為淒涼。第二天統戰部何祥見到我，我對他說明情況後，何祥給我70元錢作路費。我坐車三天到了我美麗的家鄉——江川縣翠峰公社牛摩村我外婆家（我舅舅叫向正崗）和他們在一起勞動吃住。因為我一無所有，只有投靠我敬愛的外婆。

四、回鄉後的酸甜苦辣

我的家鄉是個美麗的地方，後有青山，前朝湖水，土地肥沃，贊稱魚米之鄉，是人居的最佳環境。

我回家自1962年至1979年共17年學會了種田，拿魚，養豬雞，種蔬菜，還當了民辦教師十五年，建起一棟新房。

在這裡我補寫一下父母慘死的情況。我父親王貴章，身體強壯，是個忠厚農民因碰上大躍進，苦累過度，肚子飢餓去世，終年53歲。

母親向竹香是我外婆的長女，為人賢慧，睦鄰關係很好，勤勞儉樸，在大躍進中又苦又餓，以至知我劃為右派，上吊自殺，終年47歲。

我父母死時無棺入土，人生悲慘，這就是毛澤東造成的罪過，遺臭萬年。

紅山驚魂

湯建甲

一九五八年毛澤東親手搞起“大躍進”，狂風惡浪後，全國城鄉上下神話鬼話鋪天蓋地應運而生，小麥畝產突破十萬斤，稻穀畝產十萬斤，衛星一個又一個上了天，糧食倉庫裝不下了，發動全民討論怎麼辦？吃飯不要錢，放開肚皮吃，吃，吃！真是一幅“共產主義”盛世景象。狂熱之風一浪高過一浪，莫說老百姓不知情，就是周恩來、元帥、將軍等也不知。

潞江農場紅山水庫上了馬，我被點上了名，上了陣。當時口號：趕星星趕月亮……不分晝夜加班加點發揚“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口號超額完成各項任務……向五一獻禮，向七一獻禮，向十一國慶獻禮。右派要脫胎換骨改造自己，爭取摘帽子，重新做人，共同步入美滿幸福的共產主義社會。

開始，我被安排抬“石頭”，二人抬的，四人抬的居多，肩上磨出了“大繭包”，有雞鴨蛋大小，骨頭壓得咯吱咯吱響……手腳被壓傷擦傷是經常事，那時真是把吃奶的力氣都使喚出來了。

建水庫為了要進度，要速度，對“安全”二字僅是口頭文字遊戲而已，炸石頭點導火線時才臨時喊幾聲：注意，注意。還有挖“神仙土”經常傷了人。一天，突然從半山坡滾下一個大石頭，側面將我右腿關節處摔倒，在我倒地後又有一塊更大巨石從我身上翻過，竟然沒有砸傷我的筋骨。如果沒有第一塊石頭將我摔倒，即使不死九成也是重級殘疾人了。

右腿砸傷後，抬石頭不行了。那時，養傷休息是不可能的，腿不能走路，手臂能動，又被安排去打炮眼，老工人扶鋼釺（俗稱炮竿），我掄十磅大錘，不斷呼出：哎喲哎喲，喘氣之聲。有一次，突然失手，大錘砸破這位老工人的手，鮮血直流，我很抱歉，更擔心他打小報告，告我個故意破壞大躍進，這罪名就吃不消了。世上總是好人多，他不但不批評責罵我，反而安慰我說：“小伙子，你又不是有心的，沒關係。”這幾句話讓人熱乎乎的……時間雖然五十多年過去了，我還是從心裡沒忘記這件事，並感謝他的為人忠厚，寬宏大量。

人世間善惡總是存在的，有善也有惡，絕不是清一色的。後來，我也遇到了一個叫李布清的（起義後退伍在軍墾農場當工人），當我右腿恢復了一些後，被派去用木軌、木箱推車運土。我在前，他推一輛車在後，將我的腳後跟撞破大筋都露了出來，流血不止。他不但不說一句道歉的話，還惡狠狠的責罵我：“勞動不出力，磨洋工。”我頂了他幾句，他就用大帽子嚇人……當時無可奈何，暗地說：“理不清，理不清……黑暗的時代真是有理說不清。”

推土車推不動了，又改推兩輪車，從上坡運到下坡，時間長了我的體力在飢餓和超強度勞動中越來越支持不住了，往往控制不了下坡慣性速度，多次連人帶車翻筋頭，摔倒在地，休克多時。一次，在我身邊四五米外發生一次“轟”響，煙霧、碎石、塵土飛揚，隱約看見一隻手在空中飛下，後來證實是馬廷新一隻右手被炸飛，一隻眼睛被炸瞎……

不久我被安排到場部衛生所醫病，那時只要有一口氣，就要幹活，重活幹不了，病人也要去剝花生包，摘咖啡豆……那時“休息”二字是多麼奢華的享受。估計一多月時間，我在場部鐵工組看到馬廷新用僅存的一隻手臂吃力地拉着風箱……後來據說他逃跑，又被抓捕送進了監獄，當抓捕時要給他上手銬，叫他伸出右手發現沒有右手時鬧了一個大笑話……但這是一個哭笑不得的笑話。此人是貴州人，20多歲，是退伍軍人。在農場當職工，對劃為右派的人沒有歧視態度，還幫助我和楊路保等人買些煮熟的食物，給我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但是，好人沒有得到好報，他因星期天上山打獵以持槍逃跑罪判刑勞改。

住在場部時，勞動強度雖輕了點，但是肚子總是感到“餓”，大多數是忍着用意志強迫着嘴不發出聲來。我身邊難友龔琰，就是在無聲無息中停止了呼吸，結束了生命。當被抬出病室放到天井翻倒在地時，幾個無賴之徒還在狂笑：死了一個右派算什麼，埋了算了。也許龔琰死後是超脫了凡塵，不再受這個人間飢餓之苦了。可是我的另外一位難友劉宗英（他是我五三年時的戰友），就是另外一個狀態：床邊上放着一個空碗，嘴裡不斷地呻吟着：餓呀！餓呀！！哪個好心人給我一碗飯吃嘛！叫天天不應！叫地地無聲！就在這微弱聲的掙扎中閉緊了眼睛，離開了人間。當時，我默默地想到，下一個也可能就是我了。

那時我29歲，體重由60公斤下降到40公斤以下。我的身高1.76米，卻瘦到皮包骨頭，全身浮腫。臉上、腳上、腿上一按一個深窩，四肢無力，說話的聲音都含糊不清了。也奇怪，那時一點也不緊張恐慌死神的臨近，甚至還希望趕快死去才好——達到了萬事皆空，“超然”境界。

在那九死一生的條件下，我主動寫下了願與妻子離婚的信、勸她另嫁他人尋求生路的信……她收到信後，不但不與我離婚，還背着一歲的兒子，不辭辛苦徒步星夜走到潞江看我，不怕開除團籍（指共青團）。村上不開給通行證不准許來探望我，這比歷史上孟姜女送寒衣到長城探望萬喜良還要艱辛。在那個物質極端貧乏的年代，她還省衣縮食給我做了幾斤炒米花泡糖，高價從親友處買到兩瓶魚肝油（我緊緊地裝在身上，吃飯時倒一些在飯中，比人參還珍貴），還用棕葉納成鞋底涼鞋給我穿……這讓難友們讚美不已，一時間傳為佳話。更主要的是心理上的及時雨，病體上的強心針、維生素……為此我把施甸作為第二故鄉。改正後，1980年我的老領導謝彥龍親自到施甸我的家中，邀我跟他去工作，被我拒絕了！我一心留在施甸。

農場方面發現由飢餓造成的浮腫病嚴重蔓延，組織了療養隊。我被送進了賽馬壩療養隊，後來又調到八一生產隊從事勞動較輕的餵豬工作……才從死亡在線逃了出來。

應當說：我是幸運的，不僅是活了下來，而且看到1979年的右派改正，恢復了名譽和公職，享受到了退休待遇；更看到二十一世紀黨的新屆領導人改革開放，求真務實，以人為本，重視醫療、衛生、教育、養老事業，取得了輝煌成就，重新煥發起做一個中國人的光榮自豪感。同時，也惋惜許多五七老人不能看到美好的今天。白天，我在思考；夜間，也在尋夢。二十一年的冤假錯案根源在哪裡？按理說：新中國成立後，使白毛女式的人從鬼的境地解放出來變成了人，又為什麼在毛澤東時代從人的地位又變成了鬼！這是“為什麼？”

孫中山先生早在1911年倡導了辛亥革命，廢除了封建帝王制度、奴婢制度……取得了全國人民共識。雖然，袁世凱稱帝，也僅是曇花一現。而1957年後，又只是毛氏為了一個想實現當代秦始皇之夢，發動了反右運動。二十多年鐵幕歷史經曝光後，恢復了被顛倒的真理。正應了老天有眼，法網恢恢，善惡有報之言。再次引用孫中山先生一句話：世界潮流浩蕩，順之則興逆之則亡。

人老了，生命是有限的，人生的終點站越來越近了。人的思想認識記憶是無法儲存，但可用文字記錄下來，不如此就太遺憾了。

多年來我夢見五七難友的呼號聲：“冤枉呀！”呻吟聲：“我餓呀！給我一碗乾飯吃嘛！”辯護聲：“青天呀！天下的是非在哪裡？”一覺醒來好像還是未能徹底解決……怎麼辦？我沒有能力給他們一個滿意的答案。也許，不久我也會突然停止了呼吸，失去了記憶，走上另一個世界……所以，我趕快寫下來，給後人知道毛澤東時代所發生的故事……讓文字去說話吧！

八十歲爺爺答九歲孫女問

湯建甲

春節期間，親友歡聚一堂，其樂融融，飯席間，九歲孫女突然提問：爺爺，你過去當過右派，是自己去當，還是別人叫你去的？右派是好人還是壞人？和漢奸、惡人有什麼不同。一石激起千層浪，驚動了在座的人。首先他爸媽呵斥她“胡說”！其它人用緩和語氣要我不要生氣，是小孩幼稚不懂事。以為我要大發脾氣。此時我卻以為這是一個解答社會上對右派認識仍然模糊的好機會。我輕聲慢語地說：“小孫女今日提出的問題，提得對，問得好！作為小學生，在學習態度上就要有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精神，才會有真知灼見。這種精神應肯定，還要給予表揚才是！”隨後，我作了解答：

（一）反右運動是一九五七年毛澤東以個人權力發動的一場錯誤運動。首先他違背了憲法精神和法律程序，第二他未經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討論和批准，所以是非法行為。

（二）一九五七年毛澤東以號召全國人民和全黨、全軍，幫助共產黨整風，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號召中要保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辮子的政策和原則，這是舉世皆知的事，而且在堂堂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上公布。後來180度大轉彎，變了臉，變了調，還自語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真是欺人太甚，在歷史上寫下百年洗不掉“言而無信”之恥辱。

（三）從上述可知，右派和漢奸有本質區別，漢奸是賣國賊，右派是愛國者。右派是毛澤東整我們，不是自己去當，右派無錯，是毛澤東錯了。所以，毛澤東死後給我們改正了，恢復了工作，否則我現在拿不到退休金，但不徹底。我解答完以後，在座的都很滿意。

接着，我又講了兩個問題：什麼叫好人？壞人？

小孩子看古裝戲憑着白臉，黑臉，花臉決定好人和壞人。

我反而提出一個我是好人還是壞人的問題去讓她猜。

我今年八十歲了，從未做過殺人、放火、欺矇拐騙偷盜之事。年輕時抓過小日本，參加工作後，參加過新民主主義共青團和共產黨，也未貪污受賄，違法亂紀的事，從未享受過探親假，事假，更沒有參加過封建迷信活動。積極響應黨和政府各項號召。卻在反右中被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說我是惡毒攻擊黨的各項方針政策，比美帝主義還反動比蔣介石還頑固……真是欲加其罪，何患無詞！在一九七九年改正通知書上，稱我為同志，只寫在整風中說過一些錯話，不應劃為右派。第二年又補發一份通知：將說過一些錯話刪去。那麼這些錯話是什麼？一個字也未寫上。回想起來滑稽得很，可笑得很，簡直是一場歷史鬧劇，如果有興趣，將來作業餘或專業研究一定能使人悟出許多哲理來。

據統計：一九五七年反右共劃出55萬右派分子，一九七九年改革後改正者達99.25%，執政者可能認為實現了一次善政。可是五十年後倖存者認為從改正通知書上看不出有一句道歉的話，也未看到對受害者的精神、物質賠償問題，這是不正常的。於情於理，也是說不通的。自然我也聽到某些議論：不知好歹，得寸進尺……說明反右的遺留問題不是完全解決了，而是解決得很不徹底，成為一個非常模糊的歷史懸案。這不是好現象，根據我個人觀察：五七老人最小的也是七十以上的人了，倖存的八九十歲的也是朝不保夕，隨時都會不辭而別進入另一個世界。既然我國已宣布，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要構建和諧社會，要做一個對中國對歷史負責的政府。我建議對右派遺留問題趕快成立一個“百家爭鳴講壇”，讓五七老人倖存者站在講壇上與那些不同意見者來個面對面，公開平等的辯論；也請我國或世界專家學者作評判員及時地作評判，把對歷史負責落實到實處。我想這樣總比那些慢慢來，讓那些老傢伙死一個少一個，最多十年二十年死光了，問題就不了了之了，落得個“難得胡塗”要高瞻遠矚得多。

以上是我一席之言，難表萬一，更不敢以一代全，僅書之以紀念。

我被劃右派的冤屈

張占鴻

（妻李濟賢代寫）

我叫張占鴻，出身在一個貧農家庭里，系保山專區龍陵縣鎮安鎮人。1931年出生，年已79歲，文化程度是保山衛校畢業。1949年參加朱家壁領導的邊縱七支隊36團8連當兵，1952年轉業在德宏州民族醫院工作，曾加入過共青團，擔任過團小組長。1957年在保山一中搞整風運動時，響應黨的號召要求我們幫助黨整風，上級領導作報告說，這次整風主要是整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封建主義，希望我們暢所欲言大膽提意見，意見提錯了也不要緊，即不打棍子，也不戴帽子。領導說的話是代表共產黨講的，我句句相信。出自對黨的忠誠，在整風中我向衛生科的正副科長何正諭，張孝孔提了意見，說他倆是兩驃雞棕，又不管事，天天衝出衝進的，指手劃腳。錢拿得最多，工作不好好干，沒有按共產黨的方針政策辦事。比如發布票時，群眾只發六尺，而你倆人想拿多少就拿多少，這是不對的。我出於對黨的忠誠，給他倆人提了意見，就將我劃成右派，送潞江農場監督勞動21年。在這些年被監督的勞動中，使我失去了為人的尊嚴。1979年落實政策，給了我右派改正通知書後，才回到州民族醫院工作。我1979歲才和一個與我同等歲數的好人結了婚。現在我過着無兒無女身體癱瘓的晚年生活，享受不到人間的天倫之樂，全靠妻子照顧。

五七往事

薛兆福

一、赤膽忠心落陷阱

1957年大鳴大放期間，水文總站議論最集中的焦點是強烈要求收回全省水文站的領導關係。這個問題的由來是1955年起實行條塊領導政策，把原來由水文總站垂直領導的雲南省五大流域（金沙江、怒江、瀾滄江、紅河、珠江）分布各地六十個水文站的行政領導關係劃歸地方政府，省水文總站只負技術指導責任。這項政策執行兩年多，實踐證明效果並不理想，普遍反應弊大於利。許多地方水文站日常測驗工作已無法進行。幹部思想混亂，普遍不安心工作。何以如此，歸納起來主要弊端有三：

1．服從中心。1955年開始，全國開展農業合作化運動，叫做農村社會主義高潮到來。地方黨委一聲令下，各機關單位都要抽人去搞農村工作。一切服從中心，誰敢不遵就是反黨。以筆者當時所在的宜良縣大渡口水文站為例（珠江流域盤江之水文站），站里五名技術員除本站日常測驗工作外，還兼負下屬四個三等站的巡迴測流量任務。縣委下令抽調兩人去搞中心，站長則三天兩頭跑縣城應付開不完的會。站里僅留二人根本無法去測量，全省類似情況很多，反應相當強烈。

2．經費限制。縣財政按月撥給水文站的經費只有在編人員的固定工資及按人頭計每人3元錢的辦公費，根本無錢購置必要的測驗設備及易耗器材。使得水文站的人無奈地自嘲，這樣下去“只好當懶漢光吃飯不幹活了”。

3．社會誤解。水文測驗是關係國計民生必不可少的一項基礎科學研究工作。它通過長期連續不斷的對大自然水量循環變化情況進行觀測測驗，搜集各項資料，經過綜合整編、分析研究，進而掌握各流域動不動流河道控制斷面以內各地區自然水資源的消長變化規律。長遠目標是為國家大規模經濟建設積累重要的科學依據——水文資料。近期功能是為江河湖泊的通航灌溉和防洪抗災提供及時準確的水情預報。但在五十年代，水文工作並不像如今通過三峽大壩建設和98抗洪鬥爭等實例而深為世人所知。那時且不說老百姓不知道，就連許多地方的黨政領導幹部也茫然不知水文站是怎麼回事。曾有一位縣級領導這樣問過：“你們這個水文站是國營還是私營？”令人啼笑皆非。那時社會上流傳這樣的話：“一黨二政三工業，破銅爛鐵干商業，水文氣象耷拉皮”。水文工作被視為可有可無的擺設。水文站大都設在偏僻荒野或深山峽谷的江河上，有些站幾乎與世隔絕。環境極其惡劣，生活條件十分艱苦，工作則終年與大江大河搏鬥，隨時都存在威脅生命安全的危險。1957年以前就有多人因公殉職。而水文工作的重要性和艱巨性卻鮮為人知，更難於得到地方黨政領導的理解重視和關心支持。水文幹部被誤解受歧視，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使工作受到極大影響。

整風運動開始，各級黨委層層動員幫助黨整風。要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保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共產黨號召大鳴大放，也就是廣開言路集思廣益，再三強調是為了克服國家機關里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切實改進工作。當時的政治氣氛儼然是一派盛世明群懷德天下的開明景象。我們一群二十多歲的共青團員，血氣方剛，滿腔熱忱，由衷感到生活在毛澤東時代的無比光榮與自豪。完全出自天然本能，積極響應黨的號召，為改進工作踴躍獻言獻策。

誰料一片赤膽忠心，竟落入預設陷阱！

那時，我和吳明春等五位同志擔任水文總站檢查員，分片負責全省大五流域近百個水文站的技術指導工作。我們所到之處，聽到最強烈的呼聲都是要求總站收回領導關係，恢復系統垂直領導，以利於全省水文站工作正常運轉。大鳴大放中，這個問題成為水文總站議論的中心焦點。

在省農林廳水利局召開的技術員座談會上。我們提出了這個意見，立即有多人發言支持並加以強調，議論激烈言詞尖銳。但廳里派來和局裡出面主持座談會的領導人卻始終默不表態，以致會後議論愈烈。在這種情況下，吳明春同志憤然揮筆疾書，給雲南省人民政府劉明輝代省長寫了一封信，詳盡闡述了這個剖珠始末原由。並附上一份中央水利部關於“水文站領導關係應根據各省、區具體情況因地制宜妥善處理”的簡報材料，交大家傳閱徵求意見，當時水文站有三十多位同志看過都表示完全贊同，並在信上鄭重簽上自己的姓名，我也是其中之一。

正當此時，水利局人事科似乎風聞水文站發生了什麼越軌行為，派人前來“偵察”。於是有人提議應儘快將此信送出。大家出於信任，推舉我擔當此任。我本想見到省長當面送呈，掏心裡話再說幾句。但秘書告訴我劉省長正在開會，我不能久待，只好把信交給秘書，索取一紙收條返回。

就為這麼一件事，吳明春和我都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吳被說成是搞簽名請願鬧大民主的罪魁禍首，我被說成向党進攻的急先鋒。水文總站受此事牽連被打成右派的還有李坤、劉伯元、王世榮等多位同志。

歷史事實是最雄辯的，數年之後，全省水文站的領導關係終於收回。延續四十餘年，至今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專業系統領導機制。實踐證明當年我們所提意見完全正確，但我們卻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價。

二、茶缸蓋子禍終生

1957年6月8日

，《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這是為什麼》的重要社論。從這天開始，全國整風運動進入“反擊右派分子猖狂進攻”的新階段。

雲南省水利局揪出了“耳旁風”反黨小集團，展開聲勢浩大的反擊批鬥。機關里一切日常工作都停下來，每個部門科，室晝夜揪斗右派。三層大樓各辦公室不斷傳出陣陣兇狠的吼叫：“老實交代”“徹底坦白”此伏彼起，一浪高過一浪。水文總站首當其衝揪斗吳春明，他不僅是搞簽名請願鬧大民主的元兇，而且是“耳旁風”集團的重要成員。問題越揭越多，甚至被升級到反蘇反共的絕頂高度。晝夜連續批鬥，一直搞了兩個多月。在此期間，我耳聞目睹許多現象，簡直使人無法理解:

為什麼有的人竟可以一夜之間從鳴放時的最高音突變為反右派的大英雄？為什麼有的人平時滿臉堆笑逢人點頭哈腰，此時竟一反常態，可以無中生有，血口噴人，更有的人竟可以把你吃飯時扒落一粒米飯的小事，層層分析累進加碼直到把你說成十惡不赦的現行反革命面對這些現象，我陷入了深深地迷惘。

在一夕批判吳春明的會上，我和兩位姓王的通知隔桌對坐，聽一位唇如鴨的武漢籍人發言，對他那種層層加碼無限升級的分析邏輯深感厭惡。此時恰見桌上一隻墨水瓶未蓋瓶蓋，對面坐的王同志伸手把瓶蓋放上，我突然心有所動，即伸手取下此瓶蓋，另將近旁一個漿糊瓶蓋拿來罩上。對面二王見了，於我相視一笑。另一位王同志則再動手取下漿糊瓶蓋。拿來一個茶缸蓋子罩在墨水瓶上----在那種特殊場合用啞謎表現出帽子越來越大之意----我們三人幾乎失聲笑了出來。當時這個場景曾引起坐在近旁的幾位探子關注。後來，我的命運是註定在劫難逃的了。最可嘆者是動手罩上茶缸蓋子的王世榮同志，他就因這茶缸蓋子惹禍，在反右派中被抓住這點線索，深挖揪出，打成右派分子。最終受盡摧殘折磨，死在農場。未能見到沉冤昭雪之日。此禍因我而起，二十一年後落實政策重見天日之時不見王君，怎不教我終生遺憾！

三、棕繩捆綁抓右派

時間進入8月，全省各地連降暴雨，各流域江河水位猛漲。水文測驗最緊張繁忙的汛期到來。水文總站急需派人下去加強指導汛期工作。五個檢查員中吳春明正受批評，肯定不會派下去了，我暫時看似還平安無事，仍被派往玉溪、思茅、版納一線履行檢查員職責。

8月中旬我到達元江縣，檢查部署加強了水文站的汛期工作。元江水文站住在縣城裡。此時縣級機關工作正開展整風運動，縣委大力動員號召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我是省里下去的人，被安排參加農林水單位領導小組學習，但各單位連續多日開的都是啞巴會，儘管領導小組再三研究再四動員，始終無人開口說話---反擊右派已經兩個多月，報紙廣播天天在批鬥右派，陽謀早已揭秘，誰還敢隨便發言？我自己算是過來人了，看到這種場面，心裡困惑，不知他們下一步將如何轉場。

我因有任務在身，不能在此久住。離開元江縣去思茅版納等各地走了一趟，九月中旬返回到元江。一到下面就得知該縣的右派分子已經全部抓起來了，僅水文站就抓出來兩個右派。站長丁渭清帶領我去看了關押右派的場所---舊社會一家財主的宅院。一個大天井四周上了鎖的各個房間擠滿了一群群蓬首垢面的囚犯。水文站的兩個右派也在其中，九月間元江縣的氣候酷熱難當，我剛跨入天井，就被撲面而來的污濁氣浪熏得噁心發嘔，匆匆一瞥急忙退出。

丁站長把元江縣抓右派的情形講給我聽，使我又長了一番見識，原來只要達到目的，採取什麼形式是可以不拘一格的。中共和省級機關反右派是經過大鳴大放，以“引蛇出洞”戰術，逐個揪出來的。這裡卻省略了大鳴大放階段----因為根本無人發言。是運用“聚而殲之”的辦法一網打盡。元江縣委事先擬定了全縣右派分子名單，行動前夜緊急召開左派分子會議，嚴密部署每二名左派跟定一名右派，配備棕繩隨身緊藏，如此這般，按計划行動。

次日上午8時，全縣機關幹部按通知到大禮堂（那時只是一個簡單大棚）開會。進入會場按慣例各人自尋座位。主席台上的人認真審視數遍，待全體待定，台上宣布開會。縣委書記登台講話，一番簡短的開場白後，書記按單點名。台上點出了一個名字，台下立即有二人從左右兩側抓住此人，掏出棕繩捆綁起來。真是瓮中捉鱉手到擒獲毫不費事。照此辦理，台上點名一長串；台下捆綁一大片。元江縣就這樣創造了大抓右派的歷史奇聞。

那麼，該縣的右派名單是如何擬定的呢？據定站長講，水文站的兩人各有原因：鍾天福是宜良縣人，家庭成分地主，老婆是家庭婦女，拖着三四個娃娃投奔丈夫而來，全家五六口僅靠他一人的工資生活，貧困拮据可想而知，單位上曾多次給過福利補助。此人工作上能吃苦耐勞，但就是有時會流露點懷舊情緒，如此而已！另一個金學堯是建水縣人，農村土改之後出來工作的積極分子，共青團員，不幸被機關食堂里做飯的一個寡婦勾引成奸，受過紀律處分，心懷怒忿。丁站長還告訴我，縣農水科一位姓李的當地民族幹部，曾在早些時貼過一張漫畫式的大字報，形容政府機關（在舊縣衙）里有人養着幾大群雞，到處亂竄天造喧天，滿院子糊滿雞屎，辦公室桌椅上也難倖免。該漫畫配詞云：“雞不算多，只有二三十個，每雞生一蛋，生活就改善。副食品緊張，與我毫不相干”這位李同志也成了被抓的右派之一。還有氣象站的黃站長，平時還是縣裡相當走紅的頭面人物，與丁站長關係甚密，但丁卻說不清黃為何也被捆綁抓出來當了右派。

四、科長自殺勞模反黨

1957年10月，我奉命回總站開會。公差外出兩個月全不知機關里反右派鬥爭又爆出來兩件轟動一時的大事：

其一，水利局會計科長鄧顯瓊（女黨員）跳進正漲水的盤龍江自殺了。據說她在大鳴大放曾當過“耳邊風”集團提供過局裡發福利補助的財務數據。在“耳邊風”貼出的文章中有一則題為《福利補助毛呢褲》，被定為向党進攻的一支毒箭。該文講的是宋副局長等幾位北方籍領導幹部，因家鄉遭受水災急需救助而申請福利補助。拿到補助費卻用於購買高檔毛料服裝的事。鄧顯瓊被黨內指控為內奸而畏罪自殺---她既然連死都不怕，畏什麼罪呢？她那是抗爭，是對當權者見不得陽光的骯髒心態和醜態行為的抗爭。

其二，正被樹為學習榜樣的全省勞動模範李孝炯突然反黨，被揪出來了！

事隔四十六年之後，我見到了李孝炯，談起往事感慨無限。他告訴我：那時他陪同省里一些領導人去滇西邊境視察工作，當地市場上充滿走私進口洋貨，邊境涉外紀律嚴格規定：國家幹部一律不准購買走私洋貨。黨員要用黨籍，團員要用團籍來保證堅決做到。但我們水裡局的宋副局長卻擅自購了許多。他對此事十分憤慨，說過“這種領導人應該撤職開除黨籍”的話。於是，他突然成了反黨分子。批鬥他時，他還堅持說“自己要做一個正直的共產黨員”。後來他被劃為右派分子，發配到昭通地區大關縣水利工地上，監督勞動長達二十一年。

五、“耳邊風”反黨集團

反擊右派四個多月，水利局的“耳邊風”反黨小集團越批越大了。所謂“耳邊風”集團，是在大鳴大放初期，廳、局分級召開工程師、技術員座談會後，水利局黑板報的宣傳欄上貼出來一張打油詩似的手抄文章，其內容似將座談會上聽到的發言重點加以歸納報導。署名寫了“耳邊風”三字。無非表明此系聽來的，權當耳邊風可聽可不聽之意。此文一出，引起轟動。起手又連續貼出過幾張，內容涉及較多。盡我記憶中印象特別深者，除前文已述“福利補助毛呢褲”之外，諸如“八個大文件”、“匈波兩個人”等典故，乃針對副局長送宋辛未的洋相而發。

在象眼街林業局大廳召開的一次幹部大會上，這位宋副局長講話稱：“大家要認真學習好中央八個大檔”!此言一出，聽眾愕然。誰都知道，1956年9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八次會全國代表大會。攻擊黨委把認真學習“八大”檔作為當時的頭等大事來抓。到了宋副局長嘴裡竟變成了“八個大檔”。難道中央文件還有大小之分嗎？

1956年夏秋，東歐國家波蘭，匈牙利先後發生政治動亂，蘇聯出兵鎮壓，兩國政壇發生權力更迭。這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國際政治問題。宋副局長在大會上傳達檔，照本宣科他念不下去，乾脆拋開檔信口雌黃，他說：“這個匈波事件嘛，就是匈波兩個人的事件”！如此洋相百出者竊居高位，確實令人震驚，這些都是發生在大庭廣眾之中，眾目睽睽之下的事實。

還有一則“河裡摸鉛魚”典故，說的是水文總站副主任趙山。此人剛從軍隊轉業到總站任職，但是下面反映缺少檢驗設備，工作難於開展，唐主任教育大家：“戰爭年代沒有武器都可以從敵人手裡奪過來嘛，這點困難就克服不了？”下面的人十分為難了，測流量沒有儀器，難道可以從河裡摸來鉛魚？（引導流速儀垂直沉水之附件）

面對如此現實，“耳邊風”文章強調水利局應有一個技術領導核心，才能保證全省水利建設事業順利開展。撰文者只想胸中積臆一吐為快，豈知犯了大忌，正好被套作了“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反黨標本。

6月8日

開始反擊右派，“耳邊風”小集團首當其衝被揪出狠斗。初期認定其成員有四男二女共事六人，後來鬥爭不斷深入，瓜藤葛曼被牽連進去的達十多人。其所謂反黨活動大略如下（具體詳情另有當事人撰文記述）：

1957年5月某日，水利局12級以上技術員座談會後的當天晚上，幾位四川籍大、中專畢業的青年技術員在土工實驗室吹牛擺龍門陣，談笑風生議論會上聽到的軼聞趣事。幾位都是學識不凡積極進取性格開朗詼諧幽默的活躍分子。談笑之間還覺得興猶未盡，遂編了幾句順口溜寫在紙上，互相逗趣又作了些補充修改，他（她）們是工務科的王定遠（副科長）、胡國賓、土工室的陳朝芝（女）、楊如蘭（女），隨後王雄才（天津大學畢業）進屋見了也很感興趣。王喜愛書法，就用毛筆眷寫出來。幾個人在談笑議論中擬定以“耳邊風”為筆名署上，當夜貼了出去。為了次日一早即轟動全局，引來觀者如潮。於是幾個年輕人更來了興趣，吳明春（川大畢業）也湊進去，又編了些打油詩式的短文貼出。這就是“耳邊風”集團的由來。他們做夢也不會想到，這種形同文字遊戲的開心玩意兒，竟被當局極端看重，抬舉為反黨大毒草向党進攻的大毒箭，一群嬉笑頑皮的年輕人竟因此而鑄下了禍及終生的彌天大罪！

後來，王定遠被認定為“耳邊風”反黨集團的總頭目，其正在熱戀中女友楊如蘭是聯絡員，（可嘆他二人被活活拆散，勞燕分飛天各一方，落下終生遺憾）王雄才是軍師，吳明春是高參，陳朝芝，陳遠榮，胡國賓等是得力幹將。

反右派鬥爭無休止地深挖追查，又把幾位素來謹言慎行的中年工程師也牽扯進去，諸如符應權、余傳授、楊祖梅、趙饌安等等。這幾位無非是曾經對耳邊風”文章稍微表示過一點肯定性的態度，或點過一下頭，或說過帶傾向性的句把話，一鱗半爪，詞組支言，均被囊括入網，總之，只要誰與“耳邊風”有一絲半縷牽扯，誰就難逃悲慘的右派命運。於是乎, “耳邊風”名聲大噪。揪出“耳邊風”反黨集團，成了水利局反右派鬥爭取得的巨大輝煌的赫赫戰果。當時的《雲南日報》登載過大篇幅專題報導。

往事悠悠，時光流逝，四十六度春秋之後，2003年陽春三月，一群年逾古稀的老人在昆明櫻花盛開海鷗飛舞的翠湖公園聚會與當年因“耳邊風”禍的幾位老同志見了面。回首往事感慨萬千；當年我們都是毛澤東時代的驕子，蒙受共產黨的恩澤，榮列國家幹部隊伍。反黨幹什麼？難道自毀靠山！幫助黨整風，正是聽了黨的話。誰料政治風雲突變，最無辜是我輩熱血青年，秉衷心赤誠爭奉獻，卻不幸一夜間成了罪人。從此後中國民間多了一條諺語：“大鳴大放，誘人上當”。我們遭受了二十一年的摧殘屈辱，經歷了九死一生的苦難折磨，耗盡了寶貴的青春年華。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落實政策，才獲重見天日，昭雪沉冤，重新為黨工作。然而，全國55萬多名右派，有多少未能活到這一天，至今無從知曉。比起那些受盡苦難英年早逝的難友，我們要算是不幸中的幸運者了！故舊相逢，無話不談。談到當年“耳邊風”幾位當事人不能不提到胡國賓，此人在一年前已經病故。他在臨終之前再三向當年患難的老同志們道歉，請求原諒。當年“耳邊風”闖下大禍被揪出狠斗，他支撐不住舉起了白旗。順從當局逼供誘供的套路，指認了各人能充當的各種頭銜，諸如誰是頭目誰是軍師等等，隨他信口胡編，就成了榜上釘釘的罪名。甚至後來被牽扯進去的幾位中年工程師，也就是因他供出私下接觸的只言詞組而被揪出來的。他這一供，使這些人頃刻入十八層地獄，有的人受盡折磨早已離開人世（符應權）。1979年落實政策時，水利廳人事處一位姓李的女同志問他：“你這樣亂供亂咬，害了這麼多人，你得到了什麼好處？”他無言以對。良心的譴責伴隨他極為不幸的一生。斯人已逝，夫復何言！據說上帝也能寬恕臨終懺悔之人，何況朋友之間！

與胡截然相反，王定遠同志始終堅持自己無罪，拒不低頭屈服，王雄才同志則咬緊牙關，獨自承受苦難，決不牽扯別人，吳明春同志敢作敢為，勇於承擔責任。他至今深受“光大”眾難友的崇敬與信賴，公推為“五七戰士”的聯繫人，這幾位同志在胡國賓病重期間和彌留之際，都在病房輪番守護，給予他親切關懷和細緻照顧。

六、中彈落馬在劫難逃

我從8月公差外出，10月回總站開會，總結汛期工作之後，又接受了增設峨山新站的勘測任務，稍作準備即帶隊出行。心想反右派沒我的事了吧！在峨山縣一直工作到12月底，接電報令我回局參加整風第四階段學習。

1958年元月初我回到昆明，總站通知我去西站農水幹校報到，這裡已集中了全省基層水文站來的同志。主持領導學習者是局人事科派來的管朝明，水文站竟無人能擔此任了！宣布編組名單，我的小組長是墨江站的張祖舜，此人乃我直管下屬，此時位置互換，其神態自是不同往常。臨近春節的一天晚上，我去辦公室找墨水，屋門緊閉，我舉手敲門，裡面問明是我，張祖舜拉開一條門縫把墨水瓶遞出來，隨即把門又關上。我一眼瞥見屋內多人正神秘地在忙活什麼。

次日一早跨進會場，只見四壁牆上貼滿了揭發批判“反黨急先鋒”薛大人的大字報，此時我終於明白自己中彈落馬在劫難逃了！

批鬥會上要我交代如何搞簽名請願鬧大民主，跑五華山送“請願書”問題。我對此當然理直氣壯，把事情的來龍去脈條清縷晰地講述清楚。在場聽眾都是來自基層水文站的人，他們心裡明白這是為誰請命。正聽得入神，突然一聲吼叫截斷了我的交代：“不要他講了，我們說不贏他。”這是小組長張祖舜的聲音，顯然是受意而發。但他說漏了嘴，既然“說不贏他”，那還批判什麼呢？於是管朝明出面糾偏：“不准他狡辯，叫他老實交代反黨罪行”！我的發言權被強行剝奪，只有任人肆意誣枉大加撻伐的份兒了。

西站農水幹校同時有幾家廳屬單位在搞反右派鬥爭。一天清晨發現廁所門外一棵樹上有人懸脖自殺，於是整個校園突然緊張起來。我身後多了一條尾巴，吃喝拉撒都有人緊跟，使我胸中怒火燃燒。轉身呵斥那可憐的保護人：“你去告訴他們，我絕不會死。我要活着看到底誰反黨反社會主義呢！”

開過兩場批鬥會，叫我去寫書面檢查。獨坐一室，握筆展紙，思前想後不禁悲從中來：

想我自幼出身貧寒，十一歲時父親病逝，寡母拉扯着我們姐妹兄弟五個孩子艱苦度日。我十二歲輟學做童工當過店員，稚嫩的身軀被厚重的店門拌、板滑塌壓折腰椎，母親含淚接我回家養傷。我當時一心只想讀書，1945年十三歲時考入建水縣私立建民中學。以優異成績取得免費工讀待遇，可與時間為學校刻蠟版搞油印，不僅免交學費還得到學校發給少量補貼購買書籍文具。建民中學是滇南地下黨培育革命青年的搖籃。我在這裡接受共產黨的革命教育，加入地下民青組織並積極投入武裝鬥爭。解放後奉命接受農村教育工作，1950年任建水馬軍小學校長，1951年調入省農林廳水利局，1952年被選送入西南水利學校學習，1953年回省後一直在水文總站工作。從十三歲到二十五歲的十二間，是共產黨的撫育培養，我一步步長大成人。我對共產黨永遠只有報答不了的恩情。為工作上決策有誤的問題提出意見，那都是響應的號召積極幫助黨整風嘛！既然言者無罪，怎麼就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了呢？！

我真不明白，我傷心已極，我情難自禁，真的放聲大哭了一場，幼年喪父時我也沒有這麼傷心過。

1958年3月9日

晚上，我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當晚即被隔離監視。次日一早被押上一輛敞篷卡車，一直向西駛去。顛簸五天之後，在怒江西岸停下來。這裡掛着“國營潞江農場”牌子。就在這裡，我度過了終生難忘的一段苦難歲月。（續篇《潞江歲月》待寫）時隔四十二年之後，2000年金秋時節，我帶着老伴故地重遊，了卻此生夢魂牽繞的一樁心願，在潞江壩及滇西五市縣，見到了當年同生死共患難的數十位老難友。故舊相逢，傾敘衷腸，深深感悟這劫後餘生夕陽晚霞之彌足珍貴，我們能有今日，和中國終於擺脫數十年極左路線統治的大局緊密關聯。是鄧阿爺力挽狂瀾，拯救了國家，拯救了黨。雲散天開，我們才得以重見天日（遺憾的是他仍說反右是“正確”的）。在這有限的時日裡，為黨和人民盡心竭力做出有限的一點貢獻。

如今我們都已蒼蒼年邁，衷心期盼祖國日益繁榮昌盛。寄望後人牢記沉痛的教訓，永遠不再重蹈歷史覆轍。

潞江歲月

管西屏之子管見整理

一、勞動改造第一課

從昆明同乘一輛敞篷卡車被押來潞江農場的三十多人，分別來自省級農業商業水利電力各部門多個單位，原先互不相識。經過五天長途顛簸，曉行夜宿同行同止，食宿之間彼此接觸，氣質相近者相互交談自然接觸起來。因此行已非尋常出差，我身邊行囊除全部被服書籍之外,還帶有一件相伴多年的民族樂器三弦琴。未料在旅途中竟意外巧逢知音。在保山縣委招待所住宿的那天晚上，有位文質彬彬的難友向我索琴觀賞，轉軸調弦之間知他是位高手。聽他彈奏了一曲《彩雲追月》,真如珠落玉盤，行雲流水，悠揚跌宕，激起我苦旅思鄉之情，接過琴來我也彈奏了一曲《家鄉的月亮》。我二人各有特色的嫻熟琴藝引來同行難友們擠在一室共湊熱鬧。這位知音即是來自省民族貿易公司的金振華同志，我們之間以琴結緣，從此開始結成了終生不棄的患難深情。

此時省水利局的右派早已分批處理，被分別押往昆明附近的大板橋小哨，安寧光明，彌勒東風等農場監督勞動，到我被處分時這些地方早已被“安滿”。所以才千里迢迢發配到潞江來。

1958年3月14日

中午,在潞江農場下車時，這裡已有保山地區押來的一批“同仁”先到。兩支“同污”的隊伍再次“合流”，共是七八十人。農場當局混合編組又一分為二，一部分人去老橋，一部分人分到八隊。我被分到八隊，在豬廄旁一間堆滿甘蔗葉的大草房裡安身。有人指揮我們把甘蔗葉攤開在地上鋪床，本來用於墊豬廄的備料先給人廄用上了。四十多人每人只能占五十公分床位。另有三個女性還帶兩個孩子在隔壁半間小屋住下。八隊專業養豬，在一個大水塘邊上有四十間草房豬廄呈一字形排列。我們這一群人到來，和豬們做了近鄰。第二天發給每人一把條鋤，現安鋤把，全體上豬廄背後的大紅山開荒。

這時候，全中國已經拉開了大躍進的序幕。農場場長田德恆到八隊來視察訓話。這位場長操山西口音，可稱是一位相當不錯的宣傳鼓動家。他把我們統稱為“監督生產人員”。他認為我們這些人是因為不聽黨的話，所以才犯了嚴重的錯誤，他要求我們在大躍進中下決心好好勞動，戴罪立功，通過艱苦勞動，徹底改造思想，脫胎換骨，爭取早日回到人民的懷抱。他向我們宣講潞江農場的創建歷史，講復員軍人和墾荒隊的建場功績，講潞江壩將來發展的美好前景。要求我們堅定樹立以場為家的思想。他十分肯定地說：“將來農場建設好了，到那時只怕是拿棒棒趕都趕不走你們了。”

田場長的一番話，對我確實發生過相當震撼。我一直認為自己正是太聽黨的話才落到今日下場，這一點與他見解不同。至於將來趕走趕不走的話，那是後話了。當時我心裡憋足了一股蠻勁兒：為了證明自己對黨的忠貞赤誠，暗自發誓哪怕是粉身碎骨也叫你找不出我身上有半點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痕跡。什麼艱苦困難也就不在話下了。

在大紅山開荒，每天掄起七斤重的大條鋤，埋頭奮力挖翻腳下亙古沉睡的土地。眼前只見一塊塊帶草皮的大土垡從鋤下翻過身來，全然不顧雙手已血泡連血泡，把半截鋤頭把都染紅了。直到手掌心握不了鋤把，只能用虎口夾住去挖，這樣一來工效自然銳減。有一位姓陳的老兵班長發現我挖地姿勢動作異常，老遠就罵罵咧咧走來，操一口廣西口音罵道：“你這個人，像什麼熊樣，有你這樣的挖法？磨什麼洋工……”他來到面前劈手把我的鋤頭奪去。血染的鋤把先嚇着了他，再一看我的雙手，血肉模糊沾滿泥垢，他真的大發雷霆高聲罵起來：“他媽的！你不要命啦！還不趕快去醫務室……”

場部醫務室里，一位姓李的安徽籍醫生看了我的雙手，緊皺眉頭搖頭嘆氣直埋怨：“小伙子呃！你怎麼搞的？弄成這個樣子才來啊……”醫生立即動手給我治療，用消毒藥液洗淨我雙手的血污泥垢。他斟酌半晌決定開刀，從小指根向腕部一側切開一條口子，掀起掌心皮肉排除濃液，塞入甘油紗布引流，五個手指頭逐一上藥包紮。我胸前吊着纏滿繃帶的傷手回到八隊，什麼也幹不成了。經過連續幾天打針吃藥，換藥包紮逐步好轉。隊長叫我去豬廄幫飼養員燒火煮飼料。

就在這幾天，又來了一批“監督生產人員”。其中有個年逾花甲的老者，八隊領導看他年邁體弱不能上山開荒，現想出一個差使安排他去放豬。那些豬本是圈起養慣了的，一旦放出去，豈有不遍山亂跑之理，才放了一天豬，這位老者就累垮躺倒了。我只聽得他上氣不接下氣，艱難地喘着哼着：“哎喲！我的媽呀！”後來用馬車把他送去場部醫務室，不幾天就死去了！

這位老者是保山送來的，名叫施政亞，東北籍人。據說此人通曉俄語，偽滿時期當過坐綠呢大橋的郵政督察官，解放後在保山郵電局工作，任保一中的俄語教師。這是我在潞江第一次見到死人。也是平生第一次知道：上了年歲的人一旦身處逆境，其生命力竟如此之脆弱。將之比作“風前燭、瓦上霜”，一點也不為過。

二、晝夜苦戰熬瞌睡

我手上傷痊癒後仍舊上山開荒，天長日久，手上長起了一層又硬又厚的老繭，十個手指變成了有方有楞的蘿蔔條，再也不會磨起血泡。這可算是勞動改造的一項重要收穫，右手掌上的這條刀疤，則是我此段經歷的永遠紀念。

每日天剛破曉，哨聲一響就起床上山開荒，天黑才回豬廄。一日三餐極為簡單。那時候吃飯還不是什麼問題，大躍進就宣傳吃飯不要錢，叫做放開肚皮吃飽飯。八隊食堂大行軍鍋燜的大米飯擺出來可以各取所需，只是菜餚就差欠了，每頓清水煮干蘿蔔片不見油花。體力消耗大，飯量就大增，胃裡負擔過重，已陣陣往上反酸倒辣的疼。這都還可以忍受，最難熬的是不得睡覺。每日天黑收工，狼吞虎咽吃下晚飯，不是開大會就是加夜班，一直要折騰到下半夜才得睡下。只覺得頭剛落枕，耳邊就響起尖厲的起床哨聲。於是又重複着起床上山、白天開荒、夜晚加班的固定程序。加班幹什麼事是另一回事，清掃豬廄算積肥，到公路邊鏟草皮算積肥。反正得找事來干，這樣才叫大躍進嘛！

到了大戰紅五月之後，動不動就是苦戰五晝夜，苦戰十晝夜，根本就甭想睡什麼覺了。夜晚燃起篝火挖馬車路，連續一二十夜通宵苦戰。半夜時分還供一餐飯，直接送到工地。此時只有睡覺才是疲憊已久的人唯一的生理需要。得吃不如得睡，趕緊見縫插針找個隱秘處倒頭睡下。只覺得剛合上眼，尖厲的出工哨又響起來了。心裡只怨那些吃飯的怎麼這樣快！

作家高玉寶有篇著名文章《半夜雞叫》，講地主周剝皮費盡心機驅趕長工們半夜起床下地幹活。考證下來，畢竟長工們前半夜多少還得睡過一下。高玉寶他們遠比此時的我們強多了！

這種晝夜苦戰，除了給大躍進製造聲勢，沒有多少實際效果。苦戰二十多夜挖出的一條馬車路，雨季一來就坍毀了；公路邊鏟草積肥等於幫養路段做義務工，堆積的草皮無非一堆廢土。

苦戰通宵疲憊不堪的是我們和廣大工人，幹部們卻精神特足，到處吆喝，督促人們加油快干。人皆血肉之軀，巨大的反差，使人不難看出他們是借各處巡視之機，早已睡夠養足精神，才出現在眾人面前的。

領導幹部白天在室內休閒辦公，夜晚開會可以精神百倍滔滔不絕一講數小時。工人和我們整天高強度勞動，夜裡還得席地而坐接受教育，難免不時發出鼾聲，打鼾者立即受到呵叱被罰立正站起。有幾個老兵班長自動專司糾察之職。鼾聲得最起勁的是李步青，人都叫他理不清。當他鼾聲大作被旁邊人推醒過來時，他卻揉着眼睛咋呼起來“不准打瞌睡呵！”會場上引發一陣鬨笑，倒也給人驅幾分睡意。

大戰紅五月時，連看電影都搞大躍進。一晚上連放五六部，直到天亮才停機，帶個簔衣鋪在地上，趁機補點瞌睡。但也不敢大意，鼾聲過大會遭到懲罰。

脫胎換骨漫漫長路關山重重，往後還有多少難關誰也無法預見。剛受過皮肉磨損之苦，又面臨煎熬瞌睡之難。古訓有雲,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對我們來說，決非妄想天將降予大任，而是只盼早日“回到人民隊伍”。就這麼一點願望，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實現！

三、大放“衛星”瞎折騰

大躍進高潮跌宕，全中國各行各業爭相打放“衛星”。潞江農場沒有鋼鐵可以大煉，就在甘蔗、棉花、咖啡、橡膠和糧食等各種農作物的高產“衛星”上大做文章，動不動就召開全場誓師大會，上千名農場工人從怒江西岸高黎貢山到場部來開大會。紅旗招展鑼鼓喧天歌聲嘹亮，一派熱火朝天景象煞是壯觀。大會上擺開擂台挑戰應戰競賽。各作業區生產隊的代表人物紛紛上台競報產量，叫做人又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長在地里的莊稼一切生態依舊，產量卻隨着人的主觀意願節節飆升，達到不可思議的天文數字。甲隊敢報甘蔗畝產一萬斤，乙隊就敢報出三萬斤，丙隊更敢報到五萬斤。甲隊回頭再報六萬，另一輪就八萬十萬二十萬一路往上翻。老橋隊報150萬斤，誰報的產量最高誰就奪旗，敲鑼打鼓戴上大紅花。各種作物都得經過這樣一番競賽。於是掌聲雷動、口號震天，似乎已經看到木柱那樣粗的甘蔗，面盆那樣大的棉花，雞蛋那樣大的咖啡果，花生那樣大的稻粒擺在面前了，這就是大打放“衛星”製造出來夢囈般的神話奇蹟。

《人民日報》每天以套紅大字報標題報導全國各地大煉鋼鐵、糧食豐收放出的高產“衛星”，刊登毛主席親臨視察的大幅照片。中國科學院院長、詩人郭沫若賦詩作詞，為湖北麻城和安徽繁昌的糧食高產“衛星”祝賀。雲南省一個小小的金平縣也放出了稻穀畝產七萬斤的大“衛星”。報紙上捎來的新鮮事物不需懷疑，蒙自縣一個縣委書記毛光書就是因懷疑畝產紅薯十萬斤而被補劃為右派；潞江農場就有一名下放幹部張雲波，因為大躍進“吹冷風”而被補劃入右派行列，右派隊伍還在繼續擴大。

四、人民公社野戰營

1958年中央提出的總路線叫做：“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總路線加上人民公社合起來叫做“三面紅旗”。這是那個特殊歷史年代的專有名詞。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是一個政治考試的必考題。全國各地交通沿線的高山坡上，必有鑲嵌製成的巨幅標語裝點江山。

人民公社如狂飆席捲全國。潞江人民公社宣布成立之日，農場工人和壩彎區農民上萬人在一起開了慶祝大會，更是紅旗如海、歌聲如潮。高唱《一天等於二十年》《十五年前要超過英國老王牌》等豪情萬丈的歌曲。振臂高呼超英趕美口號。對於美英兩國到底什麼樣，老百姓知道的只是抗美援朝我們打了勝仗，帝國主義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趕超這樣的對手，有何難哉！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政社合一。農場場長田德恆兼任了潞江人民公社主任，把工人與當地農民合併成了一家人。公社調集精壯勞力組成一支上百人的隊伍叫做野戰營，在全公社範圍內“南征北戰”。我們這批年輕單身漢成了野戰營的主力。背上背包扛上鋤頭鐮刀，風風火火到處流動作戰。每到一個生產隊，碰到幹啥就幹啥，幹完一隊又去另一隊。中耕除草，挖坑打塘、深翻土地、搶收積肥、搶收糧食，什麼苦活累活都幹過。我永遠記得在一個傣族生產隊收稻穀的那一次，偏要通宵夜戰，一百多人黑燈瞎火亂打了一夜。辛苦耕耘一年眼看就要到手的糧食，不知被我們給打飛了多少！後來長期餓肚子，每想起此事，心裡就泛起一股沉重的負罪感。

野戰營居無定所，有時不得不露天宿營。在老橋隊露宿那天，半夜突然下起瓢潑大雨，上面劈頭蓋臉澆下，身下濁流滾滾衝來。那種情景簡直無法形容，落湯雞、拖泥帶水、狼狽不堪——都不如“終生難忘”這四字更為貼切！

大躍進造下的罪孽，很快就遭到了報應，全中國陷入了嚴重的長期飢餓之中。餓死人口數以千萬計，史稱“三年自然災害”。我們親身經歷應是“人禍為主”，才符合歷史的真實。

五、困饑饉親情銘肺腑

秋天是收穫的季節，田野滿目金黃，歷來就有金秋之美稱。但對於1958年的秋天，我認為改稱“火”才更貼切。論五行火能克金且金熔於火。大躍進燒起的一場熊熊烈火，不知燒昏了多少人的頭腦。報紙上曾一度提出以“糧食多了怎麼辦”作為命題開展全民大討論。潞江農場則宣稱要“偷偷的”提前進入共產主義，就要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製度了。

1958年各行各業放出的各種“衛星”，並非能環繞地球運行的任何金屬製品。當年濫用這個名詞，對新興的航天科技事業是極大的扭曲和褻瀆---很快就被這場熊熊之火給熔盡了！比如大煉鋼鐵，到處砍伐天然林木做薪炭，搜進民間鐵器做原料。但出來的衛星是一堆堆廢渣，老百姓叫它鐵屎。說到底純粹就是暴殄天物、變寶為廢！再比如畝產稻穀七萬斤的金平縣，不惜興師動眾把別處半成熟的稻株連根帶泥抜起來，小心翼翼地平放在用竹紮成的臨時擔架上，從四面八方抬來，並在一丘田裡，趕製出草繩圍攬稻株腰部。然後恭請上級首長親臨驗收，現場演示扔上手電筒不會落，扔上雞蛋不會滾。隨行記者搶拍鏡頭充分報導，最後打下來的全是秕谷。就是這些秕谷裝袋過磅時，一溜擺了幾台磅秤，一袋秕谷重複幾次過磅，數字累加，畝產量就這樣由五萬斤、六萬斤最後變成了上報時的七萬斤。這就是金平縣打放“衛星”的真實情況。老百姓眼睜睜看着將要到口的糧食，被這樣無情的糟蹋，有淚只能往肚裡咽。各級幹部何嘗不知這是自欺欺人，但出於當時壓力所迫，誰也不敢吭聲。這顆“衛星”直接使上百畝良田顆粒無收。更可怕的是從此之後官場上公開興起了當眾作假、虛報浮誇歪風。一百年前在丹麥作家安徒生筆下的《皇帝的新裝》裡，還有個不懂世故的孩子說句真話；1958年的中國，若有誰家孩子當眾說出一句真話，那是連他的父母也要被追查而遭禍殃的。

自古秋收大忙五穀登場，應是百姓鼓腹而歌之際。而我們卻從那時開始逐漸感受到飢餓的威脅。大米飯不再是擺出來各取所需，而是論斤兩分配了。到1959年夏天，過秤分飯的斤兩一再遞減，人們整日只覺肚裡空虛，剛吃過早飯就盼等午飯。沒有幹活的心思，也拿不出幹活的力氣來了。

八隊豬廄里儲有部分作飼料的三葉豆，老支書唐來富擅自做主，叫炊事員把三葉豆煮在飯里增加點分量。這一招很奏效，大家吃了都說好！消息迅速傳開，其它隊的工人藉故毗鄰幹活，紛紛來八隊買飯票搭夥就餐。可惜好景不長，三葉豆吃完了，每餐過秤分得那碗飯越來越少，晚餐改為稀飯，一人一大瓢不必過秤，喝時脹滿肚皮，睡醒來撒泡尿後越發餓得心慌。

此後從不再提晝夜苦戰，夜晚開會也不多了。每逢開會就聽幹部們講現在糧食不過關，要等糧食過關就好了。但誰也不知這糧食關在哪裡，怎麼個過法。熬着漫長的夏季，眼巴巴盼等又一度秋收。盼到黃谷登場入倉，口糧供應全無半點鬆動的跡象。糧食過關遙遙無期，想吃一餐飽飯也成了不可企及的奢望。整個潞江農場陷入了半飢不飽狀態，各隊相繼發生水腫病例，不斷傳來吃死了人的消息。其中就有開荒時在八隊勞動過的龔琰和楊自立。死神的陰影向長期飢餓的人群步步逼近！

終於有一天，我走在收工回隊的路上，只覺得一陣陣頭暈目眩站立不穩，拖着沉重的雙腿就是邁不開腳步，晚上還要開大會。新接任不久的隊長袁喜才在會上講了生產任務之後，當眾點名把我臭罵一通：什麼勞動態度極不端正，什麼拖拖沓沓越來越不象話等等。我自到潞江農場就一直在八隊勞動，換過幾茬隊長支書沒有誰是這種態度。野戰營結束後八隊的勞力四處分流，原隊長熊明指名把我要回八隊兼任班組統計工作，我一切盡力而為，周圍工人群眾均不把我視為異類對待。這位新來的隊長為何如此的怪作？

一通臭罵後。袁隊長給我下達命令：“明天，你打上背包，去療養隊報到！”療養隊設在二號工地，有專設的醫務室和病號食堂，接受全場的水腫病人分期分批在此療養，享受特別供應的糧油糖等數量有限的部分食品，半天勞動也只做點摘棉花之類輕活。我在療養隊住了半個多月體質得以基本恢復。這位袁隊長做了好事卻先做惡人，叫我永遠感念不已。可惜我重返潞江時他已作古，不能當面致謝，是我一大遺憾。我從療養隊回來，受到家姐寄來的一封長信。這封信寄到八隊已經多日。是袁隊長收留拿給我的。封口處疙疙瘩瘩似乎重新粘過。展信讀畢，我難禁淚流滿面。家姐信中所言，足令鐵石心腸之人讀了亦必傷情：“我們一直把你的事情真相瞞着母親，對她老人家說你公差在外工作太忙，不能分身回家看望。每個月到一定時候我滿眼含淚模仿你的語氣寫出一封你的來信，念給她老人家聽，拿二十塊錢給她說是你匯來的。母親雖不識字，但她認得出你寫的薛字末筆拉得很長。所以我每次寫假信都用你寫來的舊信封裝上拿給她看。瞞哄老人這麼多年，你知道我們有多難嗎？二妹三妹和小弟在母親面前從來不敢提及哥哥的話，她們年幼不能控制感情，生怕說漏了嘴泄露真情。我們談論你的事情都要設法避開母親。有一次稍不留神被她聽去一言半語，老人立即大驚失色，以為是你發生了什麼意外事情。我們雖然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解釋勸慰，但假話終歸編不圓范，老人的質疑越來越深了。昨天，母親又念叨起你沒良心，她老人家罵了你啦！她說別人家兒子都能回家探親，就你狠心丟開這麼多年不來看一眼。弟弟呀，我做姐的再也強忍不住了，我心如刀割失聲痛哭起來。我泣不成聲說：媽呀！你別罵啦，你兒子在受苦吶！這一下才真的是嚇壞了母親，她連聲追問是咋個啦？我這個兒子不在人世了嗎？突然之間天崩地裂了！弟弟呀，你該記得母親有個老病根，她心裡一着急，肚子就劇烈疼痛，上廁所又拉不出，倒在床上只會不住的哼哎喲哎喲……起不來啦。母親認定你已不在人世，呼天搶地責怪我們不該這樣瞞哄她……弟弟呀！現在是紙包不住火啦，我和小弟把你的一切情況都如實告訴了媽，再三勸慰，但她老人家不再相信我們說的話，哭啞了嗓子，兩天一夜水米不沾牙了！……怎麼辦呢？當然最好是你馬上能回來一下，但我知道這不現實，不可強求。我們需要的是你抓緊好好勞動和改造思想，早日摘掉右派帽子，回到母親面前。即使你不能再為國盡忠，也應該回家盡孝。姐兆芬 1960年8月8日”

我讀到此信已時隔二十多天，不知老母現狀如何。我心中萬分焦急，立即動筆寫了回信，翻遍行囊找出別具特徵的幾張舊照片，一併寄回讓母親確信她的兒子活在世上。信中我也大略講了現時的飢餓處境，望家裡設法寄點糧票，也為了使老母對我的存在確信無疑。此前雖長期飢餓我不願讓親人遠慮，多次寫信都不曾說過這方面的情形。

家裡很快就給我寄來包裹，內有沙糕、糧票、魚肝油等極其珍貴的物品，此後接連收到多次郵寄來的食品、藥品和衣物，郵寄限量每次只能一公斤。有限的物資包含着天高地厚的骨肉親情，直叫我感銘肺腑，堅定了奔家團聚的決心。

我姐是地下邊縱時期入黨的幹部，1958年因我被錯劃右派受到株連，從金平縣財委秘書任上被下放到基層廠礦工作。二妹是小學教師，被下放到河口農場當工人。三妹正在昆明上大學，小弟是個舊二中的高才生，也因此被取消升學資格，到金平縣鐵工廠當了一名工人。我們一家姐妹兄弟五人幼年喪父，全靠大姐幫扶母親艱難度日拉扯長大，大姐對弟妹的關愛無微不至，是我們心目中的第二個母親。

當時社會上不少人家對被劃右派的親人也講劃清界限、斷絕關係。已婚並有了子女的紛紛離婚，我們一家寧受株連也割不斷緊密相連的血肉親情。我姐從小就充分了解我的為人秉性，他堅信我是個正直坦誠的優秀青年，目前雖然身處逆境，必能堅強不屈經得起任何考驗。

真摯無私的感情無比崇高，崇高的真情愈顯偉大；感銘肺腑的親情激勵着、鞭策着我一步步越出逆境，奔向光明的前程。

六、渡難關逆境

1959年——1961年，是新中國建立後加載史冊的三年困難時期，六十年代以後出生的人，難以想象那時我們經歷的苦難、折磨和人生百味。

自古有言曰“飢不擇食”。那時候無論什麼生果野菜凡能充飢之物，都成了極其寶貴的美食。集市貿易已完全取締，國營商店裡惟一可吃的只有鹽巴。人們肚裡空空，全部思維功能只集中於一個字—“吃”！就像時間除了此時再也別無其它。睡夢中常常見到滿街鮮美絕倫的食品或堆成山丘的大米飯，每當“喜從天降”正欲飽餐一頓之時，夢就斷了！醒來輾轉難眠，深為食不到口而萬分遺憾，更痛悔從前不懂得食之可貴，幻想着有朝一日若能盡情飽餐，則平生願足矣，別無他求！對“民以食為天 ”這句千古名言，從此有了刻骨銘心的深刻理解。

“死裡求生”是人類生存的天然本能，但在災難面前卻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表現。極端自私、背開同類只顧自己、甚至損人利己者大有人在。對於那些令人沮喪的故事，我不願浪費筆墨，只想用四個字概而括之：“禽獸不如”！我所要記述的是另一種同舟共濟、相互幫扶渡過難關的感人事例：

八隊豬廄里有兩位專職打豬草的難友吳作明和王正太，他們每天挑着大籮筐滿潞江壩到處尋覓可供豬食的青飼料。有時籮筐底上破衣遮掩帶回一點生芭蕉、麻菖蒲之類的野果，同室幾位難友得以共同分享。他二人在野外辛苦勞作，若無瓜果充飢是絕對挑不回來一二百斤的重擔的，這要算是一項美差。可貴的是他們並未獨享美食。

農場各隊輪流放水澆地灌田，輪到放水時必須晝夜巡渠渡口以防跑漏。夜間巡渠饑寒交加，副隊長張東命我和段應煥二人到附近地里摸來些南瓜芋頭，在溝邊架起火用個洗臉盆煮做一鍋，得以充飢禦寒。

難友段應煥是個農村里長大的機靈大個子，犁田耙地是把好手。他趁工間放牛之機，仔細觀察到有一片地里的苞谷纓子已經萎謝，撿好了一堆乾柴放在一條隱蔽的深溝里。睡到半夜時分，他把我從被窩裡悄悄拉醒，兩人來到那片地里，摸黑掰下一二十個青苞谷，在溝里架起火來燒了，狠吃一頓。吃不完的帶回去塞在牛廄的穀草堆里暫時存儲，次日將之送給臥病在床的難友蔣全璧。

蔣全璧原是省公安廳“一○一信箱”的管理幹部，比我年長八歲。自潞江患難相識，是我傾心敬重的兄長和良師益友。他學識深厚正直善良且多才多藝。在苦難折磨中，他對我不斷從哲理觀念上給予指撥開導，從精神思想上給予鼓勵支持。我們之間不是親人已勝親人。他在各種勞動技能上都是能工巧匠，農場對此派他上高黎貢山採伐建設用材。他每次都帶回來核桃、板栗、松籽、蜂蜜等珍貴食物給難友們分享。有一次是國慶節吧，他在食堂殺豬幫廚，夜裡用圍腰布包了幾塊油渣悄悄塞給了我。那真是久違了多年，天上人間絕無僅有的絕妙美食了。口角余香至今猶存。

他身患哮喘痼疾，幾次久病發作，我陪他上壩灣醫院看病打針，給他端水送藥。我每次收到家裡郵來的包裹都先與他共享，然後再分贈同室難友，我們就是這樣同舟共濟、相互扶持着步步渡過難關。

那年入秋以後情況有了改變，八隊種了二百多畝紅薯作豬飼料，收穫下來堆滿了這個場院，但沒有上級命令是不能隨便就吃的。這時上至支書隊長下至每戶工人和我們幾個單身漢，晚上關起門來以盆做鍋，三塊土坯作灶，架起火來大煮紅薯。相互之間有事商量都只在門外交談，從來互不進門，大家心照不宣。

我轉職趕牛車把紅薯從地里運回來。有一天在公路邊裝車，路上走來兩個機關幹部模樣的人，十分眼饞地駐足看了半天。我趕車起步，他們一直跟車走着，悄悄問我能否賣給幾個。我四顧無人，告訴他們我無權出售產品，叫他們撐開掛包，揀好的塞滿兩袋給他們背走。兩人一再表示十分感謝而去。

到了1962年，中央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全國困難局面有了初步好轉。保山地委統戰部派人到潞江農場來舉辦“右派集訓隊。分散在全場各隊的難友集中到了八一新村往下來，每天早晚開會學習，下午半天勞動。到這時，全部監督生產人員中才分清了哪些人是右派。不屬右派的打起背包仍回原隊。我被指派擔任一名小組長，各小組人數的綜合不多不少恰恰是一百零八人，其中有十名女性，此前已死亡和離場的不計在內。

七、離開農場返回故鄉

集訓學習不久，我的右派帽子摘掉了。由於我思念家鄉的親人，不願留在農場，向農場申請批准，於1963年4月回到了老家金平縣畜牧場勞動。以後我與一位純樸的女子貧賤之交相愛結婚，婚後夫妻恩愛並有了子女。

1979年改正後，我恢復了公職，改行分在銀行系統。我雖不是科班出身，但我鑽研業務工作成績顯著，後被提升為金平縣農行行長直到離休。離休後我在建水農行干休所居住，夫妻恩愛，子女孝順，真正做到安度晚年。但體質較差。

五七老人憶五七

戴文斌

我叫戴文斌，系湖南雙峰縣人，今年82歲，小學文化。1945年從戎，1949年解放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41師，1951年轉業地方。

一、整風運動

1957年整風運動，潞西縣委書記王澤民作動員報告，開展整風學習，一定要暢所欲言，幫助黨整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和黨一條心，同心同德等等的漂亮詞句，儘管大會動員！小會啟發，我並不是先知先覺，而頗有預感。像我由舊部隊解放過來的人，不宜提啥意見，於是我閉口不言。在學習中，多次組織到州里去看大字報。初參觀的是些提意見的大字報，而後再去參觀的竟是些反“右”大字報。如州上的婁凱、張光基，縣上的田大昌、張定文的所謂攻擊黨攻擊社會主義的反動言論。我在暗想，好在沒提啥意見，否則，也不堪設想。其實自己處境險惡，他們暗地已監視我了，將我的名字打入了另冊。突然在1958年3月某日在稅務局球場開大會，宣布我等為壞分子，沒有任何司法程序，宣布一聲，算是逮捕令。當即武裝車輛押送保山公安一中隊，第二天就送去新光農場了。

交待“罪惡”

肆意踐踏人權，我是遭天大的冤枉，犯什麼“罪”都不知道。當時送我去農場的罪名是宣布為壞分子，一點事實根據都沒有，到了農場叫我交待“右派”“罪惡”，一句言論也沒有。我簡直是一頭霧水，無法交待。為此常批判我是不認罪的，頑固到底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不認罪又不行，自己寫過多份認罪書，就是通不過。為了過關昧着良心承認是“右派”，只好請人代寫認罪書，於是我請了一個文化水平高的人張加千，他是咱“右派”二分隊的成員，來自保山銀行的幹部，他誠懇地接受我的請求，代寫認罪書，實際也無“右派”言詞，只是戴上些大帽子，臭罵一通“右派”是反動派、是客觀存在的，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是蘇修的別動隊，是蔣介石的爪牙。要脫胎換骨，換腸換肚，改惡從善，努力改造，重新做人等等的分析批判的字樣。果然湊效，管教員說，認罪較好，批判認識深刻，表明能接受改造。還說要相互監督，揭發檢舉他人，靠近黨和政府，爭取光明前途。

新光21年

“右派”們於1958年2月8日，被遣送到昌寧新光農場勞教，朱天佑、段在洪和我在3月某日才送去，原因是改正後辦公室領導吳某某說你們幾個是按百分比不夠5%補上“右派”空缺的。當年共產黨的政策如此荒唐。

到農場的“右派”人數約600人左右，加上其它類大約1000人左右。主要來自德宏、保山地州縣的幹部。這些人中，從職務上看，高到縣團級，低到一般幹部，文化水平高到大學水平，低到初識文字的，複雜的人際關係，有父子關係，兄弟表親，師生同學同事，以及上下級關係，婚姻狀況已婚和未婚兩種。由於政治壓力大，有的離婚，有的誓死不離，像我的妻子誓死不離，她深信我是個正直的人。我的妻子系景頗族，性情耿直，除參加政治學習和政治運動外，帶着孩子撫養教育，在困難前面，從不彎腰。我的景頗老伴，就是一個偉大的中國女性，我雖劃為“右派”，妻子堅決不離婚，受株連下放去畜牧場，後來又隨我到新光農場。生活十分艱難，經濟十分困難，勞動強度大，為了真摯的情感和對子女的熱愛，共同過着艱苦的生活，耗時21個春秋。到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撥亂反正，才得以昭雪。家人雖脫離了苦海，但困難人生尚無結束，無房可居。

5828信箱是紀念一勞教所成立，就是1958年2月8日，昌寧縣委組織部長周長祿帶着幾個幹部以及昌寧的第一批“右派”來此建場，所以稱之為5828信箱。外人聽着，好似一個軍事秘密機關，其實是個“集中營”。他的管理方式，類似勞改隊，管理森嚴，強制勞動。正趕上大躍進，白天趕太陽，晚上追月亮，超英趕美，表面上8小時勞動，實際勞動時間每天在13小時以上。晚上夜戰開田開地，修路由白坡至場部的公路4公里多，全是“右派”們夜戰修通。勞動強度大，生活條件特差，苞谷籽紅薯似豬牛飼料當飯吃，還吃不飽。患水腫病多，我也在其中。各種勞動都有定額，完不成者挨批判鬥爭。“右派”們被冤枉當作階級敵人迫害，摧殘專政21年，度過了漫長的21年艱苦生活。然而我們主觀上始終認為是為國家創造財富，由於我們的艱辛勞動，將原來荒蕪的柯街壩建設成農場，為國家、子孫後代開墾了數千畝地。要說立功贖罪，天大的罪也該贖清了。1957年的反右鬥爭產生出幾十萬“右派”分子，製造出了舉世罕見的特大冤案，株連家屬，幾百萬人受到歧視，子女不得招工參軍，抬不起頭來，政治上受歧視，經濟上受虐待，精神上受折磨，人們是有所共聞的。

遵循憲法索賠

《憲法》第97條“公民的權利受到損失，有取得賠償的權利”。天大的“右派冤案迫害摧殘21年，政治上的迫害，生活上的折磨，全家受株連，生活艱難，索賠21年的工資和精神損失費，我的要求，是遵循國家憲法的。文革中的走資派，一律平反補發了工資，而對咱右派不補發工資，既不合理，更不合法。由於妻子受株連，由機關單位強迫去農場，超負荷勞動，熬得一身病痛，心臟病冠心病等病症，三年住院30多次，醫藥費達20多萬，自付約7萬多元。借貸無門，忍痛將住房，賣了五萬元，開支醫藥費，至今無房居住。2008年向小區申請廉房租，說要吃低保的才行。2009年又向民政局申請，不予受理。迫使我直接向市政府申請，申請無果。像我這麼大的困難，來自於冤劃“右派”，是當年執政的毛老人所為。政府不幫我解決，誰又能解決得了？偌大的一個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五七老人82歲的我，竟沒有立足之地！學習科學發展觀，基本點是以人為本，但在我身上，就體現不了。竟落到如此艱難地步，痛心！命也運也！

我前妻打成右派離世的前後過程

田大昌

我的前妻呂健，原名呂汝賢，系雲南巍山縣城關人，漢族，女。1947—1948年在昆女中讀書。因當時形勢緊迫，學潮不斷開展，在校時曾參加民青，後來因學校不穩定，她們四五個女同學就不約而同去參加滇南縱隊。預料不到參加了冒牌的滇南縱隊朱加錫的隊伍，呆了三個多月就是東跑西跑，根本沒有一個地下黨在領導。認為已經上當了，所以四五人就要求仍然回昆讀書，不斷要求下，晚上走不知方向，就將她們幾個送到舊鄉公所。經鄉長問清後，騙她們送回昆明。結果又把他們送進虎口國民黨部隊的278團，叫她們參加文藝宣傳隊活動。當時在石屏縣地區半年，後來1948上半年，在石屏的家門，呂某某的幫助下逃離石屏縣城脫離虎口。躲在石屏縣郊外的柏葉寨，代了一個學期的課，於1949年回到昆明。1950年，她們幾人報名來到了芒市縣政府工作，一直到1957年的反右運動。因她家庭出身是地主，加上她本人在學校又走了一點彎路，所以1956年的肅反運動，她在保山8個月學習交代。後來弄清問題，分配到保山百貨公司，又調保山地區採購局任出納員。因我在芒市，她又調往芒市服務公司任出納。在整風運動中，她只說了一句“公司的會計賬目不合，可能有貪污”，又因為她看了個別單位的大字報，大字報當中就談到了肅反有逼、供、信。她符合了這種說法，後來就將她打成了右派分子，仍然把我妻女2人送往潞江新城農場改造。在改造中又遇到了挫折，在文革中又被抓出來批鬥，叫她交待特務的犯罪事實及活動情況。她說我的問題已在肅反中搞清，同時潞西縣已經給了我結論，實屬一般政治歷史問題，如果你們不相信，可以去潞西縣委查。他們說：“我們不去查就是要你交待。”在逼得沒有辦法的情況下，於1971年3月份左右，她認為活着也沒有意思了，無奈的情況自縊了。當時農場黨委代表給她下了結論是“畏罪自殺，不給任何待遇”。我是她的丈夫，要搞點棺材安葬，他們都說不允許。

由於上述問題搞得我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我的愛人不明不白的死了，株連到我的兩個女兒都受影響。他們兩人的學習上、生活上、精神上都受到相當的摧殘，功過是非讓後人評說。

我被打成右派的簡歷

田大昌，男，現年79歲，系雲南保山市隆陽區板橋鎮馬王屯人。現已退休，現在芒市丙午路甘蔗站遮放糖廠家屬區。

我是在農村土改中期被調到保山地委干訓班學習的。兩個月後（1952年4月4日）雲南省民族工作隊到達保山，我就分到民族工作隊，派往芒市。1954年參加芒市地區的和平協商土改，1955年調往潞西縣委社會調研組，1956年調縣委肅反辦公室，搞外調，1957年調縣委財貿部工作。

1957年整風反右，領導動員要幫助黨整風，要本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來幫助。當時縣委機關無人講，運動開展不起來。領導召開支委會，叫“支委帶頭鳴放”，所以我就寫了一張大字報貼出去，我就是寫了“不提不提，一提就是書記，說來說去，能力勝過經理”，就說我是反對黨的幹部政策；第二張是畫了一張漫畫，是喜新厭舊沒有提名提姓，批判時說我反對黨的領導；第三張是說照一張相片4角錢，又說我反對物價政策，就說了這樣幾句話，就把我批鬥了一個月之久，於1958年2月份把我送往保山潞江新城農場監督生產勞動。

“子債父還”老右新冤

鐵流

北京最冷的時節，我來到雲南保山。保山古稱永昌府，是著名的“西南絲綢之路”在中國境內的最後一段，有着頻繁的商貿活動；而在抗戰時期，這裡又是滇西戰役的主戰場，著名的“滇緬公路”即由此通過。“二戰”時期國民黨青年遠征軍在這裡抗擊日冠，浴血奮戰42個晝夜，3,346員將士犧牲在這裡。曾建有“遠征軍第二十集團軍克復騰衝陣亡將士紀念塔”，取名為“國殤墓園”。在迭水河瀑布一側山坡上，面積一萬多平方米，於1945年6月建成。塔基正面刻有時為抗日統帥蔣中正先生題寫的 “民族英雄”四個大字，其餘三面為騰衝抗戰紀要銘文。但是毛澤東為掩蓋歷史，搶奪抗戰果實，竟然下令夷平墳墓，拋屍骨於荒野。

保山人的心裡是明白的，他們是這場戰爭的目擊者，也是參與者。經過多年抗爭，終在1998年恢復原貌，並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為了溫故知新，憑弔烈士，我來到了保山市。那天下午我和幾位朋友在一家茶館裡喝茶，大概是我話音裡帶點“京味”，一位看去比我年長的老者，竟然誤認我是“微服私訪”的“高官”，遞來狀子叫起冤來。為了不破碎他的希望，不得不問起究竟。一問傻了，想不到他也是1957年“反右鬥爭”的受害者。面對如此老實巴交、光着雙足穿雙破舊膠鞋、說話結巴吐詞不清的農民，能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麼？“同是天涯淪落人，相見何必曾相識”！

我自然和他聊起身世來。他叫張忠獻，1935年生，保山當地人，出生於小土地出租家庭。中學文化，1951年參加工作，“民主改革”結束後轉為小學教師。由於敬業，深受學生家長愛戴。1957年邊區“反右鬥爭”酷於內地，僅因一首小詩引來災難。這是一首感懷詩，詩曰：

弦歌知雅意，落葉識秋深；秋深桐葉落，風起何淒清？

倦鳥歸飛急，繞林擇木棲；願伊安其所，何憂梧桐寂！

按詩原意講，是首居寂而不苦，偏身而不孤，熱愛教師職業的言志詩。可在那個荒唐年代硬說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詩”。於是一抹到底，弄到農場去當“農民”，一去幾十年。到了1979年“改正”時他再不願意教書，心甘情願地當一輩子農民。說着他脫去鞋子，指着那雙變了形的足說：他幾十年都是赤足在山地上走，老繭有一個指頭厚，妻子、孩子全是大字不識的文盲。按說日子應過得平靜了，才不哩！不快的事一個一個接踵而來。十年前妻子過世，他獨自一人呆在一間自搭的棚子裡生活，孤孤獨獨，與世無爭，一人吃飽全家也就不餓了。想不到另一樁煩事找上了門，他兒子所在的農場因完不成上交任務，扣工資扣到了他的頭上。他一月僅千元的退休養老金，自然連吃飯也成了問題。

我問：你兒子承包欠賬與你有什麼關係？他說，這是邊區，邊區有邊區的規定，兒子欠了農場的承包費就得由老爸還，這叫“子債父還”。奇聞！過去只聽說“父債子還”，現在來了個顛倒。為了弄清事實，我認真閱讀了他求我上呈中央的材料。材料上這樣寫着：

呈：

皆因單位（農場）自行“子債父還”強扣離、退休父母的養老金。此事歷時已久，我們歷經多次向省內各級有關機關陳述（含訴論），請求解決無果。故，特向中央國家機關呈請受理懇望解決。

我等（460人）是雲南省農墾總局直屬（位於保山怒江）的新城青年（昆明市青年墾荒隊）農場。我們都是離退休人員，現年最高86歲。

“子債父還”原因之一，子債：農場於上世紀八十年代興辦“聯產承包製的家庭農場），我們子女均是本場正式工人，獨立生活，獨立承包。期間我等都已離退休了。“家庭農場”承包合同，先由甲方（農場）訂好橡膠、胡椒、咖啡作物，面積、產量，每年交場金額（含逐年上升至1800多元/人•年之場管費），結餘歸已。乙方為了得到崗位不易而簽合同。顯然屬於“訂單合同”；乙方既要承付農場承包費，又要承擔農資生產和生活（含撫育子女）等費用。對農場的債務都是因旱災（農場在三十餘年裡灌溉基本未解決，靠天吃飯）和病蟲害（場部雖有農技員，但業務素質不高）而造成歉收。歉收就難於足額交農場承包費，欠有餘款。欠款數已由農場按高於銀行貸款利息計收！應屬高利貸！乙方欠賬，從來都認賬，並非是賴賬，更不是甲方的“呆賬”。

“子債父還”原因之二，由於書記、場長的不正之風膨脹，加之管理人員多達五十餘人的工資、補貼、獎金（1983、1993年兩次全國工資改革後，農場拒不執行企業標準，而在本世紀公然按公務員標準計發。再加上轎車兩輛、吃喝等“業務”開支），乙方交的管理費遠遠不夠揮霍。為此黨委書記方克忠、場長釧福民、楊忠福在法律、法規上都無規定的依據，無職代會、場管會的決議下，採取“子債父還”的違法、違紀方法，於1989年起，離退休養老金屬系統農墾局統籌至今。利用發付養老金之權扣發離退休“父親”的養老金抵子女的承包費欠款。當時就遭到我們反對，找書記方克忠討說法，不料方克忠當眾威脅說“要反對，誰的養老金一分錢都不發，至扣完為止”。強行扣養老金長達15年之久後，方克忠、楊忠福在各方的強烈譴責、人心向背的處境下，於2003年被迫停止。被扣人員460人，被扣金額164萬元，造成年高體弱老人們生活十分困難。農場未參加社會醫保，原按每人每年（離休除外）發門診費36元，但後來這極少的門診費不但停發，還要在養老金中扣發34元！居住異地的退休人員住院手術只准報銷400元！年老多病者極為困難！我們堅信黨中央對黨內“病夫”、“蛀蟲”會適時予以拋棄或清除的，我們會重見黨的陽光的。為此，為了獲求以法律保護我們的合法權益，由余信、金茂昌、陳國民、張忠獻為代表走向上訪之路。

先到遠離600多公里的昆明向農墾局信訪辦陳述要求解決。其答“待我們向領導匯報”。我們幾經周折找着有關局領導，作了陳述請求解決。回答“需調查、研究”。我們又按屬地向隆陽區、保山市有關部門和黨委、政府陳述並尋找解決。他們一致認為“子債父還”扣離退休的養老金，是十分錯誤的。但農場是駐保單位，不屬我們直接處理，只能逐級向上一級省里匯報解決。我們三四個人數年來到昆明五次，幾經曲折才分別向勞動和社會保障廳、省委、省政府、省人大，進行陳述並懇請為我們做主給予解決。上述機關在接待中都認為“子債父還”扣養老金是十分錯誤的，都批轉省總局黨支部委分管的朱恩柱副書記處理。我們久盼朱副書記佳音。後來，使人白天做夢都夢不到的是他兩次到農場對我們（未被扣的幹部、工人多人）表態說“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

被迫我們求助法律，向隆陽區法院訴論。受理是庭外（在農場）調解，由於原、被告雙方訴辯爭議很大，無果。我們又向保山市中院訴論。在審理中，不料在未通知原告方到庭而缺席做出“終審調解為原告敗訴”！這正如農場黨委書記方克忠在隊長、支書會上說的“準備用50萬元打這場官司”一樣。報刊常載“司法不公，甚至腐敗，它是最嚴重的腐敗”。使我們更深切地體會到“八字衙門大大開，有理無錢莫進來”！

“車到山前必有路”。求助於新華社昆明分社陳總編，他聽完我三人（余信、金茂昌、陳國民）陳述後說：深表同情，“子債父還”扣養老金是錯誤的，甚至是違法的。即同省農墾總局通電話督辦，但仍無結果！

方克忠、楊忠福，劣跡斑斑，激起全場老少強烈不滿，農墾總局終於免去他們書記、場長職務！任命王國仕為書記、場長於一身（方、楊二人協助工作）。

此後，我們適時向新領導王國仕要求解決留給他的“子債父還”並由此帶來的訴訟費、上訪補助費。王書記本來對內情很清楚，當即表態：“解決訴訟費和上訪補貼。”布置我們造名單簽字後交他；被扣的164萬多元，按一半的一半退還大家，望大家體諒農場經濟困難。只退還1/4，大家雖很勉強，但也能諒解，感到欣慰！不料，過不久，王書記說：“問題解決不了，還需向總局匯報（分管副書記朱因柱）！”我們認為他是力不從心，因為有始作俑者方克忠、楊忠福在身邊“協助工作”。由於有兩種堅持錯誤的阻力，“子債父還”強扣離退休老人養老金，根在農場。退還所扣的錢雖在農場，但權力應在省農墾總局黨委分管的朱恩柱副書記，他仍堅持“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

綜上所述，我們被迫信訪中央。懇望為民做主，責成農墾總局對此事妥善解決。並望簡復予我們，防他們暗箱。請諒！

特呈

呈訴人：九隊離休幹部陳國民電話：0875-2813430

一隊退休幹部張忠獻電話：0875-2814678

地址：雲南省保山市隆陽區怒江、新城青年農場

郵編：678027

看了這份材料心裡酸楚楚的，我能幫他什麼忙呢？這些材料寄到中央去誰看？就連我這個住在首善之區小有點名氣的老右，一連給國家主席胡錦濤先生寫了八封信，仍是泥牛入海音訊杳無。為不傷害他對中共領導的希望，我只好接下這永遠無人搭理的狀子。我心裡沉甸甸的，該怎麼處理呢？沒辦法，寫篇文章發到網上去。有作用也好無作用也罷，讓世人知道知道，當今中國大陸的各級大小官吏，是怎樣在盤剝老百姓的！而老百姓有冤卻沒有地方伸！不竟想起一首唐詩：

去歲曾經此縣城，縣民無口不冤聲。今來縣宰加朱紱，便是生靈血染成。古今如此，千古一調，哀哉啊！

附錄：

中國民怨的根源在於政府不講理

紀念張佩英烈士遇難四十周年會上的講話

茅于軾

中國據說是已經崛起。這並不是空穴來風，中國在過去三十年中的經濟成就在全世界所有的國家中可說是首屈一指的。中國徹底改變了自己的面貌，不再是窮困和飢餓，不再是受人欺侮，也不再是東亞病夫。在世界歷史中很少有這樣的大國在這樣短的時間內變化得這樣快的。特別是中國從毛澤東時代閉關鎖國的獨裁統治，變成了全面開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的國家。和世界上不論是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比起來，中國在經濟上的成就是值得大家羨慕的。和俄國，日本，東歐，拉美比，更不用說和非洲國家比，我們都比他們強。在生活的提高上，在政治的進步上，在國際地位的上升上，誰也比不上我們。當然，我並不是說我們已經很好了，已經是先進國家了，我是說，我們進步的速度確實是叫人瞠目結舌的。三十年前任何人做夢也想不到有今天這樣的局面。

可是同樣叫人喪氣的是，社會的怨氣特別大，社會的矛盾也特別多。百姓在互相交談中，在網上的評論中，很少有人感到滿意，倒是牢騷特別多，似乎中國社會很快就要崩潰。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氣大，動不動就想打架。政府的領導人大概也有同樣的感覺，很怕社會不穩，把穩定視為壓倒一切的目標。每逢國家有慶典，比如十一閱兵，奧運開幕，人大開會，北京就成了警察國家，三步一崗，五步一哨，連老太太都動員出來巡邏，商店裡連菜刀都不許隨便賣。這使我們想起在中學讀歷史時，異族統治的元朝有過類似的規定。政府這樣的恐懼感

在全世界恐怕也可算是獨一無二的。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氣又這麼大。到底是什麼原因？外國人對此覺得無法解釋。我們自己也說不大清。比較普遍的說法是貧富差距造成民怨。這不能說沒有根據。貧富差距到處可見，而且給人的眼球和神經很大的刺激。民怨加劇是和經濟成長同時發生的，它是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結果。收入的不平感隨着經濟增長而加劇，因此不平造成的不滿也同樣在加強。當前全國上下都注意如何緩解貧富差距，把克服收入不平看成緩解民怨的一個最主要的方面。可是客觀地比較一下，這個結論經不起檢驗。收入分配的不公固然可

能引發怨氣，但是也未必，這同時取決於一系列其它因素。最可比的是香港。香港同樣是中國人，文化傳統是一樣的。相距不到一百公里，每天都有幾萬人出出進進。香港的基尼係數比大陸還高，二○○二年時是0.45，現在上升到了0.5。中國大陸的基尼係數是0.45，分配比香港還更公平一些。大陸相對較高的基尼係數主要是城鄉差別造成的，僅僅看城市或僅僅看農村，各自的基尼係數都不到0.4.但是把二者合起來，不平等就特別大了。香港沒有農村，它是一個城市地區，不存在城鄉差別，可是收入差距比有城鄉差別的大陸還要大。香港的面積又非常小，沒有地區間的差別。不像在大陸，東西之間自然條件非常不同。這說明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為的。而大陸的分配不公部分地是自然造成的，基尼係數大是可以理解的。在香港，距離很近的人之間收入的差別這樣大，比起遠隔千里之外的人同樣的差距，引起的感受是極不相同的。可是在香港收入差別並沒有引起社會的不穩或很大的民怨。的確，香港也有它自己的問題，曾經發生多次幾十萬人的大遊行和靜坐示威。但主要不是因為收入分配，而是政治原因。民怨大的另一個說法是貪污腐化。

政府官員化公為私，錢權交易，引起大眾的怨恨。可是從國際比較來看，中國遠不是最腐化的國家。政府腐敗是發展中國家的通病。全世界最腐化的國家集中在非洲，其次是南美洲。比較起來東南亞算好一點的。就拿我們的近鄰來看，印度，

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尼泊爾，泰國，柬埔寨，越南，俄羅斯等，他們在透明國際的廉潔排行榜中除了馬來西亞比我們好，其餘的都不如中國。中國排行第七十多位。印度，泰國排在八十多位。印度尼西亞，菲律賓，越南，尼泊爾，柬埔寨，都排在第一百位以後(2009年的數據)。這些國家有沒有民怨，我不知道，也很難調查。但是從國際上大部分學者對中國社會的觀察可知，中國的確是問題最多的國家之一。經濟雖然很好，前景很不確定。問題不在經濟上，而在社會中。中國的民怨來自何處？我的直感是社會正義的缺失。正義缺失是什麼

意思？簡單講，就是不講理。古語說有理走遍天下。可是在中國，不跟你講理，所以有理沒用，有武力倒是有用的。政府有最多最強的武力，黑社會有武力，力氣大的人有武力。弱小的人就很難活了。不講理的人什麼社會裡都有。中國的特點是政府不講理，政府不主持正義。所以不講理變成了民怨。一個社會是需要有正義的，大家都要講理，不要動武。講理能講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從武力。這是一個正常的社會。如果講理講不通，必須動武，這個社會就非常危險。正義從哪兒來？政府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許多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義的服務。政府自己要講理，帶頭講理，政府還要幫助別人講理。這就是正義的服務。共產黨能夠打敗國民黨，主要因為大家相信共產黨是講理的。國民黨幾百萬大軍潰敗了，原因是道理講不過共產黨。得人心者得天下，這是千真萬確的。可是現在的共產黨不大講理了，社會就陷入了危險。

從孫志剛案件的揭發過程中充分看出官官相護，犧牲正義的醜態。以後又有周正毅案，鄭恩寵案，躲貓貓案，一系列的事情說明政府不能主持正義。中國每年有成千上萬件民告官的訴訟，但是勝訴的不到百分之十。法院明顯偏袒政府。司法的公正完全沒有保障。法院和檢察部門還有權不受理百姓的訴訟或檢舉。更有甚者，政府還抓上訪求訴正義的人，關他們，打他們。政府還要打壓幫助百姓維權的律師，找他們的茬，罰他們的款，甚至抓他們的人，給他們判刑。百姓訴諸正義的道路非常艱難，成功的機會非常微小。社會陷入正義無望，邪惡當道的黑暗之中。於是民怨迭起，百姓也不再信任政府。每當官民發生矛盾時，民眾不分是非，一概認為政府是錯的。政府為了自己的利益不得不說假話，就要反對說真話的人。說真話的人就得冒風險。社會的秩序靠假話來維持。假作真時真亦假，假話說慣了，忽然政府改說真話了，百姓也不信，搞得政府百口難辨。社會沒有了是非的區分。更由於政府講理講不過百姓，只好封鎖輿論，把說真話的人抓起來，給他們判刑，社會進一步陷入黑暗，民怨一步步在上升。百姓沒有武力，希望政府能夠講理。甚至用自焚來要求。但政府不予理睬。事情搞到這個地步，百姓只有用武力抗暴。所以每有群體事件百姓就翻警車，燒警車，甚至燒公安局，燒縣政府。中國的百姓越來越傾向於暴力，這不是百姓的本性。百姓沒有武力，他們希望講理。只有面對一個不講理的政府才會走上暴力之路。兩方面都已經養成了不講理，比武力的規則。這個國家越來越難治理了。其根源就是政府自以為有武力，不講理。這樣一個社會恐怕很難長久，必須趕緊找出辦法，改變現狀。收入差距和貪污腐化是社會矛盾的重要方面，但不是民怨的根源。把根源看錯了治理就不能見效。我認為問題的根子在政府不講理。全社會必須恢復講理的風氣，尤其是政府必須帶頭講理。應該說，政府也很想講理。所以有巨大的，法術無邊的宣傳部門。每天從電視到廣播，從學校到機關，無時無刻不在宣傳黨的政策。這種宣傳確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把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調整到和黨中央保持一致。可是一旦黨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矛盾的時候，破綻就顯露出來了。所以一位幹部不小心問記者，你是代表黨說話還是代表百姓說話。證明二者的立場是不同的。立場不同淵源於利益衝突。黨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和百姓的利益不同。要想幫助黨恢復講理，必須回到黨章中所說的，共產黨除了人民的利益沒有自己的私利。放棄私利，恢復講理，這是解決民怨的唯一道路。

可是最近發生的一系列事情說明當局不這樣看。政府在進一步限制百姓講理的管道，堵塞正義的發揮，企圖一手遮天，用武力控制社會的方向和步伐。即使武力能夠見效於一時，事物終究要回歸到正義上來。因為百姓相信正義，不願臣服於武力。當今最相信武力的國家恐怕是北朝鮮了，武裝是國家的最高目標。可是這個國家也是被認為是最不穩定的國家。不要再迷信武力了。中國號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謂共和republic從字面上看就是共同的和平，就是大家都講和平，放棄武力。用共和來翻譯republic非常恰當。大家都講理，矛盾通過說理來解決，這是一個先進社會的基本標誌。反之，一個落後的社會就是一個不講理的社會，憑武力解決問題。比較各國的發達程度，只要看武力在國家活動中的作用，就能判斷得差不多。最發達的國家，武裝力量只用於警察和國防，絕不參與國內的政治。管理國家的武裝是一門很專門的學問，是由專業人士來做的。很少有哪個國家領導人是部隊行伍出身的，因為他們需要的知識不同。越是欠發達國家，領導人越是依靠武裝力量。即使是文官出身，也得時刻防備武裝政變。講理的作用在最不發達國家裡幾乎等於零，事情的決策全靠武力。但是在最發達國家裡，必須通過講理才能定板。中國政府講理講不過百姓，手裡又有武力，所以傾向於用武力解決問題。這一傾向慢慢變成了習慣，也用到了對外關係中。憑着手裡有兩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財大氣粗，敢於說粗話。國際社會中講理，用的標準是普世價值，是人權，平等，自由，民主，法治。儘管各國的文化，歷史，傳統，文字，語言都不相同，但是有共同的東西，那就是普世價值。可我們不認這一套，我們有自己的標準。或者用我們自己建立的邏輯來解釋這些概念。慢慢地中國在國際社會中成為一個格格不入的另類，處處跟別的國家發生摩擦。在國內，動用專政力量確實是無敵的，立馬能夠解決問題。但是在國際上，這樣發展下去最後會怎樣，確實叫人擔心。百姓是沒有武裝的（有些國家的百姓可以擁有武裝，如美國，百姓可持槍對付政府），他們只能靠講理來生存。如果他們的生存受威脅，講理又講不通，國家就不穩了。國家的領導人或政府也希望穩定，於也不得不和百姓講理。為什麼從講武力到講理這麼困難？主要因為有武力的一方（就是政府）相信武力能夠解決問題。當談不攏的時候就用專政機關抓人判刑，甚至開槍成為最後的手段。可見要想建立一個講理的社會，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條件。首先是最有武力的一方認識到講理的必要性，願意放棄武力，提倡講理，將社會引向善治。這是從講武力轉變到講理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難的一步。其次要建立一套規矩，使通過講理一定能解決問題，不會回到講武力的狀態。這需要雙方都有彼此尊重的習慣，有讓步的思想準備，有遵守法律的意識。這時候民眾是不是講理，願意妥協讓步，達成協議，成為關鍵。

我們現在只感覺政府不講理，其實百姓同樣存在不講理的可能。一些民主

國家雖然有全民投票的規則，可是失敗的一方不承認自己的失敗，繼續上街鬧事，最後不得不靠動武解決問題，“共和”又走遠了，社會回到了起點。

的確，兩派人談判未見得總能達成協議。所以必須有最後的不動武的

解決辦法。那就是通過全民投票解決問題。比如決定國家領導人，往

往兩派相持不下，那就由投票解決。有了這樣一套規矩，社會就能講

理，就一定能穩定，民怨也就沒有了。

紀念李曰垓

錢亮

2010年4月26日上午，李曰垓老先生突發心肌梗塞，醫治無效，不幸離開了我們。他的逝世，是中國民主力量的一個重大損失，所有了解他的人，無不感到悲傷、惋惜。“右派”人士自己編輯的小冊子《往事微痕》說他是“右派”維權中走在前面的一個人，稱“他是昭通的旗幟，雲南的旗幟，不，全國的旗幟！”

我是在工作中認識李曰垓老先生的，雖然認識還不到一年，但是因為志趣相投，很快就成了知心朋友。2009年，我所在的單位承接了昭通市一個工業項目的可行性研究任務，大概是9月的一天下午，業主和我們參加設計的工程人員一起討論問題，會議上有一位年近70的老者，個子不高，體型清瘦，短短的頭髮泛着淡淡的銀光，可是他聲音洪亮、精神矍鑠。雖然他不是搞技術出身的專業人士，但他對工作的熱情和認真，足以彌補他在專業知識上的不足，因此，這個單位的董事長專門聘請他來負責籌建工作。老人家在會上侃侃而談，對我們所需要的有關廠址的地理、交通、水文、氣象條件等情況作了詳細的介紹，參加會議的人，無不對他肅然起敬。這個老人就是李曰垓，我就是在這次會議上第一次認識了他。那次會議結束後，大家就各自回家了，我們之間沒有作更深入的交談。

不久我們到工程所在地進行現場踏勘，車到昭通，李曰垓老先生來接我們，他帶我們到了現場。現場是緊靠山腳的一片斜坡旱地，老人家和我們一起爬高下低，其精力之充沛、行動之敏捷，令所有在場的人嘖嘖稱讚。在返回市區的車上，我和老先生坐在一起聊天。當汽車經過市中心一座毛澤東的大理石雕像時，這塊巨石勾起了老人家對往事的回憶。

李曰垓，男，1941年12月23日出生，16歲就被打成了“右派”，成為中國“反右運動”中年齡最小的“右派”。按照法律規定，年滿18歲才具有公民資格，因此也才能獨立承擔法律責任。16歲的少年李曰垓被打成“右派”，是對所謂法律的絕妙諷刺，證明了獨裁統治下是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法律的。斯大林不是也把14歲的少年投入了監獄嗎？對獨裁統治者來說，法律就是他們客廳里的家具，想怎麼擺放就怎麼擺放。

李曰垓的母親是小學老師，在上學之前就輔導他讀完了小學三年級的課程，因此他13歲就初中畢業了。1955年，正是共產黨急需人才的時候，那些拿槍桿子的人大多數都沒有文化，而有文化的成年人又因為在所謂的“舊社會”混過，政治上不可靠，得不到共產黨的信任，因此未滿14歲的李曰垓就被招進了昭通專署當機要員，負責保管檔、電報、檔案。前後三年，工作認真負責，沒有發生過任何差錯。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後，他是在單位領導三番五次要求機關職工給共產黨提意見的情況下，才在會議上發言的，沒想到這就成了把他打成“右派”的鐵證。其實，他被劃為右派並沒有什麼“反黨”言論，而是因為目睹了當時昭通專署的當權者強占人妻，殺害其夫一事。當權者為滅口封言，強行將他劃成右派送進監獄。李曰垓被打成“右派”後，人生的道路就布滿了荊棘。他於1958年、1973年和1975年先後三次遭到逮捕，前前後後在勞教所里關了20年。第一次被關的時候，他還天真地逃出勞改農場，打算徒步走到北京去申訴，他相信他是無罪的，毛主席、黨中央一定會為他做主。可是他才走出幾十里路，就被人追上抓了回去。

令人無比敬佩的是，雖然李曰垓身處逆境，可是他從來沒有放棄過對真理的追求。他在勞改農場讀了幾十本專業書和近百本文學名著，背熟了800首詩詞，還寫了20萬字的讀書筆記，並且打算寫一部60萬字的小說，可是才寫了12萬字的時候，因為同監室的人出於自己立功減刑的目的，向獄方告密而被沒收。李曰垓也因此被關進1.5平方米的小號長達半年之久，期間不准他洗臉、不准換衣服、不准放風，真是慘無人道！

知識使他認識到，中國的反右運動、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類災難，絕不是什麼林彪、“四人幫”的錯誤，而是根源於政治體制。不建立民主政治，中國就不可能有什麼真正的人權，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政治災難，就會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因此，當他重獲自由以後，就沒有停止過推動中國人權進步的努力。他積極參與要求政府給予右派及其家屬物質和精神賠償的簽名活動，通過各種途徑發表文章抨擊時政、宣揚民主。據我所知，他在各種媒體上發表的文章有： “噩夢醒了嗎？—滇東北三個右派集中營滴血尋蹤”一文，以李曰垓的真名發表於2009年11月5日的《往事微痕—李曰垓專集》：“走出十惡陰影是中國解套的必由之路”一文，以張民權的筆名發表於2009年11月30日的《民主中國》網站；“‘反右派’半世紀祭”一文，以李曰垓的真名發表於2010年2月5日

的《往事微痕—雲南昭通專集》；“八個為什麼—劉曉波案質疑”一文，以張民權的筆名發表於2010年1月20日的《中華合眾國》網站；“謝富治宗派在滇東北欠下了什麼債？”一文，以李曰垓的真名發表於2010年2月20日的《議報》網站；“假文章的真價值”一文，以張民權的筆名發表於2010年3月7日的《議報》網站；“言塞湖疏浚，四篇要文發表”一文，以李曰垓的真名發表於2010年5月1日的《議報》網站。沒想到，這篇文章竟成了他老人家的絕筆。

李曰垓的一生，是中國人民辛酸血淚的真實寫照，也是中國人民不屈不撓反抗獨裁政治、爭取民主自由的寫照。李曰垓老先生帶着遺憾永遠離開了我們，但值得慶幸的是，他為我們留下了以上這些珍貴的思想。通過這些文章，我們可以看出，李曰垓先生不僅關心和自己有關的“右派”問題，而且還關心普遍的公平正義，他是一個真正覺悟了的人，知識給了他一雙火眼金睛，任何偽裝和謊言都騙不了他。在“八個為什麼—劉曉波案質疑”一文中，他義正詞嚴的追問共產黨：“如果對劉曉波的重刑殘害真的於法有據、有理、有道義、得人心，為什麼在萬眾要求揭曉內情的一致呼聲中至今不敢公布全案材料？”他以無可辯駁的論據，指出了共產黨對劉曉波的判決是違反《憲法》的行為，是獨裁政府扼殺人民言論自由的暴行！為了支持民主事業，李曰垓老先生把自己寫作所得的稿費，全部捐給了為中國的民主事業正在承受苦難的英雄們。

他的文章發表後，總是能在社會上引起強烈的共鳴，很多網站都相互轉載。通過這些文章，我們不僅可以看出李曰垓老先生的文字功底是多麼深厚，而且還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那顆火熱的心臟強烈搏動的力度。他代表着人間的大愛，代表着中國人民反抗獨裁暴政的歷史強音！我相信，他的聲音會永遠迴蕩在祖國大地的上空！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公安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徐盛龍專程前往昭通採訪了李曰垓的案情，寫下了《石板底下的一棵小草》一文，該文收集在群眾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出版的《春風化雨》一書中。徐盛龍稱他是“一棵壓在石頭下的小草”。是啊，李曰垓是一棵小草，毛澤東和他所代表的獨裁專制是一塊巨石，但小草代表着生命，是人類一切活動的根本目的。然而獨裁者卻總是把別人的生命當作手段、當作實現他們個人野心的工具。因此，中國才會屢屢發生那些慘絕人寰、突破人道最基本底線的荒唐的政府行為。

提到小草，我突然回想起那天我和他坐在汽車上，經過昭通市中心毛澤東的大理石雕像時，李曰垓老先生對我說的一句話：“這是一座殭屍，哪裡捨不得把他推倒，那裡的人民就不會有自由！”這就是小草的吶喊，他道出了一個永恆的真理：在亂石如墳的地方，就不會有青青的草地，不會有生機勃勃的春天。但願他的這句話，能夠傳到每個中國人的耳朵，在每個中國人的內心激盪起回聲。

2010.5.5

“右”字人生

賀承業

在社會政治上常用‘左’、‘右’二字來分別表示或形容不同的政治立場或態度，前者代表革命、前進或激進派別，後者則代表保守、落後派別，這種用法早已成為中外慣例。到了上個世紀的天朝時代，聖主為了加速推行其‘形左實右’的一慣做法，全面實行專制復辟，把‘右’字封給一切他認為與此有不同意見的人，以示侮辱。從此這兩個字的政治含義在天朝就顛倒使用了，這也算天朝特色之一吧；也從此，‘右’字就成為一個侮辱、不吉祥、倒霉的貶義之詞在天朝流行起來，其最重者莫過於戴上‘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帽子（細分起來還有極右分子、右派分子、中右分子）這就有近百萬人士，此外還有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右傾分子、暗中甄別的右字人物，細分還有黨內的、黨外的、民主黨派的，政協的等等，還有他們的家屬、親友等，這沾上‘右’字的人物總計就數千萬之多矣。沾上了‘右’字就註定倒霉終身。僅管有成文的摘帽，可摘帽後還是‘摘帽右派’，因為‘帽子是隨時可以又重新給你戴上的’，即使中央發布了‘改正錯劃’，總還可以叫‘改正右派’，再不然總還稱為‘前右派人員’，不知道可不可以稱呼“前右派人員總理”，總之這個‘右’字就是那麼如影隨形地伴隨終身，辱你終是身！就是死了也叫‘已死右派’！/

這‘右’字在我天朝雖是作不吉祥、倒霉的貶義之詞用以侮辱人使用，但它與常用的如強盜、土匪、惡霸、凶神、惡煞……有所不同，對這些常見的稱呼壞人之詞，人們明白並習慣其壞之處自會加以痛恨的，但對‘右’字人們並不明白為什麼就是壞字？何壞之有？常識告訴我們，左與右只是方向之區分而已；記得讀過一個故事，記述說當年把右派下放到農家去改造時，農民並不知道什麼叫右派，一時半會也講不清楚，由於口音不同，農民們聽為是‘油派’，問“為什麼油派就是壞呀？”，只好理解為“總是偷了油吧”；不知其壞，也就達不到要人們痛恨他，進而終身羞辱他！——這個聖上內心的目標，要讓人們痛恨‘右’，還真得費一翻工夫：在知識分子群體中，就用斷章取義、偷天換日，不惜陷害；可是在工農中就不好講了，就只好反覆唱道：“右派右派，是個妖怪……”謊言唱它千遍也就成理論了，一個辦法就是廣泛而持久使用此字以辱人、貶人。由於長久使用也就有了這沾上‘右’字的人生，這是一個並不是壞人（甚至還是大好人），而必須對人、對已、對家人、對親友、對社會時時刻刻作‘壞人狀態’生存、過着羞辱的人生。這可是一個不易的人生啊！

要言說這樣的動態人生，必須從兩個坐標面上來講，縱的是時間階段，政治風向不斷變化，時間不同境遇也隨之不同；橫的是面對不同的人群，有家人、有親友、有同學、有同事、有陌生人、有知識分子、有工農人民、有街坊鄰里；不同時間下不同的人，這就一言難盡了。/

一，當右派，稀里胡塗。首先是當染上‘右’字上身時，這可是身不由己，防不勝防，其它犯事還有個事實過程，染上這個字可不需什麼事實與過程，只要某領導有心而又有機會就行；什麼是右派還沒有弄明白，就定你是右派，還要你承認。劃右派時，不僅沒有明確右派的含義，也沒有明確規定右派的標準與程序，是到以劃了許多右派之後。才公布了一個可以隨意解讀的‘六條標準’，正式檔說二十一年後的改正式也是按當年的‘六條標準’就有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九是錯劃了的，真創政治亂搞之世界紀錄了！這樣稀里胡塗地搞，雖然以後難以讓群眾一聽名稱就能產生痛恨，但那是後話，對此時而言卻正好讓你在迷濛中就範。待就範後再一步步升級成為敵人，而且打拉兼施，名稱與花層出不窮，總之讓你離不開這個‘右’字，一但染上此字，如染上毒癮那般就終身受用了，毒癮還可戒除，而這卻不能，罪犯尚有刑期，而‘右’字是沒有刑期的。因為這是聖命刺下的金印啊。見我寫過一篇短文《御賜之名》（《往事微痕》29期）。

二，扮敵人，其情何堪？明明是左派，（正因如此，才）要讓你當右派；明明是堅決的革命戰士，卻要你當敵人。決心要你當敵人，還要作一個聽話的敵人，還要與時俱進地終身做下去。做戲就要做得像，說你什麼你就得是什麼，在行為與肉體上備受折磨苦難與屈辱自難以盡述，這在《往事微痕》的各期上已有大量生動的記錄，這篇短文就暫不詳說，只從心理創痛上講，這常常就要違心地認賬：說你反黨反社會主義，你就得承認你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而且還要交待事實，而事實又正是按黨和社會主義號召與要求提了意見，這怎麼說呢？更有甚者，如類似‘章羅聯盟’之類的許多無中生有的結論，也得要你承認並交待。只是承認，說聲‘我認了’還不行，還要態度老實地甘心受辱，還要自取其辱並無怨無悔！這是大大地違心與違實之事。這世上最難做的事莫過於違心與違實，一時違心與違實尚可，要你終身違心與違實就難，一事違心與違實也偶有，可事事違心與違實就難，面對大眾可以做戲，面對親人做戲就更難。不是敵人硬要自已承認是敵人，還要交待事實，還要上綱上線批判，這本身就很難了，還要經常結合現實需要去這樣做戲就實在不容易了！這是傷心之痛啊，俗話說：人怕傷心，樹怕削皮呀！現在讀到當年許多大右派前輩那時公開發表的‘認罪’、‘檢討’之類的文字時，在感到荒唐之同時，更覺其不容易，我總是在想：此後他們是怎樣在渡日啊！古人云；士可殺而不可辱，現在不僅是外加其辱，還要其自辱，其情何堪？其毒甚矣！

三，親友前，無言面對。前面講到面對大眾可以做戲，面對親人做戲就難。大眾不知其詳也就讓它去當戲看吧，可是如何面對自己的親人呢？他們有的是看着自己長大的親人與鄉里，有的是同窗數年的好友，唯一的選擇就是‘不面對’，儘量迴避不見面，縱是不得已見了面，也只有‘無言’，我在57年被劃右後隻身一人服從處理到重慶四十二中學接受工作考查二年（當初宣布時說是兩年，後來就不認賬了，就是無限期了）就下定決心沒有見任何親友與熟人，也從不通信（只有一次例外，就是我二弟專程來看過我一次），一直堅持到63年被組織上強行騙回原籍。陌生的人聽介紹說此人是右派，如何如何反動，一聽也就過了，對其是否真壞與可恨無需去深究，知道反右運動內情者更是諱莫如深，不知其詳的也不多問，大多數避而遠之，至於親友是了解根底的，從內心深處是不認其反動與壞的。當局無法用謊言以騙之，於是便用權力，用血統論與誅連法，軟硬兼施，大力推行劃清界限。我生於一個破落的書香之家，父輩改行從學徙到開小店47年置了幾分薄田土改時劃為工商業兼地主成分。父親在副食商店當營業員有歷史反革命份子帽子，母親為家庭婦女。兄弟姐妹七人，我上有兩個姐姐下有三弟一妹，大多生存於機關文教等政治敏感之地，是永遠要大講政治的，為了自保，也有為了當官，親人們對我都是劃清界限，盡力避之，實在來不及躲時，正常的稱呼也難以出口，我也自知其妙，自知其趣。在一個大家庭中，這也是各兄弟姐妹爭榮謀私之大好機遇，箇中受辱瑣事，家長里短就不細說（見我的回憶錄《歲月留痕》《往事微痕》29期），這一代歷史形成自不待言，可還秧及幾代“病梅”（此語引自冰眉文《往》43期），下一代基本上就沒有了來往，比路人還冷漠。我是親歷了這一切的！政治造就了六親一不認，政治離間了人世間千古親情、友情、愛情，也就是讓人性倒退為獸性。人性泯滅是何其可悲的傷痛啊！常見劃右後就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慘，對於尚沒有婚戀的大齡青年右派來說，長期的賤民身份使其婚戀就更加難以言說了，我寫過一篇短文《春殤》簡要記述了幾則這方面的悲劇。我的晚婚雖也有單位同事與領導光臨，但卻連親父母也迴避之，是何等的悲情啊（見《往事微痕》29期）

四，摘帽後，空喜一場。好不容易歷經長達五年多時間的種種磨難，（見我的回憶錄《歲月留痕》《往事微痕》29期）終於盼到了62年底組織上宣布給我摘帽了，這是數年來組織上對我的教導與許諾，給我們設定的爭取目標，也就是我二千多個日日夜夜的期盼，同時中央也明文規定摘帽後就不再視為右派分子了。當時我在大寶山農場勞動，宣布摘帽後，一切照舊，依然如故勞作，什麼事也沒有，不理不問，就拖到63年8月才突然通知我回學校（重慶四十二中學），然後強行要我退職壓縮回原籍閬中。原來這是一場大大的空歡喜，原來‘中央也明文規定摘帽後就不再視為右派分子了’是一個大大的謊言，‘不再視為右派分子’還可以當右派分子再作處理，這就是‘摘帽右派’吧！面對如此的無端處理，我雖不敢據理力爭，但總可以據理力諶續貴問：我問為什麼無端處理人？答曰不是處理是壓縮城市人口。我說我是正式教師編制不在壓縮之列，答曰這是組織動員。我說退職需本人同意，我沒有同意，答曰這是組織決定。我同時書面向重慶市委與市區教育局反映，自然是沒有回答。四十二中黨支部不給我安排住房，我無處可住，以此要我聽話，立即回閬中。我說我已離閬中縣城老家十多年了，從無聯繫，回去沒有工作，沒有土地，生活無着。回答說組織上已與閬中方面聯繫好了，一切有組織安排，一定做到負責到底並派人送我回去。於是派黨員諶續貴送我回到閬中，63年8月1日到縣安置辦報到後，我說重慶方面說已與閬中聯繫好了由閬中安排工作，閬中的人說具體安排我不知道要等負責人菜某回來才知，要我等幾天。就這樣諶續貴叫我等待安置，他便完成了任務走了，從此也再不發那曾經發了六年多我辛苦勞動而賴以維持生計的每月26元5角的生活費了，也就是只做不說的開除公職了！我三天后去縣安置辦問時，回答說我們沒有工作安排，也從沒有答應過安排。如此處理，當然引起我極大憤慨，我立即數次找重慶四十二中及其上級，後來又派重慶四十二中教導主任姜渭浜專程來閬中聯繫安置，來了幾天，臨走時叫我等待通知，此後再也沒有任何安置通知了。我又多次向重慶、四川省上與中央有關部門反映，均無回答，唯一收到一次重慶市教育局回答竟無中生有說數次工作安置我沒有接受，說我無理取鬧，我憤怒將此信原件退回，我決不接受這種無中生有的指責，我多次寫信反駁與反映，甚至數度向毛主席寫信，這此信多達百餘件。時間長達數年，文革中清隊時，讓我進縣革委學習班，要我交待寫信一事，說我是翻案，隔離審查了半年多，調查了我發的八十多封信（原來我的不少反映信，在閬中郵局就扣壓下了，根本沒有發走），結論是；尚無反動言論，沒有再處分我。從那時起，我沒有了工作，沒有了生活來源，只有靠出賣勞力渡日，長達十五年，一直到時89年底改右時，才恢復工作。

五，受騙了，疑竇漸生。以上講到我受的一場大騙，在此之前我對黨是絕對地虔誠與忠心，即使僅因為我帶頭響應黨的號召在會上發言提了意見，從來也與資產階級無關，而一夜之間便把我從一個共青團支書就打為資產階級右派份子，二十一年後又說這是錯劃了，真把人當猴耍。可當時我確實是安心接受處分，接受工作考查兩年，而走向分配的重慶四十二中，此後一切聽話，努力，竟還交了入黨申請書呢！可到頭來摘帽後還受到如此這般的無理處置，向哪裡反映都毫無結果，到今天（我不斷反映了五十多年）也還沒有一個回答。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我崇拜敬仰的神聖的黨，竟會是說話不算數，當初給我談話教導我，口口聲聲說是冶病救人，挽救我，怎麼就如此不問一切而開除呢？要公開開除就公開講吧，為什麼竟用欺騙的辦法，用謊言來哄我就範呢？這還是光榮、偉大、正確的嗎？如果說只是個別地方組織或個人所為？為什麼向上級反映也不理呢？為什麼反映到最高處也不理呢？不僅不回答，而且在我問急了後，竟來信無中生有地說“對你幾次安排工作，你都不接受！”說我無理取鬧。這是黨的作風嗎？這是我心目中的光榮、偉大、正確的黨嗎？我的疑竇漸生了，我對黨的信仰漸漸起了疑惑。也可能只是地方組織吧，給中央的反映不是中央收不到嗎？不過這地方組織現象也太一致、普遍化了吧？

六，文革終，思考開始。史無前例席捲神州大地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我當時作為一名靠出賣勞力為生的工人，雖又苦又累，但卻溶洽自在，更好的是與意識形態部門關係少，只是累了看個熱鬧，開始時對偉大領的深謀遠慮雖不知道，但卻深信絕對是造福中華的大計，是堅決聽話、擁護的。特別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提得又准又好！可是，事實並不如是，形勢卻一日數次地急變，批這批那，從讀語錄、紅海洋到帶像章、表忠心個人崇拜達到高峰。當時聽到一個笑話說，在表忠心的熱潮中，有一個老農把藏匿了多年的當年為慶祝宣統登基繡的一面忠字龍旗拿出來見了天日，得到了出奇的叫好。這使人不禁打了一個寒顫：真是帝王登基麼？後來越搞越亂，黨內不少老革命均被打倒，真不知是怎麼回事了。待意想不到的副統帥出走，批林批孔批周公，鄧三起三落，一直到打倒四人幫才思考起來：原來決不只是地方，問題的根子在中央。原來竟是極左口號下實行的極右，革命大旗下掩蓋着一個封建體制啊！巴金老人的回憶錄說得好：他原以為高老太爺早已打倒，他的書都過時了，現在才知道，打倒高老太爺還任重道遠呢！

七，改錯劃，遠未了結。打倒四人幫結束了文革，撥亂反正，自然想到了對五七之事應當有個了結與說法，這是意料中之事。沒有意料到的是：來得這麼突然，辦得這麼快；更沒有想到的是用了這麼一個十分巧妙而又狡猾的‘改正錯劃’：用‘改正’二字就明顯不是‘平反’，就輕描淡寫地多，平反是反錯了，而改正只是劃錯了，同是錯，錯的大小就不同了，糾的力度與辦法自然也就不一樣吧，何況這一個錯字，還可以解讀為全錯、半錯；大錯、小錯；多錯、少錯；……這給後來堅持對改正不補分文工資留下了空間，且改正後仍有‘改正右派’一語可呼，是多麼靈活方便。改正時是只作當時用人時之迅速安置使用，突出一為我所用之‘用’字，並不需明確當年的是非，就更談不上追究任何責任了。這正是政策設計高明之處。人們深感這個雖未公開說出口的“改正右派”一語，它就體現在不少日常的使用選擇與小鞋上，使你提出時還無法開口，同時也有不少改正後入黨做官，個別高至國領導人，但那正是樣版與宣傳之品，占當年百萬右派之極少數也。這巧妙之做法雖又騙過了國人，但騙不了世界，雖騙得了一時，但騙不了歷史，稍稍一問，就發現仍然是一本說不清道不明的胡塗賬，理論起來時，就只有使用‘封殺’與‘遺忘’了。這才使今天這個完全符合憲法與法律的‘原右派人員’辦的《往事微痕》竟長期處於半地下狀態。不過，時代在前進，歷史也在前進，更重要的是世界在前進，防民之口如防川。

八，到晚年，似有所悟。掩飾總只是一時的，隨着時間的過去，世事變遷，兩岸互通，國共對話，檔案解密，“還原真像是走向正義的第一步”，真像漸漸浮出水面，終於漸有所悟：原來這兩個都是前蘇共式的政黨，數十年的爭鬥與戰爭，都用革命的花言巧語欺騙與收買民眾為其工具、為其賣命、為其送死！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國內奪權鬥爭，都未跳出“打天下，坐江山”的老路，在這場鬥爭中前一個雖敗下陣來，但也未全敗；後一個雖獲大勝，但也不算全勝。在爭取民心時用盡了民主、自由為口號，掌權後就變了，這時，千百萬‘右’字的無端受難者，就充作了建立黨國體制的祭品。歷史就是這麼繞着圈艱難地前行！要從根本上走出誤區，在於解決這個黨國體制問題：就是要認真實行民主，保障人權，實現憲政；具體做法是現行憲法先要能得到實行，建全民主與法制。

胡錦濤泰州中學同學錢德培上書胡錦濤

尊敬的胡錦濤總書記：

您好！

先做一個自我介紹。我叫錢德培，男，現虛歲71，住揚州市西營10號。退休前是揚州市原邗江縣（現為邗江區）運西中學（現更名為瓜洲鎮中心中學）一名教師。

今天冒昧寫這封信給您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主要的原因：“位卑未敢忘憂國”，許多有關國是的話在心中鬱積已久，總覺得不吐不快；另一個是次要的原因：我曾在1950-1956年就讀於江蘇省泰州中學，而總書記也曾在1956-1959年在該校讀過書，我和總書記是校友。

自總書記執掌政權迄今已有7年，在世人心目中，您的確是一個親民愛民的好領導。比如每逢年節，您總是到老少邊窮地區看望那些底層平民百姓，這自然受到人民的擁戴。又比如，我們1956屆泰中校友2000年在母校聚會時，我特別留神了一下，在偌大的泰中校園內竟沒有找到您的一張照片、一個題詞。我和我的同學們對您這種不事張揚，平和謙恭的作風深為敬佩。這和您的前任到處留名題字，自我宣揚恰成一個鮮明的對比。至於在您的領導下，國家在經濟上取得世界矚目的成就，這裡就不必多說了。

我想說的是，在您主政期間我們國家的政治改革，如在推進民主法治方面，雖然也有不小進步，但與人民的期待、人民的願望相比，只能說是差強人意，顯得滯後了。這裡的關鍵是什麼呢？我個人認為，關鍵是對毛澤東這個人物完整、正確、全面評價的問題。大家都看到，在全國的報紙雜誌、廣播電視上充滿了對毛的讚頌之詞，而這些讚頌多半停留在“長征”、“重慶談判”、“延安時期”，真可謂鋪天蓋地，連篇累牘，簡直到了令人發膩的程度。即使在這些時期，也仍然看出其中不少玄機與破綻。例如，延安時期的“搶救”現在都把責任推到康生頭上。稍有頭腦的人不禁會問，轟轟烈烈地那麼長時間，搞出了那麼多的“反革命”，難道毛澤東會不知道嗎？康生的膽子也實在夠大的，居然“瞞過”毛澤東，幹了這麼多壞事！這可能嗎？“長征”也好，“重慶談判”也好，“延安時期”也罷，不否認那些時期毛澤東也確實為中國人民說過一些好話，做過一些好事，我們當然不應該忘記。宣傳宣傳，讓後人記住也未嘗不可。但是，那個時期毛畢竟不是全國最高領導，毛成為全國最高領導是在1949年10月1日以後。到1976年9月9日死亡為止，他統治960萬平方公里土地（台灣除外）達27年之久。這期間他都幹了些什麼，這在我們的報刊雜誌和廣播電視中卻是一片空白。記得我在職的時候，有些青年大學生曾向我提出這個疑問：難到毛澤東在解放以後什麼也沒有幹嗎？為什麼我們一點也不知道呢？我理所當然地會向他們介紹1949年以後毛的所作所為。他們聽了以後都驚詫莫名，覺得不可思議。他們往往會問我“你說的是真的嗎？”

尊敬的胡總書記，如果一個人靠隱瞞事實真相，靠說謊過日子，他一定會為人們所不齒，所唾棄。這也就罷了，因為所牽涉的僅僅是他個人而已。而一個黨，尤其是一個執政黨，對它的已死了30多年的最高領導人的累累罪惡刻意隱瞞，或故作不知，或諉過於人，也就太可悲而又太可怕了！要知道這是事關黨在國際上，在中國人民心中的聲譽和形象的大事啊！敢於面對真相，敢於說真話，這是有信心有力量的表現。對一個人是如此，對一個黨更是如此。我想這是一個常識。對於毛解放後的所作所為，隱瞞事實真相，顧左右而言他，甚至不惜說假話——這些做法如果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還情有可原，而在改革開放後30多年的今天，就不可思議了。

尊敬的總書記，從1949年（其實應該是從1921年）到如今的這段中國歷史應該怎樣寫，毛這個人物是絕對無法繞過，也絕對無法迴避的，縱然使出渾身解數也是枉然。我們唯一正確的選擇是勇敢地面對，公正全面地對這個人作出實事求是、確如其分的評價，對他的嚴重罪行徹底揭露、批判。我不揣冒昧，謹以您的校友的身份向您進一言：這件事歷史地落到了您的身上，而如能在您的任期內完成這件事，您必將名垂青史，為千秋萬代的後人所敬仰。

我知道您作為中共總書記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真是日理萬機，千頭萬緒。您肩上的擔子之重，工作任務之紛繁可想而知。不過我認為您的工作任務中最大、最根本的一項莫過於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要實現這個任務，最關鍵、最核心的事莫過於大陸和台灣的統一。而要完成這個任務，就不可避免地牽扯過半個世紀的蔣毛之爭，因為造成國家分裂現狀的，其源蓋出於此。時間已過去60多年，我想，透過歷史的煙雲，作為他們的後人，尤其身為中共總書記的您，應當對這場造成國家分裂的鬥爭做一個認真的反思與總結了。我個人認為，蔣、毛若地下有知的話，也不會反對您這麼做。蔣毛之爭，軍事上毛無疑是勝利的一方。我認為，您作為勝利方現任最高領導人，就更應該有高姿態，率先作出反思與檢討。憑心而論，蔣毛之爭，毛雖然是勝利者，但在治國、建設等諸多方面，毛卻是一個失敗者。他對治國、建設之道可以算是一竅不通，卻又敢肆意妄為，大搞什麼階級鬥爭、什麼無產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大搞消滅私有制，大搞唯主觀意志論，等等……，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災難。經過幾十年的實踐的檢驗，是與非，對與錯，難道還有什麼值得懷疑的嗎？

其實在許多方面，大陸與台灣已越來越趨同，並無太大的根本分歧。我相信，和我們一樣，台灣人民、台灣各黨派也十分渴望大陸與台灣早日統一（當然極少數頑固的台獨分子除外），早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可是孫中山先生畢生追求的目標啊！之所以拖了大半個世紀而不能實現統一，我認為毛澤東這座冰山沒有完全消融實為關鍵。作為勝利一方的中國現任最高領導人，適時解決這個問題實在是您的義不容辭的任務。

也許有人會有這樣的疑慮：揭露毛的問題，徹底批毛會不會有損黨的形象，或者影響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呢？我覺得不會。對於毛的所作所為，大陸人民心知肚明，台灣人民乃至世界人民更是洞若觀火。當然也有反對批毛的人。在高層，有些毛時代的既得利益者，如華國鋒，一個最多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人竟然被提拔到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地位。像他這類的人能不感謝毛嗎？指望這樣的人物徹底解決毛的問題這不等於指望太陽從西邊升起嗎。在底層，也有擁毛的。許多人對現在的腐敗現象深惡痛絕，就以擁毛來發泄自己的不滿；還有許多人懷戀毛時代的“大鍋飯”，覺得雖然吃得不好，但沒有競爭的壓力；更多的人是受了宣傳的蒙蔽，不了解毛的真相。我想只要全部公開毛的檔案，解除“不爭論”的禁令，容許媒體展開討論，擁毛的人就會轉變。

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以來，特別是1949年建國以來的這段中國近現代史，多少被湮沒，多少被歪曲，多少被遺忘，多少成空白！一想到對後人如何作交代，難道我們這些前人不感到臉紅心跳嗎？

尊敬的胡總書記，希望您在任期的最後幾年內吹響偉大的中華民族復興的號角，實現大陸與台灣的統一，中國人民將世世代代不忘您的偉大功績！

要寫的話還有很多，但因為年事已高，視力衰退，書寫困難，書不盡言，就此擱筆。

即頌

大安錢德培

2010.4.30

屈原賦

錢明鏘

嗟光陰之荏苒兮，又屆端陽。讀離騷而憤古兮，鬱悒愴怏。念屈子之早慧兮，岐嶷1韜藏。明治亂而輔祚2兮，節峻才良。篤精誠而建策兮，國事弼匡。求美政而革變兮，議制憲章。主抗秦以保國兮，振弱自強。恨讒口之囂囂兮，蠱惑懷、襄。誣無辜而遭黜兮，放逐沅湘。歷迍邅而蹇躓3兮，遷徙流亡。涉湘干而離絕兮，萬里投荒。哀郢都之失陷兮，痛惋國殤。憫黎元之荼苦兮，悲戚迷惶。苦行吟於澤畔兮，憂忡斷腸。賦楚辭以抒憤兮，蹇產4淒涼。長掩涕以太息兮，惻怛神傷。

悲哉！極八埏5而四睇兮，潢漭昧茫6。眇山河之慘黯兮，晷緯7匿光。悵寒郊之蕭殺兮，乖氣鬱蒼。俯驚湍之千仞兮，浩浩泱泱。縱吟眸於歸路兮，目斷故鄉。羌8抱恨而誰訴兮，郁屈難張。遂殞身而自溺兮，沉汨投江。

嗚呼！誶9曰：遭世罔極10兮，逢時不祥。命途多舛11兮，舉步踉蹡。駑駘馳騁兮，麒驥服箱12.鸞鳳伏竄13兮，鴟鴞14翱翔。權奸誤國兮，奕代未央。讒諛得志兮，賢士遭殃。昭昭史鑑兮，永記毋忘。理冤矯枉兮，正氣丕揚。九州島和泰兮，萬世隆昌。

註：1岐嶷：峻茂之狀。《詩·大雅·生民》：“誕實匍匐，克岐克嶷。

2輔祚：即輔佐。

3蹇躓：困頓顛仆，不順利。

4蹇產：思緒鬱結不順暢。《楚辭·九江·哀郢》：“心澆岫喚賡猓煎坎皇汀！包SPAN>

5八埏：地之八際。意同八垓、八垠。

6潢漭昧茫：潢漭，廣大貌。昧茫，昏暗蒼茫。

7晷緯：日與星。

8羌：句首助詞。《九歌·東君》：“羌聲色兮娛人，歡者憺兮忘歸。”

9誶：告，相當於“亂”或“訉”。

10罔極：不正。《詩·小雅·蠅》：“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11舛：錯亂。

12服箱：亦即伏箱。服，駕也；箱，車也。語本《詩·小雅·大東》：“睆彼牽牛，不以服箱。”這兩句意思為騎劣馬奔馳，而將千里馬用來拉車載物。

13伏竄：隱藏。

14鴟鴞：即貓頭鷹，古人認為是不祥之鳥。

美國智庫對中國人的15條評論

1.中國人缺乏誠信和社會責任感。中國人不了解他們作為社會個體應該對國家和社會所承擔的責任和義務。普通中國人通常只關心他們的家庭和親屬，中國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緣關係上而不是建立在一個理性的社會基礎之上。中國人只在乎他們直系親屬的福祉，對與自己毫不相關的人所遭受的苦難則視而不見。毫無疑問，這種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道德觀勢必導致自私，冷酷，這種自私和冷酷已經成為阻礙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最關鍵因素。

2.中國從來就沒有成為一個法制社會，因為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與守法行為格格不入。中國人老想走快捷方式。他們不明白這樣一個事實：即成就來自於努力工作和犧牲。中國人傾向於索取而不是給予。他們需要明白一個道理：生活的真諦不在於你索取多少而在於你能給予社會和你的人類同胞多少。

3.大多數中國人從來就沒有學到過什麼是體面和尊敬的生活意義。中國人普遍不懂得如何為了個人和社會的福祉去進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潛意識裡，中國人視他們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從而獲得別人的認知。這樣一來，一個人就會對“保有面子”這樣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滿足。“面子”是中國人心理最基本的組成部分，它已經成為了中國人難以克服的障礙，阻礙中國人接受真理並嘗試富有意義的生活。這個應受譴責的習性使得中國人生來就具有無情和自私的特點，它已成為中國落後的主要原因。

4.中國人沒有勇氣去追求他們認為正確的事情。首先，他們沒有從錯誤中篩選正確事物的能力，因為他們的思想被貪婪所占據。再有，就算他們有能力篩選出正確的事情，他們也缺乏勇氣去把真理化為實踐。

5.中國人習慣接受廉價和免費的事物，他們總是夢想奇蹟或者好運，因為他們不願意付出努力，他們總想不勞而獲。很少有中國人明白一個事實：威望和成就是通過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犧牲實現的，不付出就沒有所得。簡單來說，如果是為了謀生，那一個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為了生活，一個人必須要去奉獻。

6.由於在貧窮的環境下生長並且缺少應有的教育，大多數中國人不懂得優雅的舉止和基本的禮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着裝笨拙粗鄙卻不感到害羞。他們在青少年時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說謊並從別人那裡索取，而不是去與別人去分享自己的所有。

7.中國是一個物產豐富的國家。但無限制生育政策所帶來惡果使得中國成為了無限廉價勞動力的輸出國。這些輸出也包括那些受過教育的勞力輸出，除了他們的教育水平，實則和其它一般苦力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8.中國大規模生產的便宜產品降低了鍵入這些產品的地區的商業信用度。由於技術落後，管理失敗，中國製造的單位能耗要比發達國家如日本、美國高出很多。因此，隨着出口額的增加，中國在擴大生產的同時喪失着寶貴的能源。同時，這種行為也嚴重地污染了環境，使中國變為全世界最不適宜人類居住的國家。

9.目前中國正在遭受着資本主義社會兩大邪惡的折磨，環境的破壞與人性的喪失。由於中國人天生的貪婪的本性，他們可以毫無保留的接受資本主義的陰暗面即無止境追求物質利益、忽視人的尊嚴。中國人對西方的技術與產品狂熱追求卻對西方管理文化所強調的坦率、直接、誠實這些質量漠不關心。

10.由於中國文化不鼓勵敢於冒險這種優良質量，所以中國人極力避免冒險，他們也不想尋求機會來改善自己的生活。中國人對於生活的平衡性和意義性並不感興趣，相反他們更執迷於對物質的索取，這點上要遠遠勝於西方人。大多數中國人發現他們不懂得“精神靈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這樣的概念，因為他們的思想尚不能達到一個生命(補：即肉體和靈性的並存)存在的更高層次。他們的思想還停留在專注於動物本能對性和食物那點貪婪可憐的欲望上。

11.在中國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為了尋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質量，而只是身份和顯赫地位的象徵和標誌。中國的知識分子從別人那裡得到尊敬並不是因為他們為了別人的幸福做過什麼，而只是因為他們獲得占有了相當的知識。事實上，他們中的大多數隻不過是一群僅僅通曉考試卻從不關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12.中國的教育體系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一種失敗和恥辱。它已經不能夠服務於教育本應所服務的對象：社會。這個教育體系不能提供給社會許多有用的個體。它只是製造出一群投機分子，他們渴望能夠受益於社會所提供的好處卻毫不關心回報。

13.中國可以培養出大批的高級人才，但卻很少可以培養出合格的可以獨立主持的管理級專家。服務於一個公司或者社會，光有技術是不夠的；還需要有勇氣、膽量、正直和誠實的領導才能，這恰恰是大多數中國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阿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傳教士)一個世紀前所指出的，中國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氣和正直的純正品性。這個評價，雖然歷經百年，如今依舊準確診斷出中國綜合症的原因。

14.大多數中國畢業生對選擇出國並為外國工作不會感到內疚，事實上他們首先欠下了中國人民在教育上為他們所做出的犧牲。隨着傳統文化價值觀的破壞和逐步衰弱，大多數的中國人(包括受過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內心世界的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樣不知何去何從。

15.……………………(最後一條留給我們的讀者)

來源：美國蘭德公司亞太政策中心

友誼回聲

北京施紹箕

鐵流先生：

謝謝你給我發來了5個附件的你的大作。晚間，我除了勉強地完成吃晚飯花去了時間，急切地讀完了你的第一篇大作《將軍學徒獄中情》，很感慨。同時看到你對人間地獄的生活，能以如此的樂觀而浪漫的筆觸去展現，難得難得。讚賞你，祝福你有一個好心態！

下面我要說的是我的一個倡議，其靈感恰好來自你的一句話：“我是受害最深的老右，為一篇8800字的小說被整整關押了23年，相當一字一天。”從你的一句話，立即使我自己也想起了我的入右原因：57年寫了一篇幾百字的短文《教條主義束縛了我們的思想》，末尾一句“打倒教條主義，解放我們的思想。”被批判成了反動口號。【註：毛公、鄧公他們提出打倒教條主義、埋葬奴隸思想、解放思想之類，恐怕在我之後了。算是同曲異工了吧。誤會誤會。】

倡議是什麼呢：編一本書,內容專門是右派分子們為何劃上右派的罪狀。爭取多一些人數（一百至數百人甚至一千人），每人一段，數十字至數百字。真實人名，罪狀真實，原汁原味，不描寫不分析。經歷和遭遇可以簡述之。

書名可以討論和徵集，我提議一個：《右派分子們的罪與罰》。

集中而不是個案地留下這部分史實，讓事實說話，可以讓後人知道發生在20世紀五十年代的文字獄，也好讓今天的年輕人自己去看究竟什麼是右派分子，進一步看清毛的政權，……

憑《往事微痕》的組織力量和群眾基礎，這本書是完全可以編出來的，並可以以公開出版發行為目標。

不揣冒昧，僅供參考，敬請指教！ 2010-6-10

四川達縣陳宗培：

博老：你發來的《往事微痕》，字字血，句句淚，都說的是我想說的話。我已讀完第47期。我屬當年四川省萬縣地區第一批右派，也是最年輕的右派。和一些難友相比，我受的罪較少些，但也到鬼門關門前走了幾趟！1979年5月，我已調進縣中學，我到縣委統戰部去，原單位縣教師進修學校給我留有一條尾巴，但縣委的結論寫的“沒有右派言行，同意改正。”要我簽字。我寫下：“同意結論意見。”“改正”的通知給了我一份，並沒當眾宣布過。在反右運動中，我還有一條“罪狀”，是頌揚右派分子張默生、林希翎。因為反右前，我讀過川大教授張默生的文章，確曾讚頌過張寫的文章。反右運動中我也有過對林希翎的讚揚。前兩年，我也給中共中央寫過信，要求否定反右運動，給右派平反，並要求將天安門上的毛澤東的像取下。但我沒像鐵流老師那樣給胡、周寫，而是用掛號信寄給《人民日報》，請他們轉交。讀了鐵流老師的兩封信，感概萬千！沒想到，他竟受到“國安”的“關照”！我幸好沒留下真實姓名和地址！劉學德先生的《不幸中的萬幸》，我也有過同樣的感受。我也寫過一篇短文，附在後面。我在一本書中看到這樣的話：審判林彪四人幫，就是審判毛澤東。林彪四人幫都是執行毛澤東的指示的忠實走狗！ 6月5日

四川雅安熊習禮：

《往》刊對中國歷史的傳承真是功德無量，令人敬佩。57年北京大學所辦的《廣場》僅辦了一期，且其印數非常之少，但其影響都很大，而今《往》則已在海內外遍地開花，罪惡滔天的反右運動已經是臭名昭著，毛澤東無論如何也不可能逃脫歷史的審判。我一點不耽心索賠的事能否實現，因為歷史畢定要賠償。對於賠償，我們僅僅能得對個人的精神和物質損失略有彌補的小利。當政者所得是其政治影響、歷史評價、歷史形象的大利。有政治智慧和政治魅力的政治家比我們還要急。我們天天有飯吃，我們要求的態度堅決而堅持，但心裡不慌、不急。對反右運動應該作兩個層面的工作，第一是揭露其罪惡昭彰的反知識、反文化、反人性的罪行。第二是需要作深層次的理性批判。二者並重，相輔相成，各表其彰。我目前在身體健康能允許的條件下就盡最大努力來做這第二件事。

西昌林夕映：

往刊編輯您們好！

來信和發來的49、50期已收到，但由於我本人沒有電腦，是在打字複印社的電腦上看到的，如將兩期下載下來，每頁3角，總費用約六七十元，再加複印每本約10元成本，不太合算，為節約費用，還是由你們寄來要省一些。你寄來的幾期微痕，我已經分發給一些朋友和難友在看，相信他們閱後一定會認同你們辦刊宗旨，一定會積極參與，也一定會給你們的支持和贊助。

你們不僅是57難友的代言人，也是中華民族爭民主，爭自由的代言人。你們不畏專制強權，肩擔道義，功德無量，人民會記住你們的。我願意加入你們的義工隊伍，作西昌地區的轉發人，為節約分散郵寄的費用，先生可將要寄給西昌市區的《微痕》統一寄給我，只要告知人名、地址、電話，我一定分別送到。另外1—26期合訂本，請先給我計劃五套，我將分送給難友和朋友們，以擴大《微痕》的影響。先生大作《我所經歷的新中國》已拜讀，也分送給一些朋友在看，我期待着先生的第2、3、4、5部。最近特忙，容緩過這一陣，我也會將一些回憶文稿寄上，也將向先生的事業持續贊助。寄來的49、50期《微痕》已經收到。

讀者吳興勇來信：

鐵流同志：您好，對《往事微痕》雜誌，現在我有一個新的評價：這本雜誌（姑不論是否公開，是否發行，報紙雜誌的定義是連續性的讀物，只要符合這個定義就是）是1949年以來在PRC領土上唯一真正說真話的雜誌，即：沒有虛假言論，沒有為迎合權力而違心發出的言論，沒有委婉求全、嬌揉造作的言論，沒有為了個人利益而粉飾太平、歌功頌德的文字，沒有假、大、空的文章，一掃60年來養成的毛式八股文風，這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學傳統的復興，1949年以後，凡是“the PLA”到達的地區，一切雜誌報紙都只能發表虛假言論，凡敢說真話者，就會遭到張志新和林昭這樣的命運。《往事微痕》這本雜誌將是60年來在PRC領土上唯一值得保留的出版物。歷史會淘汰一切虛假的東西，歷史只保留真實。

四川省洪雅讀者伍老表：

《往事微痕》編者你們好！我是四川省洪雅人,<伍老表小傳>中的主人就是我,我們曾合過影。你給我們寄來的<往事微痕>很好,讀了很感人。1-38期我沒有,據編者提示,要將1-26期分四卷編成合訂本,能否將此書和所缺的27-38期給我寄來,為謝!真的感謝您了,您們是中華民族的脊梁,是中國知識分子精英,你們的文章太好了,太感人了,你們的勇敢精神,自我犧牲精神,我很佩服!你給我們帶來希望。我們失去的青春,我們所受的苦難,我們失去的太多了,太多了......你很理解我們。我們要等到哪天才能得到我們應得的補發工資,我們的青春費？你能伸張正義,幫我們說話,太感謝您了!

一個年輕的共產黨員：

看了部分您們郵來的《往事微痕》，確實是如一篇文章中說的“三真”那樣。可是在中國現在說真話也是不容易的，我是一名年青的黨員，關注黨的命運，對黨史也是有一些了解的。如果我們的黨少講一些黨性，多講一些人性的話會更好，可是現在黨已經被一些官僚所掌控，這是最大的危險。中國的事情真的是很難辦的。比如我有您的電話，可是不敢與您聯繫，這就是一些恐懼在起作用，一個字就是“怕”。這其實是一個黨員所不應該的，但請您諒解，也是您能夠理解的。希望還能夠得到《往事微痕》的後半部分。十分感謝您及諸位老先生。

讀者吳興勇：

尊敬的鐵流先生：

您發來的《往事微痕》1-26期的電子稿已經收到了，謝謝您。現在發來《關於反右的兩封信》的修改稿，請查收。修改稿集中談論反右的不公平，刪去了其他無關的內容。從您發來的刊物中，得知武漢大學的汪國訓教授走了，十分震驚，他曾親自將《反右派鬥爭的回顧與反思》這本書送到我手上。新時期中我曾多次與他交往。前年我在武漢大學開會，想見他一面，他說工作太忙，無暇空接見我。不想他匆匆離我們而去。他未完成的任務落在尚在世的難友身上了。

寄來的兩封信，是對廣州中山大學反右的一個側面的記述。關於廣州反右的情況，公之於世的資料還很少，《南方周末》等媒體對陳寅恪教授作了充分的回顧性的報道，但陳

教授沒有被劃成右派。《南方周末》曾提到過外文系的葉啟芳教授，他是中大反右運動中年齡最大的右派。

您從事的工作很有意義，您將青史留名。這項工作具有搶救資料的意義，後世會十分珍視您搶救下來的資料，這是一個時代的真實見證。1957年的右派比得上中國歷史上的東漢黨錮之禍的受害者、北宋的元佑黨人、明末的東林黨、清末的改良志士，也比得上外國歷史上的宗教改革派、反教會的科學家和早期的民主主義者以及社會主義者。這項搶救57年資料的工作本應從改正後立即開始，但當時難友大多心有餘悸，沒有從麻木狀態下醒過來。今天的情況是，大多難友未留下片紙隻字就辭世了，倖存者只保留着不完整記憶。不過，通過右派的後人和其他見證人的回億仍可留給後世很多東西。

讀者杜鈞福來信：

往事微痕50期關於吳仲華的故事不確。吳是工程熱物理專家，也可以說是內燃機專家，不是飛機設計專家。說三叉戟是他“發明創造”的，完全沒事實根據。

馬德里黃河清來信：

我有法國友人拜讀了《往事微痕》後，想得到一套完整的。他近耄耋之年，不慣於在網上看，想要印刷本。他在北京大學教了近三十年書。張元勛到北大辦平反的事時住在他家。後來他到法國巴黎一所大學教書。退休了，就到處走走，現在在北京。我想請你準備一套《往事微痕》印刷本，或寄給他或送到嚴正學住所侯他去取，或者準備好後，告知我地址，我請人去取來送給他。他沒有車，年紀又大，不方便。

桂林市徐海峪：

博繩武先生並請轉《往事微痕》編者暨黃河清

先生：

近日讀到了“往刊”44期70頁上河清先生給我編發的小傳，使後續有關學者了解到毛時代對社會低層欽定過這樣一類的所謂右派。謝謝您們了！這裡需加說明的是：由於我有老年性的耳閉毛病，加之黃先生是用手機在地中海對我採訪成文的，致有下列四處欠周，請在隨後如刊印各“列傳”單行本和“往刊”合訂本（下）時，予以修正。謝謝！

附：請修訂的四處如下：

一、在“往刊”44期70頁2行“委員會”後，請加上“後調達縣專署監察處工作時的”13字。

二、在70頁2行“達縣”之後，請加上“專署監察處”5字。

三、在70頁3行“中央”之後，請加上“國家監察部促四川省監察廳派岳小平處長”18字刪去“派員樂小平”5字。

四、在70頁6行“稅收”之後，請加上一個“學”字.

附徐海峪簡介：

徐海峪，曾名徐澤江、徐林，四川渠縣人。1952年徐加入中共，供職達縣政府監察委員會。1956年，徐寫信給中央監察部，舉報批評達縣某處長嚴重的官僚主義，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混世典範”之語。中央派員樂小平來調查了解，作了和風細雨的處理。1958年初，徐因此被劃為右派，開除黨籍，降職降薪；1960年摘帽，1979年獲改正，1992年退休。徐善文、擅氣功辟穀，發表了大量文章，著有《農業稅收概論》、《正義在胸筆在手》二書傳世，獲“優秀公僕”、“ 全國自學成才人物”諸多種榮譽稱號，其業績被眾多大型文獻典籍收錄。徐為多家研究單位聘為特約研究員、高級研究員。徐海峪說：“人生不朽是精神”。順頌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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