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讓語文教材荒腔走板？

送交者: 索姆林 2010年12月13日13:22:20 於 [加國移民] 發送悄悄話

我們需要這樣一部教材：更富有人性化，更具備基本常識，更靠近普世價值，更具有審美感，更有邏輯性 　　這不僅僅是為自己的利益，更多是為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未來，進行維權 　　法治周末特約撰稿 呂珊 　　28歲的海燕在浙江省杭州市一所重點中學教書。平時，她喜歡在課堂上和學生們開展互動，活躍氣氛。 　　但是這天的語文課卻讓她感到非常憋悶，這節語文課的題目是《羚羊木雕》。 　　扮演萬芳的同學提出一個問題：“老師，我怎麼老覺得彆扭啊，萬芳是個女孩子，為什麼會喜歡小刀呢？”海燕笑了：“也許她像個男孩子脾氣吧。”“那她也不能站在操場邊的樹底下和同學換褲子啊？” 　　其他幾個同學也紛紛提出了看法。“萬芳轉變的也太快了，沒有一點過渡。”“課文里說她冒着雨跑出門去，怎麼回來的時候就看到月亮了呢？”結果這堂課成了討論課，完全打亂了她的課時安排。 　　下課後海燕試圖在網上查詢，教科書題注中寫道：“標題是編者加的。原著題目是《反悔》。有改動。”———順着這個線索，她搜到了張之路先生的《關於〈羚羊木雕〉》一文，於是順藤摸瓜，找到了《羚羊木雕》的原文———《反悔》。這才知道，《羚羊木雕》在編入教科書的時候經過了編者的大量刪改。課文中的小女孩萬芳在原作中是男同學萬方，這就難怪課文里的萬芳語言和行為不太協調了。經過對比，她發現入選教材的課文與原著有着比較大的出入，原本溫和慈祥的媽媽變成了粗暴嚴厲的人，為了突出萬芳的仗義和善解人意，改變了許多情節和對話。嚴格地說，改編後的《羚羊》成了一隻受了傷的“羚羊”，已經基本上不是張之路先生筆下原來的那隻“羚羊”了，這樣的改編幾乎成了低劣的“再度創作”。 　　海燕遇到的問題並不是一個人的困擾，近日，由作家葉開炮轟小學語文教材而引發的大討論已經在媒體和互聯網上展開了…… 　　1、從一堂公開課說起 　　“事情還要從一堂作假的語文公開課說起”，今年41歲的葉開是《收穫》雜誌的副編審，曾發表了《口乾舌燥》、《我的八叔傳》、《三人行》等作品。面對《法治周末》的採訪，葉開的言談中儘管始終帶着學者的嚴謹和謙和，但回憶起這件事卻還顯得頗有些激動，語氣中甚至帶些宿命的味道，“我被徹底激怒了。我不做，也許不會有更合適的人來做這件事情”。 　　今年十一前夕（應為前年），葉開受邀來到女兒喬喬的學校，參加一堂語文公開課，內容是一篇沒有作者的課文《帶刺的朋友》。教室寬敞明亮，一人一桌一椅，地面上鋪着實木地板。課桌的擺設六人一組，面對面拼在一起，便於分組討論，氣氛民主、平等、交融，這種“典型的歐美式(圓桌)模式”的設計讓葉開感到新鮮有趣，但是隨之而來的課堂內容卻讓他近乎絕望：與三十多年前相比，語文課的教學竟沒有任何進步！ 　　據葉開回憶：“這是一堂公然作假的公開課：一切都是預先排練好的，哪個問題由哪位學生回答，語文教師事先都安排好。我女兒說，隔壁班更誇張，老師要求每個人都舉手假裝提問，但是只有舉左手的才會被叫起來回答問題。” 　　經過認真閱讀和分析這篇《帶刺的朋友》，葉開發現，文章邏輯完全不通。後來查到了原文，課文居然進行了徹底的篡改。經過篡改的課文，因邏輯不通變成“帶刺的敵人”了。 　　此後，葉開開始從這本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學語文教材四年級第二冊(試用版)入手，進行逐篇的對比分析———總共四十篇文章中，只有一篇署了作者名，其他大部分是“剽竊”和“篡改”的，包括嚴文井的《小溪流的歌》，王安憶的《我們家裡的男子漢》等作品。 　　國慶期間，葉開又在博客上以女兒的課本中巴金名作《鳥的天堂》和安徒生《一顆小豌豆》為例，比對分析了原作和被改寫後的小學語文課文間的差別，並發出了後來被媒體廣泛引用的“小學語文垃圾教材危害遠勝三聚氰胺奶粉”的感嘆。 　　2、改編能否傳遞原文精髓 　　“上海現行的小學教材編輯過程中，借用的作品既不署名又加以篡改，嚴重地侵犯了作者的合法權益，是一種違法行為。” 　　就在對“毒教材”的聲討愈演愈烈的情況下，葉開提出的有關教科書作假涉嫌侵權的話題同樣引人注目。 　　前文提到的《羚羊木雕》，已入選教科書二十多年了。而文章作者張之路卻渾然不知。還是一個當老師的同學打電話告訴他的。出版社沒給過任何說法，連樣書也沒有，他只能到新華書店買一本留作紀念。 　　被改編的《後悔》入選教材二十多年而他毫不知情，對此，張之路沒有計較，但對改變原作還是頗有微詞。他曾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含蓄地表示：“(文章中)我的朋友萬方原來是個男生，現在改稱萬芳，被稱為‘她’，這樣一改，‘我’在書中也被理解為女生了。由於這樣的改動，‘我’和‘萬芳’在課文里的表現就不是那麼準確和順暢了。甚至有的讀者也稱我為女作家，是不是受到課文中女生的暗示？” 　　對其他情節、對話的刪改張之路也頗顯無奈，但他並沒有想過追究責任。 　　在接受《法治周末》採訪的過程中，葉開的態度則更加鮮明，“我期望被侵權的作家能站出來，也希望相關的知識產權法專家和律師能深度介入，從法律的角度進行破局……因為這不僅僅是為自己的利益，更多是為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未來，進行維權”。 　　記者翻看了這本上海版小學語文教材。在教材最後的聲明里寫明：《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二十三條“為實施九年制義務教育和國家教育規劃而編寫出版教科書，除作者事先聲明不許使用的外，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在教科書中匯編已經出版發表的作品片段或者短小的文字作品、音樂作品或單幅的美術作品、攝影作品，但應當按照規定支付報酬，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稱”。 　　既然如此，那麼語文教材里“匯編”他人的文章卻不署名，這是剽竊還是合法的使用？對文章進行大量的刪除和修改是否屬於篡改、侵權呢？ 　　北京師範大學知識產權法學教授韓赤風告訴《法治周末》記者，我國著作權法第十條規定了著作權人所取得的權利，其中就包括署名權(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權利)和修改權(修改或者授權他人修改作品的權利)。前者屬於權利人的著作人身權，不同於著作財產權所規定的身後50年權利期，是受到法律永久保護的權利。儘管這一權利屬於民事權利，需要權利人的自行主張權利，但是直接引用作品不署名的做法與著作權法的精神相悖，“對教材中的匯編作品不署名作者，顯然是不合適的”。 　　對於作者修改權的判斷相對複雜，韓赤風表示，需要區分兩種性質上的修改，即是內容性的修改還是文字性的修改。 　　我國著作權法第三十三條規定，出版者經作者許可，可以對作品修改、刪節。報社、期刊社可以對作品作文字性修改、刪節。 　　那麼是否意味着類似語文教材中的匯編和修改就是合法的呢？ 　　韓赤風告訴記者，在這裡判斷是否侵權的關鍵，是要區別修改的性質。如果是涉及作品內容、形式的改動，包括情節、內容、表現形式、作品整體面貌等有悖於作者原意的改動，就侵犯了作者的著作財產權；如果是文字上的修改，比如字句的斟酌、修改等不影響作品整體走向的改動，則屬於第三十三條規定的合法範圍。 　　語文教材中的改動是否屬於內容的修改和刪節？改動後的作品是否違背了原作精神？ 　　葉開曾以巴金名作《鳥的天堂》為例，以專業文學編輯的視角，比較了修改前後的作品。 　　用葉開的話說，巴金的原文描述準確、具體、生動，課本編撰者的刪改讓文章失去了準確性，也喪失了音樂性的感受。這樣的篡改，使得學生讀到的課文，是被摻假的作品，原文的精髓已經被拋棄。 　　巴金的女兒李小林，是目前唯一對教材改編明確提出反對意見的權利人。在得知小學教材里選編了父親的《鳥的天堂》後，李小林表示，“出版社從來沒來和我談過，為了教材的需要，我不反對做適當的刪減，但是不能隨意改動主要內容和文字，這樣，你乾脆別選好了”。 　　而時至今天，教科書出版單位和教育主管部門對此事件仍然沒有給出正面回應。 　　3、從“閱讀”開始回歸語文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用滿目瘡痍的垃圾教材如何能教出好的學生來？”上周，葉開受邀為上海一所重點小學百名教師做講座時，他打了個形象的比喻。 　　儘管他認為在僵化的思想觀念下，“教材編寫大綱”是現今小學教材中毒的根源，而這一根源又很難迅速消除，但此時，葉開的心情似乎晴朗了許多。 　　葉開找到的解決辦法是閱讀———“通過有技巧地閱讀大量經典著作，培養學生形成好的閱讀習慣”。從去年開始（應是零七年，二年級暑假期間開始閱讀《哈利波特》第一冊），葉開和太太一起，用了一個學期的時間在女兒喬喬身上實踐。 　　通過一個學期的引導，還在讀小學五年級的喬喬閱讀了大量的兒童文學作品和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閱讀量遠遠超過“課程標準”。從《小王子》、《安徒生童話》到《哈利波特》，葉開發現，這些經典的兒童文學作品，不僅培養了女兒良好的語言能力，而且也提高了她對事物的理解、分析、研究的能力和與人交流的能力。葉開相信，即使在現在的教育體制下，女兒大量的閱讀基礎也足以讓她在當前的評估標準中拿到高分。 　　事實上，從“金庸走進教材”，到“魯迅大撤退”，近幾年關於改革語文教材、提倡語文回歸的呼聲一直不絕於耳。教材究竟該朝着什麼目標發展，是解決語文教育的基本問題。 　　今年4月，由語文課程論專家、兒童文學和兒童文化研究學者、兒童閱讀推廣人與一線教師組成的教育團隊，出版了一本《小學語文教材七人談》，圍繞小學語文教材中的諸多話題進行了深入探討。書中有一句話說“文學就是涵養，是用來涵養人的”。換言之，語文就如同一片土壤，好的土壤可以滋養人。 　　正如葉開和多位教育學者所認為的那樣，多少年來，人們已經習慣了一種變味的語文教材和課堂：教學不是從學生的認知特點和生活體驗出發，而是為了弄懂語法結構；解讀作品不是從作品本身出發，而是對“中心思想”的提煉；看待作家，不是從作家的時代背景和完整作品中出發，而是尋找“微言大義”。 　　什麼是語文的回歸？用葉開的話說，就是回歸到“人的教育”上來。“這個人，就是有獨特的、獨立的個人價值的‘人’，對‘人’的核心價值的確認，對以‘人的價值’為核心的綜合價值的徹底考量，這也是現代文明的最新和最高的成果。” 　　我們需要這樣一部教材：更富有人性化，更具備基本常識，更靠近普世價值，更具有審美感，更有邏輯性。而葉開推崇的《小王子》乃至《哈利波特》等一系列經典兒童作品所訴說的人道主義精神、尊重人的價值正是將這些價值潛移默化地傳遞給孩子們。 　　談及未來的規劃，葉開表示，今後的重心將會從批判轉向建設，爭取為小學語文教育做些實事。目前正在寫一些推薦閱讀書目和技巧的文章，用以啟發孩子們的閱讀興趣，將來會考慮結集出版。 　　 　　作文“打假”要從課文“打假”開始 　　李海燕 　　在批改學生作文時，經常發現造假現象。這裡的“假”不是指虛構，而是情節不合情理，語言描寫喜歡唱高調，又大又空。 　　可是，這全是學生的錯嗎？學生生來就會造假嗎？不，是我們的教育在教他們造假。 　　小學暫且不提，我們來看看人教版初一上冊的一篇課文《羚羊木雕》，雖然這篇課文已經有人拿它和原作《反悔》做過比較，比如《語文學習》2009年第12期上刊登過李明哲和張興合的課例《那一隻受傷的“羚羊”———〈羚羊木雕〉課文與原文的比較閱讀》，另外，課文作者張之路也寫過相關文章。但，我要揭示的是，相比原作，課文《羚羊木雕》有不合情理之處，存在“造假”現象。 　　原作的好壞撇開不談，雖然有學生說《反悔》這個小說本身就很幼稚，為編故事而編故事，倘若“我”事先和父母商量，徵求父母的意見，或是爸爸把羚羊送給我時，就叮囑“我”好好保管，不能送人，那麼，這篇小說也就不存在了。另外，萬方這個人物形象太完美了，他仗義、寬容，處處替人着想，而父母的形象又太過了。這些人和事雖然現實生活中少見，但也不是沒有可能存在或發生，所以，不能說是假的。但是，課文有好幾處改動都違背了小說真實性的原則，不符合情理。 　　一是情節發展有前後矛盾的地方。原文“飛快地跑出門去”，課文改成“冒着雨飛快地跑出門去”，“我”出門的時候還下着雨，等要回木雕，就“月亮出來了”，天氣轉變得太突然了，不大可能。這個矛盾課例中有學生指出來了，此其一。其二，課文里，萬芳和“我”換褲子是發生在“上星期”(原文是“那一天”)，可是，後文卻寫道：“直到現在，我身上還穿着她的運動褲。每次上體育課，看見她褲子上那條長長的傷疤，我就覺得對不住她。”既然是上星期換的，“直到現在”可以理解，因為時間不長，可是怎麼會“每次上體育課”呢？這麼短的時間，能上幾次體育課呢？很明顯，編者是為了體現萬芳的仗義，“我”的感激和愧疚。 　　二是原文前六段被刪除影響了人物的多面性和複雜性，使得人物形象單一，不符合現實。原文前六段既有渲染我沉重心情的環境描寫，也有對媽媽的細節描寫，比如，媽媽見我寫作業時常常抬頭看窗外的雪花，於是走過來，輕輕地把窗簾拉上；媽媽見我用雙手把耳朵堵上，於是走出去，電視的聲音變小了；媽媽重新走到我的身邊，慈愛地把我的手從耳朵上拿下來。從這些描寫中，我們發現，“我”的媽媽是比較細心、體貼、慈愛的。但是，課文把前六段刪去，媽媽的形象發生了變化，性格變得單一，只剩下了嚴厲、粗暴、專斷，比如從課文的“緊緊地盯”、“十分嚴厲”、“堅定”等詞可以看出。而現實生活中，人物性格往往是多面的，不可以貼標籤。 　　最後，在換回羚羊時，原文中有：“萬方的媽媽順手給了萬方屁股一巴掌(原文略)萬方站在那裡沒有動。他媽媽又推了他一下，他才不情願地走了。”課文把它刪掉了。 　　其實，萬方不情願換回羚羊木雕，非常符合一個小孩子的心理，因為他十分喜歡羚羊木雕，原文中他還為它做了個小玻璃框子，從屋裡出來的時候是“托”着而不是“拿”着木雕，這都體現了萬方對羚羊木雕的極度喜愛。因此，萬方的“不情願”反而寫出了人物的立體性與多面性，畢竟，貪戀自己喜愛的東西，這是小孩子的天性。 　　縱觀以上這些改動，編者的意圖是很明顯的，就是為了突出人物某一個方面的特點，而犧牲人物性格的複雜性，犧牲小說的真實性。 　　編者希望把主人公萬芳塑造成體貼、細膩、仗義、明理等優秀品質的化身，當然，由於編者忽視了潛對話，其意圖未必實現；而另一主人公“我”的媽媽，則塑造成萬方的對立面，她嚴厲、粗暴、重財、專制，從而，小孩子和長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編者站在哪一邊？非常明顯，站在小孩子的立場。但是，編者還不放心，最後加了非常直白的一個結尾：“可是，這能全怪我嗎？” 　　編者為了塑造某一個類的代表，可謂“涇渭分明”，好人好死，壞人壞死，而犧牲人物的多面性，這違背了真實性的原則，容易誤導學生“造假”。我們的學生作文，為何假話連篇，我想，這和我們的教材是有關係的。為了培養學生追求真理的精神，我們的課文決不能帶頭“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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