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冬天，是我在加拿大过的第一个冬天。新找了份工作，每天上班打工，天不亮就出门乘坐巴士车，再换乘天车，再换巴士车，路上需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冬天早上六点多，天仍然很黑，但车上经常是人满为患。每天乘坐巴士车通勤的都是在沿途工厂上班的人，车上每天见到的面孔都有些面熟。也许是为了节省时间，很多人直接穿着工作服提着饭盒，或端着一杯咖啡——那是他们的早点，这些人大都是社会最基层的劳动者。因为办公室的白领上班时间不必这么早，一般都是在九点左右(呵呵，和国内一样是早九晚五)。

　　一次，我和同事坐在车上，发现在周围一片休闲服装加羽绒服的人群中，有个白人穿着黄色的军大衣很是显眼，我立刻猜想这是中国的军大衣，旁边的台湾同事说不见得，外国也有军大衣呀!我们乘这趟巴士要30分钟，坐在车上也没事可干，其他人有的在听随身听，有的在闲聊，我们的目光就集中在军大衣身上。

　　这个穿军大衣的白人老外背对着我们，我注意到他身后腰间的两颗装饰纽扣，上面赫然写着“八一”字样，这下我肯定地对同事说：这一定是中国的军大衣。台湾同事还是不解我为什么这么肯定。于是我就给她讲，在中国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时冬天人们一般都穿自家做的大棉袄，还没有羽绒服等各种款式的大衣。黄色的军大衣是非常流行时髦的着装。最早是文工团的演员们穿着，起到了广告和模特的作用，后来就成了大众的选择，而且纽扣上的“八一”标识如同今天的“耐克” 标识一样，是正宗、正版军大衣的标志。军大衣的样式也许国外也有，但带有“八一”标识的军大衣一定是中国的产物。问题是这老外怎么会有中国的军大衣呢?去过中国吧?和在中国很出名的大山一样?不知道。

　　车到站了，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也不用去想了。

　　新到一个单位上班，一切从头开始很不容易，首先是培训不正规，边干边学，上来就做正式的产品，不给练习的机会，如果做错了，产品就废掉了。可是新上手一件事，谁都有个摸索的过程，哪能不出错呢，出错就出废品，主管可不管你是不是第一次做，马上会恶狠狠地训斥你做事不小心。这一来，会让你觉得自己很笨、很没用，自信心大受打击。这是这个公司一贯的作法，老外的公司，中国人当主管，爱干不干，不干走人。每个新来的人都是精神紧张，压力很大。但为了生存，只能加倍努力，加倍小心，随时祈祷产品不要被检查员NG，不要被主管训斥。

　　都说人紧张过度就容易出问题。按照医生的说法，通常人在精神紧张的时候，身体的各项机能就出现了紊乱，比如愤怒或恐惧会使人的唿吸加深，心率增快，血压升高，血液分布从胃肠移向心脏、中枢神经系统和肌肉，消化道的各种活动过程中止，肝释放出糖，脾收缩并放出浓缩在脾内的血细胞，并从肾上腺髓质分泌出肾上腺素…。总之，当人身的部件不能正常运转的时候，人就不能保持自己的协调了。

　　有一天下班后，在天车站下面就看到一列火车要驶进站了，因为是下班时间，乘车的人特别多，把电动扶梯都挤得满满的，为了赶上这趟车，我随着人群在步行楼梯上跑步向上，这样会比等电扶梯快些。当我跑上车站跑向列车门的时候，没注意到脚已经抬不动了，鞋刮到地面的砖缝上，猝不及防，一下子摔倒在列车门前的地上。因为我跑得很快，向前的惯性使我先是膝盖着地，然后是头着地，整个人躺倒在地，直到车开走了我还没缓过劲来。

　　我躺在地上，眼前的上方出现一个个不同肤色的面孔。见我摔倒了，许多人围过来，不过他们绝不是来看热闹的。其中有我的菲律宾同事，其他都是不认识的人，他们关切地问我：“Are you ok? ”我想，这时我应该回答什么呢?因为那时我刚来加拿大不久，还经常搞混别人说“对不起”、“谢谢”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回答。曾经有过别人说“对不起”，我回答“You’re welcome”的时候。这时我躺在地上想了一下回答说“No problem”(这回没说错)。

　　我试着挪动一下腿，很痛。这时又是一句“Are you ok?”随即一双大手伸过来，我伸手拉住，并借助这双手的帮助站了起来。我一瘸一拐的走向车站的座椅，这时有人已经找来了车站的乘警。乘警照样以”Are you ok?”开场，确认我没有大问题，不需要马上去医院，于是手拿一个小本儿开始向我提问，我正担心听不懂的时候，刚才拉我起来的老外竟然用中文对我说“别担心，我可以帮你翻译呀”。真是国外遇到雷锋了!而且我这时看清了，这不就是我前几天在车上研究的穿军大衣的那个老外吗?难怪他有中国情结，愿意穿中国的军大衣，原来他真的跟中国有关系。不过面对他的老外面孔我还是忍不住问一句：“你可以讲中文?太好了!”在“军大衣”的帮助下，我配合乘警完成了“摔跤仪式”的下半部——事件笔录。

　　因为我是在车站摔的跤，所以车站有责任对由此造成的后果负责。乘警先问我伤到哪里了，症状如何，我卷起裤腿看了一下膝盖，摔破点皮，青了一块，但活动自如，没有骨折，我因此判定自己不缺钙。摸摸头顶有点痛，但没有肿起来，神志清楚，没有胡说八道的现象，说明没有造成脑震荡。乘警问我用不用现在处理一下，比如用冰块冷敷一下膝盖?或上点药?我说不用。然后他记录了我的姓名地址、出生年月(别看加拿大没户口，每个人都是有档案可查的)。并给了我一张名片，上面有车站相关部门的电话，告诉我，一周内如果我感到有必要就诊的话，就给他们打电话，费用由他们来出。当然，这些都是由“军大衣”翻译的。“军大衣”还告诉我，因为我是在车站范围内摔倒的，是他们的地面不平造成的，因此他们要负责任。这跟国内的做法大相径庭。在国内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没有人会主动来找你承认是他们的错;当你自己主动找到责任部门要个说法的时候，他们会推说管事儿的人不在，会说这是你自己不小心造成的，为什么别人没摔就你摔了呢?你如果非要讲这个理，把事情说清楚，他们会打电话叫保安来，说你扰乱办公秩序而把你请出去。总之是会想方设法推脱掉任何责任。没有人会引火上身、自找麻烦的。

　　所幸的是我只是摔了一跤，并没有造成任何严重后果。我提醒自己：以后千万别跑那么快赶车了，你以为你是刘翔啊?而且天车在下班高峰期间三两分钟就有一次，没必要赶那么急。人都是在吃亏以后才吸取教训的，从那以后我不再追火车了。

　　我到加拿大后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英语就是”Are you ok”。当我平时做工不顺情绪不佳的时候，菲律宾同事会关切的问我”Are you ok?”这次我在车站摔倒了，和我同路的台湾同事乘车走了，没再返回来。当我一个人倒在站台上的时候，这句来自老外的问候，让我感到亲切无比。使我受伤的身心都感受到了温暖。我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同路的菲律宾同事还在关切的问我“膝盖没事吧?”而作为同是国人的主管听说后，“哦”了一声表示知道了，除此没有任何表情。天下人情冷暖自不必说了。

　　我照常上班，每天在车上用目光寻找穿军大衣的老外，想再次对他说声谢谢。但是我始终没再见过他的身影，也许是他的工作时间改换而换了车次(我们这一趟车每半小时发车一次)。

　　每天有规律的上班下班，埋头做工，半月发薪，感觉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冬天过去夏天到来。有一天早上，我下车的时候，发现和我一同下车的老外长得有点像帮助过我的“军大衣”。我努力回忆一下，避免认错人。因为和老外分不清我们亚洲人谁是谁一样，我们也分不清老外的面孔，起码我从每个老外的面相上，看不准他们的实际年龄。而且夏天和冬天的着装不同，分辨起来也不容易。接连几次碰到这个老外都是在早晨上班时间，下了车分别急匆匆赶去上班，根本没时间说话。我还在想，他能不能认出我呢?因为冬装捂得挺严，夏天穿着T恤，差别太大了。我也不敢确定他就是我要找的“雷锋”。

　　机会终于来了。这天下班后，我发现疑似“雷锋”就走在我的前面，我们都赶往车站等巴士车，我紧走几步向他打招唿，他也热情的和我说起今天天气很好等客气话。我努力拼凑句子问他：你在刚过去的冬天，是不是穿着个黄色的、中国的军大衣?他果然没明白我的意思。回问我：“你喜欢黄色的大衣?”，我说不是，接下来我用我所会的有限的单词，组成中国式的句子，向他描述了冬天在车站发生的事情，我说那个老外帮了我很大的忙，他当时穿的是黄大衣，我认为那个老外就是你。这次他听明白了(也可能是根据我的表情猜的)。他说：“我不是那个人，那是个很好的人，你很幸运”。我说你们长得很像，你也是个很好的人。他说谢谢我对他的夸奖。

　　到今天为止，我始终没再见到曾经帮助过我的老外“雷锋”。但我在感动之余，已经学会了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问一句：“Are you ok?”我想，雪中送炭远比锦上添花来得更及时，更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