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山呆了两个星期后，我又回到广州。白导游已经意识到，用对付聋哑人的方法进行这趟革命旅游不太管用，于是就和我一起加入了一个由十个美国学生组成的旅游团。他们大多来自伯克利大学，和我一样，都是来中国寻根的华侨子弟，也是正在成长的毛派分子。他们也不会说国语，但和我不同的是，他们已配备了一名翻译，还不到七十岁。       

我们到所有革命圣地参观。在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冲，我们虔诚地凝视着毛泽东用过的破旧的饭桌，他曾侍弄过的一小块菜地，以及他曾召开过革命会议的阁楼小门。在毛泽东树立的农业典型大寨，我们花了三天时间，到农民家里厨房参观做饭的锅碗瓢盆，到玉米地里走来走去，参观忆苦思甜会议。一天晚上，一位老农民给我们讲了一个悲惨故事，当地的一个地主如何杀了他的父亲，强奸了他的母亲。讲着讲着，他开始哭了，很快我们大家也哭了起来，哭声越来越大，没有人能听见他在说什么。不久，他恢复了平静，我们也安静下来。他告诉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现在的生活是多么甜蜜。只 是在后来，在中国住了一年以后，参加了十几场这样的忆苦思甜会，我才意识到，每个星期他都不得不这样哭几次。            

宣传是大寨农民的神圣职责。这个村子之所以成为革命旅游线路上的一个热点，不是因为它的风景优美或者历史悠久，而是因为毛泽东选择了它作为中国农业的发展模式。在高峰期，每天都有两万名游客前来山西省参观这个只有八十三户人家的小山村。村民们住在贫瘠的山上挖出的黄土窑洞里。靠着集体主义和自力更生精神，大寨的农民把穷山恶水改造成了整齐的梯田。为了接待游客，国家在大寨建了礼堂、 一条街道两旁全是餐馆，有上下水道的酒店。作为毛泽东所拣选的红人，大寨农民走遍了全中国，介绍经验。那个夏天，尽管这个村子正在经历连续五个月的干旱， 镜头前的农民们脸上笑容依然灿烂。       

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是毛泽东树立的布衣英雄。作为一个乞丐的儿子，陈永贵在文 期间进入了政治局，并成为副总理。他直到四十三岁才开始学识字，可是他却是一位多产的作者，他竟能写出标题为《学习并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夺取农业大丰收》的雄文，而且成为全国各地必读的文章。中国大众从知识分子到钢铁工人都要在日常生活采用大寨修梯田的方法。            

陈永贵在我们参观的最后一天接待了我们。他头上戴着白羊肚毛巾，脸上的胡子大概一个星期没刮了，使他看上去很像一位和蔼的中国版的亚西尔 • 阿拉法特。他烟不离口，一边懒洋洋地讲解着毛主席对农业的关心，一边抽着旱烟袋锅。每抽完一袋烟，他都要加上一撮新烟丝。据说他一天只点一根火柴。

1976 年毛泽东逝世后, 有人指责大寨的生产数字是捏造的，并批评国家为了树立这个典型，投入了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币。陈永贵本人于1980 年被清除，并于几年以后因患肺癌而去世。他死之后，他忠实的朋友每年都会在他的坟墓前点燃一根香烟，以纪念他。

我们的革命之旅似乎旨在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这一点我们早已经相信了。在中国东北，7 月的一个下午，天气很闷热，我们的导游宣布，我们将观看工人在不事先关闭电源的情况修复220,000伏的高压电线。这似乎比为革命在热煤堆上行走还要刺激。主持人兴奋地通过喇叭宣布那个年轻女子的姓名和年龄，她灵巧地从电线杆上垂下的绳梯往上爬。当她接触电磁场时，一时火花飞溅。我屏住呼吸，看着她修复电线。我们大家都拼命鼓掌，照相。
 
这个年轻女工下来后对我们说，“一开始我们也很害怕，但慢慢地就镇静下来了”。我赶紧在笔记本记下她的话。还有三位和她一样的女工，都是新手，一脸认真的表情，都戴着毛式帽子，身穿帆布工作服。另一位说。“以前，出现故障时，我们都得切断电源。但是，经过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我们便能够搞技术创新。”这一切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年以后，我发现他们所做的在西方早就是一种标准的技术。只要他们使用不导电的梯子，这些女工都没事，这和鸟和松鼠能站在高压电线上而不会被烧焦是一个道理。       

针刺麻醉是文化大革命的一项创新成果。在一个城市，我们看着医生在进行剖腹产之前将一根细长的银针插入病人的脚踝和隆起的肚子。产妇对在楼上观察的我们众人挥手微笑。外科医生切开了她的肚子，尽管我们有人几乎要吐出来了，可是产妇却毫无反应。医生从产妇肚子里取出一个血乎乎的女婴。这看起来简直是奇迹。我们看着医生为产妇缝合伤口。病人事后说：“我什么感觉都没有。针灸麻醉简直不可思议。”尽管有这样的成功故事，但是针刺麻醉事实上是不可靠的，到了90 年代基本上被抛弃了。        
 
几个星期不停的宣传灌输，即使像我们这样的毛泽东思想崇拜者也觉得有点烦了。在中国唯一可接受的宣泄方式是像西西弗斯那样，把石头山滚上山，而我们真正需要的则是滚石乐队的演唱会。当一位导游不厌其烦地介绍有多少奴隶用了多长时间建成北京的明十三 陵地下宫殿时，我开始在大理石地板上跳起了踢踏舞，直到白向导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才老实。还有一次，在晚宴上，我们旅行团中有人开始滑稽地模仿扎针灸 的样子。我们都加入了游戏。用筷子当针在某人的肚子上转动。把吃剩的馒头当成肿瘤。这个小品很快失控，恶化成了一场美国人之间的食物混战。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在一个不久前还饿死人的国度胡闹。我们的导游坐在一旁，个个阴沉着脸。        
因为我曾学过一点普通话，因此我常常被指定为代表对接待方表示感谢。每次参观结束，我站起来发表演说时，大家个个眉开眼笑。但是我说的话他们什么也听不懂，这时他们脸上的笑容便消失了。经过几次糟糕透顶的表演之后，我开始拉关系，希望能有机会学习汉语。白导游告诉我，由于文化大革命，大多数大专院校都被关闭了，并且肯定地说，在中国没有人会为了钱私下辅导我。但我并不气馁，每到一个城市都向当地的政府官员不厌其烦地提出我的要求，我要学中文。

1972 年 7 月 18 日，我在北京参观的时候，白导游把我拉到一边，小声对我说，我已被允许在北京学习汉语。她没有告诉我要上哪所学校，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所需费用是多少，等等。但是如果我接受，就必须立刻退出旅游团。我请她给我十分钟考虑，然后在街上走了一圈， 深吸了一口气，对她说“是的，我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