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欢迎你！
经过一个星期忐忑不安的等待，一位官员告诉我，我将在8月初开始在北京大学学习。我兴奋极了，得知一个名叫名叫埃丽卡-任的美国人和我将成为文革以来第一批从西方世界来中国留学的外国学生，这让我有点受宠若惊。我还有几个星期的时间需要消磨掉，于是我决定游览首都北京。可是几乎所有旅游景点都被关闭了，包括美术馆、雄伟的北京图书馆和夫子庙。
许多年来第一次，我感到独自在街上行走很安全。昏暗的阴影没吓着我，而在加拿大我家里却不是这样。我从来不用瞻前顾后，或者加快步伐。我知道没有人会跳出来打我的脑袋。中国没有扒手，没有强盗，没有强奸犯。我是在天堂，也很安全。至少我相信是这样的。
我很想看点书，于是去逛新华书店，这是中国最著名的书店，就像美国的巴诺书店，只不过它是国家垄断，独此一家，而且只有一种畅销书，毛泽东选集，各种文字，各种版本，从简装到豪华装，应有尽有。
为了防止破损和盗窃，也为了让大家都有活干，所有的货物，包括书籍、肥皂和袜子，都放在柜台后面的货架上，由态度恶劣的售货员看守者。人们要央求售货员从架子上取下商品，当他们迟迟决定不下来是否要买时，售货员就不耐烦了，一把把货物夺回去，大声斥责顾客，要求他们赶紧决定，买还是不买。虽然我很高兴没有在商店里看到卖化妆品或卷发器，但是，当我发现店里不卖卫生巾，我还是有点失望。中国妇女用粗糙的灰色卫生纸折成橡胶带状的卫生带。这种六分钱一卷的卫生纸是用报纸做成的，上面的字体还清晰可见，这倒也好，妇女上厕所无事可干时可以读读卫生巾上的文字。
我随便跳上一辆电车或者巴士，游览这座城市。当我想在一家普通商店买一辆自行车时，发现需要出示特别的购物券。虽然这件事给了我这个毛派信徒当头一棒，但我别无选择，只能在专门服务外国人的友谊商店买一辆。友谊商店禁止中国人进入，而外国人可以在这里买到自行车、 大米、 油和其他配给的物品，而不需要购物券。我开始注意到，在中国，群众只能乘坐拥挤不堪的电车，而高官则乘坐锃亮的红旗轿车，拉着纱窗，在周围群众好奇的目光下疾驶而去。
1972 年 8 月 8 日，一辆苏制轿车来到我的酒店接我，把我送到城西北的大学城。这里集中了十几所大学，只有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已经重新开办。这是中国的两所顶级大学，是中国的牛津和剑桥、 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校园坐落在北京风景最美、 最凉爽的地区。
清华注重应用科学，为国家培养技术专家和工程师。北京大学则偏重基础科学和文科，很受精英的青睐。毛泽东曾在北大作过图书馆员，邓小平的第三任妻子在这里学习物理学，这两个家庭都把他们的孩子送到这里读书。
多年来，北京大学也培养了比其它任何院校都要多得多的麻烦制造者。1919 年，北大学生领导了五四运动，为了实现民主而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示威。1966年，北京大学红卫兵率先给邓小平戴上“走资派”的大帽子。他们关押邓小平的长子，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他从宿舍楼四层的窗户跳下，最终造成腰部以下瘫痪。1989年，北京大学的学生再次带头组织天安门广场的民主示威游行。当邓小平下令开枪时，他怎能忘记那些叛乱分子的师兄师姐以前曾对他的儿子做过什么？
但那时我对北京大学复杂的历史所知甚少。接我的小车进入校园的白色花岗岩大门，停在二十五楼前。两名身着毛式服装、梳着整齐长辫子的教师冲了出来。其中一个抓住了我的手提箱。另一位拉住了我的手，把我领到三楼，那里，十几个年轻女孩组成的仪仗队正在大厅里等我。我有点怕难为情地咧嘴笑了笑。他们也对我微笑，用英语说，“欢迎你!” 在330房间，一个梳着大辫子、面带腼腆微笑的年轻女孩跨步向前迎接我。她是我的新室友张红。
张红和我一样，也是十九岁。她个头比我高一头，表情严肃，每当她遇到难题的时候，两道浓眉就会皱起来。她也很性感，但大部分时间都自觉地收敛自己，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是最不喜欢性感的时期。张红学的是世界历史专业，学校选择她陪我，是因为我在麦吉尔大学学的也是历史专业。事实上，她们班的所有女生都搬到了二十五楼来陪我。埃丽卡报到的同一天，中文系语言专业的所有女生都和她住在了一起。
1972 年，北大校园几乎荒废了。张红这个年级是文革开始以来招收的第二批学生，只有几百人，而正常招生人数则是 1 万名学生。很多建筑物上了锁。大教室是空的。我们要住的二十五楼在我们之前已经空置了六年。
在二十五楼，我们连热水也没有。我们在粗糙的水池里用冰冷的自来水龙头洗脸。我们唯一的饮用水来自隔几栋楼的锅炉房。我们得提着热水瓶去那里打开水。我们的公用厕所是一排陶瓷蹲式厕所，用起来让我觉得有点可怕。我总是担心会掉下去，当我方便完站起来的时候，总会感到有点头晕目眩。我还不得不在一小搪瓷盆中用手洗所有的衣服，包括被单。
我和埃丽卡每星期两次光顾校园澡堂。两分钱一张票，我们学会像赛马一样冲进澡堂占位子，肥皂刺痛了我们的眼睛，公共澡堂水龙头下有数百个妇女和女童同时淋浴。因为洗一次澡要顶好几天，因此我们也学中国人，使劲搓澡，也互相搓澡，直到我们全身变得像西红柿一样又红又亮。一天不洗澡我就难受得要死，因此我整个社交生活计划是围绕着北京大学浴室的开放时间表而制定的。直到今天，每次淋浴我都会为流淌的热水默默感恩。
如果北京大学把我们当作革命贵族，那么那些搬来和我们一起住的中国学生就是我们侍女。她们接受了训令，要好好待我们，于是她们抢着为我们整理床铺，为我们洗衣服，甚至让我们在食堂排队时插队。简言之，他们什么都帮我们做。为了服务我们，北大动员了大约四十人，除了我们宿舍伴侣，学校还安排了一个宿舍警卫、 六个管理员、 三个语言教授、 一个厨师和一个打字员。当我们要求上太极拳课时，体育系的一位教练便被派来教我们学习练习走太极步。当我们表示对中国最伟大的现代作家鲁迅感兴趣时，一位文学教授便专门来给我们开了一个讲座。当我们去模范工厂参观时，学校为我们提供小车和司机。北大专为我们买了一张乒乓球台安放在我的宿舍楼，还在我们宿舍里安装了一部电话。我以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不知道，只有大学校长家里才安装私人电话。我们只支付饭费，一个月才几块钱而已。
作为革命贵族最大的好处是有我们自己的厨师，可以吃小灶。刘师傅是一位满头灰白的老人，曾为司徒雷登当过厨师。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曾任燕京大学校长和新中国建立前最后一位美国驻华大使。毛泽东在一篇题为《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里讽刺他，也使他声名远播。当中共没收燕京大学的可爱校园时，刘师傅也一起来了。他会做西餐，包括自制薯片、甜甜圈、苹果馅饼和酥饼干。他最拿手的中餐，包括猪肉馅包子、香酥葱油饼，辣酱油烧茄子，以及薄皮大馅、北方人蘸醋吃的小饺子。我来到北京大学一周后就是我二十岁生日，刘师傅给我做了一大碗特别长的象征着长寿的面条。
当他发现我爱吃辣时，他就在我早餐吃的炒饭里放上辣椒。当埃丽卡想吃汉堡包时，他就剁一些猪肉馅，打一个鸡蛋、加上面包屑和香料，很快便做成一个。我有些过意不去，于是饭后主动帮助清理。可是，令我失望的是，埃丽卡觉得我们生活得这么舒服，仅仅饭后洗碗是远远补偿不了的。她拼命争取和张红以及其他学生一起在大食堂就餐。埃丽卡对我说，“中国革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消灭特权。”
当埃丽卡来找外国留学生办公室的干部时，我和她肩并肩站在一起以显得非常诚恳，心里却想着刘师傅晚餐会做什么给我们吃。埃丽卡讲完后，黄干部大笑起来。他肯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素质会受不了。 “你们肯定不会习惯的，”他断言。
能言善辩的埃丽卡终于把他们说服了。每周三次，我们可以到学生大食堂就餐，和其他饥饿的学生一起，早早等在上了锁的食堂门口。当食堂工人终于打开锁时，我们一拥而入，大呼小叫。大食堂看上去就像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犯人的食堂，黑乎乎地摆满了木板长椅和粗糙的饭桌。我们抓着自己的搪瓷碗，排队到一个小窗口，里面的师傅会给我们打一勺粥。在大食堂吃三餐粗劣的食物，虽然对我来说价格很便宜，但却相当于中国工人平均半天的工资。
我从未想到这里的饭食会如此糟糕。早餐和晚餐都相同：淡而无味的棒子面糊糊，加上一茶匙难以下咽的腌咸菜。 只有午餐我的同学们才能吃到肉，也只是几片肥肉炒卷心菜。米饭很干，淡而无味，籽粒破碎，呈灰色，而非白色，里面夹杂着小石子和小煤块。我学会了小心咀嚼，免得崩掉了牙齿。我们很幸运能吃到大米，大米是细粮。每星期我们还要吃几次粗粮，通常是棒子面窝头，吃起来像湿锯末一样。
我的同学都营养不良，他们总是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一点不剩，过了没多久，连我也觉得一小块肥猪肉相当美味。有一天，我看见餐厅中央的桌子上放了一块黑板，上面挂着三个吃了一半的红薯和一点咸菜。食堂师傅用粉笔写了几句严厉批评的话：“有些同学对厨房里的师傅缺乏阶级感情！每一点食物都是工人和农民流血流汗的结果。有些同学不尊重工人的劳动！更严重的是，这些同学已经忘本。以前，当你还是工农兵的时候，你绝不会浪费任何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