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来加拿大后，头几年一直在西人的工厂打工，天天跟红脖子粗人在一起厮混，不仅学会了各种脏话粗话(dirty /coarse language)，还学会了很多粗鲁下流的身体语言(body language)。有一位叫约翰的美国芝加哥白人，他与我朝夕相处了整整一年，当之无愧的成了我英语骂人的名师。

约翰个头不高，肥壮结实，脑袋不大，头发也稀，但眼睛却很大，而且邪佞贼活，加上一撮前突的小胡子，若往车站或大街上一站，立刻就会召来警察的跟踪。当然，他也的确因为打架斗殴四次被判入狱。约翰骂人不仅词汇多，而且表情、动作和手势极其丰富，面包和火腿肠都能成为他骂人时的道具。他模仿傻子的样子，能把人裤子笑掉。

有一年夏天，我一家三口和一对朋友夫妻，五个人开车去加东旅游。路上有人无礼超车，不但不打抱歉手势，还向窗外伸中指。我立刻还以颜色，用约翰教给我的比中指更厉害的骂人手势向对方反击，又用英语骂了几句。没想到，那厮被羞辱得哇哇大叫，前堵后截，追了我好长一段路程，直到自己的车子掉进了路旁的水沟里。

07年我受聘到国内一所名牌大学建筑设计院当景观所长。院长们也都是我的同龄人，我在下海出国的时候，他们大多还在读研究生，要论社会经验，他们一点优势也没有，所以，无论在喝酒场合还是学术会议场合，他们表面对我还算优礼有别。令我吃惊的是，有位副院长竟然在端午节前给我发了一个短信，张冠李戴地把别人的屎盆子扣在了我的头上。尽管我一再向他说明，他发错了短信，弄错了对象，可他始终不肯改变，甚至还把他平时对我的嫉妒和不满都发泄了出来。

我当时压根就没有想到他可能是喝高了，因为我当时也在故乡的节日宴席上喝着，以为他是存心在找我的茬，于是，就立即给他回了一连串反唇相讥的短信。几天过后，我在电视上看晚间新闻的时候，看到那位副院长赫然出现在本市最著名新闻频道的画面上，他因醉酒闯红灯被警察逮着后还扬言让人家下课而被拘留，学校和院里费了老大的劲才把他保释出来。有人传给我一条信息，说他是被我骂的想不开。

我开始觉得不信，后来人家拿出了确凿的证据，让我无法抵赖。我这才意识到自己骂人的杀伤性有多大。想来也是，我骂人本来就受过中西方的高人指点，师出“名门”，再加上我喜欢研读塞万提斯、马克·吐温和狄更斯的作品，喜看李敖的个人节目，直把骂人整成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艺术，变成了杀伤弹。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就是把人的自尊心培养得很敏感，而实际能力却很低。我早就看出了这个破绽，所以骂知识分子的时候，就专攻这个命门，文弱书生哪里能招架得住我的横砍直刺呢?

后来从太太的书架上找到一盘《了凡四训》光盘，再次重温一遍十多年前看过的警世恒言。袁了凡先生认为，(时或以才智盖人)动辄以自己的小聪明辱骂讥笑他人的人，都是些薄福之人。我仔细一想，觉得这话颇有道理。因为中国人讲“吃亏是福”。你“骂”赢了别人，就意味着别人吃了亏，但却得着了福，那“福”正是你给的。上天赐福的原理，跟保险公司和自助餐馆的赢利原理是一样的。所以，为了守住和积累自己的福份，我便不再骂人了。

博文后面经常跟着些莫名其妙的恶评，攻击者既不留真名，也不留真址，只一味地呱噪、喷漆，正如有些小人躲在暗处嗖嗖地放着冷箭。对此情景，有时候真想故伎重演，给他一击，让他想忘记比想撞见都难，可我又怕他受不了刺激，寻短见跳进动物园的老虎坑狮子圈里，麻烦人家管理员。其实，两个人互相吹捧，五分钟后都进天堂;两个人互相贬低，三秒钟后同入地狱。我们何必舍天堂而奔地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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