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溪：我是海外天津人李振溪

《中文導報》編者按
12月18日，活躍在華僑華人社會的李振溪先生因病離世，無數與他有過交流的人陷入
悲痛和追思。我們特此節選了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125輯----《海外天津人》中李振溪
先生撰寫的文章（曾發於公眾號天建聯），從中感受他融入日本社會並成為中日民間
交流橋梁的歲月，籍此重溫李振溪先生的音容笑貌，表達我們的緬懷之情。從此，我
們再也看不到他手捧相機為華人社會熱心拍攝的身影了。李振溪先生安息。

1963年出生的我，一直成長在天津。父親李江岸是1954年從印度尼西亞回到祖國的歸
國華僑，他在本職的大學工作之餘，長年從事歸僑相關的公益工作，曾被評為全國僑
聯工作先進個人。我自幼耳濡目染父親對僑務工作的熱情，也對僑務工作產生了濃厚
的興趣。以至於我後來僑居日本，一直做着弘揚中華文化，促進中日友好交流。為旅
日僑胞服務的工作。
了解社區民眾，參與小學活動
我是南開大學外文系日語學科1990年畢業的碩士研究生，1993年赴日留學，最早參與
日本當地的社會活動是我當時所居住地琦玉縣新座市的一個市民組織”與亞洲留學生
就學生交流會”以前新座市曾經有一位來自巴基斯坦的留學生，因語言不通、沒有工
作沒有收入而餓死在街角，事情發生後，當地市民很是震驚，反省自己對留學生們關
心不夠，於是一些有志市民自發組織了這個交流會，目的就是關心來自亞洲的留學生
和就學生們，與留學生加強交流，幫留學生們找房找工作等，為留學生解決生活中的
各種困難。我和妻子李軍最早參加這個交流會是作為留學生，得到過交流會成員的關
心和幫助。儘管以後我有了工作，生活比較穩定，仍舊一直叄加這個交流會，為的是
同市民們一起關心和幫助留學生。我的妻子李軍還為日本市民義務開辦中文教室，回
報這些樂於助人的善良市民。這個組織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也成為我日後積極
參與社區活動的動力和起點。
而正式參與日本的社區活動，是在我孩子上幼兒園時開始的。在日本隨着孩子的出生
成長，從保育同、幼兒園、小學直到大學，都有一個叫PTA的組織，意為“家長教師聯
合會”，這是一個具有悠久傳統的組織，目的是家長配合學校舉辦一些文體修養等各
類活動。孩子所在的每個班級每年輪流選出幾名委員，再由這些委員組成全校的PTA委
員會，從中再選定會長、副會長及下屬各部的委員長等。作為PTA委員，不得不犧牲許
多個人的時間參加活動，為學校的各種活動做細緻的準備和後勤工作。
2005年，我的孩子上小學三年級，學校召開家長會時，我去參加了。會上要選出PTA委
員，看到大家都不做聲，我就“自告奮勇”地當了班級的PTA委員，由於參加家長會的
大都是孩子媽媽，孩子爸爸極少，結果在孩兒媽媽們的包圍之下，我又被推舉為PTA的
會長。一個外國人的爸爸擔當統帥40多位孩兒媽媽的領頭人、這個消息在當地學區一
時被傳為珍聞奇談，我也成了傳奇式的人物。但我從事的是教育學專業，我將這看作
是一個實際了解日本教育體系的難得良機，抱着深入了解，認真學習的心態，我認認
真真地開始了自己的工作，和日本普通母親們在一起邊學邊做。
PTA會長看起來沒有大塊的工作，但做起來工作是很多很瑣碎，如大到學校開運動會、
音樂會等活動時安排治安細節、組織治安巡邏；小到研究怎樣說服不交會費的家長，
儘快交費；研究運動會時發給孩子們的小禮品等。平時每月一次例會，向校長、老師
和會裡的委員通報情況，有活動時一周要開兩三次的會，做每件事.每個細節都要落實
具體的時間和負責人員，每次活動結束後，都要寫總結報告，反省沒做好的地方，給
下一任PTA會的工作作為參考，這些工作加起來工作量還是很大的。就這樣，我做會長
的一年間，努力發揚了中國人吃苦耐勞的精神，任勞任怨，不管什麼活動都身先士
卒，認真去落實、去做。這一年PTA會的全面工作做得有聲有色。在學校和PTA會組織
的音樂會上，我還特意邀請畢業於天津音樂學院的琵琶演奏家孟仲芳前來演奏，激揚
清脆的弦聲為日本的小學生和家屬們帶來了新奇的享受。大家對我這位中國爸爸會長
的工作給予了肯定和讚揚，我也頗有收穫，通過一年的PTA工作，了解到日本學校教育
和地域社會的協作體系，更深地理解了普通日本女性細緻入微的心理和一絲不苟的態度。
純屬機緣巧合，當回社區"領導"
剛剛卸任PTA工作不久，2006年為了改善居住面積，我們一家搬進了在相鄰的志木新城
購入的新居。這是一個有近30年歷史的生活小區，區內有3000多戶人家，人口超過一
萬。相當於志木市總人口的七分之一。區內再分成八個小區，每區都有居民組織的
“町內會”(居民委員會)，居委會委員每年改選，居民有責任輪流擔任委員，為所在
街區做貢獻。
2007年4月，我家所在小區的“町內會”改選，徵求我的意見，問我可不可以來做委
員，我想，作為本區新住戶，本着在這裡居住，就要儘自己身為居民的義務和責任的
想法，就爽快地答應了下來，讓我沒想到的是，雖然答應了做委員，但在新舊委員交
替改選之際，大家看到我這個貌似年富力強的中國肯為大家工作，就推選我做了“町
內會會長”。這職位相當於中國的街道“居委會主任”。小區內有480戶人家，1500多
人口，町內會由 20多位委員組成，常務委員有10多位，最主要的有一位會長、兩位副
會長、一位防災委員、一位治安防範委員、一位民俗祭活動委員，負貿組織區內居民
的防災活動、治安防範、民俗祭活動等。
當了小區町內會會長後，還要負責所在小區與相鄰小區的協調等。而志木新城有8個小
區，按規定每個小區的町內會的會長和兩名副會長，共計24人再組成整個新城小區的
“町內會聯合會”，再分攤整個新城小區的各項整體活動，聯合會長的職責勢必要比
各小區會長更為繁重得多，大家都是遠遠地避開，選舉的時候只好抽籤決定。萬萬沒
有想到的是，這一“上上籤”。竟然被我抽到了!就這樣我只好當上了志木新城“町內
會聯合會”的會長，竟然成了日本萬人社區的老外會長。
幸好我的職業是在大學裡做非常勤講師，除教課之外有些自由時間，於是在這一年我
所有的自由時間幾乎都耗在了"町內會"上，作為代表上萬戶居民整體利益的會長，首
先是處理市政各方面的信件，包括防災、治安、福祉、環境等，然後就是傳達諸多信
息，安排區內聯歡活動等，每周末幾乎都是被各種碰頭會議占滿。“町內會聯合會”
的職責主要也是防災活動、治安防範、民俗祭活動三大項，只是規模比較大。本街區
三個委員會每月會有一次例行會議；聯合會每月一次例行會議；而 8個町內會及各會
內的三個委員會，每月都有一次例行的碰頭會；遇到有重要事項商討時，聯合町內會
會長都要到會。因而這一年，我很少晚上在家。我的兒子因為總是很難在家裡看到
我，遇到有人找爸爸，都會很習慣性地告訴對方“去町內會開會了”。
日本的社區組織成員雖然.由居民義務擔當，但工作起來卻一絲不苟，工作內容也非常
繁多。為了舉辦一項活動，往往要從幾個月前就定期召開幾次計劃推進落實的會議，
尤其是小區自建成以來，每年一度的夏季民俗祭，這項千人規模的活動要動用數百萬
日元的資金，牽涉無數個活動項目，動員上百人的委員及家屬的骨幹人力。未雨綢
繆，總之在活動前的一個月我就忙上了，每天都在聯繫協調落實各種事情，事有湊
巧，這年小區的夏季聯歡節，偏偏與全市舉辦的防災訓練和縣長選舉投票的時間地點
趕在一起，事前縝密的統籌安排必須做到天衣無縫，其難度遠遠超出往年任何一次。
所有的委員們都暗自捏把汗，在一些老資格委員的協助下，我和大家一起在幾個月前
開始的每周一次的碰頭會上，逐步仔細地推敲計劃日程，嚴謹地落實每一個細節，活
動進程表詳細制定到每5分鐘的單位。為預防發生臨時情況又制定了第二套、第三套備
用方案。終於民俗祭就要啟動了，從前一天開始，我就組織委員們到現場準備，當天
清晨又開始布置會場，就這樣有條不紊地使聯歡節的各項活動順利展開，民俗祭當天
無論是小區內的商業街還是設在小學操場內的主會場，孩子們的鼓號樂隊、大人們的
神轎巡遊(我也是其中的抬轎人)，小區內到處洋溢着歡樂的氣氛，夜晚，在焰火的映
襯下，鼓聲的伴奏下，男女老幼一起跳着盂蘭盆舞，將歡樂祥和的節日推向高潮，夏
季民俗祭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民俗祭是一年中活動的重頭戲，這場戲唱得出色，也就莫定了其他活動順利推進的基
礎，在這良好的基礎上，我又開始組織其他諸如防災訓練、治安巡邏等活動。在四年
一度的全市防災訓練大會上，我在開場的致辭中現身說法，講述了少年時代經歷唐山
大地震的情景，闡述防災訓練的必要性，令在場所有沒有經歷過巨大震災的日本人耳
目一新。日本的社區活動有一個優良的傳統，就是每次活動後都會寫一個報告，總結
經驗反省教訓，以備下一任的委員們參考。我在這一年裡，僅看的、接的、寫的總結
報告就厚厚的一疊，遠遠超過了自己的備課筆記，而在社區工作所花費的時間精力也
遠遠超出了專職工作所花的精力和時間。我的付出也得到了當地居民的肯定，至今小
區內居民見到我這個中國人會長，還都表示出一些表切感。幾年後在陪同“與亞洲留
學生交流會”成員訪問志木市長時，市長還念念不忘我這個老外會長。
既然融入社區，就要服務社區
隨着華僑華人在日本的生活越來越安定，融人日本的主流社會，樹立中國人的良好形
象成了每一個人都面對的課題，而參加社區活動，儘自己對社區的義務和貢獻，是日
本社會特有的良好傳統，也是日本社區的生活實態。那麼要融入日本社會，融人社區
的生活必不可少。
2008年聯合會換屆改選之際，我介紹了自己擔任聯合會會長的感受，號召各位代表拋
棄抽籤選舉的方式，令大家心悅誠服，果然一位從未參與過社區活動的男士自告奮
勇，接過了會長的重擔，而這位新會長從此進入角色，連任至今，令人欽佩不已。卸
下町內會的領導工作，又堅持作了一年的普通委員協助新委員的工作。2009年町內管
理組合改選，又找上了我。那時我的面部手術後不久，尚未痊癒，又被大家推舉為本
小區管理組合的理事長。日本的大型住宅社區管理往往有兩套班子“町內會”也叫
“自治會”，相當於中國的街道居民委員會，管理的是民俗祭、治安、防災等等軟性
工作。而“管理組合”相當於中國的業主委員會，負責與物業公司溝通以保障居民住
宅的修繕、小區的綠化、環境、衛生等硬件方面的工作，並負責公益費的花銷等，但
有一點與中國不同的是，居民鄰里之間因為噪聲或寵物等引起的糾紛，也主要由管理
組合理事會負責出面協凋解決。這些在中國也許是應走司法程序的。我又走馬上任業
委會理事長後，面對的是協調綠化、設施的修繕等，研究公益費的開銷計劃等等，每
到周末也會被例會占去大半時間，比起聯合町內會會長時期的工作，又體驗了另一種
“難度”。比如，新城內臨近河邊的街區，因苦於每年春季賞花時節蜂擁而至的遊人
在垃圾點擅自丟棄的垃圾，而不得不修建鐵網圍欄。也許是出於日本人慣於從眾的心
理，其他街區也紛紛效仿，在自己街區的垃圾點修建鐵網。而我所在的小區距離賞花
河堤較遠，幾乎沒有外來客流，一味效仿其他小區修建垃圾站圍網，勢必花費金額可
觀的無益支出，為此，我大膽地對上一屆預定的計劃提出異議，並由新理事會決議實
行面向全體住戶對此問題的問卷調査，結果大半住戶表示不贊同修建圍網，由此節省
了數百萬日元的開支。
20世紀80年代小區新建之際，曾嚴格規定住戶一律禁止養寵物，但時過境遷，老齡化
日漸明顯，許多家庭養育貓狗等寵物的現象已經不足為奇，這種與正式規定互相牴觸
的狀況也引起了不少糾紛。為營造與時俱進的和諧環境，由“業委會”牽頭首先成立
寵物管理小組，溝通信息，而後召開全體業主大會通過了在嚴格管理的前提下允許養
育寵物的改定條文。如今在小區內經常可見左鄰右舍在遛狗散步之際交流談天的祥和
場景，和諧的環境也吸引了諸多年輕家庭入住，兒童遊玩的歡聲重新為小區增添了希
望的生機。
我雖然做了大量的日本的社區工作，自己也得到了頗多的收穫，對日本社區有了更全
面深刻的認識。日本的社區雖然是居民義務工作，但工作很細緻、很紮實。例如，時
刻保持救災食品人手一份，救災線路清晰無阻，搞什麼活動都有幾套預備方案等，根
據小區內各家情況，成立救助與被救助的鄰里機制，以備遭遇天災之際的有效自救。
這些細緻認真的工作保證了居民遇事不亂，凡事有章可循，減少了危機發生的風險和
救災防災的社會成本等，構成了整個社會、民政工作的基石。
居民有義務和責任為所生活的社區做工作，這也是日本社區的優良傳統。外國人生活
在日本，享受這種社區服務，同時也應儘自己對社區的義務和貴任，要融入社會首先
要融入社區，融入社區就要服務社區。而越是參與社區工作，對日本社會了解得越
多，也會使自己的在日生活越輕鬆，生活中遇到什麼問題時，知道怎麼解決，不會感
到茫然無措。國與國的關係很大等分依賴於人與人的交流，對這種國民之間的“草根
式”交流的意義，是我們每一位在日生活的華僑華人應該認識到的。
聚攏天津同鄉，營建社團組織
我所尊敬的王克昌先生是中國人的驕傲。他1915年生於天津市東麗區大鄭村，童年家
境貧困，輟學去學徒。1946年東渡扶桑艱苦創業，與日本夫人黑琦得子女士齊心協
力，經過30多年艱苦創業，建立起著名的得昌股份公司。曾在日本36個大中城市裡，
凡是掛着“天津飯店”招牌的正宗中國料理，都曾是王克昌的買賣。他也因此被譽為
中華料理店的經營之神。
王克昌深感童年因生活艱辛而輟學的痛苦，因此他不希望下一代人也走同樣的路，要
讓貧窮子也能上學。他總是念叨一句話：“國富民強都要從教育人手。”從20世紀40
年代開始，王克昌先後為天津教育事業捐出兩億日元。1989年他以一億日元率先在南
開大學設立王克昌獎學金，其後獎學金擴大到天津市各高校，早在1990年10月，天津
市人民政府便授予王克昌先生“天津市榮譽市民”稱號。
“王克昌獎學金”是天津最早的海外獎學金，20年來，“王克昌獎學金”發放金額超
過800萬元，至今獲王克昌獎學金的優秀學干數以萬計。日本東京同源中文學校成立初
期，我將該校的情況匯報給王克昌會長，他爽快地說：“我願意給同源中文學校的孩
子每人送一本《新華字典》。”老人為支持孩子們學中文也不遺餘力。
1993年，我從南開大學的工作崗位到日本留學以及工作定居後，一直積極參與“在日
南開大學校友會”的組織建設。我把王克昌先生作為榜樣，並輔佐他主持在日天津同
鄉會的日常工作，被眾多在日天津同鄉暱稱為“鄉長”。
記得1996年的冬天，在日本東京都新宿的天津飯店九河樓宴會廳里，由王克昌先生發
起，由南開大學、天津大學、天津外國語學院三個校友會構成核心力量，聚來了50位
天津人的代表，舉行了在日天津同鄉會成立大會。發刊詞中寫道：“東瀛遊子意，津
門故里情，何當勤共勉，開創錦繡程。”王克昌先生任首屆會長，而後由趙新為任二
屆會長至今，我自成立以來一直擔任事務局長主持日常工作。如今會員已經擴大為320
多人。我自2016年擔任第三任在日天津同鄉會會長……
僑居日本20多年，我每年都要回國一兩次，為促進中日人民的團結、經濟技術交流貢
獻綿薄之力。所以“李大哥”“李老師”“鄉長”……對我諸多親切的稱呼早已在鄉
友、僑友或日本友人之中叫開了。雖說從本職工作來講似乎“李老師”比較貼切，但
我還是覺得“鄉長”的稱呼最順耳，因為這裡面飽含着濃濃的鄉音和鄉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