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

楊道還

《論語·學而》第一章，“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學然後不斷地實習，不是很愉悅嗎？有朋友（罕有地）從遠方來，不是很欣喜嗎？人或者知道，但不贊同我，但我並不為此含怒意，不是君子的樣子嗎？”

孔門以學為進德的階梯。孔子自己是這樣做的，也以此教導學生。如“好學不倦”，顏回“好學”這是儒家最顯著的特點。《學而》第一篇即主要收集了孔子關於學的話語。後世的儒家雖然又與孔孟的原始儒家有所不同，但這一特色始終得以保留。

孔門弟子列此章為《論語》首篇首章，內容最為關鍵。這一章是孔子論學的總綱，總原則。這一章從學開始，講到進德，最後講成德。這一過程，也就是儒家的道行之而成。

（一）

第一句中的“學”，講的是“學”本身是什麼，是指一般性的學，而不是指具體某一或某些學科。孔子學無常師，有教無類，不是像柏拉圖要人先學幾何，然後才能成學。

這裡的“悅”，不同於樂或高興，而與聲音悅耳，景色悅目中的“悅”意義相同。音樂能夠悅耳，是與人耳和順適合，不刺耳不嘈雜；與人的心情協調默契，不逆耳。悅耳的音樂不是讓人笑出聲來，或者興高采烈，而是心滿意足。悅，如魚之樂，又如，“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常建《破山寺後禪院》）

有的人不學有術，手會了，大腦卻沒有跟上。這樣也能做成一些事情，但總是一種僥倖。據說子路初見孔子，說，竹子天生筆直硬挺，做成箭能穿透甲革，所以“學無益”。孔子回答說，箭後面刻上弦槽，加上尾羽，加上箭頭並磨鋒利，穿透豈不更深。所以學不可少。

孔子講，無論學什麼，都要不斷地實習。學與經常性的習，是學的真正方法。學會了這個真正地學的方法，學之道，就將學變成一個令人悅意的過程。所以說，“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孔子自己就是如此，是夫子自道。

（二）

人在學的時候，很多時候是眼學會了，大腦學會了，手卻還沒有學會。一首歌，耳聽會了，大腦也知道是什麼樣的，卻唱不出來。有的人知道了某個道理，但事到臨頭，又忘記了。就像小孩子考試，本來知道的知識，當時卻忘了。這些不是單純學能解決的，是“時而習之”能解決的問題。

錢穆說，有一次他生病，他的朋友說，你喜歡《論語》，現在正是用的時候了。錢穆問，哪一句？這個人解釋說，“子之所慎：齊，戰，疾。”此句講在這些時候不應輕忽，也不要畏懼，謹慎小心從事才行。錢穆立刻就明白了，他說，此後讀《論語》就覺得有進步。這顯然是錢穆對習之的心得。

一般性的學，其學的內容和對象可能眾多而不同，但以期真正意義上掌握這一學是共通的目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一般性的學的過程中，人就是那個需要打磨鋒利的器。這個器不是指大腦，智力，邏輯思維等；而是人的整體，包括人的邏輯思維，感情，知覺，是整體沉浸在學中。人在學與習中，總是試圖做得更好，更感順適，就不知不覺中習得了嚴肅，認真，不自欺的自我審視，以及自知，真正能對自己度德量力的能力，這些德性。

《論語》中，“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朱熹註疏，說“《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這是一種“習”，對謹言慎行的習。錢穆的某本書中曾提到過他的一個學生，這個人大概不太理解錢穆的學術，他對錢穆說，我見您傍晚常散步，我就學散步吧。這樣每天這個學生就在錢穆散步時，也散步。錢穆說這個人後來在海外成為一個牧師，因為為人誠篤，很得教眾尊重。這個人學到的德性，顯然是散步之外的。

“讀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靈秀，……；凡有所學，皆成性格。”（培根《論讀書》）“學而時習”以至於得到的東西，可以到成為性格的程度，即，所學得於心，應於手，就成為人的一種德行。所謂德性教育， 即是生成這樣的德。這樣的德育，可以說，學只是那個種子，後面的育養而成，需要“時習之”，也需要時間，“工夫”，上的積累。即“德畜之”之謂。只有學，有了領悟，卻缺乏養成過程的水磨“功夫”，學和人是兩分的，這樣的教育就是知識教育。

“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各人”，德性教育需要學生的深度參與，甚至需要學生自行主動進行。完全被動的學生，可以在知識教育里做到中以至於上，但在德性教育中，就是完全的失敗。而知識教育很容易遺忘，可以說，“成性格”的學，才是學。不“成性格”的學，不成其為德，這樣的學，不能得到，而是一種分散精力或負擔。

這樣的德行一旦養成，到了需要的時候，不知不覺地就能應用，所以成為了人的一部分，很難失掉或者忘記。學而時習，學的種類多，所得也漸多，人的性格和德性也就漸漸豐富。

人生來由天性，德性教育能夠培養的是類似於天性的德性，儒家的德性教育則重視從人的天性引出來的德性，不同於其他的德性，不同於培根所講的那些性格。先天為“質”，後天為“文”，君子要“文質彬彬”，文和質合一。這裡的合一是無衝突，不是雷同：質有精微到不可致詰處，文也有超越到至為廣大高明的境界。

儒家的教育因此與其他教育不同，從人的天性引出來並使之發展，使人成為一個人，養成一個人。而除此之外的教育，即便是德性的教育，也只是使人成為一個器。孔子說子貢，瑚璉也。瑚璉是宗廟裡用的貴重的器，但仍然只是一個器。子貢之為瑚璉，說明德性教育中學生自身是決定因素，是充分條件或充要條件；而教育始終是一種輔助，“中無主，道不止”。

人本位，是儒家教義最根本的一個，是立足點，也是儒家不可替代的原因。如錢穆所講，儒家之學，是以平常人能具的德性為根本。對這一點不能或忘，就能理解，儒家所講所行雖然如瑣屑世俗，但屬於一種“極高明而道中庸”，即便是極為廣大高明的思想，也必以中道而行的低態勢表現出來。這樣也就自然而然地排斥可能會使人異化的那些學。

《學而》緊接着第一章，第二章是”有子曰：‘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單獨來看，這句話相當迂腐。但從人本位來看，卻是意義深遠的。現代社會，以為孩子學習好，就好了，有些人甚至不能處理父母兄弟間的關係。一般來講，一個人能夠得到的最無私的愛和幫助，是從父母兄弟那裡來的。這樣的關係都不能善自護持，卻想從自己瞧不起的同事和競爭對手得到幫助，豈不是“無本”的幻想。

（三）

當一種學術成為類似於天性的德性，“學而時習之”，就算完成了。學就從“好之”轉為“樂之”，就像一個人的習慣一樣，安然自得，並且自為驅動。

學成為德性後，已經不再是一種外來的學，而是自己的特性。這樣一來，“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不管“造次”（緊急匆促）還是“顛沛”（挫折顛撲）的時候，都能行之若素。

《論語》中，澹臺滅明“行不由徑”，端方的行為已經成為了德性，從走路不取捷徑的素習，已經可知他做事也不會投機取巧，即，不以正道得之，就不得。孔子對他頗為嘉許，因為孔子自己就是如此，“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子路在學上，勇猛過人，但求之過急，在涵養方面有不足。前面的學習之未成，“未之能行”，所以害怕又聽到新的。但子路的修養仍然是難以達到的。子路之死，自言，“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子路生死之際必於是，是平素的修養。

直接教給或講給學生好的品質是什麼，是知識性教育，不是德性教育。德性品質不可能從知識性的教育中取得，只有在某一學科中“學而時習”中，由學生自己習得，才能真正獲得，有效果。德育教育是針對人的教育，所得到的是通才。通才，其實質是通人，有較高水準德性的人：有通人，然後其人多才。不是有多種才藝，幾個不同學科的學位，就可以稱為通才的。《論語·子罕》第六章提到這個問題，大宰（官名）問子貢：“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孔子自解說，“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此章中，聖者和君子所指相同，孔子自謙，不肯認自己為聖者；孔子多藝，也自謙為鄙事，這些都是孔子“溫良恭儉讓”中的“讓”。這裡更重要的是“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一個人是否是聖人或君子，固不是以藝的多寡為衡量。

在道德教育中，知識性的說教不僅難有效果，反而有時會起反作用，使學生懷疑和厭煩這些品質。此類的品質教育里，如誠實，真誠，謙遜，嚴謹，端正，周密等，都是如此。諸葛亮《誡子書》說，“學需靜也”。靜，即心靜，也需要學，也只能通過“學而時習”學會，沒有別的途徑。對於知識性的學，如數理化等，孔子這句話也適用，但不是孔子重點要講的。學好這些學科各側重和依賴學生的某些德性品質。沒有這些品質，在這些學科中也可有成就，但難臻上乘。

找到學生願意去學的那個內容，是教育的一半兒。不是“志於學”的學生，也可從這裡開始學和習的過程。使教育的內容有趣，其重要性來源於此。內容艱澀的學科，只有靠“志於學”的人自發，才能完成。“時習”是另一半。只有學和習具備，學才能真正完成。而如何找到令學生學感興趣的內容，取決於教育者對“不亦悅乎”的體會，否則只是碰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