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eal Reason for China’s Rise》

  《The Real Reason for China’s Rise》是復旦大學一位教授j的文章，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Edmund S.Phelps 對該文的評價是：“這篇文章也許是我讀過的關於中國奇蹟的最佳闡述”。（“perhaps the best account of the China Miracle I have ever read.”）  作者提出，中國的進步不是靠國家資本主義，而是在國家指導下的結構改革和經濟自由化的結果，而美國企業的經驗起了很大作用，導致中國產生財政聯邦制。以下是作者介紹自己文章的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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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的飛速崛起震驚世界。然而，中國成功的原因常常被誤解。

外界經常將中國崛起歸因於國家資本主義，即擁有巨額資產的政府可以推動廣泛的產業政策，並用干預手段降低風險。因此，中國的成功首先要歸功於政府對整個經濟的“控制”。

上述解釋從根本上說就是錯的。誠然，中國得益於擁有一個能有效實施全面互補政策的政府。由於中國領導人無需擔心短暫的選舉周期，所以能全面推行長期規劃，進行有遠見的、全面的長期規劃，例如“五年計劃”。

此外，中國國家權力鞏固了執行能力，這一點讓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相形見絀。一個強有力政府及其支撐下的社會政治穩定對中國在教育、醫療、基礎設施和研發等領域的快速發展至關重要。

然而，這恰好告訴我們，中國的長期規劃和有力執行是用來推進實現經濟自由化和結構性改革，而不是用來鞏固國家資本主義的。儘管這種長期戰略偶爾會出現一些失誤或短期偏差，但依然堅定不移施行。這才是中國數十年來經濟快速增長的核心所在。

有趣的是，這一戰略的要素直接來自發達國家。在過去40年中美外交正常化進程中，美式資本主義在中國牢牢占據一席之地，尤其在中國知識分子和商界精英中。因此，中國政府在始終高度重視穩定的同時，也致力於在公司治理、金融和宏觀經濟管理等眾多領域內學習應用全球將各國經濟的最佳實踐。

但是，這一經濟自由化和結構性改革的進程又具有強烈的中國特色。它強調地方層面的競爭和試驗，而這又反過來支持了自下而上的制度創新。其結果是，實際上構成了一種財政聯邦制（層層分權），這也是經濟轉型的強大推動力。

這種方式的成果無可辯駁。過去十年內，中國眾多私人金融和科技巨頭崛起，它們與國有企業不同，並且已成為全球創新領導者。最近公布的2019年《財富》全球500強名單（按營業收入排名）中，有129家中國公司上榜，而美國則是121家。

其中，電子商務巨頭阿里巴巴、京東和騰訊都榜上有名；科技巨頭華為在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打壓下逆勢上升了11位；創業9年就上榜的小米成為有史以來進入該榜單的最年輕公司，這些公司都不是國企。

這些公司的崛起以及它們所促進的繁榮和競爭力，不是靠自上而下的產業政策實現的，而是靠經濟自由化及自下而上的創新推動的。美國指責中國利用國家資本主義工具，如補貼國內企業、給外國公司設置進入壁壘等，獲取不公平優勢，但中國的經濟成功在很大程度

並不靠此類手段。這一點值得強調。

這並不是說，中國可以不再關注尚未完成的改革方案。經過30年的GDP兩位數增長，增速放緩不可避免。但是，即使中央政府接受年增長率的一些下降，也必須保持警惕並繼續致力於解決加劇這一趨勢的結構性因素，比如融資成本上升和資本回報率下降。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必須繼續鼓勵私營企業和創新，對此政府已做出承諾；鞏固當前具有競爭力的准聯邦制經濟系統；還必須按照承諾加快治理改革，以確保緊跟進一步的市場自由化。

中國已經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走得很遠，不應低估未來的挑戰，更不能忘記自己是如何走到今天這個位置的。中國有句古話講得很好，“行百里者半九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