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標準要契合國情

張 箭（四川大學教授）

1998 年和2001 年，江澤民同志分別在慶祝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創辦100 周年和90 周年的大會上，提出了在中國建設若干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的希望和要求。於是近幾年來，介紹、研究世界一流著名大學的文章頻頻見諸報刊雜誌；主張在中國創建、討論怎樣建設中國的世界一流著名大學的文章也不少。從2001年1月起，《 人民畫報》 設立了“國外名校連載”專欄；從2001年秋季起，《求是》雜誌又開闢了“建設一流大學”的徵文園地。讀過上述諸多論文文章後，我有些感到，人們為此所主張和建議的一些觀點、設想似是而非，不符合國情，脫離實際，並形成了某種學術和輿論誤導。其中最突出的便是世界一流名校的一些標準問題。故有必要加以辨析和闡述。

以人們最愛提到的《人民畫報》率先介紹的世界一流著名高校之一劍橋大學、牛津大學為例，這兩校的規模與中國著名高校的規模也差不多，適合為例。論者或說它們培養了（即它們的畢業生中有）多少首相大臣等大政治家，或說它們培養了多少世界著名的社會科學家、藝術家，或說它們培養了多少諾貝爾獎得主，或說它們的教授中有多少諾貝爾獎獲得者。言外之意這些便是檢驗和衡量世界著名一流大學的主要標準，而且國內的著名大學比之相差甚遠，甚至根本不能一比。上述說法實際上便是誤導。這是因為，首先那是毫無歷史感的。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己分別創辦近八百年、九百年。而中國最著名的大學北大、清華才創辦百年，中國科技大、國防科技大才創辦五十年。以它們在八九百年中培養出來的政治家、藝術家、科學家與我們的僅幾十年上百年的大學所培養出來的各種家相比，它們的“家”自然多得很多很多，我們的“家”自然少得很多很多。若是以近五十年來雙方培養出來的各種家相比，則英方未必就比中方多什麼。

第二，自1640 年資產階級革命以來，英國便在世界率先逐步建立起君主立憲制、議會兩院制、兩黨制、大選制等資產階級民主政制。也就是說英國（包括西方）早就建立起了高層政界的任期制，取消了終身制。這就意味着它們在單位時段內所能培養出的首相、大臣、議長、元帥等會很多。而我國自創辦現代高等院校一百一十年來，雖經歷了幾個時代（清末、北洋軍閥、國民黨、新中國。新中國似可分為毛澤東時代和改革開放時代兩個時期）,但基本上一直是終身制。在高層政界，因年老而自然退休的很少，因政治失勢而下台的很多。改革開放以來情況好得多了，但仍不如人意。“第幾代領導集體核心”中的“代”便有終身的意味。所以我們在單位時段內所能培養出的總理、部長、省委書記、司令員們必然會很少。這種情況的改善和改進主要不是靠大學的師生奮力拼搏，國家對大學多投資便能奏效的，而主要得靠政治體制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逐步有序的改革。若是比較近五十年來劍橋、牛津與清華、北大各培養出了具體的多少名部以上大官、高幹，英方未必就更多。

第三，中國有13 億人口，英國只有近六千萬，中國的人口是英國的22 倍。這就是說在單位時段內英國所能培養出的首相、大臣、議長、元帥等政治家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會比我們所能培養的總理、部長、人大主任、司令員們多21倍。其他西方國家的情況也類似。而且這種情況不僅上個世紀存在，這個世紀改善不了，下個世紀（22 世紀）也只能改進得有限。如果把我們的地市廳級主要領導幹部定位為相當於英國的郡長、郡議長（中國的地、市和英國的郡所管轄的地域和人口差不多），那麼近五十年來清華、北大培養出來的地市廳級及以上幹部肯定比劍橋牛津培養出的同級官員多。所以，把上述內容作為衡量世界一流著名大學的重要標準之一，顯然是缺乏歷史感和不合國情的，是不具備可比性的。

關於諾貝爾獎問題需多說幾句。這是令國人最汗顏、最抬不起頭的問題，也是我們的著名高校與外國著名高校似乎差距最大甚至沒法相比的一個問題（我們的高校畢業生和教授得獎是1 次，別人的高校畢業生和教授得獎是10 次，則可說相差九倍。我們的得獎是O 次，別人的得獎是10 次，則可說無法相比）。其實這首先仍是個歷史感方面的認識誤區。英國是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工業革命的發祥地，近現代的日不落帝國，拿破崙戰爭後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世界頭號超級大國（“二戰”結束後美蘇取代英國成為超級大國）。而中國長期是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建立新中國走上社會主義康莊大道才半個世紀。中國的科學家、文學家、社會科學家能獲得諾貝爾獎的自然比英國少得多，甚至沒有（至今仍無中國公民在中國的領土上獲諾貝爾獎）。第二則是諾貝爾非科技獎的不公平性。諾貝爾非科技獎的得主當然有不少是大文學家、政治家、經濟學家，但也有不少是反馬列、反共、反社會主義、反華分子。例如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中便有達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中有所謂持不同政見的作家高行健。第三則是諾貝爾科技獎的片面性。諾貝爾科技獎的聲譽和公允當然比非科技獎大得多好得多，但也有不少缺陷。它（們）只限於理科、醫科，無工科、農科（暫按中國授學位的門類分）。在理科中也只設物理學、化學、生理學醫學獎，而無數學、天文學、地學獎。就是在同樣水平價值的研究成果中，由於種種原因西方人得獎的機會也比東方人多得多（包括蘇聯—俄國、日本，其獲獎者也較少）。關於諾貝爾獎的片面性，筆者寫有專文（待刊，這裡限於篇幅和主旨就不詳談）。第四，即使用諾貝爾獎來衡量，近二十年來劍橋牛津的畢業生和教授中也沒有什麼人獲獎。有什麼理由說我們的清華、北大比它們差得很遠，甚至望塵莫及呢。

有一個被說得很鬧熱的世界一流名校的標準，其實也是悖離國情，似是而非的。即它的國際化和開放性。具體說來便是有多少外籍教授來任教，有多少外國留學生（本科、碩研、博研等）來求學。在這個指標上我們的名校大可不必去爭，爭也不可能爭贏。因為大學吸引外國留學生（包括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等）的因素除了它的名氣、水平、學科專業、師資、設施等等之外，很重要的一個因素便是能否提供、能提供多少獎學金助學金等。而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雖已名列世界前四名之內，但中國的人均產值人均收入恐怕還排在世界第一百名之處。中國政府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向外國留學生提供多少獎學金、助學金（除非是雙向互派留學生，對等享受）。中國的老百姓納稅人也不贊同要向外國留學生提供多少獎學金、助學金。因為中國的大學（本科）入學率才只占適齡青少年的八分之一（17 歲的大一學生不少，他們可算少年）。中國老百姓自然首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上大學，希望把他們向國家繳的稅多花點在自己的孩子身上而不是在外國留學生身上。聘請外籍教授任教也是一個憑空想象一廂情願的事情。大學的教師教授首先是個工作崗位、就業機會。中國的人口最多，領土相對於人口並不太大，就業問題已很嚴重。中國的碩士、博士、博士後們待業的都不少，他們完全可當大學教師並逐漸成長為大學教授，有什麼必要和外國名校攀比要聘請多少外籍教授來任教呢。我們已聘請的或是想聘請的主要是發達國家的教授，發達國家的人均收入教授收入比我們的人均收入教授收入要多得多，我們也不大聘得起。所以我認為，中國的大學包括名校只需聘請一些教外語的外籍教師教授即可。其他各學科各專業就只需臨時聘一點外籍教授來華來校短期講學、作訪問學者、合作科研、開研討會等即可。

與國際化開放性密切相關的還有一個外語問題，這是許多中國人誤解最深的一個問題。為了趕上達到世界一流，國內有的名校有的系科準備要用外語教材、用外語講課（這裡所說的是非外語系外語專業）；有的系科有的專業要求多少歲以下的教師應能用外語講課（有的院校的旅遊、世界史要求35 歲以下者能行，所說的外語一般指英語）。可殊不知那樣反而妨礙中國的名牌大學趕上和達到世界一流。這又涉及到世界名校的標準問題。我想，一流著名高校最重要的標準恐怕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它培養的畢業生中（包括本科、碩士、博士等）湧現了多少著名的科學家、發明家、政治家、社會科學家、文學藝術家；二是它的教師中有多少是著名的科學家、發明家、社會科學家和文學藝術家。要成為那些家就得有比較多的、水平高的、價值大的、影響深的科研成果、創作成果（政治家除外）。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把過多的時間、精力耗在外語上必然負面影響科研、影響多出、快出、出好、出大成果。因為非外語專業若用外語教材用外語講課，便意味着要用外語思考和記憶。這勢必影響思考和記憶的質量和效率。而絕大多數大學各層次的畢業生都將長期生活工作在中國的土地上。在這樣的環境裡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不可能學會用雙語思考和記憶。否則還大辦外語系、外語學院幹什麼。中國今天未改操漢語的少數民族，它（他）們中的科學家發明家工程師按人口比例大大少於漢族和其他己改操漢語的少數民族。我認為其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它（他）們要比其他中國民族多學一種語言（即母語、漢語和外語，一般為英語），並為之耗去許多時間和精力。這就使得他們成為科技專家的可能性和機會大大減小減少；當然也使得他們成為研究本民族學（如藏學、蒙古學、維吾爾學等）的學者的可能性和機會增大增多。

瑞士是個多民族多語種的國家，一般老百姓都得會作為正式語言的德、法、意三種語言。因此近代以來瑞士產生的大政治家、思想家、科學家、發明家、藝術家很少。毛澤東、鄧小平不懂外語（至少是不能用外語工作—— 熟練閱讀），但並不妨礙他們成為世界頂尖的偉大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改革家。施耐庵、曹雪芹不懂外語，他們的不朽巨著《 水滸傳》 《 紅樓夢》 仍使他們當之無愧地穩踞世界頂尖級的大文學家、大作家寶座。我這樣說並不是反對學習外語掌握好外語，而是說凡事都要適度。對於中國的科學家、社會科學家、文學藝術家和非外交家的政治家來說，能熟練地閱讀外語文獻，利用外語獲得信息即可，而不必精通聽說讀寫譯五會；個人所掌握的外語門數也是一兩門即可，而不必好幾門（以上所說的是指一般，個別外語愛好者除外）。再說把外語作為重要的標準之一來衡量中國大學的師生的水平也不公平。因為西方的名牌大學並不用漢語其他外語的教材，用漢語、其他外語授課（外語學科專業除外）。就拿劍橋、牛津大學來說，在中世紀和近代初期，他們主要是用歐洲學術界通用的拉丁語教材用拉丁語授課。但從18世紀中葉起，他們己改為主要用民族語言英語授課教學了。所以，在大學中用什麼語言教學還涉及外語和民族語言的地位問題，民族文化問題，法律問題。這個問題就點到為止，不再深論。

還有一個教師教授的學位問題。論者常說劍橋牛津的教師教授絕大部分都是博士，我們的名牌高校教師教授中相當大部分都不是博士。弦外之音我們的名校比之差得很遠。這種看法其實是不懂歷史不符國情的，是有點糊塗的。第一，西歐英國建立起完善的學位制度己七八百年，我們建立起完善的學位制度才二十幾年。我們的名校其教師中的博士自然比他們的少得多。第二，博士不等於己成名成家，獲得博士學位只是在成名成家的路上邁出了堅實的重要的一步，以後的路還長着呢。中國的兩院院士中大部分便不是博士，但院士比博士高得多，大部分院士都在指導博士生和博士後。非博士者靠自己的努力成名成家的可能性也比較大，已成名成家者也很多，例如院士們。第三，大學包括重點大學乃至名牌大學，也不需要教師都是博士，例如數量不少的教公共課的教師教授們（包括教公共外語、公共數學、公共計算機、公共物理、公共生物、公共馬列、公共黨史、公共德育、公共軍事、公共體育，等等）。在我們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要求著名高校中的絕大部分教師應是博士，那麼那些教公共課的博士們便被大材小用了，那樣將是人才高消費，也是對教育資源的浪費。

最後簡單談談世界一流著名大學的標準和為之應怎樣努力的問題。還是那句話，即一看它在單位時段內在單位畢業生中成長起來的政治家、科學家、發明家、社會科學家、文學藝術家多不多；二看它在單位時段內在單位教師教授中的科學家、發明家、社會科學家、文學藝術家多不多。所謂單位即涉及到比例，即畢業生中、教師中成“家”的應比較多，占較大的比例。清華、北大之所以一直是人們公認的中國頂尖名校，還不是因為他們的畢業生中和教師中各種“家”比較多。兩院院士堪稱中國最優秀的科學家發明家了。清華、北大的教授中現有兩院院士均為5O 多人，畢業生（本科、碩士、博士）中的院士分別逾三百人或二百多人(在這個重要方面我們川大自愧不如：教師中的院士僅8人，畢業生中的院士僅三十幾人。如果把中國的院士視為相當於英國的皇家學會的會員，那麼清華、北大在這最重要的方面並不遜色於劍橋、牛津。不管是院士還是皇家學會會員，遴選的最主要最重要的標準便是要在自然科學工程技術領域做出了創造性的、高水平的、系統的、有重要價值和意義的科研成果。

或許有人要質疑，你為什麼在上述五大“家”中只舉科學家和發明家的例子，不舉其他三大“家”的例子。那是因為：一是政治家不好界定，哪一級的官員幹部才算是政治家。二是政治家的傑出平庸也不好判定。在當代社會，政治家必然是大官、高級幹部，但大官高幹不一定是政治家，有的可能是政客，還有極個別的可能是腐敗分子、反動分子。政治家的評價就更有爭議。丘吉爾是大政治家，可也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老手。三是社會科學、文學藝術都有階級性、民族性和地域性，有國情和民情的不同。中國的社會科學家、文學藝術家及其成果作品與西方的孰高孰低誰優誰劣似乎永遠是至少是長期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見仁見智，難以說清。隨便舉個例子：西方自然認為英語國家的學者編寫的《 劍橋中國史》 最好（分《 劍橋中國先秦史》、《劍橋中國秦漢史》、《劍橋中國魏晉南北朝史》、《 劍橋中國隋唐史》 、《 劍橋中國五代兩宋史》 、《 劍橋遼西夏金元史》 、《 劍橋中國明代史》 、《 劍橋中國清代史》 、《 劍橋中國晚清史》 、《 劍橋中華民國史》 、《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各卷），而我認為白壽彝總主編的《 中國通史》 （共22 冊）更好；他們自然認為他們編寫的卷帙浩繁的《 劍橋古代史》 、《 劍橋中世紀史》 、《 劍橋近現代史》 最好(第三套題為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 Modern 既有“近代”又有“現代”之意。但《 新編劍橋近代史》 寫至第二次大戰結束才結束，己覆蓋了我們所說的世界現代史的時段[十月革命以來] ，故我譯成《 劍橋近現代史》) ，但我以為蘇聯科學院編寫的《世界通史》（《Все Мирная История》）更好（俄文本為16 開13 卷，中文本為大32 開26 卷）。唯有自然科學家工程技術家及其成果作品（建築師等設計的大型建築也可稱為建築作品等），其評價標準遊戲規則才比較統一，人們的看法才比較一致。也隨便舉個例子：若要評比美制戰鬥機和蘇—俄制戰鬥機誰家的更好，半個多世紀以來朝鮮戰場、越南戰場、中東戰場、科索沃戰場反覆較量的結果表明，是各有千秋，難分伯仲。再譬如說國防科技大研製的銀河系列巨型計算機，高端路由器（router）、遙控壓路機、蛇型機器人等便均已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

綜上所述，我認為我們在建設世界一流著名大學的工作中不應妄自尊大，也不必妄自菲薄。我們要選准主攻方向，也應避免自己的努力方向出現不合國情的偏差。我們可對條件好的基礎厚的理工科大學和綜合性大學下點力氣投點資，爭取在二十年內把清華、北大、中國科技大、國防科技大、復旦、上海交大、航空航天大等國內著名高校辦成國際著名的一流大學，使它們絲毫不遜於劍橋、牛津這些公認的世界名校，甚至還要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