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讓知識遭遇心靈zt |
| 送交者: 石礫 2002年06月03日19:02:11 於 [教育學術]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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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點】 本報記者 沙林 她是私立雷佳試驗學校的學生。她的校長、北京到固陽去的教育家李雷對記者說，“她出生在那個地方，就預示着某種悲涼的東西。以後不知要比城市孩子多付出多少！” 就是為了這些“渴望挽救的孩子”，李雷去年9月辭去北大附中高三語文教師的職務，來到包頭北邊的固陽縣，辦了雷佳學校。半年來，像在一切偏遠貧困地區辦善事一樣，甜酸苦辣皆備，苦辣尤多。 李雷45歲，社會上闖蕩過，對自己的社會經驗頗為自信，號稱三教九流都能應付，結果今天直埋怨自己，怎麼有些事這麼幼稚，還被熱情沖昏頭腦，當官的就是當官的，你不能因為自己是心底無私辦教育，而且自以為跟他們處得不錯就放鬆巴結…… 當年被縣上熱情迎來、希望其幫助固陽辦教育的李雷，很可能一年不到就兩手空空無奈回北京，但他與幾十個農村孩子結下了“生死之誼”。 李雷1983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曾擔任北大附中高三畢業班語文老師。1999年8月參加團北京市委組織的扶貧支教活動，到內蒙古固陽縣順西中學支教，任主管業務的副校長，至2000年7月結束。2001年被團中央授予全國百名優秀青年志願者稱號。現任雷佳實驗學校校長。 農村學校培養的是農村少爺，書沒讀好，地也不會種了 這個地方過去沒有教育傳統，與兩千多年的科舉教育絕緣（過去時代中科舉進士多的地方，現在多也教育發達，如江蘇、浙江等省，反之亦然）。 這個地方戰國至秦代，為匈奴民族居住地，秦將蒙恬曾屯兵於此，並修築秦長城，遺址至今完好保留。 風景遼闊，而學生可憐！李雷對坐了一夜火車到包頭、又趕了兩個多小時長途車趕到固陽的記者感慨塞外教育的貧乏———這是他拋家舍業、毅然來此的主要原因： “學生水平比起南方或北方的城市差得很遠，很多到了初一，還遠遠寫不了2500字，這有學生個人的原因，但更多是學校的。因為鄉里學校的老師根本就是農民。他們生活中更大的事是種地，責任心很成問題。另外，這個地方喝酒喝得厲害，很多時候，老師是在神智不清的情況下走進教室。” 李雷說，要靠這樣一些教師完成國家提出的任務很難。他曾問包頭師專一個中文系畢業生讀過什麼書？答曰都讀過。茨威格的書讀過什麼？結果那個師專畢業生竟沒有聽說過茨威格。李雷說，我看這個語文你是教不了。“貧困地區缺什麼？扶貧支教做什麼？表面上，當地學生不缺吃不缺穿，還有零錢打打遊戲機，買袋方便麵。實際上，精神上的荒涼與貧困到了可怕的地步：學校圖書館不對學生開放，放學回家更是沒有書看，長年缺少課外活動、體育鍛煉，小小年紀體態、步態、心態都迅速成人化甚至老齡化，下了課就在牆根底下蹲成一排曬太陽。我問幾個男生為什麼晚自習手裡沒書干坐着，回答是不想看。到了初二，就開始大面積地厭學、棄學。小學畢業時就已經流失了20％，到了初中畢業又流失20％。到了初二初三，孩子們心裡都明白，學習跟我沒關係。上高中根本不可能，全縣只有一個高中。能考出去，更跟中彩一樣稀少。初中畢業後，只能在家裡坐着，特別是女孩子，16歲從學校出來，找不到工作，不會看書，不知道幹什麼，嫁人年齡又不夠，雖然是花季，心很快就老了。哀莫大於心死。” 李雷是在團中央組織扶貧支教時了解到這裡的教育狀況的。他特別痛惜，應試教育不僅沒有改善農村孩子的心智，而且給他們添加了惡習。他認為，受教育的歷程是鄉村人的尊嚴不斷喪失的過程。就像少年閏土在魯迅的筆下是藍月亮下、拿着長茅射獺的靈敏而勇敢的少年，而成年的閏土卻稱當年夥伴為“老爺”，生活的艱難和殘酷剝奪了年少的親密友誼，教育給了他們嚴格的身份等級…… 現在的學校所學非所用，培養的是農村少爺。書沒讀好，地也不會種了。不勞動是他們的“特權”，他們憑此維持某種優越感。粱漱溟、陶行知批判過的鄉村教育現狀依然如故，甚至更嚴重了。 這種農村教育直接威脅到了孩子們的生存。這是一個不公平，就因為他們生在農村，於是就帶上了烙印。這是所謂貧困縣最大的貧困———生存狀態的貧困。 在這種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外，李雷來固陽還有很強烈的個人目的。 他上北師大時，對盧梭的《愛彌爾》耳熟能詳，於是和同學們都暗下決心，要把自己的孩子寫成一首教育詩。但是事情絕不像想象的，“兒子一旦進入這個教育體制就被異化了，家長在學校和教育制度面前完全是弱者，哪怕你是大學教授。是這個教育制度在塑造我的孩子而不是我，現在他沒有快樂，總是說活着沒意思，我對他已經無能為力，我只能悲壯地身體力行，讓他看看一個父親，一個男人，到一個陌生的環境裡能像白求恩一樣為人們做出什麼，辦一個學校，一個讓孩子快樂的學校。這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更好的教育。” 做電影的妻子跟李雷一起來固陽，他說，家和他一起上路，是他的幸福。兒子一個人留在了北京，上高二應該能自立了。 李雷兩年前結束固陽的支教活動回到北京，在家裡看張藝謀的《我的父親母親》時，有一個場景：老師回城了，章子怡演的女學生站在滿天大雪中，痴痴地等着———在七月的炎熱中，李雷感到涼透骨髓！他可以肯定，他的學生就這樣在等他———正是為了迴避離別的情境，李雷悄悄地離開固陽，沒有跟學生告別。 這最後的感情一擊讓李雷重回固陽。 “看10部這樣的片子就足以改變一個孩子對世界的看法” “我種一塊實驗田，我不能改變什麼……” 他的試驗開始。靠着支教時跟縣裡搞好的關係，縣裡很歡迎，把一座舊學校樓借給他使用。李雷把它粉刷一新。他雄心勃勃， 多多益善地招收了11名教師。設小學四、五年級和初中一年級三個班（這裡小學上5年，初中上4年）收了70名其他學校不要或者想上重點學校沒門的學生。2001年9月1日，雷佳學校正式開學。 他的辦學宗旨聽起來很抽象，變成“白話文”就是，“要讓學生像德國人一樣健壯，像美國人一樣自信，像日本人一樣精明，像韓國人一樣自尊”。 他說我們這麼大的一個國家用一個統編教材，執行統一的課程計劃，本身就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他很大膽地把章程改了，參照中國現行的課程計劃與日本2002年課程計劃，再結合本地情況，制定了獨特的雷佳課程計劃。 最大特色就是把道德課轉為一種全方位的文化薰陶；為達到強悍學生的目的，增加了體育課；初中以前不專設英語，而是把英語化到其他課中；語文課、英語課與他特有的“名著賞析”和“名片賞析”課結合在一起，這樣，娛樂和教學也彼此融合了，並延續到課堂時間以外。 記者看了他的教案和考試卷，發覺他推崇一種人文的、精神力很強的東西，並融會在一切細節中。他主張，先得有一種強烈的感情提升，然後什麼病句錯句之類技術上的細節就會在過程中迎刃而解。 比如小學五年級第一學期期末考試卷上有一題，讓孩子說出兩組句子的區別： A如果沒有太陽，地球上將到處是黑暗，到處是寒冷，沒有風、雪、雨、露，沒有草、木、鳥獸，自然也不會有人； B一句話，沒有太陽，就沒有我們這個美麗可愛的世界———他把語法融入自然的詩意中。 再比如四年級的試卷，他要求這些連一句話都寫不順、錯字滿篇的小學生把對“時人不識農家苦，將謂田中谷自生”的理解寫下來———他時時在培養農家的孩子對農家的感情。 李雷設計了一個很特殊的課———“名著感覺”。他對這些連淺顯讀物都看不懂的孩子讀屠格涅夫，讀海明威，讀汪曾祺……讓孩子們聽完後，盡己所能把故事記下來，以便培養一種敘述故事的能力，一種寫作和速記能力。 記者看到四年級的考卷上聽記是《兒童和平條約》———李雷在努力打開一扇面向世界的窗口。 他不希望孩子們墮入此地他們父輩那種境地，他總想啟發他們思考人生。難道就在黃沙大漠中的小土房邊曬太陽過一生？ 五年級考卷有一閱讀思考題：影片《泰坦尼克》中有這樣一個場景：船要沉了，人們都在千方百計地逃命，四個音樂家都還在（）（）地演奏着樂曲。有人問：“都死到臨頭了，還拉琴幹什麼？”一個音樂家（）笑着說：“既然如此，現在不拉，還等什麼時候拉呢？”———讓學生填空，並用300字寫出思考。 這是一個塞外的黃昏，簡樸的教學樓里傳出舒緩的西洋樂聲。記者推門，看到李雷正給農村的孩子播放斯特里普主演的《狂野的河》，孩子們已經收起不解的笑，沉入劇情。 這也是李雷的獨創，讓孩子每周看兩盤英文原版碟。這也是他英語的邊緣教學。更重要的是他的一種德育觀：“好萊塢的確強大，不管怎麼說，他們的片子裡有很強烈的正義、公平、民主的因素，而且是潛移默化的影響。初一年級我覺得要加強正義感的薰陶。” 並不是看完就算了，學生要把自己的感動寫出來，這些過去就知道街頭惹事的孩子，知道了友誼和酒肉朋友，勇敢和粗魯的區別…… 他多年精心收藏的原版碟派上了用場，孩子們迄今已經看過了《燃燒的華盛頓》、《勇敢的心》、《阿甘正傳》、《天使保鏢》等十幾部片子。李雷說，再過一個學期他才讓孩子們看《辛德勒名單》，現在他們可能還理解不了。“我覺得這樣的片子有10部，就足以改變一個孩子對世界的看法。” 李雷建了一個小小的圖書館，朋友的贈書加上他自己的收藏，足有一千多冊。學生可以隨便借閱。“列寧說，馬克思主義不能從工人的頭腦中自己生長出來，得從外面灌進去，如果不是我介紹，念給他們，他們怎麼會知道武俠鼻祖是平江不肖生，如果我不念，他們怎麼會知道有林語堂這個人和他的《中國人的國民性》？“我就是‘毒害’下一代，我對他們的影響可以說深入到他們的骨子裡。” 他曾對北大附中的孩子也這樣，有孩子到了國外給他來信說，“你教的東西改變了我們對人生的看法。” 但是他說，“北大附中那生源，教師就起一個助力，我覺得沒教什麼，而在這裡，我就是在塑造了。” “教育要讓人變得聰明、富裕、能幹，否則人們幹嘛要到學校來” 雷佳學校比別人多的還有綜合實踐課和選修課。曾經聽過李雷講課的研究學校社會學的劉雲杉寫道：“李雷在一節綜合課上，需要用拉威爾的“波萊羅舞曲”做背景音樂，他希望達到這樣的效果：單弦不斷地重複，在重複中不斷地加大力度、不斷密集，扣人心弦。學生在此學習音樂的節奏，用此寓意固陽人口在幾十年不斷增加、不斷密集。他認為這是一個很有氣氛、很有感染力的設計，但是固陽找不到這個曲子、包頭也找不到，這樣的設計在固陽的背景下就是奢侈的。在這節課上，他要介紹以色列的沙漠綠洲，我國北方乾旱，官方的觀點是年降水在100毫米以下是不適合人居住的。但以色列的年降水只有40－50毫米，可是以色列人民團結一心，用滴灌等方式精心耕作，建設起富饒的家園。 再來看固陽的昨天、今天與未來，在固陽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譬如對太陽能的利用，譬如對沼氣的利用，譬如種葡萄與煙葉等經濟作物收益就更好，這樣還可以發展相關的產業，譬如用葡萄來釀酒……李雷就是要實踐這樣一個信念，教育要讓人變得聰明、富裕、能幹，否則人們幹嘛要到學校來，教育要給人切實的幫助，學校里的教師也應該是當地的能幹人。” 這是一種導演的感覺（李雷曾在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當過辦公室主任）：“我把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東西溶在規定的兩千小時的德育里，我沒有一般學校的德育課程……” 如果李雷把德育課變成這樣的實踐課算不算德育？他在扶貧支教時就有過這樣的實驗，他當時寫道：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過於讓知識遇到求知的心靈。我清楚地記得我的攝影小組的幾十個學生每次上課時的神情。他們一點也不覺得感光度、焦距、反差這些名詞枯燥，他們欣賞攝影大師桑德、布列松、德巴東的作品會發出動人的微笑，我相信他們已經學會用自己的心靈去看待這個世界，儘管他們也許永遠不會擁有一架自己的相機。” 他安排這麼多的綜合課和實踐課，就是想讓孩子儘早有口飯吃或者脫穎而出，以便使他們的農村父母枯澀的臉上能浮出一個輕鬆的笑。 他聘請的科學顧問是原縣重點中學的校工。這個校工是一個無線電專家，他指導的學生科技小組曾在全國的航模比賽中獲二等獎。這可是固陽的能人，但沒有文憑，當不了老師。在李雷的學校里，他不僅被聘為老師，而且還當科學顧問。李雷還想把全縣各行各業的能人在職業開放日定期請到學校來，他的學校是一個試驗場，每個人都要學會對生活有用的技術。 李雷說，他覺得好像開了天目，能夠自如地把各個學科都穿插在一起，學科的界限被打通了。他在嘗試打通的還有學校與社會的界限。固陽許多工廠都停工了，機器、廠房大量閒置，可以在工廠里，生產新的課桌椅，產供銷都不成問題。他想讓學生從動手做中真正體悟到“知識改變世界，勞動創造財富”。 李雷想達到因人施教的境界，他說他為固陽的農村孩子們準備了三條路，第一條就是讓他們上大學，在應試的海洋里成功：“我的目標是涵蓋高考的，我實際是應試教育的老手。你想想我帶的是北大附中高三畢業班，讓學生考上大學是小試牛刀。我每年大致都能猜出要出什麼題。沒聽說？出題的怕猜題的。但我們不屑猜題，我們總體把握了，猜不猜都沒什麼關係。” 如果確實不是讀書的料，李雷準備了第二個出口，“我看準了那些能折騰的主，往致富能手方向培養。讓他們知道錢是在流通過程中賺的，投百姓之好是根本。” 第三個出口是培養當幹部，從小發現當幹部的苗子，然後培養。具體就是訓練表達和速記的能力，尤其是交際和發展關係的能力。“我總的想法是讓這些農村孩子有一個好的未來。如果我收的是高玉寶，‘我要讀書’，就培養他上大學，如果我收的是高爾基，我就支持他學打鐵，在社會大學裡鍛煉。我們還有一個總的目標，就是培養學生有責任心和可持續發展的信念，而不是鋌而走險，巧取豪奪。” “有的孩子說，上了6年學，從來沒覺得自己有這麼美好” 李雷還想在教育界來一場“手段革命”。即目標正確，手段也要人性。 對於驚異的記者，他說，老師打學生是教育界很普遍的事，對於固陽大部分老師來說，不打就想不出什麼辦法了。其實北京的一些重點學校也體罰，只是你們不知道罷了。“這裡的家長也縱容這樣做，家長要求老師打孩子，要是不打，就認為管教不嚴。很多孩子對我說，一天要挨三頓打，早上挨打是因為沒交作業，中午打是因為上午表現不好，下午挨一頓是警告晚上不能表現不好。” 在殘酷中長大的孩子也只知道殘酷。但他們本可以有一個另外的童年！一開學，李雷就敬告老師，“你們幹什麼都行，但不能有身體接觸，越過這個，我六親不認。” 一開始，孩子也不適應，到了中午，孩子看老師還不打，就問，老師，什麼時候打我們？他們認為這是跑不了的一頓飯。 李雷對記者說，“其實有很豐富的手段管教孩子。孩子停不住，這是青春期精力旺盛的表現。我就給他們找活動，找發泄的管道。我讓他們瘋着玩，比如一下子走幾十里路到秦長城。有的孩子在路上累得仰面躺倒兩次。我站在長城上對孩子們說，走到秦長城，你們是頭一份。固陽人從來不走這麼遠。“我讓他們在學校的一面牆上隨便寫畫，像在紐約地鐵里一樣。我的體育課千奇百怪……更重要的是，我提升他們的情感。 “我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組織了一台空前美奐的聖誕晚會。我要求英語老師教這些農村孩子《平安夜》、《鈴兒響叮噹》等英文歌曲，學生們組成了一個英文歌曲聯唱，大家依次上台又下去，於是特別期待再次走上去一展歌喉，他們進入了一種氛圍，消除了上台的緊張。五年級在老師的幫助下演出了英語話劇《斯巴達克斯》，四年級演出了芭蕾舞《天鵝湖》片段。“學生們產生了類似宗教的力量，有的孩子說，上了6年學，從來沒覺得自己有這麼美好。“第二天大睡起來，我給學生們放好萊塢原版碟《天使保鏢》……大家盡情折騰，但一切在我的掌控之下。” 李雷有一個念頭，他不是單純通過教學來改變學生，而是全方位改變學生的生存狀態。他想通過食物改變學生，他有廚師執照，堅信改變學生的飯菜就會改變學生的腦子。他說他的早餐能達到令人眼花繚亂的程度，“我給學生們做漢堡包、煎蛋等。我不敢說能超過母校北大附中，但孩子們垂涎欲滴，連星期天都不願回去了。” 他的另一個試驗是貧困教育，他說他是小本經營，孔子大樹下都能教書，我秉承陶行知的教育理念，也能在農村的破屋中安之若素。 在李雷的學校里，課本將由學校免費提供，李雷這樣向學生與家長解釋：義務教育的應有之義是念書不要錢，學校想從課本免費開始，找到一種節省費用，降低消耗的辦法。書只要愛惜，看是看不壞的。學校只收押金，不收書費，學生升學或轉入新年級後，把書傳給後面的新同學。敬惜字紙，本來就是中華民族的美德。學校還要給學生做校服，每套校服（冬夏兩季）收取100元押金，開學或轉入新年級後，校服移交給後面的新同學。中國人的新三年舊三年的傳統，校服的傳遞，將讓每個同學感受到集體的親情與溫暖。 雷佳學校生死難卜 雷佳學校不像別的私立學校那樣有入學考試，李雷說他越來越希望招收的學生是不好的。這樣才能證明他的教育有效。現在時間還很短，但最起碼學生的厭學情緒沒有了，對學校有一種依戀。 記者感於學生的淳樸，抄錄一位四年級學生作文如下： 雖然我們班只有兩個女生但是她和我們從都（不？）吵架。不像別的女生今天和這個好了，明天我（和？）那個惱了。我們班的女生不像他們班的每天都吵吵鬧鬧。趙瑾和崔宇婷她倆從都不吵架，就像親姐姐一樣每天手拉上手玩。 有一次崔宇婷的媽媽讓轉學，崔宇婷和趙瑾兩個人哭得臉像紅蘋果一樣，最後崔宇婷的媽媽來接崔宇婷上（走？）讓我們的男生看見了跑過去和她媽媽說了才沒讓崔宇婷走。 ……因為我們只有她們兩個女生，慢慢有了深厚的感情，賈宏和賈志偉他們倆走誰連一點淚也沒低（滴），就因為每天打打鬧鬧誰也和誰沒有點感情。 就這樣我們班的兩個女生每天一起飛過來飛過去，像兩隻快樂的小鳥一樣。 李雷有一個理想，他告訴他的學生們，在他們未來的學校里，“這個學校的人都愛說愛笑。因為沒人覺得有什麼犯愁的。這個學校的人都愛運動。不是光穿一身運動衣就完了，真練。往外一走，全是俊男靚女。這個學校的人還愛音樂，是打心裡喜歡。學兩聲《王婆罵雞》，哼一段《水仙女》。下了課，放了學，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皆中 D is co之節，合於 J azz之拍。這個學校的人還特別愛幹活，而且會幹，而且能幹。這麼說吧，誰要遇見點技術上的難題，甭問，上學校！三百六十行，能人都在這兒。這個學校的人還都敢愛敢恨。遇事從來不當縮頭烏龜，還特抱團兒。甭管在哪兒因為什麼，誰敢欺負一個試試？這個學校的人也不是沒心沒肺的二百五。總想為國效點力分點憂。老拿政府的事兒當成自己的事兒，經常給幫着出個主意什麼的。” 感覺這是一個有着很好前景的學校，但回京10天后再與李雷通話，情況急變。威脅學校生存的事情發生了。我這才深刻體會，李雷是一個人在陌生的地方與社會衝突，他最終可能會被趕出固陽。“我現在已進入利益結構中，從當地的好學校縣一中、二中轉過來一個學生，他們就少一個走後門的家長求他們的機會，也就少了一個……我對曾經稱兄道弟的縣領導平等待之，忘了官民有別……莫名其妙的壓力來了。別以為是邊塞，干起這個來也是潤物細無聲。先是工商局查我，後來我招聘的老師被招回，又通知要占用教學樓……” 李雷近乎乞求要求縣上讓他把一年堅持完，好對固陽人民有一個交代。 記者在北京看着抄回的雷佳學校學生作文，有種說不出的感覺。初一學生高波寫道：“我在這學校學到了其他學校學不到的東西。第一，語文學會了作文。第二，英語我多掌握了語法點。第三，數學課上學會了幽默。課餘時間我學會了跳街舞。雷佳我永遠不忘你。我進了這所學校，在人生的命運線上打了一個節，告別了以前枯燥的學習。李校長這幾天您還是面帶笑容，我想這個學校一定會成立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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