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

动用捐款去投资，多少项目亏损了？

　　2002年2月28日下午5时，针对香港报纸的批评报道，中国青
基会发表了《严正声明》，指出：“目前中国青基会的存量资产
状态良好，有的还有较大增值空间”，青基会“投资十个项目，
九个赢利是应该的，若有一个亏损，又被加以渲染，必然造成不
良社会影响，这是任何靠社会公信力生存发展的公益机构都很难
承受的”。

　　可是，记者从举报人提供的青基会财务文件中看到，情况并
非如此。

放贷500多万收回100多万

　　记者查实：早在1991年底，中国青基会就把希望工程部分捐
款作为“贷款”，发放给徐永光的浙江老乡——俞祥根。

　　1991年12月，中国青基会借款200万元给俞祥根，利率10.8%，
期限五年；一年后，利率下调为9.072%；

　　1993年，中国青基会又与俞祥根签订《共同购建晨光大厦协
议书》，青基会投资200万元，参与晨光大厦建设；

　　1993年2月，俞祥根称晨光大厦建设资金不足，中国青基会
又追加了28万元；

　　1993年3月，徐永光再次批准把15万美元借给了俞祥根。

　　上述借贷、投资，至1996年8月“清理”时，才发现“后果
严重”：428万元人民币和15万美元的“放贷”，前后历经五年
时间，总计只收回了142.5万元。

　　口说无凭，记者在此特引用1996年8月中国青基会“基金部
主任助理”刘文华写给徐永光的书面报告，以做说明：

　　永光：有关对绍兴中青公司进行审计和资产评估之事，我们
与俞祥根联系了多次……七月初，俞祥根告知近期要来北京，但
直至现在还没有到。前几天，许亚伦（曾在绍兴中青公司工作）
向我们反映：俞祥根公司的经济状况不好。中青科技城没有动工，
而且土地手续并没有办下来，俞祥根只投了十几万元，根本就没
有买下那块土地，俞祥根的酒楼和下属公司的效益都不好，且债
务很大：欠银行近400万元，欠广东一家公司货物款400多万元，
欠沈阳一家公司货款100多万元（当地法院已到绍兴追过款），
另外，零星欠款也有100多万，总计债务约有1200多万，而债权
却没有多少。中青公司的资产除了晨光大厦外，其他就没有多少
了。许建议我会（中国青基会）尽早追款，否则到年底，法院因
经济官司查封俞祥根资产，中国青基会很难拿回钱来。

　　这“很难拿回钱来”的“钱”，到底是什么钱？这是不是无
数善良人捐出的一片片心意和美丽大眼睛等待上学的“救命钱”
呢？

　　尽管刘文华的书面报告有点冗长，记者的引述也因此有点啰
嗦，但我们必须把引文和报道继续下去，刘文华接着写道：

　　不论许亚伦介绍的情况是否属实，我们认为，青基会有必要
采取一定的措施。因为俞祥根至今仍没有把晨光大厦的产权办下
来，办证需要缴纳80多万的费用，俞一直拖着不交。我会与俞祥
根的协议中，有以晨光大厦作抵押的条款，但此条款在目前状况
下是不落实的。我们建议，应派人催促俞祥根尽快将晨光大厦产
权证办下来，是否可直接办到中国青基会名下？必要时，甚至可
由我会先垫付80多万元的费用。产权证办下来后，立即到房产管
理部门办理抵押手续，以确保我会400万元投资的安全。此事需
法律部参与共同办理。是否能得到俞的配合，是个大问题。

　　徐永光对此做出的指示是：同意由我会先垫付80万元的办证
费用，务必在1996年10月31日之前“拿到晨光大厦的产权证”，
并办理产权抵押。

　　不过，商业领域的许多事，从来不以投资者的“投资意志”
为转移。记者查实，转过年来，万般无奈的徐永光终于决定和浙
江老乡俞祥根分道扬镳，对簿公堂，但诉讼的结果是，徐永光有
望胜诉，俞祥根却很难被“执行”。

投资失败不止一例

　　仔细翻阅青基会档案后，记者发现，希望工程巨额捐款被拿
去投资且投资无效、投资失败的“拍案惊奇”事，远不止于俞祥
根这一起，让我们再看一则投资案例。

　　1996年8月10日，徐永光率法律部、基金部助手一行四人，
赴大连考察大连中兴公司，并察看了大连中兴的投资项目“国际
明珠城”。

　　8月17日，徐永光与大连中兴股份有限公司黄晓河总经理，
双双回到北京，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记录双方此次会谈的《会
谈纪要》，摆在了记者手边。《纪要》开宗明义，直奔主题：
“为了维护中国青基会在大连中兴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利益，
（黄晓河必须）规范大连中兴公司的经营管理。”

　　据悉，黄晓河本人至少拥有两家公司，一家在山东，简称
“兴南公司”，一家在辽宁大连，简称“大连中兴”。90年代初，
中国青基会贷款1000万元给黄晓河的兴南公司，年利率为29%，
期限不详（记者未能查到这一贷款合同的原件，一说是贷款总额
高达2600万元）。

　　1995年1月，因黄晓河的兴南公司难以继续经营下去，无奈
之下，中国青基会只得将1000万元贷款从黄的兴南公司转至黄晓
河的大连中兴，又因为黄晓河提出“考虑到整个银行利率的下
调”，因此新协议规定1000万元继续作委托贷款，期限2年，年
利率12%。

　　至1996年8月徐永光、黄晓河会谈，大连中兴既无法偿还
1000万元贷款，亦无法缴纳利息，“考虑到大连公司目前实际情
况”，因此中国青基会同意1000万元贷款从1997年2月1日起，继
续履行委托贷款协议，但到1997年1月底，大连中兴需“偿付240
万元的利息”。

　　中国基金会除贷款给兴南公司外，还在1993年12月投资250
万元，入股黄晓河的兴南公司。当时议定，以每股 1.25元计算，
250万投资折合为200万股。从1993年12月至1996年8月徐永光、
黄晓河在京开会，中国青基会“仅收到一次分红款49.2万元”，
另“派息40万股”（注：等于青基会拥有兴南公司240万股权）。
因黄晓河对兴南公司已无法继续经营，因此，中国青基会在兴南
公司的240万股权，转为中国青基会对大连中兴拥有240万股权。

　　另外，黄晓河从中国青基会贷款后，转手收购了武汉百货大
楼的300万股权，因上述无法继续经营的同样理由，因此黄晓河
同意把武汉百货大楼的300万股权，也一并转至中国青基会“名
下”。鉴于黄晓河未能缴付以前的贷款利息，因此双方协商后决
定，将中国青基会对兴南公司的“应收利息”，转为在大连中兴
公司的160万股权（债转股）。

　　综上，中国青基会在大连中兴公司总计拥有700万股权。

　　能够证明中国青基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证据，
是《会谈纪要》内的如下一段文字：由于“中国青基会资金的特
殊性，如果大连中兴（再次）出现（经营）风险，为了保证中国
青基会资金的安全，（大连中兴公司）董事会应决定：对该股东
（青基会）以土地作为投资担保。若（大连中兴）公司出现风险，
允许该股东（青基会）用股权换土地，退出大连中兴公司。这个
决议要经过股东大会表决，一旦通过，应视为第二次股东大会的
决议，并具有同等的效力”。

　　问题是，一旦出现风险，能够用股权换回的“土地”在哪里
呢？

　　同一份《会谈纪要》记载说：

　　1．那片土地“还需要大连市政府的批文”；
　　2．可能还需“要缴纳2780万元的土地出让金”；
　　3．土地出让金“能否尽力再争取减少一些”；
　　……

　　原来所有的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长话短说，中国青基会投资失败的例子，还可以再列举一个。

　　1998年，中国青基会的烂尾投资已经可以用“四面楚歌”来
形容了，但这时又有人提出：辽宁大连有个好项目，若引进美国
樱桃（英文：Cherry，北京市场俗称车厘子，售价颇昂贵），必
有超值回报。青基会领导一听，决定首期投入1000万元。开会研
究，有中层干部提出反对：美国樱桃的生长、成熟期需三五年，
投资数额大，回报周期长；新鲜水果、长途贩运，保鲜如何解决？
但领导立即呵斥说：你们的脑子真不够灵，眼光也不够远。用复
利计算，若干年后，我们可收回投资多少多少……可是，2002年
的最新消息说，中国青基会为“美国樱桃”项目的累计投入，已
经超过2000万元，但因该片土地之归属权目前仍有争议，因此该
项目暂无回报。

　　中国青基会投资失败的案例还有：

　　——投资深圳丰图公司200万元，失败；
　　——投资广州银海集团800万元（股权），失败；
　　——投资深圳欧宝大厦（欧密公司）820万元，失败；

　　翻阅中国青基会的投资档案、合同合约、财务凭证，令记者
扼腕长叹。我们惟一的希望是：徐永光能否尽快公开说明青基会
哪些项目的投资是“合法、安全、有效”的，哪些项目的投资又
是“违规、危险、无效或者效果不明显的”。

　　记者获得的一份书面证据——《关于基金部出差费用的报
告》，再次清楚证明，中国青基会挤占、挪用希望工程善款去投
资的数额非常大，而相当数量的投资“项目”又做“砸”、做
“赔”了。

　　报告人：中国青基会基金部主任助理刘文华。
　　时间：1996年3月7日。
　　报告内容：“永光：基金会现有的投资已达上亿元，遍布全
国十个省、二十多处，涉及股权、房地产、金融等几大领域。为
了全面、准确地掌握这些项目和公司的运作情况，及时回收到期
资金，需要基金部的工作人员经常下去，并很可能在一处呆上较
长一段时间。按照目前的财务制度，无论谁出差，其费用都难免
要超支，但一般部门出差大多有接待单位，问题不大；而基金部
与别人打交道多是出于经济利益的关系，出差（尤其是催款）时
常会遇上对方不愿接待的情况。为了保证投资管理工作的顺利开
展，建议基金部的出差费用采用先由对方垫付，以后从其应交
（的）投资回报中扣减的方式来解决。”

　　这份报告透露了许多信息：中国青基会投资超过一亿；投资
地域广、项目杂（明细目录见附表）；催人上缴“投资利润”十
分困难，一般部门出差大多有接待单位，但扮演“穆仁智”角色
的基金部下去催讨债务，工作难度却很大，因此请求领导批准，
中国青基会“基金部”的差旅费由对方（注：获得青基会投资、
但当时无力或有能力却又拒不按《协议》上缴利润的企业）先行
垫付，日后，这些差旅费再从这些企业上缴的“投资回报”中折
抵、扣减。

　　5天后，徐永光做出如下批示：“基金部应有投资管理的经
费，并应主要从（投资）项目中列支。”有读者或许会问：青基
会领导为什么要支持基金部这样做？假如徐永光、基金部、接受
投资的企业这“三方”勾结在一起，那又会是一种什么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