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教育史掀开了惊心动魄的一页。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撤出的一千六百多名师生经过千里跋涉到达长沙，在拼凑而成的长沙临时大学继续他们的学业；可仅仅三个月，眼看长沙不保，一大批知名教授、学者又克服无数困难，带领学生辗转来到昆明。在中华民族处于危亡关头，他们咬紧牙关，养育人才，创造了伟大的奇迹。《精神的雕像——西南联大纪实》一书向人们展现了这段非凡的史实，读来令人感动不已。

　　闻一多步行入滇

　　1938年2月19日，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在韭菜园圣经书院临时大学召开出发誓师大会，会后即告别了三湘大地。临时大学师生入滇的路线有三条：大多数教师、家眷及部分女同学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然后由香港渡海到越南海防，乘火车入滇；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由桂林乘汽车途经柳州、南宁、镇南关进入越南，转乘火车入滇——这一路人数最多；而最艰苦的一路，便是由湖南出发，徒步行走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了。旅行团由267名家庭贫困的男同学和11位中青年教师组成，配有4名军事教官及队医等。他们将跨越湘、黔、滇三省，翻过雪峰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山等崇山峻岭，步行3600里。

　　出发之前，每人发给军装一套，绑腿、草鞋各一双，油布伞一把，限带行李八公斤——主要是路上必须的生活用品。步行团的最高军事领导，是由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推荐的原东北军少将师长黄师岳。闻一多、曾昭抡、李继侗、袁复礼四位教授与学校派出的指导员黄钰生共同组成辅导委员会。

　　初春阴雨绵绵，二百多名中国学子，脚踏草鞋，行进在泥泞的湘北大地。头几天还有人打伞，可细雨似乎永无停止地下着，为了行走方便，大家将油布伞往背后一搁，不撑了。棉衣湿透了，到宿营地拢一堆火烘干，第二天再穿。走到桃源县小丘陵地带时，淡淡的薄雾在一望无际的山丘、桃林间飘忽。学生们不由问道：“闻先生，当年陶渊明写的那个《桃花源记》，是不是就是这里？”闻一多莞尔一笑：“那是一个古代的传说故事，不一定真的是作者所见所闻。不过，在陶渊明时代，这里已经是相当偏僻的地方了；可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比这个世外桃源还远十万八千里呢！”在这二百多人的行军队伍中，闻一多始终是极其独特的一员——他不穿军装，不穿短袄，一路上总是套着那件灰布长衫。无论队伍走到什么地方，人们始终看得见后头跟着一位穿长衫的教书先生。

　　这年闻一多刚好四十岁。他的经历，在他那个岁数的知识分子中间，是很有代表性的。“五四”时期他是清华的学生领袖之一，1922年赴美国留学，回国后成了著名的“新月诗人”和大学教授。这次参加旅行团，是他自己要求的。有学生问他：“闻先生，像您这样的大教授，怎么放着火车、轮船不坐，和我们一起受这份罪？”闻一多笑笑说：“火车我坐过了，轮船我也坐过了。但对于中国的认识，其实很肤浅。今天，我要用我的脚板，去抚摸祖先经历的沧桑。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掉书袋的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了！”

　　湘西是土匪出没之地，团长黄师岳为此着实焦虑过一阵。他一个劲儿往前冲，然而学生究竟和当兵的不同，怎么也跟不上；跟在后头的那些教授们，则照样有人在踱方步，他们根本没把土匪当回事。其实，沈从文按张治中的布置，事先已经和湘西的各方势力打过招呼。土匪们听说是从敌后逃难来的穷学生，才没有为难他们。沈从文一直把队伍送到湘黔交界的晃县，这才回沅陵去了。过了湘西，队伍开始稀拉下来，首尾相距竟有十多公里。为了照顾那些掉了队的人，一般每天下午五点以后，他们就开始找地方宿营，饭做好后，把所有的碗集中起来，以每人盛一碗为限，先到者先吃。晚上九点以后，各队队长清点饭碗，只要碗都空了，就说明人员全部齐了。而每天最后一个到的总是曾昭抡。这位曾国藩的后人，后来成为和闻一多一样的民主战士，并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

　　然而对旅行团的二百多名师生来说，赶路并不是他们这次行动的全部内容，而是被当作一个教学任务。到达昆明以后，学生每人要写出千字以上的调查报告。在行军两个月期间，中文系学生根据路上所见所闻，写成了《西南采风录》一书；学美术出身的闻一多先生沿途作了五十多幅写生画；生物系的李继侗、吴征镒先生，带领学生采集了许多动植物标本，其中许多植物标本是过去三个学校从未收藏过的。经过矿区的时候，曾昭抡和理工学院的同学，指导了当地的矿工冶炼；地质学家袁复礼则几乎一路都在不停地敲石头，向学生讲述地质地貌。师生们沿途还收集了二百多首民歌民谣。这种跨学科的社会实习活动，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就在这二百多名穿着草鞋走中国的学子当中，就有后来著名的量子化学专家唐敖庆和航天工业的巨匠屠守锷等人。

　　梁思成设计茅草房

　　1938年4月28日，湘黔滇旅行团师生经过68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云南省会昆明。六天以后，汇集了三校师生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原清华大字校长梅贻琦任联大校长。

　　到昆明后，没有校舍，图书资料、实验仪器在战争中十之七八受损，要恢复正常的教学功能，至少要添置到原先规模的50％以上；还有教师的工资，学生的伙食补助等，全都未有着落。梅贻琦估计战争结束后学校即可很快复员，便将有限的财力，主要用于添置图书设备和实验器材，在校舍方面则省而又省。

　　当时，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到了昆明。梅贻琦就请梁思成夫妇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两人欣然受命，花了一个月时间，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个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赫然纸上。然而设计方案很快被否定了，西南联大不可能拿出这么多经费。

　　此后两个月，梁思成夫妇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了矮楼，矮楼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几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泪。当梁思成夫妇交出最后一稿设计方案时，建设长黄钰生很无奈地告诉他：经校委会研究，除了图书馆的屋顶可以使用青瓦，部分教室和校长办公室可以使用铁皮屋顶之外，其他建筑一律覆盖茅草，土坯墙改为用粘土打垒，砖头和木料使用再削减二分之一，希望梁思成再作一次调整。

　　此时的梁思成已经忍无可忍，他冲进梅贻琦的办公室，把设计图纸狠狠地砸在梅贻琦的办公桌上。他痛心地喊道：“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梅贻琦愣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梁思成扭曲着脸，非哭非笑地睁大了双眼，自言自语似地说：“茅草房？这不是每一个中国农民都会盖的吗？要我梁思成干什么啊？”梅贻琦把梁思成扔在桌上的图纸一张张收好，冷静地望着他说：“思成，国难当头，你就不能谅解一下吗？”“谅解？”梁思成伸出五个指头在空中晃着，可喉咙却哽咽住了：“我……已经修改到第五稿了，从高楼到矮楼，从矮楼到平房，现在又要我去盖茅草房。茅草房就茅草房吧，你们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而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

　　梅贻琦叹了口气说：“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土木工程系的老师们对木材的用量严格计算啊。你想想，没有这些茅草房，学生就要在露天上课，风吹，日晒，雨淋。大家都在共赴国难，以你的大度，请再最后谅解我们一次。等抗战胜利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一个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是我还给你的谢意，行吗？”梅贻琦的声音不大，却有些颤，梁思成听着，心又一次软了。那天他流下了眼泪，哭得像一个受伤的孩子……

　　为西南联大设计茅草房，也许是梁思成一生中最痛苦、最委屈的工程了。半年以后，一幢幢低矮的茅草房填满了原来空荡荡的校园空间。人们无法相信这会是建筑大师亲手设计的。可几十年后，正是在梁思成设计的茅草房里成长起来的那群穿草鞋的孩子，登上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领奖台，引爆了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亿次银河巨型计算机和第一根单膜光纤……

　　费孝通饱受磨难

　　1940年10月13日，空袭警报又拉响了。日本飞机扔下的炸弹将梅贻琦校长的办公室连同旁边的一幢宿舍都震塌了。生与死对于书斋中的联大人来说，仅在咫尺之间。尽管如此，师生们依然潜心于学问。最早发现华罗庚数学天才的杨武之教授，到昆明后买了辆旧自行车。一天他将车搬上田埂骑回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车子一头栽进水沟里，杨武之被摔得遍体鳞伤，但他不肯休息。外国文学系有一位性格古怪、留学过四个国家的大教授，无论穷到怎样的地步，都必须穿皮鞋，以显示其身份。后来他的皮鞋破了，鞋底和鞋面已经分成两截了，他仍然不肯脱下，找来一条细麻绳，把皮鞋上下一绑，照样穿着上课。

　　1940年12月的一个下午，寒风凛冽，从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毕业的费孝通博士扶着即将分娩的妻子，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八架日本飞机从他们头上掠过，扔下了炸弹。“不好，我们的家被炸了！”妻子惊叫起来，随后感到腹部一阵剧痛，便跌倒在地。费孝通扶起痛苦挣扎的妻子，想找个干净的小屋。然而别人一看，就知道他的妻子要生了。这儿农民的风俗是谁家的孩子在谁家生，接纳别人家的孕妇在自己家生孩子就会倒霉。费孝通扶着即将分娩的妻子，走了一家又一家，始终没有人肯接纳他们。

　　夜幕已经降临，妻子的腹痛一阵紧似一阵。费孝通——这位研究民族文化和“乡土中国”的学者，眼里噙满泪水。五年前，费孝通在广西大瑶山，已经失去了一个妻子，她叫王同惠，是燕京才女，和费孝通同是社会系的同学。然而他们的婚姻只维持了108天。当新婚夫妇在广西大瑶山考察时，费孝通不慎落入猎人设下的陷阱，王同惠拼命奔走呼喊。结果，费孝通获救了，王同惠却在奔走中坠入深涧身亡。现在费孝通又急得走投无路。最后，听说县城背后的小山坡上住着一位广东医生，他赶紧把妻子背到那位医生家，这时已是子夜，妻子破水已经两个多小时了。医生同意他们在自己的诊室里把孩子生下来。但他十分遗憾地说，他是一名牙医，对生孩子的事一窍不通。

　　费孝通的女儿是在凌晨的寒风中降临人世的。那一夜，费孝通憔悴了许多。日寇的飞机就在那夜埋葬了他所有的家产，已身无分文的他用自己惟一的一件西装，裹着初生的女儿，告别了广东牙医。后来农民们从家里凑来了一件件小衣小褂，给孩子御寒。他们真心诚意地对费孝通说：“穿百家衣长大的孩子，今后长得巴实。”(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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