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凯：日本就是那个离中国最远的东夷

古代中国以中华思想著称，自我定位为“中国”而把周边称作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显示了中国古人认识天下、解读四方的典型方式。《韩非子·物权》中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奠定了中央的概念。现代著名历史学者、已故旅日小说家陈舜臣认为，中华思想是文明主义的扩散，而不是血统主义的延续，诚哉斯言。
中国，即中央之国，也指国之中央。文明浓厚的地方为“华”，文明稀薄的区域为“夷”。传说上古圣君尧的手下有“四罪”，他把业绩差、好作乱的四名部下流放四方。据《史记》记载，怒触不周山的共工被流放到幽陵为北狄，介绍了共工的礶兜被驱逐至崇山成南蛮，作乱的三苗被移送至三危成西戎，治水失败的鲧被迁移到羽山变东夷。中华是“羽扇纶巾”的礼乐之邦，“文身断发”是蛮夷的风俗，文明开化程度是区别华夷身份的关键。
《孟子》有记载，与尧并称上古圣君的舜，就是东夷出身。在上古“四罪”中，古代中国对鲧和东夷是颇有好感的。鲧的儿子禹继承父业，终于治水成功，成为夏王朝的开山，即华夏民族的始祖。
关于东夷，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也与”（论语•公冶长第五）；又曰：“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第九）。孔子想表明心迹称，如果在中国大地上道义不行，我愿意乘船出海，去到原始简陋的九夷之地。所谓“九夷”，即指东方的九种蛮夷之地。黄侃的《论语义疏》解释称，九夷之一就是倭。
从古代中国的时空出发，四方是文明低下的区域，日本属于东夷，隔海相望，处于离文明中心最远的边缘。西汉《淮南子》相关记载称：“东方有君子国”。 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欲从大唐回日本，王维写了《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诗》，其长序提到：“海东国日本为大，服圣人之训，有君子之风。正朔本乎夏时，衣裳同乎汉制。”所谓“君子之风”的印象和记述源于《淮南子》。可见，中国读书人从这些古典中得到的印象，即东方的民族并不野蛮。在四周的非华夏圈中，东方的日本并不令人反感。
在古代与日本同属东夷圈的朝鲜，早在汉代就设置了乐浪郡，官员赴任、人口移住，与中国往来频繁。对中国人来说，朝鲜是现实性的存在，缺乏梦想的要素，而遥远的日本才是梦幻的土地。中国自古以来一直传说称，东海有蓬莱仙岛，那里有长生不老的灵草。在秦始皇的时代，诞生了徐福携带三千童男童女，乘船寻觅东方仙岛的故事，更加助长了对梦幻的憧憬。
在中国的史籍中，日本最早出现在《汉书 地理志》。记载称，“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公元前一世纪左右的日本即倭，尚处于100多个国家分立的状态，定期向位于朝鲜半岛的乐浪郡派遣使者朝贡。《后汉书》“东夷列传”、《三国志》的“魏志倭人传”，记载了早期邪马台国及倭女王卑弥呼与中国之间的交流。国际学术界一致认为，“邪马台国”是日本国家的起源。史称，东汉光武帝刘秀曾颁授“汉委奴国王”金印，魏明帝曹叡则颁赐卑弥呼“亲魏倭王”称号，让当时孤悬海外的日本顿时有了不一样的心情：一曰喜不自胜；二曰有恃无恐。
在中日交往的历史中，几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值得一提。《隋书·东夷传》明确记载：“日本国，自大唐东去万余里，日出东方，升于扶余，故云日本。”大业三年（607），推古天皇遣使朝贡，据称使者是小野妹子，“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其口气之大令隋炀帝颇为不悦。又，唐玄宗天宝13年(754年)元旦，在大明宫摆宴举行新年拜贺仪式，日本的席次位于西第二位，在吐蕃之下。当时的日本使节大伴古麻吕表示抗议，最终席次调整为东第一位。虽然仅见于日本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日本自古就有不甘人后的自大性格。
1281年，元朝大军东征日本，遭遇“神风”而覆灭，日本史书称之为“元寇”。《元史》日本传记载，十万之众仅三人得还，不免夸张了；《元史》世祖本纪记载“十存一二”，即十万之众，生还一、两万人。《元史》日本传称，元军为躲台风袭击而避难鹰岛，被日军扫荡击杀多数，还有两、三万人被俘。其中，蒙古、高丽、汉人皆杀之，而新附军则留作奴隶。所谓汉人，指华北出身的早期归顺元朝的汉军，而新附军则是刚刚灭亡不久的南宋的旧军队。有分析指出，蒙元隔海东征日本，远征军的大半都是新附军，目的之一是消耗南宋降军并弃置海外。当时，日本对宋朝的文化是向往的，日本的基层社会也吸收了江南文明，所以对南宋旧军人网开一面。由此，数以万计来自江南的中国人被遣散到日本各地，为日本社会的发展发挥了作用，对日本人也有许多直观的感受和认识，可惜都淹没在历史长河里了。
1591年，战国枭雄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欲出兵朝鲜，窥伺大明。当时在萨摩有一位名叫许仪后的中国人医师，知道此事后给故国发送了急报。许仪后早年被倭寇海盗挟持到日本，后成为岛津藩的伺医，因医术高明而深得信任。他经过调查后了解到日本出兵的秘密，秀吉的目标不仅是朝鲜，还有大明。许仪后心急如焚，给故国连写三通密信，其报告大约五千多字，分成了六部分详述了日本国情：一陈日本国之详；一陈日本入寇之由；一陈御寇之策；一陈日本关白之由；一陈日本六十六国之名；复陈未尽之事。报告甚至推算出了日本出兵的详细日期——壬辰年三月一日，比真正爆发战争的日期只差一个月；报告也推测了日本的侵攻路线图：“翌春渡高丽，征辽东，取北京城”。许仪后还描述了他眼中的日本人：刑法刻剥，浮虚无实，大言壮语，嗜好饮酒，乘着酒兴而战，等等——这些与历代正史中的东夷传庶几相近，可见历经千百年，日本人本性不改。
当然，古代中国人相信“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典出《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也是千年不变。在中国人的世界观里，从来没有外国的存在，只有华夏的政权教化达不到、法律管不着的地方，视为“化外之地”(出自《唐律疏义·名例》)，古代日本就是有君子风的化外之地。对此，中国皇帝可以给予册封，授予朝贡的资格。朝鲜接受了明朝的册封，面对丰臣秀吉大军的入侵，自然向宗主国大明请求援军，明朝派兵增援也是题中应有之意。
中国的朝贡制度，随时代不同而变化。接受了朝贡的宗主国，须以数倍的财物下赐回赠，这是上国的礼仪，也意味着朝贡对外族是一桩盈收很大的生意。明朝财力不足，原则上不再册封，某种意义上断了外夷的财路。明朝甚至认为，秀吉征伐高丽，与辽东满族的长年骚扰一样，是为了表达得不到册封的不满。虽然明军援朝携手高丽击败了日本军，但在秀吉出兵朝鲜50年后，大明终于亡于大清，也是传统天下观念的破产。然而，清朝依然继承了中国自古以来的世界观，直到200年后被西方列强打破了国门，才被迫把册封关系改为国家关系，把朝贡制度变成了国际贸易。
明治维新的成功，推动日本从单方面学习中国的古典时代走向了近代化，并一变成为中国学习的近在身边的榜样。清国第一代驻日公使何如璋撰写《使东述略》开知日的滥觞。当时驻日一等秘书黄遵宪更是撰写了40卷的庞大的《日本国志》，近乎日本的百科全书。1888年，顾厚焜出版了《日本新政考》，是有关明治维新的专论；刘庆汾的《日本维新政治汇编》、程思培的《日本变法次第类考》相继问世，在中国掀起了维新的浪潮。
在中国版“百日维新”运动的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谭嗣同等七君子被处极刑。此前，谭嗣同也曾想逃亡，并进入了日本公使馆。但他把自己的诗文和家书交给了同在公使馆内的梁启超，表示“自古变法没有不流血的，我愿意成为第一个流血者”。谭嗣同还对梁启超告别称：“君为西乡，我做月照”，借用了日本的事典。
当时的中国维新人士热心研究明治维新，熟知日本的人物和事典。1858年，受到幕府追杀的西乡隆盛(南州)与友人、京都清水寺成就院的月照和尚相约，在鹿儿岛的锦江湾投海自尽，后西乡被渔师救起，而月照命绝。西乡隆盛的《南洲遗训集》载有《月照上人十三回忌辰》诗云：“相约投渊无后先，岂图波上再生缘。回头十有余年梦，空隔幽明哭墓前。”
谭嗣同自比月照，把梁启超喻为西乡，明确了两人不同的责任分担。自古以来，日本人惯以引用中国的典故为荣，而谭嗣同引用日本的事典来说事儿十分罕见，说明日本的维新故事在中国深入人心，意味着中日从传统的华夷之辩走向了近代的国家关系——那个离中国最远的东夷之国走向了历史舞台的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