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風獨自涼

縣城三部曲（《小武》《站台》《任逍遙》）讓賈樟柯成了中國地下電影的著名標籤。縣城之外的世界很精彩，也很無奈。地下狀態無票房有口碑，浮出地面何以兩者皆空？賈樟柯的迷茫，也是王小帥、婁燁等第六代導演共同的境遇：藝術追求、票房壓力和“萬山不許一溪奔”的審查體系，令他們無所適從。

戴着鐐銬的舞蹈，怎能塑造自由的性靈？作為賈樟柯浮出地面的嘗試，《世界》（2004）與其大而無當的片名一樣平庸；《三峽好人》（2006）摘得威尼斯電影節金獅大獎，但藝術品質與縣城三部曲已不可同日而語，畢竟後者是從他血管里流出來的東西：“拍電影，拍的都是我的間接經驗，現實發生什麼我就拍什麼。”

1889年1月3日，一個車夫在都靈卡羅阿爾伯托廣場鞭打一匹老馬，尼采上前抱着馬哭了起來，然後昏倒了；21世紀山西某工地，車夫拼命抽打不聽使喚的馬，憤怒的大海（原型胡文海）一槍幹掉了車夫。

《天註定》的第一個故事，如賈樟柯所言：“村莊的政治腐敗和貧富分化讓普通農民舉起獵槍。”因掛號信未寫中紀委的詳細地址，郵局小妹拒絕受理，大海怒髮衝冠，認定權貴的魔掌伸進了郵局；將就別人的碗筷吃麵、不講衛生的大海，不會關心尼采才會考慮的哲學問題，殺掉虐待馬匹的車夫，動機何在？就不能鳴槍示警？當眾向富豪發難、讓人難堪，就不能換一個更有人情味也更符合生活邏輯的方式？

導演試圖呈現一個缺乏常識、粗魯、執拗、冷血和痛恨腐敗的複雜人物，但卻忘記了，倘若大海如此愚昧、不明事理，絕不會為了公益大發布衣之怒。

生活中的胡文海殺紅了眼，也曾濫殺無辜，那是在窮盡了包括上訪等救濟手段之後的絕望，何況，“曾經多次和村民向有關部門檢舉反映都石沉大海”的他，連寫信這樣的常識都欠奉，未免太過離譜。對人物窮盡司法救濟的省略與敷衍，嚴重削弱了影片的批判力量和藝術品質。

以胡文海、鄧玉嬌、周克華、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為故事原型的《天註定》，缺憾和優點並存。路過的警車讓槍口下態度軟弱的會計突然變得強硬，說你打啊，大海毫不猶豫地滿足了他；翦除來自外部的強制，打死都不願挪窩的馬跑得那叫一個歡快；十字路口的偉人雕塑和折子戲《林沖夜奔》（官逼民反）、《蘇三起解》（蒙冤受屈），無不充滿寓意。

久未張開自由的翅膀，賈樟柯重新翱翔天際似乎還需要一點時間來倒換時差。將小玉（原型鄧玉嬌）設置成破壞別人家庭的小三，強調她身上的俠女氣質，自無不可；但動作場面的水平，與三兒（原型周克華）殺人搶劫的段落相去甚遠。

富貴逼人、富貴再三逼人，小玉忍無可忍的正當防衛，居然被演繹成胡金銓式的俠女造型。俠女氣質重在氣質，用舞台藝術的方式去表現打工妹情急之下的本能反應，無疑是刻舟求劍，令人大有脫戲之感。

加繆認為自殺是唯一值得嚴肅思考的哲學問題：“自殺是對個體生存意義的否定和對個體所在社會的否定。”儘管自殺事件的細節不無瑕疵，但仍然是《天註定》水平最高、故事最為飽滿的段落。為逃避對受傷工友的補償，小輝跑到東莞一家夜總會打工。充滿人性弱點的他，在友情、愛情、親情方面的挫折和失落，以及繁重、枯燥的工作，令非常突然的自殺顯得無比“自然”。相比之下，三兒的暴力犯罪就缺乏足夠的鋪墊。

“在這殘酷的時代，我歌頌過自由，並且為那些倒下去的人們，祈求過寬恕同情。”《天註定》着力表現這個華麗、蒼白、無情的時代，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群體的壓抑、冤屈和憤怒，自有其價值在。放到暴力美學的層面，觀眾理應有更高的要求。充滿死亡的暴力影像，忍、還是殘忍之間，有太多的空白等待填補，需要藝術家的提煉和想象，用鏡頭精準地呈現人物清晰的行為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