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我們出席七千人大會的時候﹐一邊聽毛主席講話﹐一邊考慮未來。我們都知道﹐
形勢好轉之前﹐一定會繼續惡化。如今﹐出席過七千人大會的﹐很多都不在了。但
是記憶尤新。

回憶起來﹐五八年的問題﹐是一場典型的經濟過熱。有些類似美國二九年的問題。
關鍵在於如何收場。可以說﹐中國和美國當年的收場方法﹐都是极其錯誤的。其錯
誤比事前的過熱還大﹐大得多。

當年負責收場的人﹐如中國的劉少奇﹐美國的HOOVER﹐都是經濟外行。他們的措施﹐
是大規模的萎縮金融﹐讓一些新企業和新工業垮﹐引起大規模失業﹐導致不可抗拒
的大蕭條。

中國九零年以後和美國五零年以後的經驗告訴我們﹐面臨經濟危機﹐最忌諱的就是
類似劉少奇和HOOVER的一樣的驚慌措施和反應。當年如果中國和美國能夠大規模干
預經濟﹐維持工農業生產﹐而不是急于讓這個垮﹐讓那個跨﹐完全有可能避免其後
的大蕭條。

後來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和ROOSEVELT的新社會﹐從經濟方面可以說是對錯誤的糾正
和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