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玛。瑟曼的《母性》一开始相当的真实：一个一直想当作家的知识女性在家庭生活（清洁工作）和博客以及与之相连的作家梦之间挣扎着，她在生活的压力和自己的梦想的驱动力的多重作用下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她终于和她的丈夫摊牌，面对面的谈论。她觉得自己牺牲很多，觉得自己失去了很多，她对丈夫说有个年轻的投递员让她再次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和美丽，她说：他（投递员）让她觉得自己会写出值得一读的东西；他（投递员）的目光让她觉得自己是值得一看的女人。

我的反应：这个知识女性病的不轻。她把自己当作商品，而衡量她这个商品的价值就在于市场的需要。作为女人，就是男人对她的需要；作为作家，就是读者对她的需要。她把自己，一个人异化为物。因此，她的悲哀和精神问题是无可避免的。

结尾似乎顺理成章的了。商品总是要通过货币来体现价值；这位知识女性的家务劳动和多年的精神疲劳获得老公两万四千美元的补偿。于是，她“活”过来了，开始提供坚持梦想不动摇那种说教，其实就是在说：妈妈们，在可怕的家庭生活和精神疲劳之下，一定要坚持住：好的商品总会有人买的！

且不说那个光明的尾巴——老公意外捡到宝一下拿到一大笔钱（和中彩票的几率一样大）的美事——是如何的虚化和不现实。我实在看不出，她的说教如何能让人信服。

一个知识女性（电影还给她贴上女性主义的标签），如何能够在日以继夜的生活压力和精神折磨之下保持虚幻的希望（希望天上掉馅饼）和精神健康。而精神濒临崩溃边缘的她又如何能够在支票面前奇迹般痊愈。这个结尾如此“好莱坞”，如此虚伪，真正体现了美国社会的精神危机已经病入膏肓了。

商品化的洗脑使得这个浅薄的知识女性把理想（说白了，不过是更多钱，更多时间；考虑到时间就是金钱的至理名言，说到底还是钱）寄托在有个有钱人（在电影里碰巧是她老公）愿意出不低的价格来买她这件商品。

这再次印证了弗洛姆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精神危机的描述：人们追求占有，而不是生活，更不是高质量的生活。而追求占有的结果是主体被异化为客体，人被异化为物。主客的二元对立这一根本矛盾因为日益加剧的冲突而产生一个又一个得精神危机。

另外，在我看来，也许所谓的“女权（性）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阴谋。女权名义上解放了女性，使她们可以工作，其实不过是为资本家增加更多的、更廉价的劳动力。或者说，女权主义帮助资本家加速了对女性的异化，提高了资本的利润。

而与此同时，女性被假设成为女超人，不仅要下的厨房、上的厅堂，还要“里里外外一把手”。也就是说，一个女性可以工作，但是她也同时被要求要完成所有家务。如果说，在家庭内部，女性被夫权压迫的话，那么现在，在女权主义的帮助下，女性还要到社会上被经理、资本家压迫。

如果女权主义不能让女性有不工作不做家务的自由，那么女权主义一定是资本家的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