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後部隊大院孩子的優越感

樺樹於2020-11-30

我生性懶散，不求上進，連在網上寫文章都懶得自己命題。每當上網看新聞聽音樂買賣股票查資料的時候，我經常也順便來看看大家寫了些什麼稀奇古怪的東西。如果讀了點有感覺的，我就忍不住想和一篇。不過大多數的時候我都努力忍住了，自忖跟人家也不認識，搭人家的茬不是招討厭嗎。

潘涌先生的文章我看過幾篇，他寫過部隊大院孩子身上的優越感，我覺得寫得很好，很真實。不過，我更覺得他的言談舉止（當然舉止我看不見，只是從他文字的口吻中想象）比他的描述還更惟妙惟肖的表現了這種優越感。我很佩服他根本不甩別人怎麼看他，時不時寫出他自己是78級高材生這樣的句子。我每次讀到他類似的文字都樂不可支，就像我又看到那些熟悉的，高談闊論的大哥哥大姐姐們，也就是人們所說的所謂高乾子弟。我非常了解他們為什麼永遠擺脫不了這種與生俱來的優越感，儘管很多人混到如今一事無成，有的甚至寒酸潦倒，但在精神上還始終保持着自己是高人一等的紅色貴族，並時不時地享受着這種美妙的感覺。公平地說，當年絕大多數的部隊大院子弟都城府不深，相對較為單純，對上層的小道消息熱衷的多，對社會殘酷的真實見識的少；他們性格陽光，為人簡單磊落，重義氣；關鍵時刻可以自我犧牲，見不平勇於拔刀相助。也許人們會說他們狂妄自大得有點可笑，但決不能說他們陰險下做。可惜的是，他們之中，除了極個別出人頭地的和少數像潘先生這樣有點出息的以外，大多生活得相當平庸。我認為，這可怕的優越感多少是耽誤他們一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說起文革前後軍隊大院特有的文化，主要指的是北京。外地的幾個大軍區和院校相對單一，成不了氣候。北京的軍隊大院數量多，級別高，待遇特殊。長安街延長線從軍博以西，大院此起彼落，一個接一個，較為集中。不過總政和總參不在那邊。另外還有一些小一點兒部隊院子散落在北京的各個地方。文革前，這些大院裡的孩子，尤其是位於郊區部隊大院的孩子們和外界甚少接觸，這些大院就像一個個獨立的王國，各自把守着自己的利益。

實不相瞞，我也出生在這樣的一個部隊大院，但是，我永遠不願意告訴別人這個事實。由於這里是虛擬空間，彼此互不相識，所以我也就隨便聊聊。時過境遷，現在很多大院早已面目皆非。我寫這篇文字不是為了打架（打架我不太行），只是為了記錄那一段還未被遺忘的歷史。

以上所說的大院我先後住過好幾個，但這里只談我生下來後住的那個大院和那裡的孩子們。

1959年秋，我們院成立，從全國各地的軍隊里精挑細選調來院裡所有的幹部，人數不多，總共只有140個，但個個都是全軍的最頂尖人才，也是軍隊里稀有的文化人。今天，這些人絕大部分已經都不在人世了。文革前，13級以上屬於高級幹部，而這個院幹部的最低級別都在13級以上，唯有部的秘書，行政人員或是門診部醫生護士等除外。

大院依西山而建，有着遠古點將台的天然山巒變成了大院兩面屏障，另外兩面高牆巍聳，外人爬不進來。大院共三個門，由戰士荷槍實彈晝夜把守，所有的大人小孩出入時都要出示帶有照片的出入證。現在想想真是滑稽，不知道守什麼。

這個大院的特殊之處是，一越過高牆，裡面嚴肅的氣氛鄹然消失。當時除了氣派的辦公大樓以外，大院從東到西就是一個被精心規劃的大花園。大片大片的果園，葡萄園，桃園，李子園，蘋果園，什麼水果都有；彎彎曲曲鋪着碎石子的人行步道通向西面八方；另外還有整齊的白色水泥馬路，供汽車和自行車行駛。院內所有的建築物都是紅磚色，錯落有致。一到春天，迎春花先開，然後就是臘梅，玉蘭，桃李梨，最後開的是石榴花。院內的禮堂，俱樂部，門診部，食堂一應俱全。一部分的人家住着兩層的小樓，門前各自擁有漂亮的小花園。另外一部分的人家住在寬敞的單元，一棟樓平均住十二戶。我還記得我家門前的小花園中間是條小道，左邊院子有一棵繁茂的芙蓉樹，我經常試圖爬上去；右邊的院子四角各自站着一棵開滿白花的梨樹，中間是肥胖葡萄葉子覆蓋的架子，地上種滿了夜來香。

大院裡還有一個院中院，鐵門，用較矮的圍牆圍起，高個子的人一踮腳就可以看到裡面的小橋流水。裡面住着院長葉帥。夏天的時候，每天傍晚葉帥都由一個穿藍衣服臉色蒼白的女服務員陪着出來散步，有時來看看我們小孩子在馬路上玩闖三關之類的游戲。另外八位副院長的小樓都蓋在半山腰，每家獨立的一棟，彼此隔得很遠。我們每次上山摘酸棗，捉螞蚱的時候都要從他們的門前經過。葉帥院裡還住着幾個身手矯健的男人，他們個個身形矮小，着淡藍色的服裝，相貌普通，看不出年紀。每天上午十點他們就出來練功，我哥哥最喜歡看他們練擒拿，一看就是兩小時。我姐姐告訴我，這就是特務班。我小時候不怕鬼不怕狗熊和狼，但一聽到地主婆和特務立馬就嚇蔫兒了。劉文學就是被地主婆害死的；一隻繡花鞋裡面的女特務着實令人恐懼。

我們院的孩子像我年齡這麼小的不多，半數是潘先生，也就是我姐姐的年齡；另外半數的年齡比我的大哥哥還要大。我姐姐早上學，文革開始前正好考中學，她當時是學校的大隊長，又考了滿分，所以可以隨便挑志願。她自己要去清華附，可是我爸爸卻讓她上北大附。爭來爭去，就爭得文革開始了，她終歸哪裡都沒去成。每每想起這些，我感嘆在大時代里的個人就像小螞蟻一樣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

當時我只是個一打一寸高的小豆包，三歲後在院裡上幼兒園，一星期被接回家一次。後來又上了院裡自辦的小學。我只出過一次門，記得是個過節的日子，我父母給我穿上新衣，編了個漂亮的辮子，坐着班車（我們叫它大抱車）去王府井逛街。可是我暈車呀，回來的路上狂吐了起來，把我媽喜愛的新呢子大衣吐得一塌糊塗。後來我就再也不被帶出去了。反正在我幼年的很長一段日子裡，我根本就沒有出過這個大院的門。我完全不知道高牆外還有另外的世界。

大院裡的人彼此熟悉，誰家的孩子也都認識。那個年頭的人不計劃生育，一家四五個孩子很平常，多則還有生九個孩子的。家裡的媽媽們很多不工作，也有的媽媽在地方上工作，平時不回家。而像我父母都是軍人的少之又少。當時我父母工作可真是積極，每天繁忙，看不見蹤影，只有保姆招呼着。我的保姆叫王素英，是個胖阿姨，幹活麻利，風風火火，有一天她一屁股就把我專用的小黑板凳給坐垮了。我每天在院裡瘋跑瘋玩，上山下海，天黑了也不知道回家，大人從來也沒有過不放心。每到吃飯的時候，阿姨就會滿院子地喊我的名字，我常常裝作沒聽見。

我們小的時候可以說是疏於管教，但孩子們在道德品質上都家教甚嚴。每個孩子時刻被灌輸要大公無私，當共產主義的接班人。記得我小學的第一篇作文，題目是《長大了我要做什麼？》。坐我旁邊的小男孩寫他長大了要當坦克兵司令。他爸爸原來是裝甲兵的。我沒什麼雄心大志，就寫長大以後要當農民，我要把棉花種得五顏六色。長大後我真的當了農民，我對我姐姐說，看來真是應驗了。

在沒有和外界接觸之前，大院的孩子們還不懂什麼是優越感，以為全中國的老百姓都和自己生活的一樣。直到他們飛出了那高牆，才知道自己是特殊的一小部分。就說我自己吧，文革一開始我們院的小學就和附近的董四墓小學合併到一起，我們每天要出大門沿着農村的小土路走到學校。當時我一年級，記得第一次看到農村的同學，在凜冽的嚴冬大雪天裡赤着身子空心穿着一件硬邦邦滿是油膩的黑舊棉襖，手腳凍得裂着出血的大口子，還有凍瘡。我當時嚇得都喘不過氣來，溜着牆邊低頭快速地跑走。

沒多久，文革就愈演愈烈了。我們院兒失去了以往的靜謐。不記得是不是毛主席指示要挑動群眾斗群眾來着，反正幹部們分成兩派，一派叫做紅色造反派；另一派叫做無產階級革命派。大人們瘋了，孩子們更瘋了，高音喇叭震天價響。

當時在外住校讀中學的哥哥居然有時也會回家。我哥哥年輕時長像極帥，是個專業運動員，一米八幾，寬肩蜂腰長腿，穿着我爸爸柞蠶絲的綠軍裝，腰裡還扎着條皮帶。我哥戴的袖章也和別人不一樣，深橘紅色，還是絲的，上面印着毛主席的手跡紅衛兵三個字，瞧把他神氣的。他回家不是一個人，是帶着一大群人，全是年輕的學生，男的女的，每人騎一輛26的鳳凰或永久牌自行車，把車座拔得特高。他們像蝗蟲一樣呼拉來一片，歪歪地自行車把我家院子停滿。他們高聲談笑，亢奮到了極點，就像是要去拯救全人類。其實這些孩子也就是十五六歲，可我覺得他們好高大呀，抬頭仰望，可望而不可及。過一會兒，他們又全部一陣風似地騎着車飛了。

有一天，我一個人把皮筋綁在小樹上跳，只聽嘎的一聲，一輛自行車停在我面前。抬頭一看是一個我哥的女同學，她一隻腳撐在地上，一邊招呼我。她讓我坐在車後座，抱住她的腰，然後就飛快地蹬起來。風把我的頭髮都吹起來了，我快樂極了。我問她去哪兒啊？？她拿出一把大剪刀，說要去剪男人的分頭。我說那去我家吧，我爸留分頭。

在這些部隊大院的孩子心中，為什麼他們優越？因為江山是他們的父輩打下來的！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根紅苗正，是當之無愧的國家接班人。你們讀到這里可能覺得可笑吧？當年老子英雄兒好漢的觀念在幹部子弟的腦子裡是根深蒂固的。

諷刺的是，當這些孩子們在外面革別人的命時，萬萬沒想到自己英雄的老子一夜間也變成了各型各色的反革命。

我記得一天突然有一夥兒人到我家把電話拆了，屋子翻得亂七八糟，保姆也都趕走了。我媽媽晚上回來說我爸爸最近不會再回家，讓我姐姐看着我。後來我媽也不回來了。

接着就是我哥哥去串聯，我姐姐還不滿12歲也跟着鄰居的一夥孩子去串聯，家裡就剩下我一人。我每天傍晚站在窗前，雙手放在窗台下面的暖氣罩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馬路，幻想着我爸爸或媽媽會突然從馬路那邊拐過來，但每次都是失望。

我有一隻大眼狸貓，對我特好，當時全虧了他每天陪我，我抱着它，它也抱着我睡覺，就不太害怕。後來我又千里迢迢把他帶到勞改農場，可惜他水土不服，一星期就去世了。我傷心得想起來就哭一會兒。

不久我哥哥去了上海空四軍當兵，姐姐去了一軍當兵。幾年後我再看到我哥哥，他還是充滿了優越感。當時很多人喜歡當兵，不過我就不喜歡當兵。記得當年我爸爸帶我去看望我姐，她當時還在新兵訓練，穿着肥大不合身的軍裝，也沒有領章帽徽。訓導她們的是個男排長，凶得不行，根本不會好好說話。他還讓那些女孩子們站成一排，唱李鐵梅的“我家的表叔數不清”，一邊唱還要用手這麼從裡到外的劃一下。當我看到我姐姐的小手像木偶似地一伸，我實在憋不住笑了起來，我一笑我爸爸也笑了。排長凶惡地咆哮：“誰也不許笑！”我姐姐使勁兒地翻了我一白眼兒。

我哥哥姐姐走後，我也就離開了熟悉的大院，開始了四處漂泊的日子。那是我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一段生活，它讓我了解到在這個世界上，不管我出生在哪個家庭，真正能保護我的，只有我自己。它讓我學會了與孤獨相處，學會了思考。我看到了很多貧苦的人們的真實生活，看到了社會的不公，懂得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道理。我看到了太多太多比我們大院孩子出色得多的人們，與之相比，我自慚形穢。當我長大後，我父親問我想不想當兵？我說不想。他問為什麼？我答受不了紀律。於是我就孤零零的一個人提了個鋪蓋捲去深山溝里插隊去了。

2002年春天，我回國去看望病榻上的父親，當時他已經癌症末期，連說話都很困難。一天上午，一個穿着馬褲呢軍褲的男人和我哥哥一同來到病房，這人看起來比我哥哥的年齡還大，滿臉皺紋。他一進門就徑直朝我伸出手來，說：“我是劉司令的兒子，來看望伯父。”然後就高談闊論了起來，那語言就讓你知道他是當年的幹部子弟。

我轉頭瞥了我爸一眼，只見他盡管身體很痛苦但還是對我調皮地擠了一下兒眼睛。待客人走後，我調侃地跟我爸爸說：“這麼大年紀了，怎麼不介紹他自己就是劉司令啊。”我媽媽聽了立刻罵我說，你怎麼這麼刻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