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後部队大院孩子的优越感

桦树于2020-11-30

我生性懒散，不求上进，连在网上写文章都懒得自己命题。每当上网看新闻听音乐买卖股票查资料的时候，我经常也顺便来看看大家写了些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如果读了点有感觉的，我就忍不住想和一篇。不过大多数的时候我都努力忍住了，自忖跟人家也不认识，搭人家的茬不是招讨厌吗。

潘涌先生的文章我看过几篇，他写过部队大院孩子身上的优越感，我觉得写得很好，很真实。不过，我更觉得他的言谈举止（当然举止我看不见，只是从他文字的口吻中想象）比他的描述还更惟妙惟肖的表现了这种优越感。我很佩服他根本不甩别人怎么看他，时不时写出他自己是78级高材生这样的句子。我每次读到他类似的文字都乐不可支，就像我又看到那些熟悉的，高谈阔论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所谓高干子弟。我非常了解他们为什么永远摆脱不了这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尽管很多人混到如今一事无成，有的甚至寒酸潦倒，但在精神上还始终保持着自己是高人一等的红色贵族，并时不时地享受着这种美妙的感觉。公平地说，当年绝大多数的部队大院子弟都城府不深，相对较为单纯，对上层的小道消息热衷的多，对社会残酷的真实见识的少；他们性格阳光，为人简单磊落，重义气；关键时刻可以自我牺牲，见不平勇于拔刀相助。也许人们会说他们狂妄自大得有点可笑，但决不能说他们阴险下做。可惜的是，他们之中，除了极个别出人头地的和少数像潘先生这样有点出息的以外，大多生活得相当平庸。我认为，这可怕的优越感多少是耽误他们一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说起文革前後军队大院特有的文化，主要指的是北京。外地的几个大军区和院校相对单一，成不了气候。北京的军队大院数量多，级别高，待遇特殊。长安街延长线从军博以西，大院此起彼落，一个接一个，较为集中。不过总政和总参不在那边。另外还有一些小一点儿部队院子散落在北京的各个地方。文革前，这些大院里的孩子，尤其是位于郊区部队大院的孩子们和外界甚少接触，这些大院就像一个个独立的王国，各自把守着自己的利益。

实不相瞒，我也出生在这样的一个部队大院，但是，我永远不愿意告诉别人这个事实。由于这里是虚拟空间，彼此互不相识，所以我也就随便聊聊。时过境迁，现在很多大院早已面目皆非。我写这篇文字不是为了打架（打架我不太行），只是为了记录那一段还未被遗忘的历史。

以上所说的大院我先後住过好几个，但这里只谈我生下来後住的那个大院和那里的孩子们。

1959年秋，我们院成立，从全国各地的军队里精挑细选调来院里所有的干部，人数不多，总共只有140个，但个个都是全军的最顶尖人才，也是军队里稀有的文化人。今天，这些人绝大部分已经都不在人世了。文革前，13级以上属于高级干部，而这个院干部的最低级别都在13级以上，唯有部的秘书，行政人员或是门诊部医生护士等除外。

大院依西山而建，有着远古点将台的天然山峦变成了大院两面屏障，另外两面高墙巍耸，外人爬不进来。大院共三个门，由战士荷枪实弹昼夜把守，所有的大人小孩出入时都要出示带有照片的出入证。现在想想真是滑稽，不知道守什么。

这个大院的特殊之处是，一越过高墙，里面严肃的气氛鄹然消失。当时除了气派的办公大楼以外，大院从东到西就是一个被精心规划的大花园。大片大片的果园，葡萄园，桃园，李子园，苹果园，什么水果都有；弯弯曲曲铺着碎石子的人行步道通向西面八方；另外还有整齐的白色水泥马路，供汽车和自行车行驶。院内所有的建筑物都是红砖色，错落有致。一到春天，迎春花先开，然後就是腊梅，玉兰，桃李梨，最後开的是石榴花。院内的礼堂，俱乐部，门诊部，食堂一应俱全。一部分的人家住着两层的小楼，门前各自拥有漂亮的小花园。另外一部分的人家住在宽敞的单元，一栋楼平均住十二户。我还记得我家门前的小花园中间是条小道，左边院子有一棵繁茂的芙蓉树，我经常试图爬上去；右边的院子四角各自站着一棵开满白花的梨树，中间是肥胖葡萄叶子覆盖的架子，地上种满了夜来香。

大院里还有一个院中院，铁门，用较矮的围墙围起，高个子的人一踮脚就可以看到里面的小桥流水。里面住着院长叶帅。夏天的时候，每天傍晚叶帅都由一个穿蓝衣服脸色苍白的女服务员陪着出来散步，有时来看看我们小孩子在马路上玩闯三关之类的游戏。另外八位副院长的小楼都盖在半山腰，每家独立的一栋，彼此隔得很远。我们每次上山摘酸枣，捉蚂蚱的时候都要从他们的门前经过。叶帅院里还住着几个身手矫健的男人，他们个个身形矮小，着淡蓝色的服装，相貌普通，看不出年纪。每天上午十点他们就出来练功，我哥哥最喜欢看他们练擒拿，一看就是两小时。我姐姐告诉我，这就是特务班。我小时候不怕鬼不怕狗熊和狼，但一听到地主婆和特务立马就吓蔫儿了。刘文学就是被地主婆害死的；一只绣花鞋里面的女特务着实令人恐惧。

我们院的孩子像我年龄这么小的不多，半数是潘先生，也就是我姐姐的年龄；另外半数的年龄比我的大哥哥还要大。我姐姐早上学，文革开始前正好考中学，她当时是学校的大队长，又考了满分，所以可以随便挑志愿。她自己要去清华附，可是我爸爸却让她上北大附。争来争去，就争得文革开始了，她终归哪里都没去成。每每想起这些，我感叹在大时代里的个人就像小蚂蚁一样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当时我只是个一打一寸高的小豆包，三岁後在院里上幼儿园，一星期被接回家一次。後来又上了院里自办的小学。我只出过一次门，记得是个过节的日子，我父母给我穿上新衣，编了个漂亮的辫子，坐着班车（我们叫它大抱车）去王府井逛街。可是我晕车呀，回来的路上狂吐了起来，把我妈喜爱的新呢子大衣吐得一塌糊涂。後来我就再也不被带出去了。反正在我幼年的很长一段日子里，我根本就没有出过这个大院的门。我完全不知道高墙外还有另外的世界。

大院里的人彼此熟悉，谁家的孩子也都认识。那个年头的人不计划生育，一家四五个孩子很平常，多则还有生九个孩子的。家里的妈妈们很多不工作，也有的妈妈在地方上工作，平时不回家。而像我父母都是军人的少之又少。当时我父母工作可真是积极，每天繁忙，看不见踪影，只有保姆招呼着。我的保姆叫王素英，是个胖阿姨，干活麻利，风风火火，有一天她一屁股就把我专用的小黑板凳给坐垮了。我每天在院里疯跑疯玩，上山下海，天黑了也不知道回家，大人从来也没有过不放心。每到吃饭的时候，阿姨就会满院子地喊我的名字，我常常装作没听见。

我们小的时候可以说是疏于管教，但孩子们在道德品质上都家教甚严。每个孩子时刻被灌输要大公无私，当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记得我小学的第一篇作文，题目是《长大了我要做什么？》。坐我旁边的小男孩写他长大了要当坦克兵司令。他爸爸原来是装甲兵的。我没什么雄心大志，就写长大以後要当农民，我要把棉花种得五颜六色。长大後我真的当了农民，我对我姐姐说，看来真是应验了。

在没有和外界接触之前，大院的孩子们还不懂什么是优越感，以为全中国的老百姓都和自己生活的一样。直到他们飞出了那高墙，才知道自己是特殊的一小部分。就说我自己吧，文革一开始我们院的小学就和附近的董四墓小学合并到一起，我们每天要出大门沿着农村的小土路走到学校。当时我一年级，记得第一次看到农村的同学，在凛冽的严冬大雪天里赤着身子空心穿着一件硬邦邦满是油腻的黑旧棉袄，手脚冻得裂着出血的大口子，还有冻疮。我当时吓得都喘不过气来，溜着墙边低头快速地跑走。

没多久，文革就愈演愈烈了。我们院儿失去了以往的静谧。不记得是不是毛主席指示要挑动群众斗群众来着，反正干部们分成两派，一派叫做红色造反派；另一派叫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人们疯了，孩子们更疯了，高音喇叭震天价响。

当时在外住校读中学的哥哥居然有时也会回家。我哥哥年轻时长像极帅，是个专业运动员，一米八几，宽肩蜂腰长腿，穿着我爸爸柞蚕丝的绿军装，腰里还扎着条皮带。我哥戴的袖章也和别人不一样，深橘红色，还是丝的，上面印着毛主席的手迹红卫兵三个字，瞧把他神气的。他回家不是一个人，是带着一大群人，全是年轻的学生，男的女的，每人骑一辆26的凤凰或永久牌自行车，把车座拔得特高。他们像蝗虫一样呼拉来一片，歪歪地自行车把我家院子停满。他们高声谈笑，亢奋到了极点，就像是要去拯救全人类。其实这些孩子也就是十五六岁，可我觉得他们好高大呀，抬头仰望，可望而不可及。过一会儿，他们又全部一阵风似地骑着车飞了。

有一天，我一个人把皮筋绑在小树上跳，只听嘎的一声，一辆自行车停在我面前。抬头一看是一个我哥的女同学，她一只脚撑在地上，一边招呼我。她让我坐在车後座，抱住她的腰，然後就飞快地蹬起来。风把我的头发都吹起来了，我快乐极了。我问她去哪儿啊？？她拿出一把大剪刀，说要去剪男人的分头。我说那去我家吧，我爸留分头。

在这些部队大院的孩子心中，为什么他们优越？因为江山是他们的父辈打下来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根红苗正，是当之无愧的国家接班人。你们读到这里可能觉得可笑吧？当年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观念在干部子弟的脑子里是根深蒂固的。

讽刺的是，当这些孩子们在外面革别人的命时，万万没想到自己英雄的老子一夜间也变成了各型各色的反革命。

我记得一天突然有一伙儿人到我家把电话拆了，屋子翻得乱七八糟，保姆也都赶走了。我妈妈晚上回来说我爸爸最近不会再回家，让我姐姐看着我。後来我妈也不回来了。

接着就是我哥哥去串联，我姐姐还不满12岁也跟着邻居的一伙孩子去串联，家里就剩下我一人。我每天傍晚站在窗前，双手放在窗台下面的暖气罩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马路，幻想着我爸爸或妈妈会突然从马路那边拐过来，但每次都是失望。

我有一只大眼狸猫，对我特好，当时全亏了他每天陪我，我抱着它，它也抱着我睡觉，就不太害怕。後来我又千里迢迢把他带到劳改农场，可惜他水土不服，一星期就去世了。我伤心得想起来就哭一会儿。

不久我哥哥去了上海空四军当兵，姐姐去了一军当兵。几年後我再看到我哥哥，他还是充满了优越感。当时很多人喜欢当兵，不过我就不喜欢当兵。记得当年我爸爸带我去看望我姐，她当时还在新兵训练，穿着肥大不合身的军装，也没有领章帽徽。训导她们的是个男排长，凶得不行，根本不会好好说话。他还让那些女孩子们站成一排，唱李铁梅的“我家的表叔数不清”，一边唱还要用手这么从里到外的划一下。当我看到我姐姐的小手像木偶似地一伸，我实在憋不住笑了起来，我一笑我爸爸也笑了。排长凶恶地咆哮：“谁也不许笑！”我姐姐使劲儿地翻了我一白眼儿。

我哥哥姐姐走後，我也就离开了熟悉的大院，开始了四处漂泊的日子。那是我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一段生活，它让我了解到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我出生在哪个家庭，真正能保护我的，只有我自己。它让我学会了与孤独相处，学会了思考。我看到了很多贫苦的人们的真实生活，看到了社会的不公，懂得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道理。我看到了太多太多比我们大院孩子出色得多的人们，与之相比，我自惭形秽。当我长大後，我父亲问我想不想当兵？我说不想。他问为什么？我答受不了纪律。于是我就孤零零的一个人提了个铺盖卷去深山沟里插队去了。

2002年春天，我回国去看望病榻上的父亲，当时他已经癌症末期，连说话都很困难。一天上午，一个穿着马裤呢军裤的男人和我哥哥一同来到病房，这人看起来比我哥哥的年龄还大，满脸皱纹。他一进门就径直朝我伸出手来，说：“我是刘司令的儿子，来看望伯父。”然後就高谈阔论了起来，那语言就让你知道他是当年的干部子弟。

我转头瞥了我爸一眼，只见他尽管身体很痛苦但还是对我调皮地挤了一下儿眼睛。待客人走後，我调侃地跟我爸爸说：“这么大年纪了，怎么不介绍他自己就是刘司令啊。”我妈妈听了立刻骂我说，你怎么这么刻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