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文明開化程度衡量的國家機構的透明化與民主化

不久前，我所在的社區召開會議，三個當地市警察（男）出席。警長（白人）向我們介紹負責我們社區安全的新上任的警察（白人），是伯克利大學英文專業的畢業生。另外一個經驗豐富的警察是黑人。這個新開發的社區亞裔占多數，英文溝通非常重要，大家都很滿意警察的工作匯報。隨後，一個錫克教居民發言，介紹他有一天傍晚散布時被人用玩具槍差點擊中眼睛，他當場報警後被急救車送往醫院，才倖免留下後遺症。但是，當他向警察局查詢時，被告知這不是一件值得立案追查的事件，警察局“不作為”不了了之。我們都同情他的遭遇，決議要問責警察局。錫克教的特殊衣俗很容易被美國主流社會歧視，9—11之後，一個錫克教徒在加油站竟然被無辜槍殺。以我的經驗，如果警察局或市議會裡有錫克教徒，他們的安全就會被重視多了。

十年前，硅谷的安那祺主義青年小組在黑人將軍鮑威爾的校園演講去抗議伊拉克戰爭，當地警察不抓白人、只抓了幾個東南亞學生。有人想去警察局抗議，但可能解決不了問題。後來，我的一個在縣政廳當官的原馬克思主義者朋友出面疏通警察放人，特別不讓留下“犯罪”紀錄，免得這幾個學生畢業後在美國找工作、轉身份時遇到麻煩[1]。

前幾天年5月28日，在擁有212年歷史的西點陸軍校West Point背景下，奧巴馬引用艾森豪威爾和肯尼迪，批判戰爭的愚蠢、倡導通過“人類制度的逐漸進化”實現和平，向穿着整齊的制服的1064名畢業學員和家屬們提供了一個新的美國外交政策藍圖[2]。除了中文媒體廣泛報道的“美國必須始終保持世界舞台上的領導地位”等內容，奧巴馬也提到“軍事行動必須不帶來更多的危險和敵人”、提高飽受責難的無人機“暗殺”政策[3]的透明度、軍事行動的民主、人權目的。在提到中國最近在東海和南海的擴張時也批判美國國會的不作為：“儘管美國高層軍事官員一再說，海洋法公約有助於提升國家安全，但國會參議院卻拒絕批准這個公約，這讓美國很難敦促中國根據公約解決海上糾紛。”不過，總的來說，場面相當冷淡，奧巴馬有時要自我鼓掌以提醒聽眾他的講話的重要性。而且，除了前言後語和“你們將有可能成為自2001年來第一屆不用去伊拉克或阿富汗服役的軍官”等個別片斷，整個演講與美國陸軍的戰略沒有多少關聯。當然，奧巴馬這樣做是有原因的，因為除了面臨裁減十個旅以及把獨立作戰單位從重裝師向輕便旅的轉換的命運，連美國陸軍作為一個獨立軍種的存在價值本身，都可以討論了。那樣的話，西點就要搬到安娜泊里斯[4]去了。

實際上，隨着大規模陸地戰爭可能性的減少，世界警察的角色主要靠美國海軍（包括擁有航空作戰力的海戰軍團或“海軍陸戰隊”）來擔當了。2014年1月30日在海軍校舉行的別開生面的儀式，讓未來的世界警察官按照他們的學業評定選擇現場即將服役的艦艇[5]，很有透明性，多少讓我們對世界警察“分配工作”的過程有所了解[6]。當然，對於擔負世界警察使命的美國武裝力量來說，與其在陸軍校懷舊，不如在海軍校聽聽退休“總司令”克林頓關於未來世界秩序的教導。他2014年4月8日對海軍士官生Midshipmen的開講[7]，除了為夫人將來的大選鋪路外，倡導培養3D (Defense, Diplomacy, Development)人才，說明僅靠武力已經不可能維持美國的帝國地位了，最後特別向不愛讀書的士官生們推薦三本leadership（領導船艦-領袖資格）書籍，值得普通公眾也觀看。我每次目睹類似相對公開的美國政治過程[8]，更堅定了阻止美國軍事力量的年輕一代被安培三世日本軍國主義誤導投入與中國的衝突的決心。

當我看到剛在新加坡閉幕的第十三屆亞洲安全會議（也稱“香格里拉對話”）上中日美官員們的鬧劇，不由得回憶起1992年一個陰雨秋天，我在東京出席中日兩國當局舉辦的慶祝“中日關係正常化20周年”會議，因為追討被盜竊的關西1989年支援中國民主運動募到的捐款，被日本國立神戶大學法學部雇用的中國學賊毒打。我當時緊握尖傘，浮現出耶穌、甘地被打的景象，一直忍受着直到被人拖開，後來到醫院就診，需要兩周時間恢復。我隨後到警察署報案，一個警視廳制服警察和一個國家公共安全委員會便服警察帶我到現場拍照、記錄四、五個小時，向我保證：日本是法治國家，一定要公正處理。過了幾個周后，我沒有接到任何聯繫，就直接再次造訪警察署，卻被告知根本沒有我報案的紀錄！更氣憤的是：管轄神戶大學的兵庫縣警“好意”轉告我：“忘掉此案吧！如果你還要追究此案，日本政府可以把你定罪為“鬥毆”，取銷在留資格趕出日本！”與國立大阪大學曾經準備以“無完成學業可能”把我趕出日本的校園的做法同出一轍。那是當代中日關係史上最骯髒的一頁記錄。

我幾年前在本地被有幸抽中為陪審團一員，但美國法官聽到我與東京警視廳和日本國家公共安全委員會的這個“奇遇”以及聯邦調查局好幾年阻礙我申請得到一份護照的經歷[9]，揮手免去了我的資格與責任，因為他們也怕如此經歷會造成我對所有國家機構的“偏見”、鄙視。

非常痛心的是：我二十多年來對中日關係的悲觀預測不幸成真，因為在不民主的政府與種族排外的當局控制下的中日關係，沒有人權、自由的基礎，連和平都不可及，何談友好！25年前，楊振亞、唐家璇控制下的中國駐日機構指使學賊、學奸混入學生運動，在日本人“保護”下揚言“不承認李鵬偽政權”、叫囂要“用血與火洗禮中國”、還要成立“流亡政府”等；但6月8日鄧小平公開露面後又迫不及待執行北京的指令，勾結日本當局出賣迫害在日中國留學生，把我們趕出校園、趕出日本，暴露了在國家政權暴力下人性最醜惡的本性。

說六四天安門的鎮壓是一場民族悲劇，不是因為國內政治的詭秘變換、國際政治的骯髒交易，而是因為人性醜惡的勢力靠欺騙、奸賊和暴力出賣、迫害和鎮壓了人性善良的願望，把社會和文明推向倒退和野蠻。只有從這一點上認清了事件的本質，才更清楚地理解這25年來的國內社會、國際政治的變遷，進而懂得為什麼真正有歷史價值的事件，反而隨着時間的推移越發顯現出人性的本質和人類社會的半野蠻階段。不管是中國的外交部/駐日機構、國家教委/大學，日本的地方公開警察或國家秘密警察、文部省/國立大學、外務省、法務省/外國人出入管理局，還是美國的聯邦調查局、國土安全部、國防部等我所見識過的國家工具，都是人類文明尚未開化的證明，推動它們的透明化、民主化是我們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