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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的黑歷史(zt3: 大陸篇2)
送交者: 賀院士 2014年12月31日04:39:53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美國前駐華大使李潔明在其回憶錄《中國通》中說過這樣一句話:“對於任何一件事情的發生,都有三個版本:你的版本、我的版本和事實真相的版本”。這話說的很有道理,看待歷史,每個人最後都會形成自己的版本,並以這個版本為依據試圖影響他人,這就是歷史觀。本文是百度歷史吧網友“順流耶逆流矣”的長貼《一些易被忽略的近現代人物言論》的整理版,該貼搜集了一些不太容易找到、易被忽視的近現代人物言論,主要涉及從北洋時代至共和國前40年的政治、軍事領域的局中人。資料庫是國家圖書館縮微文獻閱覽室的微縮資料,CA000037以後的細項。引述此文,並非贊同文中摘錄的內容,只是作為參考。作者也承認不能保證資料的真實性。這裡摘的,一般是會議發言、黨組內部的通氣會,或者懇談會,都屬於相關高層內部的消息傳遞,一般比較敏感和直白,通常不見諸公開媒體。我黨照稿宣讀的,文采比較流暢的,一般出現在新聞聯播,或者人民日報上。二者屬於不同的信息傳導類型。


大陸篇2


“我們工作的性質,

要求我們要保持冷靜,

而不能跟着輿論的指揮棒起舞

……

這次這個事情(指1991年日本沖繩地區舉行“獨立公決”),

我們怎麼看呢?

原則上來說,它是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當局剝削與壓迫的行為,當然,這個殖民地的定性,出了這個廳,我是不認的,我是支持日本國家統一與領土完整的(全場笑);

實質上說,它是當地人面對龐大資本流通性造成的失業、物價上漲、生活水平下降等情況,產生的由失望到厭惡、由厭惡到反抗的自然轉向,這是當下民族國家內部很常見的地域獨立行為;

再有一點,這是沖繩人民反對美國軍事占領、反對充當霸權主義國家戰爭橋頭堡的正義舉動,這是我們必須強調的,不需要證據,不需要解釋,我們需要它是這樣(全場笑)

……

我們沒有支持它,

我們僅僅是理解當地人民的呼聲,

理解人民對幸福生活的追求,

我們希望人民的呼聲得到關注,

我們為此而努力

這是人道主義,和政治無關(全場笑)”

——楊振亞,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原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日本國大使,原全國人大中日友好小組主席,1991年7月《我們該如何表態》

註:

1991年6月7日,日本沖繩地區舉行“爭取人民獨立權利公決”,又稱“獨立公決”。日本官方認為此舉“明顯違憲”,宣布不予承認,並逮捕了57名“重要執行者”,從而引發當地的一系列騷亂。

中方呼籲日本政府保持冷靜,尊重人民的民主權利,關注人民的切身利益,傾聽人民的民主呼聲,並三次重申“支持日本政府為維護國家統一與領土完整所做得努力”。


“這十來年,這些紅孩子們(指中共高層的子女)確實很不像樣子,很不像話。

學生們(指1989年)當時的目標,很大程度上,就是他們,這個我們不要避諱。

我的子女在幹什麼,在座同志們的子女在做什麼,

有幾個當工人、當農民的?

有幾個靠工資過日子的?

包括我在內,我們有個能不為子女打小算盤的?

……

中央這回下決心了,都送出去,統統送出去。

這個不會改了,已經定了,只有執行一條路。

不管你紅幾代,不管你爹媽是神是佛,都送出去。

你在國外花天酒地也好,酒池肉林也罷,

你不能回來,

更不能干預國內的政事。

這是原則

……

現在重點是省部級,

以後要往下走,

有實權的子女統統要走,

絕不能留在國內狐假虎威,

中央有決心,

同志們最好不要挑戰底線

……”

——呂楓,原中共中央組織部經濟幹部局副局長,原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原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1992年4月《關於中央決議案的補充講話》

註:

1978年以後,隨着文革期間被打壓的黨內老幹部群體,相繼平反,並回到領導崗位。在北京和全國各大城市,掀起來一股猛烈的“紅二代、紅三代”從商、從政潮,這在當時被成為“大院兒衝擊”,又稱“第三梯隊提前上位”。

整個1980年代,大量的“大院紅色子女”充斥各個領域的資本積累前沿,製造了相當嚴重的負面輿論,成為歷次運動中,學生、知識分子抨擊的對象,並受到社會各階層的普遍反感。

有鑑於此,1990年以後,中央經過反覆調研,出台了”建議中高層領導幹部子女出國留學“的內部決議,即“在尚未健全規範領導幹部子女參政、從商條例,尚無法形成有效監管的情況下,儘量鼓勵中高層幹部子女出國留學、生活,以此避免其干預國內政治生活”。

從此後,中高層幹部子女出國生活成為常態,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這個階層對國內政治運營的干預。


“最近,葉利欽罵我們,美國人也罵我們,罵我們貪得無厭、趁火打劫,同志們很氣憤。

人家罵得對不對呢?要我說,是對的。

我們確實很貪嘛,單我批條子,就從收了300多人,都是頂尖的專家。

據我所知,老主任(指原國防科工委主任陳彬)也批了不少,有的還是咱們的大使偷偷帶回國的。

我看,這個要嘉獎嘛(全場笑)。帶回一個專家,比帶回幾卡車軍需更要緊嘛。

截止到今年,咱們收容了多少人,這個是機密,不能對同志們說……

其實,我本人也不知道,密級不夠嘛(全場笑)

這就是趁火打劫,我們要承認。

誰讓你自家亂了(指蘇聯解體),自家打得熱火朝天,自家人不認自家人,還不許鄰居沾點小便宜?

更何況,這不是什麼善鄰,還是標準的惡鄰,差點跟咱們兵戎相見的惡鄰嘛!

當然,今後的局勢,誰也說不好。

研判所(指國際關係研判中心)有人預測,咱們和老大哥,還有接近的時候。

畢竟嘛,美國人還虎視眈眈嘛。

但那是日後的事,以後你家門清淨了,咱們再合好。

至於當下,該伸手,我們還是要伸手,這就民族利己主義。

誰說無產階級不利己的?”

——丁衡高,原國防科工委主任,第十三屆中央委員,1993年7月《罵就由他罵》

註:

1991——1994年間,中國趁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內部混亂的時間,先後吸收原蘇聯軍工複合體領域技術人員、武器專家等超過5000人(據美國蘭德公司1996年公布的調查顯示,為7429人),由此引發俄羅斯國內軍工領域的嚴重人才匱乏。

1993年2月,葉利欽曾就此,專門向中國表達不滿,並要求中方“釋放被綁架的俄羅斯公民”。中方回應“中國沒有權利拒絕通過合法途徑、自願來華的外國公民入鏡”。


“大家關注了兩個月,如今算是塵埃落定了(指銀河號被美方強制檢查一事),可以簡單總結了。

咱們有內參,有內訊,還有輿情整理,相信大家都看了。大體情況就是這樣,至少從我的渠道了解,咱們確實被冤枉了。

當然,話不能說滿。政治嘛,尤其是國際政治,暗的多,鬼得很。咱們給那邊(指兩伊),總有些關聯。咱們是五大國嘛,五大國踢加利(時任聯合國秘書長)的場子,正常。

這次,咱們吃了虧,至少是吃了悶虧。人家沒搜出贓物來,卻不給我們道歉。一個多月啊,讓人家搜來查去,堵在海里,說不好聽的,就是嫌犯嘛。

咱們抗議了幾次,沒用啊。人家有盟國,有航母,有國際大管家的身份,樣樣都比咱們強。在國際上,人家是這個(伸大拇指),咱們是這個(伸小拇指)。

虧吃了,日子還得過。

今後的日子,估計還要難過一陣子。人家想一勞永逸,把咱們解決掉嘛。幾年前沒解決掉,今天也要解決掉。

今天在這裡說,日子難過,也得過,而且很快就會好轉。人家要如何,由他去。主席說過,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它去。我們紮好籬笆,多大的風,也刮不走屋頂的。”

——錢其琛,原國務院副總理,原外交部部長,1993年9月27日《給同志們吹吹風》


“同志們辛苦了!

49天的海上漂泊,直面10倍以上敵人的持械封鎖,你們堅持了下來,沒有消沉,沒有軟弱,這是可貴的。你們都是英雄!

聽說有的同志私下說,我們的船上有‘髒東西’,說人家查我們,也許是對的,等等。

告訴你們,你們要是老百姓,可以隨便猜隨便說。如今不是不讓人說話的年代。

但你們是軍人,是共和國的軍人。你們的使命是忠誠,你們的任務是服從。

在你們這裡,懷疑與疑問,是禁區!”

——劉源,原武警部隊水電指揮部第二政委兼副主任、政委,武警總部副政委,1993年9月27日《在慶功宴上多說兩句》


“最近氣氛不太對,說怪話的不少。

有人跟國外媒體一個調調,說咱們逼得太緊(指1995、1996年中國兩次在台灣海峽的導彈試射),讓那個小島子裡團結了,適得其反。

這是屁話!

它團不團結,是它的事。中央怎麼處理,輪不到它說三道四。

它團結也好,不團結也好,提兩國論就是挑釁,就是反叛,就是要打擊。

幾個導彈就團結了?好啊,都團結起來,把目標集中起來,讓我們認清誰是同胞,誰是敵人,我們的法寶是統一戰線,朋友多就多統一,朋友少就少統一,沒有朋友,就打出朋友來!

50年前我們不怕,如今有槍有炮,我們難道就怕了?

所以說,是屁話!”

——固輝,原濟南軍區副司令員,原南京軍區司令員、黨委副書記,1996年《統一思想,從內部開始》


“這件事(指俞強聲傳聞被殺),是媒體需要揣測的問題,它是一個故事,也只是一個故事。這個人(指俞強聲)是個契機,他促使我們做了一次大掃除,調整了班子,完善了系統,這是我們的收穫。這種事(指俞強聲叛逃事件)常有,老同志們都清楚,你來我往,這是常態。損失有的公開了,有的沒有。參考室(疑指國安部十一局文書情報資料中心,編者自注)可調檔,有權限設定,同志們可以參閱。

……

做這個工作,盯住一件事不放,沒有意義。防不勝防,我們幹的,別人幹的,只要有這條戰線,就沒有止境。總結的教訓,吸收的經驗,當然還有政治上的損失或收穫,這些是系統性的東西

……

要關心,不要過於關心,精力用對地方,珍惜職業生命,和生命。老生常談,同志們還是要認真對待。”

——謝皖(疑化名),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部對外保防偵察局局長(未經官方公布,存疑),1988年1月《形勢分析會上的講話》

註:

1987年5月,法國里昂地方媒體,第一次透露原中國國安部幹部俞強聲,在阿根廷南部遭遇刺殺死亡,並暗示兇手為“具有受害者原職業背景的人”。伺候,數家海外媒體相繼報道此事。但中、美雙方均為對此表態。

謝皖,疑為化名,根據西方情報部門的分析,疑為1993——1998年間公安部領導班子成員之一,具體存疑。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部對外保防偵察局,即所謂外衛行動局,也即西方輿論界稱“掌握中國數百萬海外留學生、務工人員間諜”的機構,但中國官方從未承認此機構存在,故存疑。


“震動很大,塵埃尚未落定。這裡,不談所謂人人自危的問題,這是個現象,談與不談沒有意義。組織排查,和行動甄別,這是強制性的,沒有緩和的餘地

……

有的時候,讓心思安靜些,不是壞事,能保命。怕不怕死,不是現在該想的。想與不想,都不是個人可以決定的。這個領域,殘酷不是時效性的,是常態

……

先把智慧、聰明都放掉,有一說一,不要畫蛇添足。

這是個系統性的組織工作,不會因為任何一個人而特殊化。

理解,或不理解,都是個人問題,收起來,服從。

這是一切。”

——許永躍,原中共河北省委副書記,原中共河北省政法委書記,原國家安全部部長,1999年11月《特別發言》

註:

1999年4月,台灣間諜葉炳南在大陸被捕後,牽連出中國人民解放軍原總後勤部軍械部部長劉連昆,和總後勤部軍械部大校局長邵正忠等人,造成極大政治地震。

1999年7月起,大陸軍界和各情報系統開始為期長達五年的“全面整肅”。據西方情報機構分析,有超過13萬人被降職、撤職、審查、判刑,至少2700人“消失”。


“小組討論可以自由,話題可以開放,不設禁區,但注意,記錄要備案,不要公開。大家的問題歸納一下:

一是(駐南聯盟大使館)里有沒有我們的技術小組?

二是(使館被炸)之前,我們是否得到了情報?

第一個問題,我回答不了,莫須有吧。(f117)被擊落後,我們確實來人了,也取得了一些成果。至於是否在(駐南聯盟大使館)裡面搞東西,天知地知,你我不知……

第二個問題,我確定沒得到情報。這次事件很突然,層級涉及複雜。真相需要組織上的調查,預計時間會很長。大家現在要穩定情緒,而不是吃後悔藥。

接下來,我們會有很重的任務。大家要堅持……”

——吳建民,原中國駐荷蘭王國特命全權大使,原中國駐法蘭西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1999年《善後工作的討論會》


“我們不需要真相,換句話,組織上的結論就是真相。

這件事的定性,就是武力侵犯我國的駐外使館,等同於侵犯我國領土。

性質就是這樣,可以截止了,不需要、也不允許繼續爭論。

至於日後的解密,那是歷史學家的事情,我們不需要越俎代庖。

按照這個定性,我們開展工作。

這是大家的基本功,要冷靜,要沉着,就這兩點要求。

再說一遍,性質確定了,這就是真相!”

——馬振崗,原中國駐美利堅合眾國大使館參贊,原中國駐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特命全權大使,1999年《緊急動員前的一些意見》


“這件事(指劉廣智案),本質上是政治問題,這個不需要諱言。錢是一方面,信仰是一方面,這兩點最近經常講,我不再贅述。我現在強調的,是組織規範與原則問題。最近幾年連續的風波,暴露的就是組織上監管失范的問題。有些人反感組織監督,反感人身監控,反感行動管制,甚至有些負責幹部主要反對組織監管。我們最近的整肅,就是要打掉這種勢頭

……

你反對可以,你可以脫離組織,脫掉軍裝。現在不是20年前,你去經商、去任教、去當打工都可以,選擇很多。但是,只要你捨不得組織內的級別待遇,捨不得這身衣服,你就要服從,堅決的服從!

……

今後,組織條例的執行將從嚴、從重、從速,不要有人抱着試一試的態度。這種氛圍下,任何舉動都有被放大的可能。這就是政治,你不理解,就要栽到這個上面。套用一句話:勿謂言之不預也。”

——林紅松,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四十九師政治部主任,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二十九師政委,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九軍九政治部主任,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指揮學院政治委員,2004年11月《關於組織監管的訓話》

註:

2004年,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少將、蘭州軍區空軍副參謀長、空軍指揮學院院長劉廣智被捕,並曝出其向台灣出賣情報的傳聞。伺候,劉被軍事法院以叛國罪判處死刑,並執行。

從1990年代末起,大陸軍界連續曝出重量級情報泄露醜聞,涉及多名重要將領。由此,軍隊內部掀起來長達數年的“整肅”。


“放在30年前,我就是被批鬥的下場吧(全場笑)

內部討論,我就不再自我批評了。現在回答同志們提出的兩點疑問:

一是,我是不是瞞報了疫情。這個嘛,我想大家都明白,真正的隱瞞,在我們這裡是不存在的。個人來說,我沒有瞞,也瞞不住;但組織程序上說,我隱瞞了。至於原因,大家可以討論,我不想留檔(全場笑)

二是,我絕不絕的冤枉。應該說,不冤,這個是真心的。誰坐在這個位子上,發生了這樣的疫情,都要下台。要知道,這是死了人的,而且是300多人!代人受過之類的話,同志們就不要提了。不是敏感不敏感的問題,而是很幼稚。政治上的事,不應該這種提法,沒有意義的。”

——張文康,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衛生部副部長,原任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局長,原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部長,2003年6月《黨組會上的講話》


“同志們,在內部,我們沒有隱瞞。真實原因,必有一個擴散的層級。我將可以說的,告訴大家,也請大家注意組織紀律

……

事實就是這樣,沒有敵襲,沒有所謂不明國籍艦艇,基本可以判斷,就是我們自己操作不當。(艦艇內)三級攝氧閥門都沒開,1—7倉封閉,內部無應力,氧氣耗盡大約在8分鐘以內。(事後檢查)所有人出現重度窒息,沒有物理中毒體徵。另外,(窒息人員)有四肢蜷縮、掐頂咽喉的遺留動作,這也是深度窒息的表徵。醫療部肯定,沒有第三方中毒,以及其他化學干涉,就是短周期快速缺氧的結果。這是操作失誤,就是這個結論

……

請大家不要做無謂的猜測,直接調查文檔,將在適當範圍內公開,部分同志可以申請查閱。

至於我本人,服從組織決定,沒有話說。”

——陳先鋒,原東海艦隊福建基地政治部主任,原北海艦隊政治委員,2003年5月1日《在檢討會上的匯報》

註:

2003年4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海軍361號潛艇在內長山以東中國領海進行訓練時,由於指揮操縱不當造成機械故障失事,艇上70名官兵全部遇難。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江於5月2日發唁電,對海軍361號潛艇遇難官兵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難官兵親屬表示親切慰問。

中央軍委作出決定,對361潛艇特大事故負有責任的有關人員進行嚴肅處理。給予濟南軍區副司令員兼海軍北海艦隊司令員丁一平、海軍北海艦隊政治委員陳先鋒行政降職處分,同時分別給予其他8名有關人員以行政撤職、降職等紀律處分。


“同志們很關心這個(指google聲明將退出中國),我就我了解的情況,和大家談談。

現在正在談,雙方在談,那邊(指google)要求開特殊字符限制,以及公開過濾機制;咱們這邊要求它轉移資料,要在北上廣或其他城市假服務器,差距很大。其實呢,註定談不成的。那邊在挑戰我們這裡的網監體系,這是政策基點的問題,沒有一絲可能性。

我們這邊的原則:

一要表明態度,我反對什麼,我就封什麼,這是意識形態上的表態;

二是要向老幹部們表態,要表明我們沒忘本,我們在維護聲譽。

這兩點,在這個範圍內,只能這樣說,同志們可以自己進行理解。至於最後結果,人家必然要走,我們留不住,也沒想留它。走一年,走兩年,它總有求着回來的時候。這個把握,中央有,我們也要有。強調一下,這就是個法律問題,定性就是這樣,不要擅自添加其他色彩。在公開輿論中,要注意口徑,否則會被內部追責,請大家特別注意。再強調一遍,這就是個法律問題!”

——李偉,原中宣部副秘書長,原全國宣傳幹部培訓中心主任,原全國宣傳幹部學院黨委書記,2010年1月《在經驗交流會上的講話》

註:

2010年1月13日,Google公司決定,不再審查Google. cn上的搜索結果,Google將在未來幾周時間和中國政府談判,要求能夠在中國法律框架內運營未經過濾審查的搜索引擎。

2010年3月23日凌晨3時零3分,Google公司借黑客攻擊問題指責中國,宣布停止對谷歌中國搜索服務的“過濾審查”,並將搜索服務由中國內地轉至香港。


“這個事情(指google聲明將退出中國)看似很大,其實也不是很大。它(指google)在中國的業務量並不大,涉及層面主要是部分知識階層。這些人,你無論怎樣做,他都會罵人,索性由他們。這些年,其實它(指Google)一直在和我們搞摩擦。它的運營方式,在我們這裡水土不服,收益不大。但它跟我們搞動作,外面就有人支持它,就有人花錢來支持這個所謂自由捍衛者嘛。這就是牆裡失地牆外補,反正它不吃虧嘛

……

至於我們,再強調一下,網絡監管是一個政治問題,是我們進行意識心態表態的程序。這個東西,實質意義其實不大,避開監管的方法很多,更何況,外面(指國外的一些組織)有那麼多人免費教嘛(全場笑)。

但我們依然要堅持,而且要大張旗鼓的堅持。我們不會像某些國家那樣,偷偷摸摸地搞,我們也不怕被說不自由。我們就是要表明,我們在意識形態上,在原則上,反對這些,所以要封掉。沒錯,這就是思想對抗,這方面,我們從來不打游擊戰。同志們,要認清這一點,這是原則和基點,是完全可以公開的。這也是同志們工作的原點,這個問題不理解,就不要從事宣傳工作。”

——蔡名照,原新華社副社長,原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副主任,原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2010年4月《在年輕幹部培訓課上的講話》


“這是值得高興的日子,但不用太興奮。它回來了(指香港回歸),至少是名義上回來了。不過人家政治、司法、行政自成一套,本質上就是和當年的租界沒區別。這不是貶低它,而是有話直說。這種單方面的事實獨立,再結合我們處於弱勢的意識形態地位,最終只能導致一個結果,就是:

它發展的好了,是它民主自由、法制健全,抗拒我們干涉的結果;

它發展遇到困難了,就是它自由受我們限制、法制被我們破壞、經濟被我們拖累的結果。

總之,無論回歸後,它是好是壞,都極有可能把我們當作對立面,進行導向型攻擊。我本人,一點也不看好兩邊能互利互惠地作為一家人過日子。”

——李欣欣,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院,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社會研究局副局長,1998年4月《回歸後續發展的幾點預測》


“為什麼駐軍是必要的?

首先一點,毫不遮掩的說,我就是要去占領你。

這一百年,你過得好也罷,壞也罷,你都是敵占區。

沒錯,是敵占區。

這一百年,英國人和我們關係好的時候很少:

抗戰前,拉着日本壓我們(指英日同盟時代);

抗戰後,靠着美國壓我們;

從東北到西南,哪有亂子哪有它;

它不是敵,誰是敵?

作為一百年的敵占區,如今回歸了,中央不排兵去占領,這可能嗎?

第二點,中央之所以是中央,在中國,就是靠了三個統一:

軍事統一、行政統一、財政統一。

這其中,軍事統一是第一位的,是黨指揮槍的前提。

你說是軍事強權也好,是集權政體也罷,這是中國上千年的歷史必然,沒有軍事統一,一切無從談起。

所以,你既然回家了,既然認我是中央,就要接受這一點。

無論你怎麼自治,怎麼一國兩制,作為我國基本國防體系的一環,就不允許你獨善其身。

以上這兩點,中央已經跟他們(指香港政、經界要人)明白地講了。

話可以好說,但事不能不做……”

——遲浩田,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長,原中央軍委副主席,1998年1月《向同志們解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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