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駐華大使李潔明在其回憶錄《中國通》中說過這樣一句話：“對於任何一件事情的發生，都有三個版本：你的版本、我的版本和事實真相的版本”。這話說的很有道理，看待歷史，每個人最後都會形成自己的版本，並以這個版本為依據試圖影響他人，這就是歷史觀。本文是百度歷史吧網友“順流耶逆流矣”的長貼《一些易被忽略的近現代人物言論》的整理版，該貼搜集了一些不太容易找到、易被忽視的近現代人物言論，主要涉及從北洋時代至共和國前40年的政治、軍事領域的局中人。資料庫是國家圖書館縮微文獻閱覽室的微縮資料，CA000037以後的細項。引述此文，並非贊同文中摘錄的內容，只是作為參考。作者也承認不能保證資料的真實性。這裡摘的，一般是會議發言、黨組內部的通氣會，或者懇談會，都屬於相關高層內部的消息傳遞，一般比較敏感和直白，通常不見諸公開媒體。我黨照稿宣讀的，文采比較流暢的，一般出現在新聞聯播，或者人民日報上。二者屬於不同的信息傳導類型。

大陸篇2

“我們工作的性質，

要求我們要保持冷靜，

而不能跟着輿論的指揮棒起舞

……

這次這個事情（指1991年日本沖繩地區舉行“獨立公決”），

我們怎麼看呢？

原則上來說，它是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當局剝削與壓迫的行為，當然，這個殖民地的定性，出了這個廳，我是不認的，我是支持日本國家統一與領土完整的（全場笑）；

實質上說，它是當地人面對龐大資本流通性造成的失業、物價上漲、生活水平下降等情況，產生的由失望到厭惡、由厭惡到反抗的自然轉向，這是當下民族國家內部很常見的地域獨立行為；

再有一點，這是沖繩人民反對美國軍事占領、反對充當霸權主義國家戰爭橋頭堡的正義舉動，這是我們必須強調的，不需要證據，不需要解釋，我們需要它是這樣（全場笑）

……

我們沒有支持它，

我們僅僅是理解當地人民的呼聲，

理解人民對幸福生活的追求，

我們希望人民的呼聲得到關注，

我們為此而努力

這是人道主義，和政治無關（全場笑）”

——楊振亞，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原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日本國大使，原全國人大中日友好小組主席，1991年7月《我們該如何表態》

註：

1991年6月7日，日本沖繩地區舉行“爭取人民獨立權利公決”，又稱“獨立公決”。日本官方認為此舉“明顯違憲”，宣布不予承認，並逮捕了57名“重要執行者”，從而引發當地的一系列騷亂。

中方呼籲日本政府保持冷靜，尊重人民的民主權利，關注人民的切身利益，傾聽人民的民主呼聲，並三次重申“支持日本政府為維護國家統一與領土完整所做得努力”。

“這十來年，這些紅孩子們（指中共高層的子女）確實很不像樣子，很不像話。

學生們（指1989年）當時的目標，很大程度上，就是他們，這個我們不要避諱。

我的子女在幹什麼，在座同志們的子女在做什麼，

有幾個當工人、當農民的？

有幾個靠工資過日子的？

包括我在內，我們有個能不為子女打小算盤的？

……

中央這回下決心了，都送出去，統統送出去。

這個不會改了，已經定了，只有執行一條路。

不管你紅幾代，不管你爹媽是神是佛，都送出去。

你在國外花天酒地也好，酒池肉林也罷，

你不能回來，

更不能干預國內的政事。

這是原則

……

現在重點是省部級，

以後要往下走，

有實權的子女統統要走，

絕不能留在國內狐假虎威，

中央有決心，

同志們最好不要挑戰底線

……”

——呂楓，原中共中央組織部經濟幹部局副局長，原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原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1992年4月《關於中央決議案的補充講話》

註：

1978年以後，隨着文革期間被打壓的黨內老幹部群體，相繼平反，並回到領導崗位。在北京和全國各大城市，掀起來一股猛烈的“紅二代、紅三代”從商、從政潮，這在當時被成為“大院兒衝擊”，又稱“第三梯隊提前上位”。

整個1980年代，大量的“大院紅色子女”充斥各個領域的資本積累前沿，製造了相當嚴重的負面輿論，成為歷次運動中，學生、知識分子抨擊的對象，並受到社會各階層的普遍反感。

有鑑於此，1990年以後，中央經過反覆調研，出台了”建議中高層領導幹部子女出國留學“的內部決議，即“在尚未健全規範領導幹部子女參政、從商條例，尚無法形成有效監管的情況下，儘量鼓勵中高層幹部子女出國留學、生活，以此避免其干預國內政治生活”。

從此後，中高層幹部子女出國生活成為常態，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這個階層對國內政治運營的干預。

“最近，葉利欽罵我們，美國人也罵我們，罵我們貪得無厭、趁火打劫，同志們很氣憤。

人家罵得對不對呢？要我說，是對的。

我們確實很貪嘛，單我批條子，就從收了300多人，都是頂尖的專家。

據我所知，老主任（指原國防科工委主任陳彬）也批了不少，有的還是咱們的大使偷偷帶回國的。

我看，這個要嘉獎嘛（全場笑）。帶回一個專家，比帶回幾卡車軍需更要緊嘛。

截止到今年，咱們收容了多少人，這個是機密，不能對同志們說……

其實，我本人也不知道，密級不夠嘛（全場笑）

這就是趁火打劫，我們要承認。

誰讓你自家亂了（指蘇聯解體），自家打得熱火朝天，自家人不認自家人，還不許鄰居沾點小便宜？

更何況，這不是什麼善鄰，還是標準的惡鄰，差點跟咱們兵戎相見的惡鄰嘛！

當然，今後的局勢，誰也說不好。

研判所（指國際關係研判中心）有人預測，咱們和老大哥，還有接近的時候。

畢竟嘛，美國人還虎視眈眈嘛。

但那是日後的事，以後你家門清淨了，咱們再合好。

至於當下，該伸手，我們還是要伸手，這就民族利己主義。

誰說無產階級不利己的？”

——丁衡高，原國防科工委主任，第十三屆中央委員，1993年7月《罵就由他罵》

註：

1991——1994年間，中國趁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內部混亂的時間，先後吸收原蘇聯軍工複合體領域技術人員、武器專家等超過5000人（據美國蘭德公司1996年公布的調查顯示，為7429人），由此引發俄羅斯國內軍工領域的嚴重人才匱乏。

1993年2月，葉利欽曾就此，專門向中國表達不滿，並要求中方“釋放被綁架的俄羅斯公民”。中方回應“中國沒有權利拒絕通過合法途徑、自願來華的外國公民入鏡”。

“大家關注了兩個月，如今算是塵埃落定了（指銀河號被美方強制檢查一事），可以簡單總結了。

咱們有內參，有內訊，還有輿情整理，相信大家都看了。大體情況就是這樣，至少從我的渠道了解，咱們確實被冤枉了。

當然，話不能說滿。政治嘛，尤其是國際政治，暗的多，鬼得很。咱們給那邊（指兩伊），總有些關聯。咱們是五大國嘛，五大國踢加利（時任聯合國秘書長）的場子，正常。

這次，咱們吃了虧，至少是吃了悶虧。人家沒搜出贓物來，卻不給我們道歉。一個多月啊，讓人家搜來查去，堵在海里，說不好聽的，就是嫌犯嘛。

咱們抗議了幾次，沒用啊。人家有盟國，有航母，有國際大管家的身份，樣樣都比咱們強。在國際上，人家是這個（伸大拇指），咱們是這個（伸小拇指）。

虧吃了，日子還得過。

今後的日子，估計還要難過一陣子。人家想一勞永逸，把咱們解決掉嘛。幾年前沒解決掉，今天也要解決掉。

今天在這裡說，日子難過，也得過，而且很快就會好轉。人家要如何，由他去。主席說過，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它去。我們紮好籬笆，多大的風，也刮不走屋頂的。”

——錢其琛，原國務院副總理，原外交部部長，1993年9月27日《給同志們吹吹風》

“同志們辛苦了！

49天的海上漂泊，直面10倍以上敵人的持械封鎖，你們堅持了下來，沒有消沉，沒有軟弱，這是可貴的。你們都是英雄！

聽說有的同志私下說，我們的船上有‘髒東西’，說人家查我們，也許是對的，等等。

告訴你們，你們要是老百姓，可以隨便猜隨便說。如今不是不讓人說話的年代。

但你們是軍人，是共和國的軍人。你們的使命是忠誠，你們的任務是服從。

在你們這裡，懷疑與疑問，是禁區！”

——劉源，原武警部隊水電指揮部第二政委兼副主任、政委，武警總部副政委，1993年9月27日《在慶功宴上多說兩句》

“最近氣氛不太對，說怪話的不少。

有人跟國外媒體一個調調，說咱們逼得太緊（指1995、1996年中國兩次在台灣海峽的導彈試射），讓那個小島子裡團結了，適得其反。

這是屁話！

它團不團結，是它的事。中央怎麼處理，輪不到它說三道四。

它團結也好，不團結也好，提兩國論就是挑釁，就是反叛，就是要打擊。

幾個導彈就團結了？好啊，都團結起來，把目標集中起來，讓我們認清誰是同胞，誰是敵人，我們的法寶是統一戰線，朋友多就多統一，朋友少就少統一，沒有朋友，就打出朋友來！

50年前我們不怕，如今有槍有炮，我們難道就怕了？

所以說，是屁話！”

——固輝，原濟南軍區副司令員，原南京軍區司令員、黨委副書記，1996年《統一思想，從內部開始》

“這件事（指俞強聲傳聞被殺），是媒體需要揣測的問題，它是一個故事，也只是一個故事。這個人（指俞強聲）是個契機，他促使我們做了一次大掃除，調整了班子，完善了系統，這是我們的收穫。這種事（指俞強聲叛逃事件）常有，老同志們都清楚，你來我往，這是常態。損失有的公開了，有的沒有。參考室（疑指國安部十一局文書情報資料中心，編者自注）可調檔，有權限設定，同志們可以參閱。

……

做這個工作，盯住一件事不放，沒有意義。防不勝防，我們幹的，別人幹的，只要有這條戰線，就沒有止境。總結的教訓，吸收的經驗，當然還有政治上的損失或收穫，這些是系統性的東西

……

要關心，不要過於關心，精力用對地方，珍惜職業生命，和生命。老生常談，同志們還是要認真對待。”

——謝皖（疑化名），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部對外保防偵察局局長（未經官方公布，存疑），1988年1月《形勢分析會上的講話》

註：

1987年5月，法國里昂地方媒體，第一次透露原中國國安部幹部俞強聲，在阿根廷南部遭遇刺殺死亡，並暗示兇手為“具有受害者原職業背景的人”。伺候，數家海外媒體相繼報道此事。但中、美雙方均為對此表態。

謝皖，疑為化名，根據西方情報部門的分析，疑為1993——1998年間公安部領導班子成員之一，具體存疑。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部對外保防偵察局，即所謂外衛行動局，也即西方輿論界稱“掌握中國數百萬海外留學生、務工人員間諜”的機構，但中國官方從未承認此機構存在，故存疑。

“震動很大，塵埃尚未落定。這裡，不談所謂人人自危的問題，這是個現象，談與不談沒有意義。組織排查，和行動甄別，這是強制性的，沒有緩和的餘地

……

有的時候，讓心思安靜些，不是壞事，能保命。怕不怕死，不是現在該想的。想與不想，都不是個人可以決定的。這個領域，殘酷不是時效性的，是常態

……

先把智慧、聰明都放掉，有一說一，不要畫蛇添足。

這是個系統性的組織工作，不會因為任何一個人而特殊化。

理解，或不理解，都是個人問題，收起來，服從。

這是一切。”

——許永躍，原中共河北省委副書記，原中共河北省政法委書記，原國家安全部部長，1999年11月《特別發言》

註：

1999年4月，台灣間諜葉炳南在大陸被捕後，牽連出中國人民解放軍原總後勤部軍械部部長劉連昆，和總後勤部軍械部大校局長邵正忠等人，造成極大政治地震。

1999年7月起，大陸軍界和各情報系統開始為期長達五年的“全面整肅”。據西方情報機構分析，有超過13萬人被降職、撤職、審查、判刑，至少2700人“消失”。

“小組討論可以自由，話題可以開放，不設禁區，但注意，記錄要備案，不要公開。大家的問題歸納一下：

一是（駐南聯盟大使館）里有沒有我們的技術小組？

二是（使館被炸）之前，我們是否得到了情報？

第一個問題，我回答不了，莫須有吧。（f117）被擊落後，我們確實來人了，也取得了一些成果。至於是否在（駐南聯盟大使館）裡面搞東西，天知地知，你我不知……

第二個問題，我確定沒得到情報。這次事件很突然，層級涉及複雜。真相需要組織上的調查，預計時間會很長。大家現在要穩定情緒，而不是吃後悔藥。

接下來，我們會有很重的任務。大家要堅持……”

——吳建民，原中國駐荷蘭王國特命全權大使，原中國駐法蘭西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1999年《善後工作的討論會》

“我們不需要真相，換句話，組織上的結論就是真相。

這件事的定性，就是武力侵犯我國的駐外使館，等同於侵犯我國領土。

性質就是這樣，可以截止了，不需要、也不允許繼續爭論。

至於日後的解密，那是歷史學家的事情，我們不需要越俎代庖。

按照這個定性，我們開展工作。

這是大家的基本功，要冷靜，要沉着，就這兩點要求。

再說一遍，性質確定了，這就是真相！”

——馬振崗，原中國駐美利堅合眾國大使館參贊，原中國駐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特命全權大使，1999年《緊急動員前的一些意見》

“這件事（指劉廣智案），本質上是政治問題，這個不需要諱言。錢是一方面，信仰是一方面，這兩點最近經常講，我不再贅述。我現在強調的，是組織規範與原則問題。最近幾年連續的風波，暴露的就是組織上監管失范的問題。有些人反感組織監督，反感人身監控，反感行動管制，甚至有些負責幹部主要反對組織監管。我們最近的整肅，就是要打掉這種勢頭

……

你反對可以，你可以脫離組織，脫掉軍裝。現在不是20年前，你去經商、去任教、去當打工都可以，選擇很多。但是，只要你捨不得組織內的級別待遇，捨不得這身衣服，你就要服從，堅決的服從！

……

今後，組織條例的執行將從嚴、從重、從速，不要有人抱着試一試的態度。這種氛圍下，任何舉動都有被放大的可能。這就是政治，你不理解，就要栽到這個上面。套用一句話：勿謂言之不預也。”

——林紅松，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四十九師政治部主任，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二十九師政委，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九軍九政治部主任，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指揮學院政治委員，2004年11月《關於組織監管的訓話》

註：

2004年，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少將、蘭州軍區空軍副參謀長、空軍指揮學院院長劉廣智被捕，並曝出其向台灣出賣情報的傳聞。伺候，劉被軍事法院以叛國罪判處死刑，並執行。

從1990年代末起，大陸軍界連續曝出重量級情報泄露醜聞，涉及多名重要將領。由此，軍隊內部掀起來長達數年的“整肅”。

“放在30年前，我就是被批鬥的下場吧（全場笑）

內部討論，我就不再自我批評了。現在回答同志們提出的兩點疑問：

一是，我是不是瞞報了疫情。這個嘛，我想大家都明白，真正的隱瞞，在我們這裡是不存在的。個人來說，我沒有瞞，也瞞不住；但組織程序上說，我隱瞞了。至於原因，大家可以討論，我不想留檔（全場笑）

二是，我絕不絕的冤枉。應該說，不冤，這個是真心的。誰坐在這個位子上，發生了這樣的疫情，都要下台。要知道，這是死了人的，而且是300多人！代人受過之類的話，同志們就不要提了。不是敏感不敏感的問題，而是很幼稚。政治上的事，不應該這種提法，沒有意義的。”

——張文康，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衛生部副部長，原任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局長，原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部長，2003年6月《黨組會上的講話》

“同志們，在內部，我們沒有隱瞞。真實原因，必有一個擴散的層級。我將可以說的，告訴大家，也請大家注意組織紀律

……

事實就是這樣，沒有敵襲，沒有所謂不明國籍艦艇，基本可以判斷，就是我們自己操作不當。（艦艇內）三級攝氧閥門都沒開，1—7倉封閉，內部無應力，氧氣耗盡大約在8分鐘以內。（事後檢查）所有人出現重度窒息，沒有物理中毒體徵。另外，（窒息人員）有四肢蜷縮、掐頂咽喉的遺留動作，這也是深度窒息的表徵。醫療部肯定，沒有第三方中毒，以及其他化學干涉，就是短周期快速缺氧的結果。這是操作失誤，就是這個結論

……

請大家不要做無謂的猜測，直接調查文檔，將在適當範圍內公開，部分同志可以申請查閱。

至於我本人，服從組織決定，沒有話說。”

——陳先鋒，原東海艦隊福建基地政治部主任，原北海艦隊政治委員，2003年5月1日《在檢討會上的匯報》

註：

2003年4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海軍361號潛艇在內長山以東中國領海進行訓練時，由於指揮操縱不當造成機械故障失事，艇上70名官兵全部遇難。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江於5月2日發唁電，對海軍361號潛艇遇難官兵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難官兵親屬表示親切慰問。

中央軍委作出決定，對361潛艇特大事故負有責任的有關人員進行嚴肅處理。給予濟南軍區副司令員兼海軍北海艦隊司令員丁一平、海軍北海艦隊政治委員陳先鋒行政降職處分，同時分別給予其他8名有關人員以行政撤職、降職等紀律處分。

“同志們很關心這個（指google聲明將退出中國），我就我了解的情況，和大家談談。

現在正在談，雙方在談，那邊（指google）要求開特殊字符限制，以及公開過濾機制；咱們這邊要求它轉移資料，要在北上廣或其他城市假服務器，差距很大。其實呢，註定談不成的。那邊在挑戰我們這裡的網監體系，這是政策基點的問題，沒有一絲可能性。

我們這邊的原則：

一要表明態度，我反對什麼，我就封什麼，這是意識形態上的表態；

二是要向老幹部們表態，要表明我們沒忘本，我們在維護聲譽。

這兩點，在這個範圍內，只能這樣說，同志們可以自己進行理解。至於最後結果，人家必然要走，我們留不住，也沒想留它。走一年，走兩年，它總有求着回來的時候。這個把握，中央有，我們也要有。強調一下，這就是個法律問題，定性就是這樣，不要擅自添加其他色彩。在公開輿論中，要注意口徑，否則會被內部追責，請大家特別注意。再強調一遍，這就是個法律問題！”

——李偉，原中宣部副秘書長，原全國宣傳幹部培訓中心主任，原全國宣傳幹部學院黨委書記，2010年1月《在經驗交流會上的講話》

註：

2010年1月13日，Google公司決定，不再審查Google. cn上的搜索結果，Google將在未來幾周時間和中國政府談判，要求能夠在中國法律框架內運營未經過濾審查的搜索引擎。

2010年3月23日凌晨3時零3分，Google公司借黑客攻擊問題指責中國，宣布停止對谷歌中國搜索服務的“過濾審查”，並將搜索服務由中國內地轉至香港。

“這個事情（指google聲明將退出中國）看似很大，其實也不是很大。它（指google）在中國的業務量並不大，涉及層面主要是部分知識階層。這些人，你無論怎樣做，他都會罵人，索性由他們。這些年，其實它（指Google）一直在和我們搞摩擦。它的運營方式，在我們這裡水土不服，收益不大。但它跟我們搞動作，外面就有人支持它，就有人花錢來支持這個所謂自由捍衛者嘛。這就是牆裡失地牆外補，反正它不吃虧嘛

……

至於我們，再強調一下，網絡監管是一個政治問題，是我們進行意識心態表態的程序。這個東西，實質意義其實不大，避開監管的方法很多，更何況，外面（指國外的一些組織）有那麼多人免費教嘛（全場笑）。

但我們依然要堅持，而且要大張旗鼓的堅持。我們不會像某些國家那樣，偷偷摸摸地搞，我們也不怕被說不自由。我們就是要表明，我們在意識形態上，在原則上，反對這些，所以要封掉。沒錯，這就是思想對抗，這方面，我們從來不打游擊戰。同志們，要認清這一點，這是原則和基點，是完全可以公開的。這也是同志們工作的原點，這個問題不理解，就不要從事宣傳工作。”

——蔡名照，原新華社副社長，原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副主任，原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2010年4月《在年輕幹部培訓課上的講話》

“這是值得高興的日子，但不用太興奮。它回來了（指香港回歸），至少是名義上回來了。不過人家政治、司法、行政自成一套，本質上就是和當年的租界沒區別。這不是貶低它，而是有話直說。這種單方面的事實獨立，再結合我們處於弱勢的意識形態地位，最終只能導致一個結果，就是：

它發展的好了，是它民主自由、法制健全，抗拒我們干涉的結果；

它發展遇到困難了，就是它自由受我們限制、法制被我們破壞、經濟被我們拖累的結果。

總之，無論回歸後，它是好是壞，都極有可能把我們當作對立面，進行導向型攻擊。我本人，一點也不看好兩邊能互利互惠地作為一家人過日子。”

——李欣欣，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院，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社會研究局副局長，1998年4月《回歸後續發展的幾點預測》

“為什麼駐軍是必要的？

首先一點，毫不遮掩的說，我就是要去占領你。

這一百年，你過得好也罷，壞也罷，你都是敵占區。

沒錯，是敵占區。

這一百年，英國人和我們關係好的時候很少：

抗戰前，拉着日本壓我們（指英日同盟時代）；

抗戰後，靠着美國壓我們；

從東北到西南，哪有亂子哪有它；

它不是敵，誰是敵？

作為一百年的敵占區，如今回歸了，中央不排兵去占領，這可能嗎？

第二點，中央之所以是中央，在中國，就是靠了三個統一：

軍事統一、行政統一、財政統一。

這其中，軍事統一是第一位的，是黨指揮槍的前提。

你說是軍事強權也好，是集權政體也罷，這是中國上千年的歷史必然，沒有軍事統一，一切無從談起。

所以，你既然回家了，既然認我是中央，就要接受這一點。

無論你怎麼自治，怎麼一國兩制，作為我國基本國防體系的一環，就不允許你獨善其身。

以上這兩點，中央已經跟他們（指香港政、經界要人）明白地講了。

話可以好說，但事不能不做……”

——遲浩田，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長，原中央軍委副主席，1998年1月《向同志們解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