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復三：歷史的沉思—《神曲》默想(上)

朋友出差上海歸來，談到上海的高樓大廈等等，然後談到最令他吃驚的一點是：工作中接觸的中年人，不要說對“文革”毫無所知，連1989年震撼全世界的北京“天安門事件”也一無所知。全球一體化的兩個重要標誌是經濟和電訊。“天安門事件”時，遠在非洲的中國人也在當地電視屏幕上看到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和軍隊坦克對峙的驚心動魄的場面。然而，中國國內的老百姓卻不知道自己國家裡發生的重大事件。尤其令人吃驚的是，消息竟然能封鎖16年之久，以至於年輕點的中國人對“文革”和“天安門事件”這20世紀下半葉中國的兩大事件都茫然無知。也有人說，大眾心裡都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只是不能在公開場合說出來。中國人民無知到成了阿斗，這便是“崛起”的中國在國外的最新形象。有5千年文明歷史的中國，到了20世紀，歷史被塗改、消解了。由現實到歷史，都不能不引人深思。

讀歐洲文化史的人自然會發現：直到15世紀之前，無論中國或阿拉伯國家，文化發展都在歐洲之上。從15世紀以後，西歐在社會思想、技術科學、社會體制等方面出現了突飛猛進式的發展，世界其他地區則相對落後了。如何理解世界近代的歷史變化呢？這不能不涉及近代世界史如何分期，西歐的近代由哪裡開始等問題。從世界範圍看，人類歷史進入現代，以什麼為標誌呢？弄清這個問題，就是從動態歷史觀廓清衡量歷史的坐標體系，然後進一步從中認識本國在世界歷史圖系中的地位，明確本國前進的道路。

人和其他動物不同，在於人有精神文化，人能意識到和客觀世界相對立的自我存在；人能意識到主觀離不開客觀，要不斷努力，改變世界；與此相應，人有對經驗批判反思的能力。人的精神文化，包括語言文字、生活習慣，更重要的是維繫社會的價值觀以及人的生活方式。人類精神文化就是這些能力的發展。

近代世界的標誌是物質生產和精神文化的同步發展。文化並不只是反映物質生產方式，它還指導物質生產方式，指導社會和個人的生活方式。西方進入近代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尊重具體的人，就是從每個人都有其價值出發來考慮任何問題。14世紀，但丁的《神曲》就是這種思想的一聲春雷（在北部歐洲的荷蘭則有哲學家伊拉斯謨）。繼此而後，

16世紀興起了爭取宗教和思想自由的宗教改革運動；17世紀西歐興起了科學革命；18世紀興起了理性主義的“啟蒙運動”，爆發了法國大革命；19世紀，關於人類社會歷史的總體觀念開始興起，從中產生了馬克思主義，它用物質主義哲學把自然、社會、人生結合成一個體系，歸結到革命。此後，直到20世紀上半葉，馬克思主義在歐洲的歷史中成為旗幟。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只注重物質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對人的精神給予物質的反作用認識不足（馬克思死後，1890年，恩格斯給布洛赫的信中承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有此缺點，並認為馬克思和他都要對此負責。“青年們有時過分看重經濟方面，這有一部分是馬克思和我應當負責的。”–恩格斯）。

到20世紀初，德國的另一位學者馬克斯·韋伯對此作了修正。馬克思的歷史發展觀只重生產和生產關係，對地理環境給歷史的影響全然忽視；在物質生產方面，馬克思主義忽視商品流通（貿易）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

20世紀法國年鑑學派的歷史學家如費南德·布勞代爾在《地中海文明史》、《15至18世紀商業的巨輪》中都曾予以重要訂正。馬克思輕視思想在歷史中的作用，意大利的歷史哲學家克羅齊的歷史學著作特別強調：歷史和思想史不能割裂。20世紀末葉，西方史學的另一發展，便是以普通民眾的生活作為歷史的中心，而不是侈談史學的空洞理論。20世紀西方史學的這些發展都是值得重視的。

人和歷史際遇還有另一個層面，就是個人心靈的層面。人一出生，就踏入了空間和時間，進入了歷史。在歷史裡，人既是個體，又是群體中的一員，這是人的兩重性。由於這個兩重性，人既承受了歷史，又在創造着歷史；在承受歷史之中，人既繼承了歷史的文化遺產，又承受了歷史的重擔。在創造歷史的同時，個人又感覺到自己的無力。怎樣克服這些看似個人、其實是社會，看似社會，卻壓在每一個人身上的矛盾？文化似乎就是在努力克服這些矛盾中發展起來的。人開始感覺到這些矛盾，是在人的自我意識覺醒的初期，我想，這是西歐從中世紀神權形式的專制統治轉入人本主義文化、文化復興開始的標誌。但丁的歷史意義就在於他是人文學的一位重要創始人。作為一個思想家來說，直到今天，甚至對中國，他的思想仍然閃耀着光輝。

一、沒有門的地獄──透過政治油彩看生活的意義

人如果每天忙忙碌碌、紛紛擾擾，而沒有一個生活的目的，怎樣生活下去？在今日中國，恐怕它不免成為人們心底最大的問題。從前不時要到巴黎參加會議，會議時間很長，每次會議期間我都要開些小差，到羅丹美術館去徘徊，而且幾乎每次都要到花園裡“地獄之門”的雕像群前坐一會。巴黎被認為是歐洲的大門，羅丹美術館是巴黎遊客常去的地方，“地獄之門”又是到美術館的遊客幾乎必去看的地方。因此，這個雕像群前遊人經常絡繹不絕；只有在雨天裡，才能在雕像前多坐一會。默坐、默想的時候，會不自禁地想起但丁在《神曲》第一部分中所寫的：詩人在地獄的入口看到這樣的詩句：“凡是進來的人們, 拋掉你們的一切希望!_在美術館二樓展室里有羅丹為“地獄之門”的186個雕像所作的許多小型習作。“地獄之門”上端的羅丹名作“沉思者”早已完成，在 “地獄之門”最上面的“三個遊蕩的靈魂”也完成了。如果參照但丁的故鄉意大利佛羅倫薩大教堂的施洗所（Baptistery）門上“天國之門”的10幅浮雕像，“地獄之門”的總構思似乎不難定局。1880年，羅丹本來答應巴黎市議會，3年完成“地獄之門”的雕像群，結果卻歷時 37年，到1917年羅丹去世時也沒有交卷。究竟是什麼緣故？起初以為是但丁所說的“放棄人生的一切希望”難倒了羅丹，怎樣用雕刻來表現人生的一切希望呢？186個人像便能反映人生的全部希望嗎？在羅丹的這座雕像群前坐過多久，已記不清了。

1989年以後，在沉重的心情中漫遊被稱為意大利文化復興搖籃的佛羅倫薩，緬懷意大利文化復興後近代西方文化的曲折發展。佛羅倫薩是但丁（1265-1321）的故鄉，但丁在13、14世紀間為反對教皇專制統治被迫流亡20年。在流亡期間但丁寫下了他的不朽詩篇《神曲》。1321年，但丁56歲時在政治流亡中去世。在佛羅倫薩人們呼吸到一種深厚的歷史空氣，卻又感受到朝氣蓬勃。

從但丁的《神曲》到羅丹的“地獄之門”，中間橫亙着5百多年。法國大革命曾為歐洲帶來對未來世界的憧憬，卻又被拿破崙稱帝、路易·波拿巴的專制統治所粉碎；17世紀末法國理性啟蒙運動後興起的歷史樂觀主義相信歷史會不斷進步，相信人類已經掌握歷史的規律，這些觀念被19世紀末的所謂“世紀末的悲哀”所取代。羅丹在醞釀“地獄之門”雕刻群時不可能不意識到，他要處理的是涵蓋5個多世紀的巨大歷史題材，而他是一個現代人，藝術不能僅僅反映時代，還要批判時代，這是藝術家清醒知道的、自己的時代使命，也是藝術推動文化前進的作用。這是羅丹處理“地獄之門”時無法擺脫的難題。

以後再去羅丹美術館時，想到藝術家是以現代人的思想感情去處理歷史題材的，歷史和現實似乎不知不覺地連接起來了。不知怎麼，有一次忽然發現，地獄只有一個入口，卻並沒有兩扇門；在地獄裡掙扎的人們歷歷在目，但是從人間到地獄並沒有門，有的只是一個入口。我似乎忽然悟到，當人失去人生所有的希望時，他就已經進入了地獄，在地獄中掙扎了。“沉思者”和“三個遊蕩的靈魂”原來是這樣和地獄聯起來的!從遠處望“地獄之門”雕刻群時，最先看到的是天空之下“三個靈魂在遊蕩”；走近了，發現“沉思者”在天堂和地獄之間托頭沉思着；再走得更近時，才發現地獄沒有門，芸芸眾生有多少人在不知不覺之中便進入了地獄，輾轉溝壑，掙扎其中，而望不到盡頭。

羅丹所理解的人生、歷史，在我心裡開始“活”了，將近1世紀前的西歐藝術和20世紀中國人民的生活和歷史連接起來了。由此不禁想到，從“五四運動”起，中國人嚮往一個美好新社會，為此多少愛國志士為建設一個新社會、組成一個新國家，拋頭顱、灑熱血。經過57年實踐之後，人們的信念和期待是增強了呢還是冷卻淡漠了呢？在今日中國，為民族獻身的志士仁人比一百年前是多了還是少了呢？人們覺得自己今天是生活在“地獄之門”的哪一邊呢？

60年來，中國人的生命和生活是在“歷史必然性”下度過的。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到無產階級專政，到“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到“文化大革命”，到以後“每七八年再來一次”，中國人被告知，這就是中國的歷史命運。把大眾的歷史命運變為現實的，就是命定的“人民領袖”、“歷史偉人”。

民主革命完成後，中國在朝鮮戰爭結束、農業生產合作化、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進行大規模“反右派”鬥爭，全國有55萬參與建設新社會的民族精英分子應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的“盛情”邀請，真誠地向領導新中國的共產黨提意見，結果被說成是“猖狂向党進攻”。偉大領袖說，先前約請提意見，只不過是“引蛇出洞”。一大批知識分子，純潔愛國的、魯迅所稱的“傻子”，被打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敵人”，被送去“勞動改造”，有的長達20年。他們的子女被列入永不受信任的 “地富反壞右”、政治賤民行列，不能進大學，只能分配最低微的工作。（我那時年紀太輕，還未輪上當“右派”）。

10年後，偉大領袖又發動了“文化大革命”，聲稱是“對16年前被打倒的國民黨殘餘的革命鬥爭”（這次我輪上了，後來才知道“延安整風”時對投奔革命的知識青年就早已如此了，建國初期的歷次政治運動也莫不如此）。“文化大革命”的實踐使全體中國人從此懂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里，沒有為中國未來思想的公民權利，沒有按照科學方法檢驗社會實踐的自由；要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就必須放棄純真的心，必須“政治掛帥”，拋棄“是非”，以當權者的好惡和對自己的利害關係來思考一切，還必須教育子孫後代，為作一個“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就必須世世代代拋棄純潔的“赤子之心”，做一個過去世世代代被鄙夷的“小人”，以此作為最高道德標準；否則，就要被打翻在地，還要被千萬人踏在腳下，連同子孫都“永世不得翻身”。今天的中國人如果問自己：我靠什麼理想來支撐自己的生活？就會發現，人們不僅被剝奪了社會理想、公民權利，也因剝奪而失去了做人的純真，失去了“赤子之心”。

中國人在共產黨、毛澤東思想的領導下，一直以為“無產階級文化”必定高於古今中外一切文化，妙不可言，所以為了“革命”就要參與打倒代表民族文化的“孔家店”，還要“打倒帝修反”等一切外國文化。經過50年代到70年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破四舊”、“打倒封資修”，才知道原來從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起，毛澤東思想就鼓吹反人性、反人道主義、以及“人對人像豺狼”般彼此仇恨鬥爭的、永無止息的納粹式社會，否定人類的一切文化。這就是毛澤東視為自己歷史功勳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要建立的中國。據毛派的理論家說，這是全世界、全人類歷史發展預定了的人類歷史道路，這樣看中國和世界乃是科學的歷史觀、世界觀。按照馬克思和毛澤東思想建立的新世界，人與人的關係要建立在階級仇恨、階級鬥爭上面，“親不親，路線分”。人與人之間，各民族之間，如果講“愛”，那就是說夢話囈語，而且妨礙階級鬥爭，阻礙歷史前進。

在中國的文化傳統里，本來愛國是“天經地義”的。然而，人們究竟應該怎樣去“愛”一個剝奪了人民基本權利的國家？“愛”這樣的國家，是道德還是不道德？經過20世紀的生活實踐，從自己的生活經驗和讀世界歷史記載各民族文化發展的經驗中，我逐漸悟出，人類文化史上積累的種種精神價值，是靠人對人的愛才得以樹立起來，靠階級仇恨、階級鬥爭，是建立不起來道德的。

人在物質世界之外還生活在精神世界之中。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卻明確宣布：人沒有共同的人性，因此沒有任何共同的精神價值；人性都被認為是荒謬的，是人想象出來的，在階級社會裡，精神價值都是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的。他後來進一步提出，持有那些思想的就是反動階級，是無產階級的敵人，無產階級必須對之實行專政。而我從自己的體驗和學習世界文化歷史中體會：人，除了在物質世界裡的肉體存在以外，還有一個以宇宙萬物為認知對象的、包括物質和它形成的思想觀念的世界，人還有一個心靈世界，它同樣是無限的，與外在的無限世界又是相通的。意識到這兩個無限的世界，是人和其他動物的不同之處，也是人類能夠發展出文化的根據；如果否認這兩個無限世界，就否認了人類自身，剩下的只是動物的人了。

回顧自己的一生，從 23歲到63歲的40年裡，我就是在這樣的社會空氣中呼吸、生活的：吮吸着一個社會主義的空奶頭，被迫放棄社會理想，放棄思想自由，放棄文化道德，放棄人間的愛和人與人之間的關懷，放棄赤子之心，放棄精神世界，這樣才能指望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作毛澤東思想統治下的子民。

現在中國執政當局又宣傳說要“建立和諧社會”。馬克思主義本來宣稱，資本主義社會孕育了階級鬥爭，引起無產階級革命，革命的前途只能是無產階級專政。8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就是在這旗號下起家的。建國後劃分人民與敵人的6項標準之一就是“是否擁護社會主義”。經過一百年，現在全世界最大的、“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一面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一面又大力宣傳要“建立和諧社會”，卻還要打着馬克思主義的旗號，以此作為是否擁護共產黨的標準之一。這不是反馬克思主義嗎？這不是踐踏人的理性嗎？但如再深入一步想一下，這正是毛澤東推行秦始皇思想和馬克思思想結合的一個典型實例。

《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始皇帝建立起專制統治；始皇帝死後，二世時，趙高指鹿為馬，朝臣凡指鹿為鹿者都被暗害。秦二世指鹿為馬，並不是要考驗群臣的理性思維能力有多高，而是要考驗群臣是否已經放棄理性、放棄獨立思考，當馴服的奴隸。專制統治所考慮的並不是怎樣根據理性來認識世界，而是怎樣摧毀人民的獨立思考，以踐踏理性來鞏固專制統治。老百姓要想活下去，就要放棄理性，放棄思想。指鹿為馬，是為了強迫人民放棄理性，甘當奴隸；久而久之，也就成為不思想、只會喊“萬歲”的奴隸了。

今日中國的現實是否也正在朝這方向發展呢？過去壓低國營企業工人的工資，據說是因為年老退休後有終生的福利、有公費醫療、有子女免費教育，現在呢？中國農民本來地少，土地改革運動中聲稱，分配土地給農民是“土地還家”；後來推行農村的“人民公社化”，農民只能“集體”擁有土地。鄧小平上台，重新把土地分給農民；現在政府則強迫徵購農民的土地。過去說，新中國人人有工作，現在是工人下崗、農民進城當民工，失業問題越來越嚴重。過去講，新中國的政府幹部是“人民”的“勤務員”；現在，有人計算，每18個老百姓就要供養一個騎在他們頭上的貪官污吏，政府官員大批捲入了腐敗。在此情形下，“和諧社會”由何說起？或許正因為如此，才要用虛偽來掩蓋真實，其結果就是官方製造假象來掩蓋真相。

有些好心人嘆息，中國當前的社會風氣不好，到處都是“假大空”。其實，這是當權集團“身教言教”的結果，人民大眾被這股“風”吹得東倒西歪，只有學樣，以求生存。社會風氣是被政治制度決定了的，在這樣的社會裡，不僅任何事業都不可能做好，人民大眾也被帶壞了；不僅危害現在，也通過教育、社會、家庭而到處蔓延，貽害後代。

在“假大空”的社會風氣下，各級學校努力培養學生脫離實際，還訓練學生放棄理性思考、放棄道德意識，只要學會生活技能、學會賺錢；教育事業成了危害社會、危害後代的場所。在這樣的社會裡，也很難產生好的詩人、好的詩歌，好的藝術家、好的藝術作品，只能產生一些“玩”詩歌、“玩”藝術的“玩家”，因為詩人、詩歌、藝術首先要求人的真誠。瀰漫着“假大空”風氣的社會同樣很難培養出好的科學家、好的學術工作者，卻很容易培養出一批科學、學術領域的“玩家”，因為科學和學術工作首先要求人有“求真”的精神，人自身如果是“假大空”，怎能培養出“求真”的人，做出 “求真”的事情呢？

1987年我曾經在《中國社會科學》雜誌上寫文章，冒昧對鄧小平強調“生產力是衡量一切工作的標準”提出了質疑。一個社會，能製造什麼產品，固然是衡量社會發展的標準之一，但一切物質產品都是人造出來的，一個社會產生出什麼樣的人，至少和它能生產什麼樣的物質產品同等重要。連最強調經濟生產方式的馬克思也承認，在生產力諸因素中，最活躍的是人這個因素。其實，自從“反右”、尤其是“文革”以後，人們已經懂得，國家大政是決不容書生置喙的；做事所求，只是自己良心平安。當時，也並未預見到一個錯誤的理論在短短20年裡會給中國帶來什麼樣的後果。經過20年實踐，現在人們是否就願意承認一個“大人物”的見解對中國社會造成的功過，或許還要適當拍一拍活人、死人的馬屁，為等候權貴“表態”而繼續呆等下去，還要為政治人物“付學費”，也為自己和後代“付學費”？那就要由五色繽紛的歷史自身去顯示了。

煉獄是一個漫長的旅程，如果把歷史的煉獄切成片段，其中既有喜劇，也有悲劇。喜歡看喜劇的人，會按照自己的意願把歷史說成一條“金光大道”；喜歡看悲劇的人，也可以把今日的中國看作正在下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從古到今，大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