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复三：历史的沉思—《神曲》默想(上)

朋友出差上海归来，谈到上海的高楼大厦等等，然後谈到最令他吃惊的一点是：工作中接触的中年人，不要说对“文革”毫无所知，连1989年震撼全世界的北京“天安门事件”也一无所知。全球一体化的两个重要标志是经济和电讯。“天安门事件”时，远在非洲的中国人也在当地电视屏幕上看到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和军队坦克对峙的惊心动魄的场面。然而，中国国内的老百姓却不知道自己国家里发生的重大事件。尤其令人吃惊的是，消息竟然能封锁16年之久，以至于年轻点的中国人对“文革”和“天安门事件”这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两大事件都茫然无知。也有人说，大众心里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只是不能在公开场合说出来。中国人民无知到成了阿斗，这便是“崛起”的中国在国外的最新形象。有5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到了20世纪，历史被涂改、消解了。由现实到历史，都不能不引人深思。

读欧洲文化史的人自然会发现：直到15世纪之前，无论中国或阿拉伯国家，文化发展都在欧洲之上。从15世纪以後，西欧在社会思想、技术科学、社会体制等方面出现了突飞猛进式的发展，世界其他地区则相对落後了。如何理解世界近代的历史变化呢？这不能不涉及近代世界史如何分期，西欧的近代由哪里开始等问题。从世界范围看，人类历史进入现代，以什么为标志呢？弄清这个问题，就是从动态历史观廓清衡量历史的坐标体系，然後进一步从中认识本国在世界历史图系中的地位，明确本国前进的道路。

人和其他动物不同，在于人有精神文化，人能意识到和客观世界相对立的自我存在；人能意识到主观离不开客观，要不断努力，改变世界；与此相应，人有对经验批判反思的能力。人的精神文化，包括语言文字、生活习惯，更重要的是维系社会的价值观以及人的生活方式。人类精神文化就是这些能力的发展。

近代世界的标志是物质生产和精神文化的同步发展。文化并不只是反映物质生产方式，它还指导物质生产方式，指导社会和个人的生活方式。西方进入近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尊重具体的人，就是从每个人都有其价值出发来考虑任何问题。14世纪，但丁的《神曲》就是这种思想的一声春雷（在北部欧洲的荷兰则有哲学家伊拉斯谟）。继此而後，

16世纪兴起了争取宗教和思想自由的宗教改革运动；17世纪西欧兴起了科学革命；18世纪兴起了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爆发了法国大革命；19世纪，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总体观念开始兴起，从中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它用物质主义哲学把自然、社会、人生结合成一个体系，归结到革命。此後，直到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历史中成为旗帜。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只注重物质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对人的精神给予物质的反作用认识不足（马克思死後，1890年，恩格斯给布洛赫的信中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此缺点，并认为马克思和他都要对此负责。“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恩格斯）。

到20世纪初，德国的另一位学者马克斯·韦伯对此作了修正。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观只重生产和生产关系，对地理环境给历史的影响全然忽视；在物质生产方面，马克思主义忽视商品流通（贸易）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20世纪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如费南德·布劳代尔在《地中海文明史》、《15至18世纪商业的巨轮》中都曾予以重要订正。马克思轻视思想在历史中的作用，意大利的历史哲学家克罗齐的历史学著作特别强调：历史和思想史不能割裂。20世纪末叶，西方史学的另一发展，便是以普通民众的生活作为历史的中心，而不是侈谈史学的空洞理论。20世纪西方史学的这些发展都是值得重视的。

人和历史际遇还有另一个层面，就是个人心灵的层面。人一出生，就踏入了空间和时间，进入了历史。在历史里，人既是个体，又是群体中的一员，这是人的两重性。由于这个两重性，人既承受了历史，又在创造着历史；在承受历史之中，人既继承了历史的文化遗产，又承受了历史的重担。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个人又感觉到自己的无力。怎样克服这些看似个人、其实是社会，看似社会，却压在每一个人身上的矛盾？文化似乎就是在努力克服这些矛盾中发展起来的。人开始感觉到这些矛盾，是在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初期，我想，这是西欧从中世纪神权形式的专制统治转入人本主义文化、文化复兴开始的标志。但丁的历史意义就在于他是人文学的一位重要创始人。作为一个思想家来说，直到今天，甚至对中国，他的思想仍然闪耀着光辉。

一、没有门的地狱──透过政治油彩看生活的意义

人如果每天忙忙碌碌、纷纷扰扰，而没有一个生活的目的，怎样生活下去？在今日中国，恐怕它不免成为人们心底最大的问题。从前不时要到巴黎参加会议，会议时间很长，每次会议期间我都要开些小差，到罗丹美术馆去徘徊，而且几乎每次都要到花园里“地狱之门”的雕像群前坐一会。巴黎被认为是欧洲的大门，罗丹美术馆是巴黎游客常去的地方，“地狱之门”又是到美术馆的游客几乎必去看的地方。因此，这个雕像群前游人经常络绎不绝；只有在雨天里，才能在雕像前多坐一会。默坐、默想的时候，会不自禁地想起但丁在《神曲》第一部分中所写的：诗人在地狱的入口看到这样的诗句：“凡是进来的人们, 抛掉你们的一切希望!_在美术馆二楼展室里有罗丹为“地狱之门”的186个雕像所作的许多小型习作。“地狱之门”上端的罗丹名作“沉思者”早已完成，在 “地狱之门”最上面的“三个游荡的灵魂”也完成了。如果参照但丁的故乡意大利佛罗伦萨大教堂的施洗所（Baptistery）门上“天国之门”的10幅浮雕像，“地狱之门”的总构思似乎不难定局。1880年，罗丹本来答应巴黎市议会，3年完成“地狱之门”的雕像群，结果却历时 37年，到1917年罗丹去世时也没有交卷。究竟是什么缘故？起初以为是但丁所说的“放弃人生的一切希望”难倒了罗丹，怎样用雕刻来表现人生的一切希望呢？186个人像便能反映人生的全部希望吗？在罗丹的这座雕像群前坐过多久，已记不清了。

1989年以後，在沉重的心情中漫游被称为意大利文化复兴摇篮的佛罗伦萨，缅怀意大利文化复兴後近代西方文化的曲折发展。佛罗伦萨是但丁（1265-1321）的故乡，但丁在13、14世纪间为反对教皇专制统治被迫流亡20年。在流亡期间但丁写下了他的不朽诗篇《神曲》。1321年，但丁56岁时在政治流亡中去世。在佛罗伦萨人们呼吸到一种深厚的历史空气，却又感受到朝气蓬勃。

从但丁的《神曲》到罗丹的“地狱之门”，中间横亘着5百多年。法国大革命曾为欧洲带来对未来世界的憧憬，却又被拿破仑称帝、路易·波拿巴的专制统治所粉碎；17世纪末法国理性启蒙运动後兴起的历史乐观主义相信历史会不断进步，相信人类已经掌握历史的规律，这些观念被19世纪末的所谓“世纪末的悲哀”所取代。罗丹在酝酿“地狱之门”雕刻群时不可能不意识到，他要处理的是涵盖5个多世纪的巨大历史题材，而他是一个现代人，艺术不能仅仅反映时代，还要批判时代，这是艺术家清醒知道的、自己的时代使命，也是艺术推动文化前进的作用。这是罗丹处理“地狱之门”时无法摆脱的难题。

以後再去罗丹美术馆时，想到艺术家是以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去处理历史题材的，历史和现实似乎不知不觉地连接起来了。不知怎么，有一次忽然发现，地狱只有一个入口，却并没有两扇门；在地狱里挣扎的人们历历在目，但是从人间到地狱并没有门，有的只是一个入口。我似乎忽然悟到，当人失去人生所有的希望时，他就已经进入了地狱，在地狱中挣扎了。“沉思者”和“三个游荡的灵魂”原来是这样和地狱联起来的!从远处望“地狱之门”雕刻群时，最先看到的是天空之下“三个灵魂在游荡”；走近了，发现“沉思者”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托头沉思着；再走得更近时，才发现地狱没有门，芸芸众生有多少人在不知不觉之中便进入了地狱，辗转沟壑，挣扎其中，而望不到尽头。

罗丹所理解的人生、历史，在我心里开始“活”了，将近1世纪前的西欧艺术和20世纪中国人民的生活和历史连接起来了。由此不禁想到，从“五四运动”起，中国人向往一个美好新社会，为此多少爱国志士为建设一个新社会、组成一个新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经过57年实践之後，人们的信念和期待是增强了呢还是冷却淡漠了呢？在今日中国，为民族献身的志士仁人比一百年前是多了还是少了呢？人们觉得自己今天是生活在“地狱之门”的哪一边呢？

60年来，中国人的生命和生活是在“历史必然性”下度过的。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无产阶级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到“文化大革命”，到以後“每七八年再来一次”，中国人被告知，这就是中国的历史命运。把大众的历史命运变为现实的，就是命定的“人民领袖”、“历史伟人”。

民主革命完成後，中国在朝鲜战争结束、农业生产合作化、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後，进行大规模“反右派”斗争，全国有55万参与建设新社会的民族精英分子应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的“盛情”邀请，真诚地向领导新中国的共产党提意见，结果被说成是“猖狂向党进攻”。伟大领袖说，先前约请提意见，只不过是“引蛇出洞”。一大批知识分子，纯洁爱国的、鲁迅所称的“傻子”，被打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人”，被送去“劳动改造”，有的长达20年。他们的子女被列入永不受信任的 “地富反坏右”、政治贱民行列，不能进大学，只能分配最低微的工作。（我那时年纪太轻，还未轮上当“右派”）。

10年後，伟大领袖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声称是“对16年前被打倒的国民党残余的革命斗争”（这次我轮上了，後来才知道“延安整风”时对投奔革命的知识青年就早已如此了，建国初期的历次政治运动也莫不如此）。“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使全体中国人从此懂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没有为中国未来思想的公民权利，没有按照科学方法检验社会实践的自由；要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就必须放弃纯真的心，必须“政治挂帅”，抛弃“是非”，以当权者的好恶和对自己的利害关系来思考一切，还必须教育子孙後代，为作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就必须世世代代抛弃纯洁的“赤子之心”，做一个过去世世代代被鄙夷的“小人”，以此作为最高道德标准；否则，就要被打翻在地，还要被千万人踏在脚下，连同子孙都“永世不得翻身”。今天的中国人如果问自己：我靠什么理想来支撑自己的生活？就会发现，人们不仅被剥夺了社会理想、公民权利，也因剥夺而失去了做人的纯真，失去了“赤子之心”。

中国人在共产党、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下，一直以为“无产阶级文化”必定高于古今中外一切文化，妙不可言，所以为了“革命”就要参与打倒代表民族文化的“孔家店”，还要“打倒帝修反”等一切外国文化。经过50年代到70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打倒封资修”，才知道原来从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起，毛泽东思想就鼓吹反人性、反人道主义、以及“人对人像豺狼”般彼此仇恨斗争的、永无止息的纳粹式社会，否定人类的一切文化。这就是毛泽东视为自己历史功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建立的中国。据毛派的理论家说，这是全世界、全人类历史发展预定了的人类历史道路，这样看中国和世界乃是科学的历史观、世界观。按照马克思和毛泽东思想建立的新世界，人与人的关系要建立在阶级仇恨、阶级斗争上面，“亲不亲，路线分”。人与人之间，各民族之间，如果讲“爱”，那就是说梦话呓语，而且妨碍阶级斗争，阻碍历史前进。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本来爱国是“天经地义”的。然而，人们究竟应该怎样去“爱”一个剥夺了人民基本权利的国家？“爱”这样的国家，是道德还是不道德？经过20世纪的生活实践，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和读世界历史记载各民族文化发展的经验中，我逐渐悟出，人类文化史上积累的种种精神价值，是靠人对人的爱才得以树立起来，靠阶级仇恨、阶级斗争，是建立不起来道德的。

人在物质世界之外还生活在精神世界之中。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却明确宣布：人没有共同的人性，因此没有任何共同的精神价值；人性都被认为是荒谬的，是人想象出来的，在阶级社会里，精神价值都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他後来进一步提出，持有那些思想的就是反动阶级，是无产阶级的敌人，无产阶级必须对之实行专政。而我从自己的体验和学习世界文化历史中体会：人，除了在物质世界里的肉体存在以外，还有一个以宇宙万物为认知对象的、包括物质和它形成的思想观念的世界，人还有一个心灵世界，它同样是无限的，与外在的无限世界又是相通的。意识到这两个无限的世界，是人和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也是人类能够发展出文化的根据；如果否认这两个无限世界，就否认了人类自身，剩下的只是动物的人了。

回顾自己的一生，从 23岁到63岁的40年里，我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空气中呼吸、生活的：吮吸着一个社会主义的空奶头，被迫放弃社会理想，放弃思想自由，放弃文化道德，放弃人间的爱和人与人之间的关怀，放弃赤子之心，放弃精神世界，这样才能指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作毛泽东思想统治下的子民。

现在中国执政当局又宣传说要“建立和谐社会”。马克思主义本来宣称，资本主义社会孕育了阶级斗争，引起无产阶级革命，革命的前途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8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旗号下起家的。建国後划分人民与敌人的6项标准之一就是“是否拥护社会主义”。经过一百年，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一面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一面又大力宣传要“建立和谐社会”，却还要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以此作为是否拥护共产党的标准之一。这不是反马克思主义吗？这不是践踏人的理性吗？但如再深入一步想一下，这正是毛泽东推行秦始皇思想和马克思思想结合的一个典型实例。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帝建立起专制统治；始皇帝死後，二世时，赵高指鹿为马，朝臣凡指鹿为鹿者都被暗害。秦二世指鹿为马，并不是要考验群臣的理性思维能力有多高，而是要考验群臣是否已经放弃理性、放弃独立思考，当驯服的奴隶。专制统治所考虑的并不是怎样根据理性来认识世界，而是怎样摧毁人民的独立思考，以践踏理性来巩固专制统治。老百姓要想活下去，就要放弃理性，放弃思想。指鹿为马，是为了强迫人民放弃理性，甘当奴隶；久而久之，也就成为不思想、只会喊“万岁”的奴隶了。

今日中国的现实是否也正在朝这方向发展呢？过去压低国营企业工人的工资，据说是因为年老退休後有终生的福利、有公费医疗、有子女免费教育，现在呢？中国农民本来地少，土地改革运动中声称，分配土地给农民是“土地还家”；後来推行农村的“人民公社化”，农民只能“集体”拥有土地。邓小平上台，重新把土地分给农民；现在政府则强迫征购农民的土地。过去说，新中国人人有工作，现在是工人下岗、农民进城当民工，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过去讲，新中国的政府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现在，有人计算，每18个老百姓就要供养一个骑在他们头上的贪官污吏，政府官员大批卷入了腐败。在此情形下，“和谐社会”由何说起？或许正因为如此，才要用虚伪来掩盖真实，其结果就是官方制造假象来掩盖真相。

有些好心人叹息，中国当前的社会风气不好，到处都是“假大空”。其实，这是当权集团“身教言教”的结果，人民大众被这股“风”吹得东倒西歪，只有学样，以求生存。社会风气是被政治制度决定了的，在这样的社会里，不仅任何事业都不可能做好，人民大众也被带坏了；不仅危害现在，也通过教育、社会、家庭而到处蔓延，贻害後代。

在“假大空”的社会风气下，各级学校努力培养学生脱离实际，还训练学生放弃理性思考、放弃道德意识，只要学会生活技能、学会赚钱；教育事业成了危害社会、危害後代的场所。在这样的社会里，也很难产生好的诗人、好的诗歌，好的艺术家、好的艺术作品，只能产生一些“玩”诗歌、“玩”艺术的“玩家”，因为诗人、诗歌、艺术首先要求人的真诚。弥漫着“假大空”风气的社会同样很难培养出好的科学家、好的学术工作者，却很容易培养出一批科学、学术领域的“玩家”，因为科学和学术工作首先要求人有“求真”的精神，人自身如果是“假大空”，怎能培养出“求真”的人，做出 “求真”的事情呢？

1987年我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写文章，冒昧对邓小平强调“生产力是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准”提出了质疑。一个社会，能制造什么产品，固然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准之一，但一切物质产品都是人造出来的，一个社会产生出什么样的人，至少和它能生产什么样的物质产品同等重要。连最强调经济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也承认，在生产力诸因素中，最活跃的是人这个因素。其实，自从“反右”、尤其是“文革”以後，人们已经懂得，国家大政是决不容书生置喙的；做事所求，只是自己良心平安。当时，也并未预见到一个错误的理论在短短20年里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後果。经过20年实践，现在人们是否就愿意承认一个“大人物”的见解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功过，或许还要适当拍一拍活人、死人的马屁，为等候权贵“表态”而继续呆等下去，还要为政治人物“付学费”，也为自己和後代“付学费”？那就要由五色缤纷的历史自身去显示了。

炼狱是一个漫长的旅程，如果把历史的炼狱切成片段，其中既有喜剧，也有悲剧。喜欢看喜剧的人，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把历史说成一条“金光大道”；喜欢看悲剧的人，也可以把今日的中国看作正在下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从古到今，大致如此。